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论文

导语：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论文一文来源于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若需要原创文章可咨询客服老师，欢迎参考。

产业层面，是指以制造流行产品为主，或直接参与生产流行产品的文化产业，包括影视、音乐、出版、服饰、美容等文化产业。这些产业的产品绝大多数是非耐用品，受到时风变化的强烈影响，流行与否是产品能否售出的主要因素。比如最近5年来，在中国大陆青少年中流行的影视作品有《东京爱情故事》等日韩剧、《蜡笔小新》等卡通片、《不见不散》等贺岁电影、《大话西游》等“无厘头”电影，以及《还珠格格》、《流星花园》等偶像剧。

话语层面，是指某一时期在青少年群体中广泛流行的语汇。流行话语并不像前两者具有物质载体，但却直接反映了流行品背后的意识形态。“酷”这一流行词语以及随后的HIGH、IN等流行形容词，集中反映了青少年流行文化的指向。对这些词汇的解读，是探寻当前青少年观念心态的一把钥匙。另一类流行话语则是某一时期在青少年群体中新出现的高频词。如“2001年中国青年十大流行语”的网上评选活动所选出的“十大流行语”排行结果是：(1)9.11；(2)本·拉登；(3)申奥成功；(4)入世；(5)WTO；(6)“翠花，上酸菜”；(7)出线；(8)QQ；(9)反恐；(10)Flash。(《中国青年报》2002年5月6日)其中有(6)、(8)、(10)三项属于青少年流行话语。这些词汇为当年的流行事物留下了社会语言学意义上的档案。

对于流行文化这一研究对象，我们所能进行的无非是跨时间的纵向比较和跨地区的横向比较。跨地区的流行文化比较虽然很有研究价值，但却存在一定的技术难度，比如中日两国青少年流行文化比较研究。目前我们只能进行前一种跨时比较。对比1997年以前我国青少年中曾经出现的流行文化现象，我们归纳了近年来我国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的以下六个特点。

技术特点——依托网络、电脑、手机的流行文化现象

发达的技术本身并不能够产生流行，但却会迅速地被流行品所吸收。如果问起最近5年流行文化的变化，当代中国青少年感触最深的恐怕就是高科技产品所带来的新鲜与惊奇。其中，声像技术和通讯技术大大丰富了流行文化的物质载体。

多媒体和印刷技术的发达、电脑和VCD的普及、超大纯平显示器的出现、动画制作工艺的日益精良等等，都极大地增强了各种传媒的声像效果。这些新出现的声像技术强化了人们的视听感受，对诉诸感官刺激的流行文化贡献良多。

[据团中央宣传部、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与对策研究”课题组于2002年6-7月，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西安、昆明及3个地级市、3个县城，对12所大学、21所中学的2710位大中学生的问卷调查(以下简称“课题组调查”)，被调查的青少年“个人拥有或可以自由支配使用”的电子物品(比例)为：收音机/随身听(75.9%)，电视机(59.6%)，录音机(50.5%)，电脑(45.0%)，照相机(37.5%)，VCD机(35.7%)，手机(31.9%)，CD机(26.6%)，电子游戏机(26.1%)，组合音响(24.4%)，录像机(23.3%)，传呼机(20.8%)，DVD机(11.8%)，MP3机(7.4%)。]

毫不奇怪，声像技术首先被用于为青少年流行文化中的“色情”与“暴力”添彩。电视广告、影视作品和报刊出版物中的“美女”形象频繁出现，且精益求精，极尽“美容”之能事，以致于一位社会学者以“美女轰炸”来指称这种现象。“暴力”是能带给人们快感的另一途径。一度在中国大陆青少年中风靡一时的《黑客帝国》，以黑色的“酷”感将“暴力美学”发挥到了极致。而“星际争霸”、“反恐精英”等流行的电子、网络游戏，则让热衷其中的青少年们感受到使用“虚拟暴力”的兴奋。

