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乡土小说的研究论文
时间：2022-10-23 11: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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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国现代女作家的行列中，能够将乡土文学写得好的，可以说寥寥无几，萧红，却是非常可贵的一位。她以自己独特的感悟触摸到了乡村苦难最深层的精神脉搏，那种真诚、诗意的书写风格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非常稀缺。她在描绘东北黑土地瑰丽、复杂的风情时，那种似淡却浓的悲哀流淌出的向往与痛楚之情传递给人的审美质感，又是与沈从文笔下那种明朗、统一的湘西美感有着明显的不同。
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农业大国。农村或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影响到中国的现代文学，使得它从一开始就以乡土文学占了压倒优势，并随之出现了一大批优秀作家。而萧红，作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能够较好地把握乡村题材，并被鲁迅称为“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她的乡土小说在现代小说史上自成一家，呈现出独特的书写风格和创作品质。
萧红，1911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河畔的呼兰县。这块质朴淳厚又充满苦难的土地，给了她一双灵秀敏感的眼睛和一颗聪慧多情、热爱生命的心灵，也给了她文学创作无尽的源泉与灵感。1935年12月其乡村题材小说《生死场》的出版给上海文坛带来了一股新奇之风，并使她一举成名。无论是其早期作品《王阿嫂的死》，还是其成名作《生死场》、代表作《呼兰河传》，都是内涵丰富深厚的文本。综观萧红的小说创作，她始终把文学表现的视角对准那多灾多难的家园故土，她在乡土文学创作中对苦难大地的深刻发现和极力表现，使她的乡土小说不论是当时还是现在看来，都是她文学创作中极具光彩的部分，也是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史上一道亮丽夺目的风景。
一、诗意的书写
“诗意”是“抒情”的通俗说法。抒情是潜伏于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的精灵。作为一种文学风貌，“抒情”古已有之，而到了20世纪动荡不安的年代，它更像一段明媚而忧郁的旋律，缠绕于历史的废墟之上。“五四”时代可以说就是一个抒情的时代，沉寂了数千年的人类的心声终于以火山喷发的方式得以宣泄。“五四”新文化思潮的涌动，不仅为男性提供了抒发胸怀、剖析社会人生的广阔舞台，而且也使女性结束了长期缄默喑哑的失语状态。一批女作家纷纷以女性独有的姿态发表自己对现实人生的深切感慨。30年代步入文坛的萧红，作为一位敏感多情的女性，凭着个人的天才和感觉，把自己对于乡土的依恋和对于民族命运的探讨融进绵密如缕的叙述中，她那种对于生活细节和自然景物的直觉感悟以及充满温暖而忧郁的情调，都使她的乡土小说创作呈现质朴而凄婉的独特品格。对于其小说创作，一般人认为她是乡土写实抒情风格，是“五四”以来中国小说倾向于抒情写意的风格与乡土小说的自然演变在30年代的有机融合；也有人认为她在描述蛮荒的黑土地人民时总是相当冷静、超脱，甚至有些残忍而不露声色。这些评价自然都有可取之处，萧红的乡土小说创作虽然带有透心彻骨的个人生存体验，但她避免了许多女作家沉溺自我、宣泄自我的局限，而是以自己客观的体察和敏锐的直感去洞察人类存在的艰难。尽管如此，通过其客观的叙述和哀婉的展示，我们又总感觉到“她的作品在情感的流动中潜藏着对我们这个民族、这个世界、对人性和人类的生存有种通达的理解却又是无可奈何的慨叹，潜藏着难以言说的人生、历史的苍凉感。”{1}而这一切，又无不是通过其超常的感受和诗意的书写体现出来的。
萧红的小说创作，很大程度上不是理性思索的产物，而是她敏锐、细腻的直觉与充分感性化的丰富的生命体验的结晶。在《生死场》中，她对人物的整体处理是比较模糊的，但却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她对人物拟物化的外貌描写。
