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概念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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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当今杂文的风格特点使其比其它文体更能担当起舆论监督和思想引导的重任，杂文应当在社会文明和政治文明中发挥其作用。长期以来人们把杂文归属于文学类，但现今的文学已不断地回到文学本身即独立于国家、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等公共领域之外，走进一个私人的、纯粹的、自足的美学空间，已明显与杂文分道扬镖。

在搜索阅读分析了大量杂文之后，发现杂文与文学在本质特征、创作过程的思维方式、当今的发展规律、当今的发展方向和归属，以及杂文作品与文学作品在题材、形式、表现手法、创作动机和实现功利目的等方面都不同。因此证实了杂文不属于文学，并对杂文的概念和归属作一个新的探索。

杂文就是进行社会批判、文明批判、政治批判的思想政论性文章，批判精神是杂文的灵魂，政治是杂文的归宿，其形式、风格、语体、文体等不拘一格、灵活多样，一般篇幅短小精悍（不排除有较长篇幅出现），以分析、思辨、论理及一切能说明问题的方法手段去揭露事实、揭示问题的实质和阐明作者的思想观点或政治主张。舆论监督和思想引导是其重要的功能和历史使命。杂文应该独立门户，自成一类。这对杂文完成新世纪历史使命具有深远意义。

关健词：杂文、归属、界定

一、引言

概念，是人类经社会实践对客观事物的本质特征和客观规律的理性认识，是从感性认识经过抽象概括而获得的结果，所以任何一个概念都必须具备科学性，并在实践中再度接受检验。只有能经受实践检验并能科学指导社会实践的概念，才称得起科学的概念。旧的概念总是随着人类认识的科学化而不断得到补充、修正和完善，使某一概念经重新界定而日臻科学和完美起来。

杂文这一概念产生之后，影响面广，但其内涵却始终没有科学、统一的权威界定，可以说是众说纷纭。本文对80年代以来的杂文大量阅读和分析，试图对杂文的概念及其归属作个比较明确的界定。

二、杂文概念的种种界定及归属

杂文的概念及其归属众说纷纭，大致分为以下几种：

1、属于文学中的散文类。这类分法占绝大多数。如

（1）《文学概论自学辅导》（第135页）[1]把文学作品分为小说、诗、散文、戏剧四类，则明确把杂文归到散文。摘录如下：

“杂文：文艺性的论文，属于散文的一种，以抒情与政论相结合，不拘一格，迅速反映生活事变和人们思想感情为特点，熔逻辑力量与战斗激情于一体，把精辟论述寓于形象之中。以短小、精悍、明快、锋利见长，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尖锐的战斗性和充分的艺术说服力。在中国文学史上，历代许多具有进步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的古文，多是著名的杂文作品。在现代，由于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作家的提倡和实践，杂文成为揭露敌人、打击敌人的极为犀利的投枪和匕首，也是批评人民内部不良倾向的武器。杂文主要用于讽刺和暴露，亦可用来赞颂新思想、新品格、新风貌。”

（2）《20世纪中国杂文史》[2]（第5页）：

“杂文是以议论和批评为主的杂体文学散文；杂文以广泛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为主要内容，一般以假恶丑的揭露和批判来肯定和赞美真善美；杂文格式笔法丰富多样，短小灵活，艺术上要求议论和批评的理趣性、抒情性和形象性，有较鲜明的讽刺和幽默的喜剧色彩。”

（3）《新华词典·2001年修订版》[3]：

“杂文，散文的一种，是以议论为主，夹以叙事、抒情的文艺性论文。以短小精悍、明快锋利见长，样式较多，如随笔、杂感、杂谈、笔记等。”

（4）《辞海》[4]：

“杂文，散文的一种，是随感式的杂体文章。一般以短小活泼、犀利为其特点。内容无所不包，格式丰富多样，有杂感、杂谈、短评、随笔、札记等。中国自战国以来诸子百家的著述中多有这类文章。“五四”以后，经鲁迅等人努力，成为一种直接而迅速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活或表现作者思想观点的文艺性论文，它以思想性、论战性见长；艺术上言辞机警、行文情感饱满，常借助形象比喻来议论人或事，有强烈的震撼力。”

（5）《现代汉语词典》和《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5]：

“杂文，现代散文的一种，不拘泥于某一种形式，偏重议论，也可以叙事。”

2、属于文学类，但不属于散文。如：

（1）《中国杂文史》[6]（第8页）：

“杂文，是和小说、戏剧、诗歌、散文一起登入文学大雅之堂的一种文学样式。可以说是一种边缘文学。”

（2）刘锡庆《艺术散文：当代散文走向的审美规范》[7]：

“报告文学、史传文学和杂文、随笔，应从散文‘母体’中分离出去，‘自立门户’予以独立。新的‘文学分类’可采用十分法：诗歌；小说；戏剧文学；影视文学；报告文学；史传文学；杂文、随笔；艺术散文；民族、民间文学；儿童文学。”

（3）著名杂文编辑兼评论家刘成信的《杂文是什么》[8]：“简言之，（杂文）具有艺术性的短篇批判、讽剌文学作品，但又不是小说、散文。”

3、属于“交叉型”文学体裁。

（1）《文学概论》[9]把杂文和报告文学都归于“交叉”型文学，亦称“边缘”型文学体裁，即具有文学属性，又具有非文学属性。（见P86、P87）

“杂文是一种既有政论的性质，又有文学的特点的‘交叉’型文学样式。”