[“课题组调查”显示，被调查的青少年中，有84.6%的人上过网，其中51.6%的人玩过“网络游戏”；在“上网”玩游戏的人中，有44.7%的人主要玩有一定“暴力倾向”的“即时战略”类游戏(如“星际争霸”、“帝国时代”等)和“第一人称射击”类游戏(如“三角洲”、“CS”等)。]

改变流行文化的另一因素是通讯技术的飞速进步，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互联网和移动电话的普及。2002年初，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统计，中国大陆地区上网人数达到2250万，其中35岁以下的占了83.84%，18岁到24岁的最多；同年中国移动电话用户数更是达到1.714亿户的规模。前者是网络聊天、BBS、网络社区、网络游戏等流行文化的技术基础，而手机的广泛使用则推动了硬件方面手机款式的变换和软件方面短信息文化的出现。

[“课题组调查”显示，被调查的“上网”青少年中，有44.6%的人“上网”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找人聊天”，“上网”聊过天的人占82.1%，通过聊天室、QQ、BBS、虚拟社区等途径与人聊天的人占95.2%。]

发达的网络通讯技术不仅带来新的电子交流方式，同时也为流行资讯提供了新的强大的传播工具，甚至网络本身就可以完成一次“流行”的全部过程。以《第一次亲密接触》为代表的一部分“网络文学”，就经历了一次由网络到出版到影视(兼有话剧等文艺形式)的流行过程。网络社区和网络聊天的繁荣则促成了新一套的流行话语，并渗透到日常生活中。“2001年中国青年十大流行语”中与流行文化相关的“翠花，上酸菜”、

【摘要题】和Flash，都与网络有直接联系。

[“课题组调查”显示，对于近两年最为流行的词语，被调查的青少年所选择的(限选10个)前10位词语中，有6个词语与网络流行文化有关，并分别排在1-6位：美眉(58.5%)，QQ(45.8%)，翠花，上酸菜(42.2%)，网虫(41.6%)，伊妹儿(41.1%)，网恋(40.8%)；有69.2%的人平时说话或写东西时，使用过这类流行语。]

技术的发展也并不只是被动地让人们接受信息，平面制作技术、网页制作技术、Flash动画等等，喜欢艺术的普通人借之也能够获得某种表现力，并相应地形成了以该种技术为依托的流行文化。而手机短信作为双向互动式的流行文化，则在更大范围内受到青少年的欢迎。2001年，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发送的短信总量达159亿条，联通也达到30亿条，中国1.7亿手机用户平均每3天发送1条短信。由于短信发送的技术要求，每条只能发送160个英文字符，或者70个中文字符的内容。这种通信技术特点促成了短消息快捷、短促和简单的快餐式文化特征。

阶层特点——“小资”、“新人类”、“小众化”

圈子的亚文化

中国青少年流行文化在最近5年出现的一大变化是阶层分化。作为社会分层在青少年群体中的反映，处于不同阶层的青少年开始形成各自流行的“亚文化”。

“小资”这一流行话语关键词，集中体现了青年阶层化的趋势。这个曾经被主流意识形态大加批判的历史词汇，被赋予了某种新的文化意义。那些在中国城市写字楼里忙碌的“白领青年”们在“小资”的旗帜下，找到了归属感和身份定位。“小资”这一城市主流消费群体的出现，带动了酒吧、健身、美容等流行文化的蓬勃发展。他们的经济收入和社交场所决定了其欣赏品位：典雅、精致、舒适、绅士化、不落俗套，还有一点点“多愁善感”。将“小资”看作形容词而不是名词，可能更容易帮助我们理解流行话语。事实上，它在日常生活中作为形容词出现的频率也更高，比如说“你很小资”，但很少有人直接问“你是个小资吧?”

