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小说写作的意义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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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文，这位被陈晓明称为“90最优秀的小说家”，以自己独特的创作历程表明了新生代作家独有的精神姿态和价值立场。朱文写诗出身，曾参与地下刊物《他们》的编辑工作，和于坚、韩东一起成为“第三代”的代表性诗人，对“朦胧诗群”所扮演的“历史真理代言人”做了有力的否定。朱文1989年从东南大学动力系毕业后，1994年辞去公职，自由创作，著有小说集《弯腰吃草》、《达马的语气》、《我爱美元》（1997）、《因为孤独》（1998）、《弟弟的演奏》（1998）、《人民到底需不需要桑拿》（2000）、《傍晚光线下的一百二十个人物》，长篇小说《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1999）。朱文的小说创作和诗歌一脉相承，陈思和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指出。它们延续了在诗歌领域中的反社会文化、倾向于日常性的特点，只是在90年代的文化背景中可以表现得更为突出。从“破”的角度而言①，朱文显示了强大的冲击力，但从“立”的角度而言，作为新生代的代表作家，则显示了其精神上的困惑和脆弱。本文力图从他的小说创作着眼，以此探讨其小说写作的意义和限度。

一、拒绝“共名”：精神的自我回返

在我看来，文学创作的真正起点应该是作家自己的身体与体验。但社会化却是人基本的命运，个人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往往身不由己地接受了社会通行的意义规范和认知法则，并自然而然地以此出发来领会周围的世界和事物。这样在个人本己的自我与事物之间，实际上有个人无可选择而接受的通行法则作为理解的媒介，个人的认识往往不是他直接感知事物的成果，而是基于已接受的规则对事物编码的结果。作家要有所创造，就必须解除他与事物之间的认知障隔，得以直接与事物接触，恢复初生时对世界无隔的感知，真正直接感受到事物，使自己的感受成为“首次感知”，吐发出新鲜、初生的光辉。作家超越现有的文化逻辑，与事物无遮地接触亦是真实的写作得以发生的起点。朱文的小说写作在这方面做过相当的努力，对长期笼罩在时代共名与公共理解中从事写作的中国作家与文学本应是一个极好的启示，但时代的喧嚣和朱文写作本身的问题过早地将其淹没。

朱文相当深刻地领悟到习得的意义图式如何阻隔了人们与世界的真正接触。他说：“我们总是处在一个不真实的环境里，人们已经从血液里接受了一种十分怪诞的生活，不再对它的合理性提出质疑，在此基础上，人们建立起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明天，很多切肤之痛在一种虚幻不真实的氛围下被淡化，或者完全染上一层保护色，你甚至没有机会感觉到你自己的真实存在，这是多么可悲的一件事情。年深日久的隔绝使你的感觉器官变得迟钝。”正是基于对先在认识机制蒙蔽生活真实的深怀警惕，朱文在一开始就以对抗的姿态自觉远离既定意义模式的规范，并极力摆脱社会中心意识对自我的限制和影响。他大量的作品都在讲述远离先在接受的“前认知结构”向自我回返的精神历程。朱文笔下的“小丁”和其他个人形象可以看作是作家自我的代言人。这些人物大都对公共生活领域的东西不感兴趣，多是一些身份暧昧、职业不明者，大部分时间一个人独处，凝望着时间无聊地从眼前流逝，咀嚼着空洞的生命滋味。这些人的共同特点就是回到了个体生活及他们的身体和精神里面。朱文的人物甚至还是“我是我自己”的绝对坚守者。为了自我的完整，他们选择了对人世逃避。一方面他们自动切断了与主流意识形态和传统中心价值体系的联系，他们的行为也因此缺乏为社会公认的合法性，朱文小说中经常出现的弑父式情节正是他这方面精神倾向的反映。《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中，主人公面对固执地坚守传统规范、身体健康的父亲恶毒地诅咒“父亲，你为什么不死”。《我爱美元》中“渎父”的情绪同样强烈，小说中主人公想方设法地要让父亲与别的女人发生关系，想以此来打击、亵渎父辈持守的道德观念。这些情节无关亲情，象征地表达了他们对父辈所信守的道德和价值的深刻拒绝，及想从根本上摆脱父辈的意义理念影响的深切意愿。对他们而言，只有摆脱了与父辈的联系才能摆脱可能由此而至的牵累、影响或者控制，保持自我的纯粹。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断地逃脱与他人的关系。他们有可能与别人建立起疏淡短暂的关系，但最终他们又自动地远离。再者，这些边缘人又拒绝按社会的成功标准来改变自己，拒绝世俗的成功，不让自己屈服于社会的期待。他们对任何可能与世界有实质接触的行为和心理变动都深怀警惕。《没有了的脚在痒》中，当一个女人“不再用身体来感知我，对我的语言，她发生了深切的愿望，她的精神触角已经触犯到我的内心世界之中”时，也是“我”离去的时候。“性”的欲望是他们无法抗拒的，但他们更愿意以无爱之性来加以解决，宁愿做一个“内心疲乏、训练有素的通奸者”。没有爱的肉欲宣泄最后使性行为变得机械和麻木，让这些边缘的个体们产生无法抑制的厌恶。性的宣泄不仅不能缓释焦虑，反而变得更加难以忍受。欲望都成为虚无，这也意味着他们与世界的最后联系的崩解。