4、属于“文艺性议论文”

（1）《现代汉语规范词典》[10]对“杂文”定义如下：

“杂文，以议论为主，夹以叙事、抒情的文艺性议论文，特点是能迅速反映社会问题，生动活泼、富于战斗性。”

……

对杂文概念的种种界定，虽在内容上众说纷纭，各有侧重，但有关杂文的归属方面，大部分人都一致认为杂文归类于文学体裁，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杂文具有文艺性或文学性！导致教育领域也是把这一观点灌输给学生，导致全社会都接受这一杂文概念而产生许多错误认识与混乱发生。三、杂文归属于文学的界定所产生的后果

（一）、扼杀杂文，摧使杂文走向衰亡和异化

由于文学现正不断回到文学本身，即独立于国家、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等公共领域之外，走进一个私人的、纯粹的、自足的美学空间[11]。假如杂文也回到文学本身，那么杂文将被扼杀掉了，且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假若委曲求全地生存，也必然走向异化。（后文将作详细论述）

（二）、发生时评是否会取代杂文之争[12]

杂文本不属于文学。既然杂文要起“针贬时弊”的作用，那么就决定杂文必然与“时弊”紧密相连，与“时弊”共存亡。所以必然要走进大量“时事”的载体——新闻媒体。新闻只是客观事物的报道（假新闻另当别论），本身不具评判性，需要以评判、分析、论理见长的杂文去为人们分析评判其利弊、好劣、发生原因、后果影响等。

所以，杂文走向新闻实属必然，是政治言论放宽后，杂文担当起舆论监督和思想引导使命的大势所趋和众望所归。然而长期以来，都认为杂文属于文学，当见到杂文站在新闻中，打死也不肯承认杂文走进新闻了，于是引用“时评”一词，强行与杂文区分开来。“时评”当然地越来越多，越来越受关注，于是发出时评是否会取代杂文之争。其实时评是杂文担当这种使命的另一种叫法，为什么不承认它们是同一样东西呢？就如一个人指着镜中的自己发问：“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怎么这么象我？会不会把我取代掉？”

持“时评与杂文分开”观点者大多指责时评直白、求快、量多，艺术性低，没有那么多的“曲笔”，其中为数不少的作品思想肤浅、观念陈旧。

然而，我认为恰恰它的快速直白，不需要太多的“曲笔”，正是社会民主、开放程度提高的体现，人们可以直接、大胆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和评判，不需去转弯抹角用太多的文艺笔法。一言蔽之，不能以文学的眼光要求杂文了。

至于有些作品“思想肤浅、观念陈旧”，我认为这主要是时评版的编辑有意而为之，在发这类稿件时，大多数编辑们颤颤惊惊，唯恐得罪了某些“大人物”，以至自己的职位不保，故采用较为保险的“肤浅、平和”的稿件“投石问路”，而大量“思想深刻、观念创新、言论大胆尖锐”的稿子放到抽屉里去了，致使读者见到的就是如是了。

我坚信，只要政治民主不断地进步，时评编辑不断地去“投石问路”，杂文一定会呈现出越来越高的思想水平。时评实是杂文走向新闻的一种叫法，实属杂文。

（三）、使杂文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不能发挥应有的社会作用

大多数报刊把杂文放到日渐萎缩的副刊文学版，使读者产生这些杂文都是文学虚构而成的错觉，或者认为这都是艺术说法而已，不能给予应有的重视，起不到杂文应该起的社会作用。其实杂文应站到社会生活、新闻评论、思想政治等版面，起到它该起的作用。

（四）、限制了杂文的发展

杂文实属思想政治性文章，其有着广泛的发展空间，可与其它很多领域结合，如：除了走向新闻评论等；还有与经济学等其它学术的杂交，例如著名经济学家何清涟大部分的经济学论著中，融入了杂文的精神与风格，如：《现代化的陷井——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13]、《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14]、《经济学与人类关怀》[15]；从她的学术文章中，我们感受到浓浓的杂文味，那尖锐深刻一针见血而又无懈可击、矛头直击腐败政制的批判力度，足以让人认为她的这些作品就是杂文。然而她本人却不太认可杂文的功能[16]，因为在她的思想中有这样的疑惑：“不是说杂文是文学嘛，你干嘛老跑到学术界‘搬弄’学术成果呢？”可见杂文被框于文学，必难成大器，必难尽其责。

除此，杂文与影视、戏剧“杂交”等等都有待研究探讨。

以上种种不良后果，都是由于杂文概念缺乏科学性，不能概括其本质特征、又不能正确阐明杂文同文学艺术、思想理论的联系与区别所造成的，因此，重新科学界定杂文概念，已成为杂文界刻不容缓和不可推卸的责任。四、杂文并不隶属于文学

把杂文隶属于文学艺术，显然是缺乏科学依据的。杂文的本质是批判性的思想政治文章，而不是文学艺术作品，也不是什么文艺性论文。这就是文学体裁同杂文的本质区别。

（一）、文学与杂文的本质特征不同

1、文学的本质特征

文学，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以语言为手段去塑造形象，再现或表现客观现实，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一种语言艺术，文学运用虚构和想象活动把经过选择的生活经验体现在一定的语言结构之中，以表达人或自己生存方式的某种发现和体验，因此它是一种艺术创造。

