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新式爱情看法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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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鲁迅新式爱情伤逝疑虑

论文摘要：妇女解放和新式爱情，是西方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五四”启蒙运动倡导的主要内容之一。《伤逝》等文本充分展示了导致男女主人公爱情悲剧的各个方面的原因，表现了鲁迅对于个性解放和新式爱情前景的深刻疑虑。这是他对现代文化和启蒙运动疑虑的一个方面，也体现了鲁迅对于自己和许广平未来的种种担忧。

妇女解放和新式爱情是西方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撐逅臄启蒙运动倡导的主要内容之一。然而，我们从鲁迅创作的一些作品以及他和许广平恋爱、同居的整个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极度的谨慎和低调，就不难发现，对于这一现代性命题，从其在中国诞生之日起，鲁迅就始终抱有深刻的疑虑。

1918年，胡适翻译了《玩偶之家》，将易卜生主义介绍到中国，从此，娜拉成为年轻的知识女性崇拜的对象，成为撐逅臄时期妇女解放的象征。于是，有机会接触到启蒙思想的新女性纷纷挣脱旧家庭的锁链，去追求自己的新生活和新式爱情。“按当时流行的理解，一个中国娜拉对自己的基本责任就是应该有爱的权利。”（1）

然而，鲁迅很早就对这一现代性理念的虚妄性和乌托邦色彩表示了质疑。

1920年，鲁迅在《头发的故事》里，就通过主人公N先生之口，明确指出了“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妇女解放”和“新式爱情”不切实际的乌托邦色彩：“现在你们这些理想家，又在那里嚷什么女子剪发了，又要造出许多毫无所得而痛苦的人……改造么，武器在那里？工读么，工厂在那里？仍然留起，嫁给人家作媳妇去：忘却一切还是幸福，倘使伊记着些平等自由的话，便要苦痛一生世！”（2）

另外，《伤逝》的整个文本，以更为生动、直观的情节，表现了他对妇女解放和新式爱情的现实可行性及前瞻景观的疑虑、绝望。《伤逝》是鲁迅唯一的一篇爱情小说，写的是二十世纪20年代接受了个性解放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的爱情。然而，小说中，主人公子君和涓生的爱情结局，却完全是一个悲剧。造成子君和涓生爱情悲剧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鲁迅在《伤逝》中，大致向我们展示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传统道德和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

子君和涓生，从相识、相爱到同居，从始至终都承受着巨大的道德和舆论压力。20年代，是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接受了自由解放思想，可是，传统的道德观念，在大部分中国人心中，还是根深蒂固的。青年男女的婚姻，一般都是听父母之命，靠媒妁之言。所以，子君和涓生的来往，一开始就遭到父亲的激烈反对；另外，来自于周围人的反对和鄙视，也时时刻刻伴随着他们。当他们在路上走的时候，会时时遇上讥笑、轻蔑的眼光，这些眼光常常令涓生不寒而栗。他们同居不久，就有几个朋友劝涓生离开子君。这些不理解、讥笑和轻蔑，使他们的内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痛苦。

二、经济压力。

仅仅是精神上的压力，也许还不足以把涓生和子君压垮。更致命的，是随之而来的经济压力。当涓生和子君同居的消息，传到涓生供职的机关，局长为了显示自己的正统，为了维护传统道德，很快就把涓生解聘了。丢掉工作，对涓生和子君来说，更是雪上加霜。为了生存，涓生偶尔往报社投点稿，或者艰难地翻译点东西，可是，挣的那点钱，连最基本的生活也难以维持。最困难的时候，他们把子君养的几只瘦得皮包骨头的鸡，都煮着吃了。

试想，如果两个人连饭也吃不上，整天饿着肚子，还有心思谈爱情吗？所以，涓生最后不得不承认，对人来说，第一，便是生活。人必须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经济上的压力，也是导致他们爱情毁灭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爱情基础的薄弱。

单单是舆论和经济压力，也不一定必然就能将两个相爱的人分开。在我们的周围，患难夫妻比比皆是。比如，当代作家王蒙，1958年被打成右派后，到新疆劳动改造了16年，他的妻子带着孩子陪了他16年。他们两人承受的舆论和经济压力，一点也不比涓生和子君小，可是感情非但没有冷淡，反而更加默契。所以，涓生和子君的爱情悲剧，还有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他俩的爱情基础，本身就比较薄弱。比如，俩人的文化修养和社会阅历差距比较大。涓生大学毕业，在政府部门工作，文化修养比较高，见多识广，对许多问题都有自己独到的看法。而子君呢，虽然也有点文化，可结婚以后，就不再看书了，完全变成一个家庭妇女，对社会所知甚少。可以想象，他俩在一起，能有多少共同语言！小说中也有这样的描写：刚结婚的时候，他们俩人还经常摲呕扯酌艿亟惶笖，可几个星期之后，二人之间的新鲜感没有了，共同语言越来越少，隔膜却越来越大。这时，涓生就有了一种危机感，他对子君说，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还劝子君读一点书。可子君却无动于衷，丝毫没有觉察到二人之间潜在的感情危机。