二、“去蔽”写真：真实的写作得以发生

朱文在把自我从社会公共意识中分离出来之后，他才真正地把自我向生活敞开，让自我充分地与世界直接接触。当他真正用自己的敏锐感觉，亲自“到场”去亲身体验，用纯然个体的眼光去打量日常生活时，终于发现了为我们视而不见的惊人常识。他的小说写作从不预设目标，而按照生活自在的样态展开书写。从《傍晚光线下的一百二十个人物》《五毛钱的旅程》《到工厂到底有多远》等小说，我们可以看到朱文想把庸常的日常生活放在明亮的光线下让它自然流动的努力。《傍晚光线下的一百二十个人物》作者把小说舞台定点在一个没有名字的小烟酒店，录下了七个不构成故事的场景，仅作外部观照，不把视角探入人物的意识内，让人物在傍晚的光线下自我表演。这其中的人物不是事先设定有某种性格或命运或心态的人物，也没有特定身份，他们只是因为在这个特定的时段进出这个小店才进入叙事。朱文把由人物接触构成的流动中的日常生活本身当成是一种奇怪生物群落在特定时空中的物理存在和关系状态，并进行逼视和观察，片段的日常生活在傍晚的阳光下接近无限透明，以它自己的方式随时间一起流动，呈露着它真实的“物性”存在，或者说，朱文就是要用接近无限透明的讲述来竭力恢复生活本身的“物性”存在状态。不追问意义，也不作价值评判，这里逼视的是大众生活的“零状态”——不附加思辨和对其赋值的质朴状态。《五毛钱的旅程》《到大厂到底有多远》里，作家同样像是一架全息摄影机，拍下了短暂旅途中汽车内的情景片断，微妙的心理碰撞、情节的起伏折叠、简单的事件被写得洋洋洒洒。这些小说所呈现的生活细节是被人们所忽略的日常细节。朱文自己扮演了一个冷漠的旁观者的角色，只用自己的感官去直击现场，用鲜明的画面造成极有震撼力的现场感，日常细节被充分暴露，逼真得让人惊奇。让生活细节进入叙事不是朱文的开创，它是经典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但朱文细节与此不同，因为现实主义作品中的细节是极具功能性的，常与人物塑造和故事的推进相关，或者是要“以小见大”，以一个尽在叙述者掌握中的细节安排承载意识形态传达的重要功能。朱文的这类小说，细节就是小说的全部，他没有把细节置于强硬的理性框架中。新写实小说关注的同样是大众的日常生活，聚合了大量普通大众的生活小事，并通过作者本人的情感倾向和价值取向把这些事件组织起来。虽然评论家们用“情感的零度”“原生态”去描述这些小说，但文本背后作家们的同情、悲悯、理解或者批判是不难让人感受到的，许多这类作品甚至可以直接划入“人道主义”的宏大叙事范围，其中所高扬的是“人道”“理想”“崇高”之类的旗帜，琐屑的生活小事成为人被磨蚀被消耗的证明，而由此带来的生活的粗鄙和庸碌被认为是“本不该如此”的，批判现实的意味浓厚。这说明在新写实作家的心目中总存在一个更美好的生活情景，有一个“本该如此”的生活形态存在于他们的想象里。也正因为新写实小说的这种价值取向与主导文化的意识形态一脉相承，因而它的合法性没有受到质疑，甚至成为一个历史时段文学的主流。朱文显然走得更远。《傍晚光线下的一百二十个人物》《到大厂到底有多远》等小说甚至不去写一个完整的生活小事。如果说新写实小说显现的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有内在关联的小事，那么朱文呈现的细节则属于这些小事间的“过程”，那是一些未被作家所注意、也往往被忽略不计的“过程”。朱文拒绝了现时的主导文化的意识形态观念馈赠，拒绝用既定的情感程式和观念去组织日常生活细节，他把它们从既定的意义规范中剥离出来，使之失去了意义的覆盖而充分地裸露，回复到原始的粗糙状态，让日常生活在放大镜式的观照下凸现出其“毛孔”和“肌理”，把时代深处的事物裸露出来。朱文这时实际上在对生活原始发生状态进行还原，消解了传统对生活的理念构成，中止了判断，对存在之“真”进行着“去蔽”，让事物自然彰显，这与现象学“回到事物本身”的原则和旨趣深相契合。朱文恰好在充分回到他自我感知时回到了源头，在摒弃了既定的意义、文化规范后，站在开放的世界里，世界好像是第一次显现在他四周，他也似乎是“首次感知”到了世界。这让他的写作回到了一个坚实有力的起点上来，也是对长期以来喜欢在宏大的命题下，在巨型神话话语中，向故作深奥、庄严地说话的文学秩序、文学规范的挑战，它意味着与传统文学规范的决裂和新的写作可能性、意义空间的拓展。由此看来，朱文小说写作的意义正在于解开了文化对作家个人本己生存可能性的遮蔽和文化加于作家个人身心的规约，让文学恢复了作家自发地感知、体验的能力，使文学重新找到自己的血液和立足的根本，回到了一个真实而坚实的起点上，在此基础上，文学有可能从不给生活赋值的“零状态”开始，重新获得对事物命名的能力，建立起与世界接触的新的精神关系。正是在这里，朱文的小说写作表现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重大启示意义。三、叛离之后：停滞于“无着落”的空洞