在文学作品中，作者的创作动机和思想感情，是借助读者对艺术形象的审美过程所产生的情感感受（如：爱、恨、愁、哀等）来实现的。例如，通过“白毛女”形象的塑造，使读者对地主恶霸充满了恨；朱自清通过“荷塘月色”形象的塑造，使读者感受一种静谧柔和、淡淡的孤独感。在审美过程中，典型形象的艺术感染力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所以塑造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的形象典型，实现审美的突出既是作家追求的目标，又是评价作品重要的标准。文学创作过程中，不允许作家在作品中进行说教。只能将生活真实上升为艺术真实，通过塑造典型的形象，才能完成文学的功利主义目的，即充分发挥出文学的社会功能。

之所以把小说、戏剧、诗歌、散文归类于文学体裁，称为文学的四大样式，就是因为这四大样式都是以语言为手段，去塑造艺术形象来再现、表现客观现实，表达作者思想情感的，因而具备了文学的基本特征。

什么是艺术？艺术就是通过塑造形象反映社会生活（或客观现实），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如绘画、雕塑、建筑、音乐、舞蹈、戏剧、电影等。文学也是以语言为手段，通过塑造形象来反映客观现实和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所以，人们才将文学归类于艺术而称之为“语言艺术”。

2、杂文的本质特征

杂文主要是通过“说理”来表达作者的思想观点的，亦即通过“说理”达到社会批判、文明批判、政治批判的目的。作者就某一（类）事物、或思想观点意识形态、或某人物言行、或某类客观存在（如社会制度、政治秩序等）进行剖析，阐明自己的爱、憎、赞同、反对、评价等观点看法，并解释这种观点看法的原因和后果。“说理”是杂文的目标和过程。

以下我们来分析一下杂文是如何“说理”的

（1）杂文的常用说理方法

①演绎法：即用作者的思想观点（当然必要时还要解释观点的来源、理由等）去评判、分析事件、某人物的言行、思想意识形态、及存在的各种体制秩序等，从而得出某一独特的观点与看法。

例如：徐怀谦《盛世下的沉思》[17]，作者用这样一个标准（“真正的盛世不仅仅有经济发达、民生殷实这样的经济指标，而且应有一个人文指标，即是否允许每个公民能葆有自己的个性，允许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去衡量历史称为盛世的时代（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因而得出除了唐代外，其它时代都不能称为盛世，特别推论出：对于今天的“盛世”更应借鉴这一观点。同样的还有束学山《“要是国家背叛了她的人民呢”》[18]等。

②层推法：由所发生、所存在的事件生发开来，提出疑问，首先作了较浅的、表面的、大多数人认为的答案，随后又对这个答案产生疑问或质疑，于是再作进一步深入的剖析，这样引导读者深入到问题的根源和实质。如层层剥笋壳一样，最后把核心昭示读者。

例如：章明《由赵薇谈到我国历史教科书》[19]，首先借群众对赵薇（穿日本军旗）的道歉（“自己很不了解那段历史”）的怀疑：电影学院的大学生对侵华和抗日战争一无所知吗？然后经分析作了肯定的回答，为何如此呢？终于归结到我们中学的历史教科书重点不是如实记载日寇的侵略暴行和我国军民的英勇抵抗，而是着重论证国内两党派谁积极谁消极，谁打得多谁打得少，这样当然难以使孩子收到理应收到的教育效果。同样的还有刘兴雨《岳飞死因探微》[20]等。

③归纳法：通过对某一类多个事件或同一事件的多个方面进行分析，找出其共同的原因或结果，得出一个新的观点，

例如：胡彬《悲剧的根源》[21]，对“11·24”大舜号船烟台海难的全过程的各个方面（如：媒体报道、路过的商船、海事局收到求救后的行动、救援行动、事后处理等）分别进行揭露剖析，昭示给世人一个共同的特点：漠视生命、冷酷、麻木！于是作者得出这样一个结论：280个生命是被遍布社会的麻木、冷酷、病态机制所葬送的，因而作者找到了悲剧的根源。同样，张雨生《腐败与体制》（在国企改革中：卖、资产重组、产权改革、股份化、抓大放小、盘活国有资产等等每一种改革，都有一个特点：以严重的资产流失作代价）[22]

④对比法：望文生意，也即是通过两者（或多者）的比较，发现它们的差异，然后对这种差异及成因进行分析评议。有以外国同本国的比较；新的材料学说与旧的材料学说比较；相似的问题，不同的处理方式的比较等等。

例如：张心阳《美国人的英雄观》[23]，以美国人那种人性化的英雄观，审视并批判了国人长期以来的那种献身的、壮烈的、无我的、英雄观。

又如：冯伟《拿破仑如是说》[24]，王得后《“伤人乎不问马”》[25]

以上的方法，在杂文创作中常是两种或多种综合使用的，这些方法是杂文创作中较常见的方法。不可置疑，杂文亦存在其它一些特殊的说理方法：例如：用一些蕴含了特别的“理”的特别形象来说理（下文提到）等等。