经济和舆论的双重压力，以及二人之间的感情危机，几乎把子君和涓生推向了绝境。特别是离家出走后的子君，抛弃了赖以生存的旧家庭，被整个社会所唾弃、排斥。当她又失掉涓生的爱情之后，就变得一无所有。最后，被涓生遗弃的子君，终于在轻蔑、讥笑和冷眼中孤寂地死去。子君的遭遇，恰好印证了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的预言：“娜拉或者也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厖还有一条，就是饿死……”（3）《伤逝》把启蒙理想的不切实际和乌托邦色彩展示得淋漓尽致：一方面，被唤醒者如撟泳龜撲干鷶们，根本无法和根深蒂固的封建文化抗衡；另一方面，在女性没有任何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和话语权利的社会情境下，仅仅向她们许诺一幅“自由”、“爱情”的虚幻美景，无异于引飞蛾扑火，给她们带来的不是解放，而是灾难和毁灭。

可见鲁迅对于个性解放和新式爱情前景的忧虑，是有着充分理由的。我们不能否认，鲁迅的这篇小说，渗透着一定的功利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品的审美容量。但不管怎样，《伤逝》对当时追求个性解放的青年来说，还是起到了警醒和启示作用。

我们可以看到，《伤逝》里显然有鲁迅的影子，或者说鲁迅在塑造涓生这样一个形象时，在一定程度上是以自己为原型的。1925年，鲁迅和许广平基本确立了恋爱关系，可是，我们知道，他是有妻子的。鲁迅是一个感情敏锐、思想深刻的人，他不可能不考虑，他和许广平的爱情，将会遇到怎样的压力：比如，一向都很孝顺的鲁迅，该如何向母亲交待，如何处理和前妻的关系，如何面对舆论的压力等等；另外，他虽然很爱许广平，但对他俩爱情的后果，也充满忧虑。他经常问自己，许许多多和他们一样的青年，虽然拥有了自由和爱情，而在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传统的文化习俗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的情况下，他们的爱情和幸福能长久吗？这些问题，经常在鲁迅的脑子里转悠，挥之不去。在《伤逝》中，鲁迅把涓生和子君的结局描写得那么绝望，我们就可以想象，他的疑虑有多深，思绪有多悲观了。

然而，鲁迅这位新文化运动的干将，毕竟不是涓生。鲁迅在和许广平相爱时，就早已意识到，朱安这样一个深受传统思想影响的人，是不会轻易离婚的。因为朱安曾说过，我生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同时，鲁迅也绝不会让朱安变成第二个“子君”。所以，鲁迅在和许广平同居后，并没有强迫她离婚，而是还让她和母亲住在一起，并定期给他们寄去生活费。这样安排，母亲首先不会太反对，因为在当时，有点地位的人，娶个“小妾”，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其次，对朱安可能也更好一些，否则，朱安的结局，可能和子君一样，不仅要自己艰难度日，还得在旁人的冷眼中，走着所谓人生的路。对前妻的这种安排，是鲁迅在那样一个时代，所能作出的最大努力了。朱安生活得虽然不幸福，但毕竟避免了子君那样毁灭的命运。再次，鲁迅在不离婚的情况下，他和许广平的关系，在封建卫道士的眼中，也许就是讨了个小老婆，这在当时司空见惯，不足为奇。而鲁迅一旦离了婚，去找许广平这样一个新式女子，那样，遭受的舆论压力可能会更大。

另外，鲁迅在处理他和许广平的同居一事时，也十分谨慎和低调。1926年8月26日（农历7月19日），鲁迅与许广平一同乘车南下〔4〕。这次结伴南下，鲁迅找了一些借口：他是应厦门大学之聘去教书，而许广平是毕业回家。而且，他们已经同居几个月之后，鲁迅在向朋友介绍许广平时，依然只说是自己的助手。直到三年后的1929年，许广平已经怀孕五个月，才把她与鲁迅的关系告诉姑母，并希望姑母转告自己的父母。所以，鲁迅作为封建阶级的叛逆者和革命的斗士，在对待自己的爱情和婚姻问题上，也是十分冷静，十分讲究策略，而不像涓生和子君那样赤膊上阵。

综上所述，鲁迅之所以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出对个性解放和新式爱情前景的深刻忧虑，之所以对自己和许广平的关系处理得如此谨慎和低调，就是因为他充分了解传统文化、道德和舆论的强大和杀伤力，充分预见到现代文化在中国生长和传播的不易，也充分意识到思想启蒙运动的艰难和任重道远。

注释：

（1）贾振勇.娜拉出走：现代性的女性神话——鲁迅小说《伤逝》再诠释[J].鲁迅研究月刊，2001，(3).

（2）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3）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4）刘克敌.伟大而尴尬的“私奔”——鲁迅与许广平携手南下前后[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