麻面婆是这样一副面孔：“过了一会，她又出来取柴，茅草在手中，一半拖在地面，另一半在围裙下，她是拥着走。头发飘了满脸，那样，麻面婆是一只母熊了！母熊带着草类进洞。”再如坐在自家院子里的王婆：“在星光下，她的脸纹得绿了些，眼睛发青，她的眼睛是大的圆形。有时她讲到兴奋的话句，她发着嘎而没有曲折的直声。邻居的孩子们会说她是一头‘猫头鹰’，她常常为着孩子们说她‘猫头鹰’而愤激：她想自己怎么会成个那样的怪物呢？像啐着一件什么东西似的，她开始吐痰。”美丽的月英患病后则更是吓人和令人怜惜：“她的眼睛，白眼珠完全变绿，整齐的一排前齿也完全变绿，她的头发烧焦了似的，紧贴住头皮。她像一头患病的猫儿，孤独而无望。”再去看看村里的女人：“四月里，鸟雀们也孵雏了！常常看见黄嘴的小雀飞下来，在檐下跳着啄食。小猪的队伍逐渐肥起来，只有女人在乡村夏季更贫瘦，和耕种的马一般。”男人又如何：“二里半迎面来了。他长形的脸孔配起摆动的身子来，有点像一个驯顺的猿猴。”在其他作家笔下很少看到这么别致的人物描写，这种发自内心的淋漓尽致的“审丑”描写，没有任何夸张和贬低之嫌。因为一方面，萧红童年孤独，与自家的猫狗为伴，故写起来得心应手；另一方面，她也确实通过自己不露声色的描写表达了对那群处于生活最原始、最窘迫层面上的愚夫愚妇们的通达理解和极大悲悯，从而具有极大的情感穿透力量和思想审美价值。
不仅是对于人物的处理，对人物所处的周围环境的书写也始终体现着作者感情的流淌。萧红的许多作品是以地点命名的，如《生死场》《呼兰河传》《桥》《后花园》《小城三月》等。她笔下的城、桥、麦场、屠场、后花园等都有着深刻独特的象征意味。如《生死场》第四章的标题是“荒山”，粗看以为是写山的荒凉，其实是写人的精神状态。第一章主要写了三件事：一是冬天妇女们聚集在王婆家的炕头上边做针线活，边互相开着粗俗无聊的玩笑；二是村里最美丽的女人月英病瘫在床上，受尽家人虐待冷眼，浑身烂得长满了蛆，惨死后被埋在荒山下；三是以赵三为首的农民们组织镰刀会反抗加地租的行为被地主软化瓦解了，不仅地主加了地租，而且赵三还很感激地主所谓的帮助。这几件事实际上都反映了人们精神的空虚、冷漠和死寂，与“荒山”没有什么两样。
萧红笔下的自然场景一方面作为贫困农民生存困境的深刻观照，另一方面则表现了她对美好自然的热爱和对充满灵性与旺盛的生命力的渴求。不论是美妙神奇的后花园，还是变幻多姿的火烧云；不论是充满诱惑与魔力的春天，还是生长得密密深深的蒿草丛，都体现着她作品特有的童真美与稚拙美。作者在描写这些生机勃勃的大自然时，又总是作为人生悲苦的参照物来写的，其情感的潜流总是在文字深处流淌。这种纯情而深沉的情感，既含蓄朴素又浓郁强烈，既不动声色冷静平和，又有一种春雨润物的无声的穿透性与感染力。萧红的后期佳作《小城三月》结尾可以说就十分典型地表达了这种淡淡的忧伤：“春为什么它不早一点来，来到我们这城里多住一些日子。而后再慢慢地到另外一个城里去，去另外一个城也多住一些日子。但那是不能的了，春天的命运就是这么短。年轻的姑娘们，她们三两成双，坐着马车，去选择衣料去了，因为就要换春装了。……不久春装换起来了，只是不见载着翠姨的马车来。”春天是美好而令人渴盼的，但春天是短的，青春也是短暂的，春天年年依旧，可翠姨再也不会来了。一个年青美丽生命的消失并没有给世上留下任何印迹，人们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只有一个小女孩子幻想着盼望着载着翠姨的马车能再来。没有强烈的震撼人心的呼告，却有余音缭绕不绝于耳的神韵与魅力，能令人久久地聆听与回望。这种轻轻的诉说、若有若无的悲哀，在萧红的乡土小说中随处可见：《牛车上》时断时续的交谈情景中所特有的随意、散漫，《桥》中对黄良子痛苦心理描绘的如泣如诉，《呼兰河传》中所呈现的“多彩的风土画”和“凄婉的歌谣”，都似淡却浓地传达出作者对宝贵生命和美好生活的眷恋与渴望，以及那种弥漫于文本中的深入骨髓的寂寞与悲凉。
由此可见，萧红凭借着自己坦诚、自然的个性和无拘无束、行云流水般的风格，使她的乡土小说呈现出本真本色的美、自然的美和发自内心的自由散漫之美。
二、独特的品格
谈到乡土小说的美，自然要谈到沈从文。擅长于从乡土题材中作低吟浅唱的沈从文，其作品中那淳朴的民情、优美的人生和绮丽的自然风光，充满了诗意画境。而萧红，也以她天然率真的语言，描绘了东北黑土地优美、复杂的风情，小说充满睿智的悟性和灵性，具有无限魅力。虽然同是乡土文学作家，同样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但萧红的作品与沈从文的作品却有着明显的不同。沈从文注重描写的是湘西田园世界中“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2},萧红则着意表现黑土地上病态、畸形、蒙昧、违反人性的人生形式。当然，沈从文笔下也写病态、畸形的人生形式，不过，相比之下，他对健康、优美、自然的人性与人生形式有着更为执著强烈的热情与表现；而萧红有时也写美好、健康、自然的人生，只是对畸形病态的人生形式更多的是透彻感悟与关注。对乡村大地的深刻洞察，使她一开始创作，就以赤子的情怀、悲悯的眼光关注到中国乡土社会最本质最独特最发人深省的一些东西。这是因为，沈从文笔下浓墨重彩的湘西天籁之美，是为了反抗现代人在现代文明熏染下的虚伪颓废；而萧红所刻意描绘的东北乡村苦难，主要是为了展示生存痛苦，呼唤心灵的觉醒。应该说，他们都写了偏远地域的乡土人生，无论是多少还保留着世外桃源色彩的湘西净土，还是透着北方白山黑水苍茫与凝重的关外大地，这里从某种程度上说都是礼教的“化外之地”。