（2）一些杂文中的形象分析

杂文有没有形象呢？有一些杂文是有形象的，但杂文中的形象主要是为“说理”服务的，以增强生动、活泼、幽默等风格，是为增强说服力服务的。

①借形象。

一些杂文的“形象”是借助于已有的文学形象或历史人物形象甚至动物等形象来进行说理的，如：《未庄一民致戴安娜王储妃》[26]，以鲁迅曾塑造过的小说人物——阿Q，写信给英国王妃，表现两国不同的官民关系。又如张峰《黑猫纵鼠》[27]，借猫、鼠之形象实讽当今我们社会的现状。

②一般是较概括、较粗略、不完整、不太细致的形象。

也就是说，不可能与文学作品中的形象相提并论。例如李昌平《孙志刚替我而死》[28]，里面有一段作者目睹一次北京警察街头拦人、查证、捉无证民工上车的过程描写，用了不足300字，所以，与其说是描写，不如说是简明的目击记录或新闻报道更恰当。对于文学来说，这算不上成功的形象塑造、情节描写，然而对于杂文来说，却是普遍得很。

杂文是为了说理而进行形象塑造的。杂文一般篇幅较小，而且要说明道理，完成社会批判、文明批判、政治批判的目的，因此不可能进行细致的人物外貌、对话、动作、心理等描写去塑造人物形象，也不可能设计各种矛盾冲突、波澜起伏的情节，也很难去进行环境描写、意境的营造等。所以，一般地，杂文中的形象一般是较概括、较粗略的。

③用一些蕴含了特别的“理”的特别形象来说理。

有没有不用说理，只用形象来写的杂文呢？答：有！这类杂文必须有一个条件，就是这个形象所蕴含的道理是众所周知的，不需要去说的，也就是说观点不但没有了创新，而且隐藏于形象之中，极其“曲笔”。一般地，这类杂文成功的例子仍不太多。

如：王大海《白头宫女说玄宗》[29]，作者因看了一篇一个女文工团员写的回忆录《和中央首长跳舞的日子》后，（她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调到首都执行“重大政治任务”——陪中央首长跳舞，过着精神和物质都很丰富的生活）产生联想：联想延安王实味因抨击抗战艰苦岁月里的夜夜笙歌、舞回金莲步，因而被枪决；联想在她个人“精神和物质都很丰富”的时代，遍地饿殍数以百万计；联想唐诗：寥落古行宫，宫花寂莫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文章就象电影中的一个个画面呈现出来。它作为杂文的最大成功在于敢于展现独具震憾力的“画面”（形象），并运用这些“画面”所蕴含的深刻又被世人所理解的思想武器，矛头直刺五、六十年代的中央首长（很多现在还活着），揭露首长官员的腐败以及“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强烈阶级反差，使文章有了极其尖锐的力度。不可否认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用特殊形象来说理的成功杂文。

（3）造成一些杂文干巴巴的真正原因

有人批评：“有些说理杂文干巴巴，原因在于作品缺乏文学性（即形象性）。”是耶？非耶？其实造成杂文干巴巴有两个原因：一是没有深刻的思想以及理论基础。二是没有掌握好说理的规律和技巧（包括逻辑论理能力和运用“形象”说理的技巧）。相反，很多作品注重了文学性，却通篇在写小说讲故事，却无法把道理阐明深刻，淡化了批判的力度。例如刘征的《妙语录音》、《庄周买水》[30]就有这种倾向。

（4）杂文亦不全属于政论语体或议论文体

①政论语体的概念及其特点[31]：

书面语体分成：事务语体、科技语体、政论语体、文艺语体。

政论语体又叫宣传鼓动语体，它通过对社会政治生活领域的各种问题的论述，向群众进行宣传和动员。政论语体包括社论、时评、宣言、短评等。

政论语体的特点：

a、由于在阐述各种问题时要求具体的分析、系统的论述、严谨的论证、诉诸读者的理性思维，所以它必须有很强的逻辑性。

b、为了达到宣传鼓动的目的，往往要使用形象生动或幽默讽刺的言语表达形式，比喻、排比、用典、反问、反语、对偶等修辞手法常被采用。

c、在词语选用上，除大量书面语词外，间或也运用一些生动的口语词、古语词。大量使用政治术语和专业术语。

②议论文的概念及其特点[32]：

凡发挥自己的主张，批评別人的意见，以及辩论事物之利害得失、使人承认为目的的文字，称为议论文。议论文是在陈述辩驳意见，提出自己主张，使读者信服。

议论文的结构要求严整，立论、证明、结论三部分明确，论点、论据、论证过程缺一不可。

③有些杂文不符合政论语体和议论文的概念及其特点

从现时大量的杂文来看，应该说，大部分的杂文是符合政论语体和议论文的性质特点的，是属于政论语体或议论文体；但仍有部分的杂文不符合政论语体和议论文的性质特点的，不属于政论语体或议论文体。