[“课题组调查”显示，被调查的青少年中，有18.9%的人认为“小资”是近两年最为流行的词语之一。]

“新人类”是中国大陆这一时期的另一流行话语关键词。与之相关的是“新新人类”、“新某族”等一类称谓。比起“小资”来，“新人类”所指称的群体外延不明，其流行文化也很不容易把握，但似乎都具有这样一些价值指向：年轻、新潮、前卫、刺激、暴露、狂野、奢侈和叛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新人类”在精神上或许将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反文化运动”视为前辈，但在物质上绝对与当年的批判资本主义的精神背道而驰。在《新周刊》进行的一项对“80年代出生者”和他们的父母“买东西时最看中的因素”的调查中，所给出的选项有：品牌、质量、款式、价格和其他。其中“孩子”更看中“款式”(占49.1%)，父母更看中“质量”(占57.9%)。对款式的强烈追求，表明了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新人类”消费的炫耀性特征。这种炫耀性不在于与富豪们的财富相比，而在于对自己的品味的展示，在于对自己不甘落后于时尚潮流的追求能力的展示。

[“课题组调查”显示，对于“穿名牌衣服的目的”，被调查的青少年中，有4.2%的人认为“主要是为了穿给别人看，以免被人瞧不起”，有19.0%的人认为“主要是为了自己心里感到愉快”，有20.7%的人认为“既是为了给别人看，同时也为了自己心里感到愉快”，有36.8%的人认为“名牌就是质量好、耐穿，同时也有面子”，4项合计占80.7%。]

“小资”与“新人类”占据了太多的媒体目光，以致于我们对其他阶层中的青少年流行文化所知不详。比如城市“民工”青年、“蓝领”工人的流行文化取向如何?是否受到城市“白领青年”的文化取向的影响?回答这样一些问题有待于更进一步的研究。

与阶层化相伴的另一现象是流行文化的“小众化”趋势。阶层化将社会金字塔纵向切割为一些层级，“小众化”则将某一层级再横向细分为许多板块。典型的“小众化”板块，比如“摇滚发烧友”、“欧洲电影俱乐部”、“DV摄影爱好者”等等，围绕这些流行文化形成一个个“小圈子”，他们有各自的活动地点和交流模式，构成了多元化的文化景观。各个板块之间互有重叠，其互动关系也很复杂。这些青少年流行文化的“小众化”板块，虽然人数并不庞大，但却是更大范围内的大众流行文化策源地。比如20世纪80年代一些混迹于北京“摇滚小圈子”里的人物，后来成了家喻户晓的流行歌手。类似于营销理论研究中的“市场细分”，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研究也应当对“小众化”的“亚文化”进行细致的分类和考察。

地域特点——“韩流来袭”、京沪流行文化的退与进

当前我国的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依然摆脱不掉“后殖民时代”的背景。如果我们不考虑“后殖民”这一词汇所具有的帝国主义色彩，而将它定义为某一地区对另一地区的“文化输出”或“文化输入”，那么它就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这层含义——正如一位青年作者所描述的那样：“我们像港台明显那样说话，像韩国明星那样打扮，做出欧美明显的表情，像日剧那样恋爱。”

[“课题组调查”显示，被调查的青少年中，有50.0%的人承认有过特别喜欢、崇拜某个“明星”的经历；有34.5%的人承认自己正在崇拜某个“明星”，其中正在崇拜外国“明星”的人占28.8%、港台“明星”的占31.6%、大陆“明星”的只占6.2%、三者都有的占33.4%，正在崇拜影视界“明星”的人占37.2%、体育界“明星”的占23.3%、两者都有的占39.4%，正在崇拜活着的“明星”的人占68.3%。]

同1978年以后的其他时段一样，欧美和港台依然是中国大陆青少年流行文化最重要的策源地。近5年所出现的新现象是“东洋”流行文化的狂飙突进。日、韩流行文化以彩妆、影视剧、劲舞表演等形式在中国城市青少年之中迅速风靡，以致有人惊呼“韩流来袭”。