不过，朱文的小说写作还只意味着朝向真实的写作的开始和写作开启新的意义空间的可能。朱文在走向返回自我的路上迈出了艰难的一步，但他的精神探索并没有继续进行下去。一个刻意背弃世界的个体，除非他的生活已有某种意义和方向，否则离弃了世界之后，他将发现这个世界原是一片虚空。弗洛姆就曾说过，一个人一旦从赋予其生命和意义保障的一切契约中解脱出来，他将发现个人将无法忍受这种孤境，他将作为孤立的个人变得彻底的无依无靠，迷失方向，丧失目的，于是他开始怀疑自己，怀疑生活的意义，以致怀疑他据以指导行动的任何原则，孤单和怀疑窒息了生命。②朱文小说中的人物也正是如此。他们在解除了约束与负担获得了“自由”的同时，也失去了精神的遮蔽和心灵的壁垒。抵达了否定的极致，也最终使他们自己一无所有，遭遇到巨大的虚无，坠入无可克服的凝滞与懒怠。不仅未拯救出自己，连自我都失去了。所以，更多的时候朱文的人物总是在路上，总是在去向一个地址不明的地方的行走途中。这暗示着这些虚无的个体潜意识地想逃离无可名状的厌倦和自毁感，然而他们的逃避本身也是虚无，因为他们没有方向，也没有终点，逃亡变成了仅为行走而行走的无休止过程和无意义的活动，逃避的结果仍是从虚无至虚无的。在他们消解了一切当下公认的价值和定义之后，他们人性中最基本的肯定和确切的因素也毁坏了，在横扫了一切的烟云之后，一切价值都失去了意义，他们的存在也呈现出废墟般的荒芜。这就是朱文展现出的既有意义体系的逃避者的黯淡前景。