例如：

以会议纪要形式：陈巧林《禁白酒研讨会纪要》（1996年第5期《杂文选刊》）

以问答形式：魏明伦《小鬼补白》（1997年第7期《杂文选刊》）

以荒诞故事形式：曾颖《死神的账单》（2001年第7期《杂文选刊》）

以故事新编形式：张峰《铁杵磨针新传》（2004年第9期《杂文选刊》上）

以改写报道的形式：朱健国《改写叶乔波》（1998年第1期《杂文选刊》）

以书信形式：贾平凹《辞宴书》（1998年第4期《杂文选刊》）

以对偶对仗形式：苏中杰《新编〈声律启蒙〉》（2000年第2期《杂文选刊》）

以拟人童话形式：四毛《一张百元钞的一生》（1999年第8期《杂文选刊》）

以手册条文形式：陈章《新编〈干部手册〉》（2000年第5期《杂文选刊》）

以小学生造句作业形式：叶大春《但是歌》（2000年第10期《杂文选刊》）

以年谱并加注形式：黄一龙《评注“成克杰年谱”大纲》（2001年第2期《杂文选刊》）

以哲理名言形式：王大海《思想的落叶》（2001年第4期《杂文选刊》）

以医院诊断报告形式：苏中杰《患者吴良知先生的就诊报告》（2001年第7期《杂文选刊》）

以新闻稿形式：张心阳《替跟班儿记者写篇稿》（2002年第1期《杂文选刊》）

以日记形式：燕赵客《乐和日记》（2004年第9期《杂文选刊》上）

以说明文中简介的形式：牟丕志《人科动物简介》（2004年第9期《杂文选刊》上）

以文学小论文的形式：李方《假如梁山泊没受招安》（2003年第2期《杂文选刊》）

以及前面提到的王大海的《白头宫女说玄宗》，通篇都没有一句议论，只有一幅幅画面。

…………

够了！足以看到杂文的形式特点已超出政论语体或议论文体形式特点的范围，连手册、年谱、医院诊断报告等形式都可被杂文采用了，并且不一定都具备严密的逻辑性。

由此可见，认为杂文属于政论语体或议论文体的说法是不全面的并难以立得稳脚的。

所以，杂文也不属于政论语体或议论文体。总之，杂文就是“杂”，根本不能归到某一类文体中，只能归于文章类。

（5）现今杂文与历史上的讽谏、谏诤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虽然现今杂文与历史上的讽谏、谏诤有些方面有相似之处，但历史上的讽谏、谏诤是在封建等级制度下孕育的，体现的正是封建等级制度下“忠”、“义”文化。

而现今我们所言的杂文，是在现代民主、民本、人权以及权力必须接受约束、监督等的现代西方文化中产生和发展的。因此，我不同意吴兴人《中国杂文史》中认为的：杂文源自古代的诸子百家们的讽谏、谏诤学说，并一直发展到鲁迅集大成。我认为杂文应源自新文化运动时期鲁迅的杂文。它们是两种不同文化的体现，有着不同和功能和作用，这是它们本质的区别。3、小结

首先，文学的本质是塑造形象，杂文的本质是要“说理”，为了使读者明白作者的“理”，作者是不拘一格的，任何形式、任何文体、任何语体、任何表现手法都可“为我所用”。人们阅读杂文的目的更多的是想知道作者揭露了一个怎样的问题、事件；对问题、事件、人物的看法评议；以及产生这种看法评议的原因。所以，杂文同称为语言艺术的文学之间，事实上存在着本质区别，把杂文隶属于文学的分类法是错误的，不应继续把杂文隶属于文学了！

其次，认为杂文属于政论语体或议论文体的说法也是不全面和难以立得稳脚的。

最后，现今的杂文与历史上的讽谏、谏诤是不同文化的产物，不可同日而语，相提并论。

（二）、文学与杂文创作过程的思维方式不同

1、文学创作过程的思维方式

在文学作品的创作活动中，为了塑造形象，满足读者审美愉悦需要，就必须再现或高于社会生活，作者必须把对社会生活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作者在完成从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飞跃的过程中，始终都是依靠形象思维来完成的。作者的创作动机只能借助在典型的或理想的自然环境或社会环境中形成的形象的典型性来表达，完全依靠具有个性和共性的典型形象的艺术感染力去影响读者的思想感情并产生共鸣，从而实现审美教育的终极目标。离开了形象思维，就不可能进行文学艺术的创作。

2、杂文创作过程的思维方式

杂文作品的创作过程则不然，杂文作者的思维活动与文学创作截然不同。杂文作者的思想观点的产生形成，虽然也是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结果，但是杂文作者在大量的感性认识的基础上，是通过抽象思维来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即通过概念、判断和推理这一系列逻辑思维来概括生活本质和客观规律的、抽象的结果不是艺术形象，而是理论。在杂文作品中，杂文作者的写作动机是直接宣示给读者的。作者的爱、憎、批判、赞成、反对、支持等评判都是极其明确的，一般地，作者也不依靠形象的艺术感染力去感动读者，而是依靠充分的说理去说服读者接受自己的主张，杂文中的形象是为“说理”服务的。

文学作品的创作过程离不开形象思维活动，杂文作品的创作则有赖于抽象思维活动，所以两者创作过程的思维方式的偏重点不同。

（三）、文学与杂文在当今的发展规律、发展方向和归宿不同

“现代杂文”与“现代文学”共同起源于新文化运动时期，共同担当起唤醒民众反帝反封建的社会功利作用，曾是“同道中人”。当时代已走到21世纪的今天，杂文与文学实质上已分道扬镖，各走各的路，各有不同的发展规律、方向和归宿。