对中国大陆引进的日、韩的流行文化元素需要区别分析。虽然仍有争议，但“彩发”至少被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反映了东亚国家青少年的“后殖民”心态，否则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在中、日、韩三国尽管染发可选择的颜色多样，但绝大多数都以黄色为主。与此相反，日、韩剧中表现出的家庭亲情和生活气息，则反映了东亚国家重视人际情感的文化伦理。而NRG、H.O.T等劲歌热舞组合，则同欧美的摇滚乐队无异，都是以强烈迅猛的声色效果，冲击青少年的视听感受。

[“课题组调查”显示，被调查的青少年中，有31.0%的人认为“哈日/哈韩”是近两年最为流行的词语之一。]

与此同时，港台流行文化在内地青少年流行文化中的影响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尽管依然保持魅力，但早期的那种地域神秘感有所淡化，甚至消失了。“97回归”，结束了一个内地青少年唯“港式”流行文化为时尚的漫长时代，越来越多的流行产品由两岸、三地的创作者联手推出。

在欧美、日韩、港台作为中国大陆青少年流行文化“三大策源地”的格局下，京、沪两地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所发生的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当前内地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的另一地域特征：一方面中国大陆城市流行文化的既有传播路线：“欧美——日韩——港台——广东——内地”依然发挥作用；另一方面新的传播路线也逐渐形成，并在中国“入世”后有逐渐与前者形成分庭抗礼的势头——这就是东、西洋的外来流行文化直接经由京、沪两地向内地扩散的趋势。与此相伴，一些迹象已显示出：广东作为南方流行文化中转站的衰落，如早年曾经称雄广州歌坛的音乐人纷纷北上，另求发展。

[“课题组调查”大城市分组统计显示，当问及“您的同学中有没有特别喜欢、崇拜某个‘明星’的人”，被调查的青少年回答“有”的比例分别是：上海为83.7%，北京为80.5%，广州为71.7%；当问及“您的同学中是否有喜欢、崇拜某个‘明星’到了疯狂的程度”，被调查的青少年回答“有”的比例分别是：北京为40.5%，上海为31.6%，广州为19.9%。

“课题组调查”大城市分组统计显示，对于模仿“明星”、或“与名人对话”这一类电视节目，被调查的青少年回答“经常收看”的人北京占15.6%、上海占14.9%、广州占11.3%；对于“明星”的照片、签名、资料等，被调查的青少年回答“经常收集”的人北京占24.4%、上海占22.1%、广州占13.5%。]

北京和上海在本土的流行文化生产方面出现了有退、有进的变化。2000年初爆发的“王朔、金庸之争”，表露出20世纪90年代初风行一时的“新京味文化”在历经10年后的势微。王朔在著名的《我看金庸》一文最后写道：“这些年来，四大天王，成龙电影，琼瑶电视剧和金庸小说，可说是四大俗。并不是我不俗，只是不是这么个俗法。我们有过自己的趣味，也有四大支柱：新时期文学，摇滚，北京电影学院的几代师生和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10年。创作现在都萎缩了，在流行趣味上可说是全盘沦陷。”有论者认为，这件事的真正意义实际上正是中国大陆通俗文化的代言人向港台通俗文化的代言人，第一次站在对等条件上进行的一次象征性的挑战。其实质反映了双方在市场配额、势力范围方面的摩擦与冲突。这的确是一次象征性的挑战，但并非对等的。“北派”已经全面溃退，冯小刚的贺岁电影是以王朔为代表的“新京味”文化的最后挣扎。

上海则在不到10年的时间完成浦东开发之后，迅速恢复了它60年多前的流行文化记忆，一股“怀旧”风尘借着各种形式，提醒着人们它曾经有过的风流和繁华。张爱玲、王安忆和陈丹燕等女作家以个性的视角和细腻的笔触，为全中国的“小资”们提供了足够的“怀旧”想象的空间。而一批上海“新锐作家”、“美女作家”的作品，则让正在现代化和尚未现代化的中国人，强烈感受到已经现代化的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消费场所和跨国资本所在地的身份。这个中国“小资”的最大聚居地，即使在流行文化生产方面建树不多，也是最大的消费者。尽管一些流行品(如偶像剧《浪漫樱花》)的制作基地转移到了上海，但这座城市想要恢复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化产业中心的地位，仍有待文化政策的放宽，以及在沪文艺工作者的努力。