但沈从文写“化外”的文化，表现的是“中原文化”规范以外的文化，那里民风淳朴、环境优美、人口稀少，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交相辉映，这一切使沈从文的作品更多地体现出淡泊、和谐、神秘的色彩，他也发现了那一种文化的浪漫性质与审美价值，突出表现了自然美与人性美的统一；而萧红面对的是一年当中有四五个月都飘着雪花，天似苍穹、冻云沉重的黑龙江流域，这里的自然环境十分严酷，生存处境更为险恶，加上汉民族文化负面影响下因循守旧的生活态度，这一切使得萧红笔下的东北乡土社会，更多地体现出蒙昧、病态、冷酷与畸形的色彩。因此，她在这块同样荒僻的地方，写的是中国最世俗的文化，发现的是这一文化之下无际无涯的黑暗。综观萧红的乡土小说创作，无论是对乡村愚夫愚妇们同动物一样忙着生忙着死的麻木与愚昧，还是对女性人生苦难的深重与惨痛；无论是对阶级压迫、民族侵略的时代困境，还是对东北大地原始、病态的风俗民情，都体现出一个现代女性的细腻感悟和深刻洞察。萧红在文中曾多次用贴近生存真相的眼光大胆率真地来为我们所描述的中国乡土社会的生存困境和精神病态，都表达了她对那种毫无意义归属的悲惨人生的深刻绝望。可以说，在现代以来的中国作家中，能够将乡土生存真相表现到如此彻底的地步，萧红是极其少有的一个。萧红对故乡刻骨铭心的追忆，对美好大自然天真、自由的畅想，实际上表明了她对美好理想人生的严重饥渴和无限向往，她笔下的自然美也就更反衬了故乡人民的悲苦人生，具有非同寻常的审美力量。
萧红在谈到自己的小说创作时曾说：“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几种东西……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3}这段话可以说道出了萧红乡土小说的独特品格。正是坚守了自己的真性情和真人格，她才能用自己的整个身心和全部真情去触摸悲苦大地的精神脉搏，然后以自己真切的感悟和才情的助力，特别是那种与自己的创作观念一脉相承的自由书写，完成了对乡土社会的真诚诉说。她这种本真的感悟和诗意的书写，是她的乡土小说读来更真切更逼人更震撼人心的原因，也使她的作品常常让读者产生情感心理的强烈共鸣。正如杨义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所说：“萧红小说中作为‘诗魂’的自我形象，是作家命薄才高，心秀眼慧的诗化体。她胸无城府，使你乐于与她将心换心，实际上她却让你在超越审美心理的障碍与隔膜之中，体验到社会的悲剧、生命的哲理和诗人的灵性。她由此征服读者，却令你感到被征服的欢欣。”也就是在这种“被征服”的过程中，读者可深切体验到萧红乡土小说中那种“真”与“美”的统一。
当然，也有人认为，萧红的乡土小说只是囿于女性作者感性的诉说，它没有达到理性超越的色彩，也不过是哀婉的展示大于精神的提升。但萧红能在20世纪30年代那个动荡不定的岁月，以自己特立独行的性格和坚韧、自尊的创作品格表达自己对人生、对作家创作使命的独特思索，她认为：“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的，而是属于全人类；作家首要的任务是针对人类的愚昧！”{4}也正基于此，她对人生终极意义的探寻与追问、对人类灵魂的悲悯、理解与抚慰才显得那么真切动人。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拯救世界，但是，为苦难的世界担当情感痛苦却是一个作家应有的精神底线。在20世纪的中国作家中，萧红无疑达到了这样的精神底线。从这点来看，她的创作品格是难能可贵的，自然体现出不凡的审美特质。也正如恩格斯所说：“如果一部小说通过对现实关系的观察与真实描绘……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对于现存事物永世长存的怀疑，那么，即使作者没有直接提出任何解决办法……但我认为，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5}
①刘思谦：《“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94页。
②《沈从文文集》第11卷，花城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45页。
③聂绀弩：《萧红选集·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④萧红发言，《萧红全集》下卷，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9页。
⑤恩格斯：《致敏·考茨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453页。
参考文献：
［1］单元：《走进萧红世界》，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沈从文文集》，花城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