1、当今文学的发展规律和发展方向

在80年代以来，流传一个著名的比喻，意思是文学这驾马车承载了太多的东西，现在应该把那些不属于文学的东西从马车上卸下来，而这些不属于文学的东西自然是国家、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等等[33]。从90年代末以来就常听到、见到“文学要回到文学本身”的呼吁，何谓“回到文学本身”呢？所谓“回到文学本身”，实际上内含着这样一层意思，意即文学完全独立于国家、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等等公共领域之外，从而是一个私人的、纯粹的、自足的美学空间[34]。

文学本科专业的教科书温儒敏编写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有这样的论述：

P46：“随着80年代末，90年代初，文学从政治层面转到美学层面，单一政治视野或政治与艺术二元的思想模式被打破了……”；

P47：“在创作中主题先行，一味追求作品政治倾向的明晰性，反映生活的整体性，结果亵渎了文学的尊严。”；

P276：“文学呈现出它自身的面目，给人们带来了一种审美的愉悦和快感，让人沉浸在其中，品尝欢娱。”

方遒《散文学综论》[35]P229：“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国文学还充满那种为民族承担命运的激情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话，那么，到了90年代，这一切仿佛沉寂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无思想、无深度的平庸写作或技巧的卖弄。”

近几年大量的文学作品已显示，文学已是越来越远离政治，回到文学本身。文学已转向追求自身的审美功能和自我表现，文学不再担当社会责任、政治评判，不再自觉为某一阶层、派别、团体代言，更多是个人化的写作，哪怕是个人隐私的写作。

2、当今杂文的发展规律和发展方向

从近十多年的杂文来看，我们明显地感受得到杂文已从曲笔中走出来，以更为直接、直白的方式表达作者自己的思想；而且参与政治、思想引导、舆论监督的能力不断加强；他们自觉站到与统治阶级对立的立场来审视政制，为普罗大众代言；担当起社会批判、文明批判、政治批判的重任，针贬时弊、抨击腐败、激浊扬清，揭示矛盾的实质，警醒麻木的灵魂，为民众的权益呐喊……

在众多文体中，杂文的思辩性强、文体短少精悍、风格多样的特点、以及长期实践累积下来的被广大民众所接受的“说理”方式方法等等，都决定了它是众多文体中最能胜任舆论监督和思想引导的文体。当然前题是有一个开明的政治生态环境，保证它的功能正常发挥。

现今，杂文的这种社会、政治影响力越来越大。

例如：孙志刚事件（孙志刚因没带身份证上街，被警察强行拉去收容所，在收容所被工作人员残暴殴打致死）引发了各大媒体、网络发表了大量的杂文（时评），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论证，有法律的、体制的、行政的、经济学的、社会学的、历史的、人性的、人权的、道德的、个人经验感受的、与外国相比较的等等角度，共同对收容制度进行深恶痛绝的揭露和批判，并发出保护人权、保护生命（不分贫富地位）的强烈呼喊。终于促使这一丑恶的收容制度得以灭亡。

又例如对“非典”感染真相的披露上，终于撕开了只报喜不报忧的封条，为人民的知情权争取到了一席之位……

从这些事件可以看到杂文在舆论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正如刚离开我们的优秀杂文家牧惠，在2004年3月深圳全国杂文研讨会上的发言：“……千万别小瞧这似乎小小不言的变化。民主不是一声疾呼就可以争取到的，它必须由人民一点点一步步地争取到的。”[36]

杂文，总是站在与统治阶级对立面即公民立场来评判政治，为普罗大众代言。在不断关注政治、靠近政治、批判政治的行动中，力求达到影响政治。正如王学谦《未能抵达终点的勇士》中有一段论述：“二三十年代杂文之所以发展迅速，丰富多姿，成为20世纪杂文的高峰，不在于其超离政治，而洽洽是因为参与了政治，你想连‘蒋委员长’都敢讽刺、挖苦，还有什么可以忌讳的呢？还怕杂文不自由吗？否则，杂文还是不得自由，还得‘异化’，杂文应该有政治权。”[37]

试想：假如杂文从属于文学，能做到参与政治、影响政治吗？

近几年，杂文的题材内容范围涉及广泛，但抽其本质，则是社会批判、文明批判、政治批判，归根到底是要落实到政治批判。因为追逆文明的根源，就不可避免要触及政治；国民性的塑造离不开政治制度，所谓有怎样的政制，就会有怎样的国民性；社会问题更是政治的产物。杂文就是要你表达一种政治态度。

3、文学与杂文各自的不同归宿

综其上述，文学最终的归宿是艺术；杂文的归宿是政治。

从本质上看，杂文归属于思想理论一类，当我们进一步思考：

——这些思想理论用来干什么？

——那当然是改变社会，使社会更美好，人更幸福。

——靠什么来实现“使社会更美好，使人更幸福”？

——主要靠政治！

假如杂文也归属于文学，回到文学本身，完全独立于政治、社会、意识形态等之外，那么杂文就没有任何存在的必要了，也不可能存在了；若要委曲求全地生存下去，杂文必定要异化。杂文，这朵带刺的花，必将枯萎于文学园中。文学与杂文归宿不同，决定它们各自要走不同的道路。五、杂文新概念的提出

（一）杂文新概念提出的另外一些依据

因为杂文不隶属于文学，文学作品可称为文艺作品，而杂文作品则属于思想政治性文章。

1、在题材方面

文学以塑造形象去再现或表现社会生活；杂文则以揭露和批判政治体制、社会现实、思想意识、历史传统中作者认为要揭露和批判的种种存在、行为及观念，并用正确的观点和理论去引导和提高读者的认识水平。