生产特点——流行文化的产业化，及产业间的相互渗透

勿容质疑，流行文化已成为一种产业。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初，她还像个羞涩的小姑娘与市场眉来眼去，那么近5年来她同市场已经结成了一对情投意合的伴侣。正如音乐评论家金兆钧所言：“流行音乐仰仗着它自身的特质和它借以生存的市场之手顽强地向上生长。它在市场经济加都市化的大潮中如鱼得水，虽然仍是人微言轻，但已隐隐然将一张拥有巨大潜能的无烟工业的蓝图悬挂在空中。”除了流行音乐，影视、出版、服饰、美容等流行文化产业在中国大陆的这一时期已经走向成熟，形成从制作、推广到传播的一整套市场化机制，只是出于政治的考虑，有关管理部门对于还将渴望染指的资本排除在某些禁区之外。

产业化促成了流行文化完全的商业化，原生的民间性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只是在“小众化”圈子和新生的网络空间存在着，商人们则时刻以资本的意志利用和改造着青少年流行文化。一旦某一事物由于偶发性的因素进入流行，制造该流行品的生产线就会开足马力，再被商人们以老练的娱乐营销手段迅速推向市场。越来越多的情况则是生产商直接“制造流行”。1957年英国画家理查德·汉弥尔顿对当时流行文化的特征总结道：“普及的，短暂的，低廉的，大批量生产的，年轻人的，浮夸的，性感的，骗人的玩意儿，有魅力的，大企业式的。”不难感觉到，我们正在进入这样的时代。

最近5年内，出现了不同流行文化产业相互渗透的趋势，最为明显的是出版业与影视业的双向互动。显然，进入流行品市场的资本不愿放弃任何可以谋利的机会，如果有一道流行大餐出现，各个行业都希望从中分得一块蛋糕。围绕着一种流行主产品会产生许多副产品，从而形成一个个流行产品的组合。《泰坦尼克》和《流星花园》是最具代表性的两个生猛个案。这两部影视片带动了VCD、卡带、画册、图书、“文化衫”、海报招贴画等一系列流行品。有时副产品的出现甚至会早于主产品，如2002年夏季“E.T.文化衫”的出现甚至早于影片《克隆人的入侵》。

产业化最终使资本的力量通过市场机制，将流行文化纳入了生产线式的商业流程。这无疑加速了流行文化的扩散和传播，同时也使流行品的流行周期缩短——这可能并不是因为人们已经厌倦了原先的流行品，而是因为流行文化产业内激烈的竞争和资本加速循环的需要。于是就有了娱乐界“新人辈出”、出版界“新作不断”、服装界“新款轮番上市”的现象。

青少年流行文化的产业化，同时也制造了现代市场经济社会所需要的意识形态——消费主义。这种意识形态帮助工业社会，完成其扩大再生产的全部过程。对此，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一书有过精彩的批判和分析。最近5年“消费主义”的出现，是以中国青年中部分群体迅速上升的购买力为背景的。变革中的当代中国社会重新培养了新的中产阶层，他们成为流行品消费的主力人群。另外，国家法定休闲时间的进一步增加，也为流行品市场的繁荣增加了助力。

[“课题组调查”显示，被调查的青少年中，每月的零花钱有1-50元的人占23.7%，51-100元的占18.2%，101-200元的占15.0%，201-300元的占8.7%，4项合计占65.6%。

“课题组调查”显示，被调查的青少年中，得到2002年春节“压岁钱”101-300元的人占13.5%，301-500元的占12.3%，501-800元的占12.2%，801-1000元的占12.2%，1000元以上的18.8%，5项合计占69.0%；“压岁钱”全部由自己支配的人占50.5%。]