本来，人面对虚无，就面对了世界的无限可能性，有可能催动个人在虚无中给予无意义的世界以意义，给出仅出自于他自身的对世界的重新命名，就有可能启动新的生机。“世界具有无限性，世界是怎么样取决于你要世界怎样。”③这说明一个人在坠入荒芜之后，是可以通过自己精神的力量凝聚起自己和世界的破碎关系的。虚无让人越出了现有意义秩序的边界，在这个时候一个人能解除社会化对他的意义绑缚，清除掉既有文化蒙在他精神上的尘垢，了无挂碍，无蔽地与世界相触，建立起自己与世界的精神关系，获得自我为这个世界命名的能力。但在朱文小说中还看不到个人在越出了常规和既定文化规范坠入虚无后，为摆脱虚无而做的精神抗争和重建自我与意义的艰难努力。所以他小说中的逃亡者就像离水的鱼一样，始终在粘滞、虚弱、空洞中麻醉，他笔下描绘的就只能是一幅幅晦暗、无意义的生活图景，有亮色的东西从来就不会出现在他的小说中。《弟弟的演奏》写大学生被无限期延搁又遭阉割的青春情欲，他们那貌似庄严的政治游行也不过是小野心家们捞取政治资本的权谋和那些大学生们把几毫升精液抛洒在大街上的无聊行走。《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则用一个长篇表现病态的自弃和生活的懒怠。他小说中无聊的事物，杂乱和混沌得让人深感不安。这样一种拼命撕破和带有攻击性的表达固然可以提醒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有多贫乏，把我们拉回到留意当代生活的杂乱和无聊上来，但也会让我们备感压抑，窒息我们对生命的期待。而且，在众多的这类小说中，我们看不到朱文的主人公们在彻底回返自我而陷落虚无后有什么从困境中突围的精神和现实行为，他们虽漫无目的、没有方向、不知所终，而且心情灰暗，心怀隐痛，但也似乎安之若素，甚至乐此不疲，因为做背离常规、我行我素的另类举动让他们有超出众人的心理优越感，这无疑是一种不错的致幻剂，很大程度上，朱文们更愿意以这样一种常规的叛离者的身份自居。尽管他们除了空洞以外，一无所有，但在他们看来，做一个离经叛道者的前卫感觉也很不错。朱文的人物就停留在这里，没有更进一步摆脱困厄的精神追问和强烈冲动。所以，朱文的小说虽然有相当的革命性，但在总体上难脱青春文学的那种耍酷、玩深沉的做派和情绪。另外，由于缺乏来自外在更高的精神指引，朱文自己也并没有建立起自我坚实的与世界接触、把握世界的精神方式和价值确信，所以朱文的写作给出的更多是自我感知的经验，甚至是颓废的、自渎的经验。朱文后来的小说写作明显有自我重复的趋向，而且似乎也难以为继，跟他自身缺乏内在的持续力量和由此陷入的困境有直接的关系。

朱文以激烈对抗的姿态拒绝了既有文化规范和通行的价值体系，坚决回到自我的身体和个体体验，他的写作因而回到了一个真实的起点上来，并使人注意到时代内部的事物和为我们所忽略的常识，这是真实的写作得以发生的基础，对长期习惯于援用旧有集体主义、宏大命题的中国文学是一个很好的启示，这也正是他对中国文学的意义所在。但他的过于迷恋叛逆者的角色，躲在一个昏暗的角落独自品位个人的感性经验，不在困境中抗争和突围并仰望一种更高的精神，从而导致最终无法获得自我把握世界的精神方式，使他的写作缺乏精神之光和内在的持续力量，暴露出他写作的限度。朱文写作的得失正好说明，真正有力量的写作要表达对俗常、习见、不完善现实的不和解，要表达越出意义边界所体验到的生命的荒诞和虚无，还应该试图表达人对荒诞和虚无的反抗，人在虚无之中试图建构和聚合的冲动或努力，以及对新的意义的开启，并以此表现人的尊严，捍卫文学的尊严，让读者感觉到一个伟大灵魂的观照，感觉从远远的地方传递而来的精神之光的照耀，感觉到心灵与心灵之间的相互温慰。给生命增加一点亮色，艺术就应该给人的灵魂这么一点光亮，这么一点慰藉，文学就应该是这么一项最有超越性的精神事件和伟大事业。

①1998年10月，由朱文发起的问卷调查《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六份答卷》在文坛激起轩然大波，在问卷调查中，汇集了五十六位60年代以后出生的“新生代”或“晚生代”作家对现存文学秩序的尖锐而偏激的批评，“问卷风波”从另一个角度充分显示了朱文“破”的决心和勇气。

②埃里希·弗罗姆：《对自由的恐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20页。

③转引自邓晓芒:《灵之舞》，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2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