2、在形式方面

文学有小说、戏剧、诗歌、散文四大文学样式，形式是较为固定的；杂文形式则不拘一格、短小精悍、灵活多样。

3、在表现手法方面

文学可以完全虚构，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追求艺术真实，而且同普通的实际的社会生活相比，艺术真实往往比生活真实应更高、更强烈、更具集中性，因此，艺术真实往往比生活真实更典型、更理想！

某些杂文也有虚构，甚至可以正话反说，反话正说。如曾颖《死神的账单》[38]，（文中通过一垂死之人向死神求乞让他多活一分种，死神于是列举了他生前浪费大量的时间的事例，还未讲完，垂死之人已后悔死了。）又如：瓜田《我深深地爱上了封建王朝》[39]，（批判目前影视界大量歪曲美化神化封建王朝、帝王的状况，显然采用了反话正说的手法，起到反讽的效果。）然而杂文的批判对象绝不允许有任何艺术虚构，批判的对象必须实事求是、尊重现实的真实。这是杂文的虚构与文学的虚构不同之处。例如要批判一种腐败现象，那么这种腐败现象必须要真实存在的，但为了避免作者本人因此遭受到的“麻烦”等原因，作者可能虚构一个与人类社会相似的动物王国，把这种腐败现象安排在动物王国之中。假如有一天，作者不需用如此“曲笔”，而直指官场中的某某的行为是腐败行为而不会引来任何“麻烦”，那么杂文则离归宿（政治）不远了。

4、在创作动机和实现功利主义目的方面

文学是借助审美特征的形象性、情感性、想象性和虚拟性来实现的；杂文则靠说理方式，以充分的道理（包括形象中的“理”）来说服读者接受作者所揭露的事实、或思想观点或、政治主张来实现的。

（二）杂文新概念

前文及以上所述就是提出杂文新概念的依据，所以杂文新概念应是：

杂文就是进行社会批判、文明批判、政治批判的思想政治性文章，批判精神是杂文的灵魂，政治是杂文的归宿，其形式、风格、语体、文体等不拘一格、灵活多样，一般篇幅短小精悍（不排除有较长篇幅出现），以分析、思辨、论理及一切能说明问题的方法手段去揭露事实、揭示问题的实质和阐明作者的思想观点或政治主张。舆论监督和思想引导是其重要的功能和历史使命。

杂文应该独立门户，自成一类。这对杂文完成新世纪历史使命具有深远意义。注释：

[1]《文学概论自学辅导》一书是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8月出版，由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苏恒、冯朝文主编。

[2]由姚春树袁勇麟编写的《20世纪中国杂文史》是由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年11月出版。

[3]《新华词典·2001年修订版》由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修订，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4]《辞海》，2002年1月第1版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此书名“辞海”两字由题。

[5]《现代汉语词典》和《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前者出版于1978年8月，后者出版于2002年5月。

[6]《中国杂文史》，吴兴人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7]刘锡庆《艺术散文：当代散文走向的审美规范》见贾平凹主编《散文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版；另见方遒著《散文学综论》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P24、P25

[8]《杂文是什么》出自刘成信《杂文情缘·杂文理论评论集》吉林人民出版社[G]2002年12月版P54。

[9]大学专科小学教育专业教材《文学概论》是由教材编写委员会编，由开明出版社出版发行，1998年5月北京第2版（见P86、P87）

[10]《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主编：李行健，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语文出版社出版，2004年1月第1版。

[11]这段话出自蔡翔《何谓文学本身》开头一段，发表于2002年第6期《当代作家评论》；录入陈思和、林建法主编的《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2年文学批评》，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

[12]见2003年11月17日A2版的《佛山日报》，就以《我们还需要杂文吗？》的通栏标题报道了媒体对杂文是否会“无用武之地”，是否会被时评取代的担忧。

另见：漓江出版社出版的，王芳选编的《2003中国年度最佳杂文》中的《序》。

[13]《现代化的陷井——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何清涟著，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

[14]《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何清涟著，漓江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

[15]《经济学与人类关怀》，何清涟著，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

[16]杂文报社编的内部资料《杂家谈杂文》P93，有一篇焦国标写的《附：杂文二题》，讲到何清涟认为杂文缺乏理论上的原创性，只是贩卖学者的学术成果。

[17]徐怀谦《盛世下的沉思》出自2003年第2期《杂文选刊》；录入刘成信、王芳主编的《2003中国年度最佳杂文》漓江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录入鄢烈山编选的《2003中国杂文年选》花城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

[18]束学山《“要是国家背叛了她的人民呢”》出自2001年第5期《杂文选刊》；录入刘成信、王芳主编的《杂文选刊创刊15周年精华本》2004年长春出版社出版。文中直接提到：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爱祖国、爱人民”，可从来没有人指出国家也要爱它的人民，谁背叛了国家就要成为千古罪人，可从来没有人想到国家也会背叛它的人民……