心理特点——时尚、幼稚和怀旧

正如没有人料到，在大红大紫的1997年，大街小巷传唱的竟是一首表达无奈心绪的《心太软》，流行文化背后的爆发原因殊难把握。流行文化的生产过程可以被产业化，然而流行什么，并不完全由商人说了算。社会心理学为我们探寻流行文化背后的爆发原因提供了一种视角。下面我们尝试着分析近5年来，较具代表性的三种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背后的心理特征：时尚、幼稚和怀旧。

从汉语语源看，“时尚”就是“时风所尚”，与“流行”一词的定义雷同。但“时尚”又与“流行”有重要的区别。“时尚”具有前卫性、区别性和消费性特征，这是大范围的流行文化所不具备的。“时尚”往往是引领流行潮流的群体所崇尚的品位和风格，这是其前卫性；追求时尚的心理有意与社会其他群体区别开来，遵循着“人无我有”的原则，这是其区别性；时尚物品往往是短期的、阶段性的产品，因而也就具有消费性。

“时尚”与“流行”具有共生和互斥的双重关系。在某一物品由时尚走向更大范围的流行时，同时也会成为时尚所扬弃的对象。在爆得大名之前，王家卫的影片很受到一些“小资”青年的喜爱，而《花样年华》迅速走红之后，王本人从一个有些另类的香港导演，成为大众娱乐界的明星人物，其作品也就显得不够那么“小资”了，再谈王家卫，已经有媚俗的嫌疑。时尚心理对青少年流行文化的影响，可以与阶层化的特征结合起来分析。

“幼稚”是当前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中一种看似反常的心理特征。相关的现象之一是《蜡笔小新》、《樱桃小丸子》等一批日本卡通片畅销一时，各大购物网站都将其放到了推荐排行榜上。奇怪的是，这些动画片不仅受到少年儿童的欢迎，也在已经成人的青年中具有相当大的市场。现象之二是《射雕英雄传》、《丁丁历险记》、蔡琴歌曲等20世纪80年代的流行品，也在各大音像店长期热卖。这些流行品帮助今天的中国青年，回忆起他们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最爱。

不能否认这些流行品本身所具有的艺术魅力，但它们之所以能够流行，仅靠艺术魅力还不够。支持这些流行品市场的是青年人中一种“不愿长大”的社会心态，他们刻意地去回避矛盾，希望退缩到从前安宁的状态中。其背后则表达了部分青少年对这个急速变化的世界的迷惘、无奈和不知所措。“幼稚”和回忆多少可以帮助他们暂时忘掉这一切，陶醉于想象之中与童年的记忆。网上一位作者评论道：“成人世界借助漫画与卡通，缓解了现实的紧张和焦虑。他们的心被想象力的温暖包围着。于是，你可以不长大、不挣钱、不要老婆，也不考虑未来。你可以尽情地在戏谑和游戏中快乐地生活着，和那些猫猫狗狗一样，单纯而愉快地观望世界。”

《老照片》等“怀旧”流行风潮貌似回忆，其实是对历史的想象。“怀旧”这一主题彰显了这一时期中国青年的“世纪末情结”。这些生长于改革开放时代的人们，对20世纪的中国历史精心筛选后将片段放大，尽管变形也在所不惜。“怀旧”流行品的主流是上个世纪民国时代中国城市的流风余韵，如20年代的“京华春梦”、30年代的“金陵春梦”和40年代的“海上花”。尽管春梦了无痕，“小资”们还是陶醉在自己幻想的凄凉、美丽的沧桑感中，并在那些梦幻般的历史碎片中找到了往日的自己，从而完成了一次身份定位。他们一边可以端坐在万航渡路上的百乐门舞厅里，捕捉旧世纪30年代的莺歌燕舞；也可以徜徉在90年代的淮海路上，感受时髦女郎追赶流行的脚步。而20世纪那些宏大的历史主题，如民族存亡、文化启蒙、民主革命则被有意无意地遗忘了。