国家背叛它的人民是指：军队不能保家卫国；警察刑讯逼供、残害百姓、杀害群众；法庭不能秉公执法、营私舞弊；监狱关押无辜；官员行贿受贿、大肆侵吞公款、大搞权钱色交易；重大自然灾害发生，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巨大威协，政府官员不能及时有效地组织抢救受害人民及其财物；官员隐瞒、谎报对人民生命潜在巨大威胁的疫情、险情……等等这些都是国家背叛它的人民的具体表现。……要是国家背叛它的人民该怎么办呢？

[19]章明《由赵薇谈到我国历史教科书》出自2002年第5期《杂文选刊》；录入刘成信、王芳主编的《杂文选刊创刊15周年精华本》2004年长春出版社出版。

[20]刘兴雨《岳飞死因探微》出自《思想花园—杂文报作品选（1999.7—2001.12）》由杂文报社编选，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出版；另收入2004年第7期《杂文选刊》。

此篇文从质疑人们普遍认为岳飞被秦桧所杀的定论开始，充分论证岳飞实由宗高宗所杀，秦桧只不过是高级帮凶而已。作者再深入探讨为什么一个有见识的人物不但常不得志，而且常有杀身之祸。进而得出在专制下，人们口是心非不讲真话。最后终于昭示出核心：这样的人多了，民族精神将受到斫伤、扭曲，一个精神扭曲的民族，还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吗！

[21]胡彬《悲剧的根源》出自2000年第5期《杂文选刊》；录入刘成信、王芳主编的《杂文选刊创刊15周年精华本》2004年长春出版社出版。

[22]张雨生《腐败与体制》，出自《思想花园—杂文报作品选（1999.7—2001.12）》由杂文报社编选，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出版。

[23]张心阳《美国人的英雄观》出自2002年第11期《杂文选刊》；录入刘成信、王芳主编的《杂文选刊创刊15周年精华本》2004年长春出版社出版。

[24]冯伟《拿破仑如是说》出自1995年第5期《杂文选刊》；录入刘成信、王芳主编的《杂文选刊创刊15周年精华本》2004年长春出版社出版。

此文以法国人著的《拿破仑传》为根据，指出拿破仑的原话实是：“中国，这是一匹睡狮，它在沉睡着。谢谢上帝，让它睡下去吧。它一旦醒来，就会震惊世界！”，推翻了我们一直以来所熟悉的拿破仑关于中国的名言：“中国就是一头睡狮。它一旦醒来，就会震惊世界！”，通过两种说法的对比使作者终于发现拿破仑的原话被阉割的原因是危险的民族自大心理。

[25]王得后《“伤人乎不问马”》出自2000年第10期《杂文选刊》；录入刘成信、王芳主编的《杂文选刊创刊15周年精华本》2004年长春出版社出版。

此文以孔子一件事（孔子的马棚失火，孔子退朝回到家，急忙问：伤了人吗？不问马怎样）。对比参照了我们那种漠视个人生命，把国家、单位的财产高于个人生命的冷漠道德观。

[26]原发表于1992年第5期的《唯实》杂志；收录于张彦加、张功杭编著的《唯实杂文精选点评》，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

[27]张峰《黑猫纵鼠》原出自2003年9月3日《三湘都市报》，录入《2003中国年度最佳杂文》，由刘成信、王芳主编，漓江出版社2004年2月出版。

[28]李昌平《孙志刚替我而死》，出自2003年第6期《百姓》；录入刘成信、王芳主编的《2003中国年度最佳杂文》漓江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录入鄢烈山编选的《2003中国杂文年选》花城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

[29]王大海《白头宫女说玄宗》，出自1999年第7期《杂文选刊》；录入刘成信、王芳主编的《杂文选刊创刊15周年精华本》2004年长春出版社出版。

[30]刘征的《妙语录音》、出自刘成信、王芳主编的《杂文选刊创刊15周年精华本》2004年长春出版社出版。

《妙语录音》：某日拾得一盒录音带，试放，是一会议录音，录音显示领导尽讲废话、空话。

《庄周买水》：撰编庄周挖塘想养鱼，无水，去买水，连去几处都有价无货，一处比一处贵，最后终于买到了，比原价（1元/吨）高几十倍（50元/吨），并开提货单，要他自己去东海提货……

[31]见于网：/Chinese/jxzy/xdhyja/xc/5_xc.htm

[32]见于网：content.edu.tw/junior/chinese/ks_wg/chinese/content/paper/paper08.htm

[33]这段话出自蔡翔《何谓文学本身》，见陈思和、林建法主编的《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2年文学批评》第10页，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的。

[34]这段话出自蔡翔《何谓文学本身》开头一段，发表于2002年第6期《当代作家评论》；录入陈思和、林建法主编的《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2年文学批评》，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

[35]方遒《散文学综论》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

[36]这段话出自牧惠《我们有共同的目标》，刊于《杂文选刊》2004年第8期（上）P44。

[37]文中那段话见于王学谦《未能抵达终点的勇士》，原载于1999年第1期《文学自由谈》；被选入朱大路主编的《世纪末杂文200篇》P639倒数第8行，文汇出版社2001年2月第1版。

[38]曾颖《死神的账单》出自《杂文选刊》2001年第7期；录入刘成信、王芳主编的《杂文选刊创刊15周年精华本》2004年长春出版社出版。

[39]瓜田《我深深地爱上了封建王朝》出自《杂文选刊》2002年第5期；录入刘成信、王芳主编的《杂文选刊创刊15周年精华本》2004年长春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