并不是所有的青年都喜欢“怀旧”。“新人类”就无旧可怀，他们的眼光总是指向最新鲜的事物。而对于那些还在为生存挣扎的年轻人来说，“怀旧”真是一种奢侈而荒唐的行为。

意识形态特点——市场经济社会的“消费主义”与思潮的多元化

[“课题组调查”显示，对于“只要我喜欢，价格再贵的东西我都会想办法买下来”这一观点，被调查的青少年中，有6.7%的人表示“完全同意”，有17.3%的人表示“比较同意”，有28.0%的人表示“一般”(无所谓)，3项合计占52%。]

与20年前邓丽君歌曲对坚冰一块的意识形态的突破相对比，今天的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更多地体现了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其政治色彩已经大为淡化，“消费主义”已经成为今天市场经济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一些研究表明，消费意识在新一代青少年的意识结构中，正在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他们的购买行为已经再清楚不过地体现了其消费举动背后所暗含着的意念。一份时尚刊物口号式的广告词，清楚、简洁地表达了这一时期“消费主义”的生活态度：

新新MM(美眉)新进化论——

MM比真理可爱

社会要中兴，消费是中心

快乐无罪，花钱有理

好好时尚，天天向上

生活是一种消费，时尚是一场恋爱

爱消费，不要浪费

要资讯，你不要太逊

右手拼命工作，左手拼命刷卡

大脑指挥赚钱，小脑指挥花钱

眼睛想旅行，鼻子要恋爱，舌头想跳舞……

打折比率决定我们的智商高低，消费地图组成我们的大脑沟回

我们零储蓄，我们零压力，我们与快乐——零距离……

地球绕着太阳转，我们绕着MM转

美眉第二期即将出街，随刊附送超值快乐大礼包!

[“课题组调查”显示，当问及“在日常生活中花钱时，您首先想到的是(什么)”时，被调查的青少年中，有33.1%的人回答“人是最重要的，钱该花就花”，有12.7%的人回答“几乎什么都不想”，有4.1%的人回答“钱是身外之物，不花白不花”，3项合计占49.9%。]

“消费主义”之外，今天的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还表现出多元化的意识形态特征。一位作家在描述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青年时，曾用了“众生喧哗”一词。以下列举近年来在流行文化中有所表现的几种思潮。

1996年以后，以《中国可以说不》为代表的“民族主义”情绪在青年中涌动，而1999年的“5.8事件”更是激起了富有“民族主义”含义的文化产品的流行，比如印有“打倒北约”的“文化衫”和一款根据朝鲜战争改编的国产电子游戏。

“左派”思想也以新的面孔在流行文化领域找到了一席之地。2000年5月，北京音乐人张广天以他执导的《切·格瓦拉》一剧叫响京城，剧中再现的革命语言和红色大旗让观众惊诧不已。不久，北京街头就经常可见印有格瓦拉头像的“文化衫”。

2001年5月，香港喜剧影星周星驰在北京大学露面，被视为一个标志性的文化事件。周和他代表的“无厘头”电影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风行内地，其中《大话西游》一片的台词甚至成为一整套青年流行话语，构成了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流行文化景观之一。“无厘头电影”以其强大的解构功能，瓦解了现实生活的种种“意义”，使处于“青春期”焦虑中的青少年在纷繁复杂的世相中得到释放和缓解，同时也表达了一种“犬儒主义”的人生态度。同一时期的作家石康、皮皮等人“NO小说”的流行，也多少反映了同样的心态。

与“犬儒主义”相对照，《上海宝贝》、《糖》等“美女作家”的流行读物，则反映了颓废、自恋的“享乐主义”情绪。随手一翻就不难发现，这类小说中堆叠着大量名牌日用消费品的名词，主人公出没于高档商场、饭店、酒吧和迪厅，穿插进行着派对、吸毒和放纵的性行为。同一时期描写深圳城市生活的小说《我的生活与你无关》，同样让人感受到“享乐主义”的腐败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