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政治稳定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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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笔者依据“农民行动的信念基础”的描述和理解框架，从农村社会心态与行动的视角观测和分析农村政治稳定形势。田野资料显示，农民和基层干部对党和政府的权威有较高的认同，但对晚近的干部、对基层政府和基层干部却认同较低；对自身生活的改善有较高的认同，对国家未来发展较为乐观，但对农村未来形势信心较低；对法律上的社会制度有高度的认同，但对实践中的社会制度却认同较低。这说明，当前农村尽管容易引发针对基层政府和基层干部的局部性群体事件，但并不存在社会大变革的民意基础。

关键词：农村；政治稳定；农民心态；农民行动；信念基础

一、稳定形势的测量：文献评论

近些年来，关于国内农村稳定的形势，人们的意见和判断并不一致。[①]这一争论实际上反映了人们在有关评判标准上的差异。在此，笔者拟讨论的即是，有关评判与理解稳定形势的框架问题。亨廷顿曾提出：正像经济发展的指标是人们所熟悉，并为人们所接受的那样，政治秩序的标志，以及在暴力、政变、暴乱和其他不稳定的形式中丧失政治秩序，也是很清楚的，甚至是可以计量的。对于政治学家来说，以学术形式分析和讨论促进政治秩序的途径和手段，也应该是可能的（亨廷顿，1998：序言11）。罗伯特。达尔以冲突的“弥漫性”（每10万人中的参与人数）、“剧烈程度”（冲突中伤亡数）、“持续性”和“冲突总量”来测量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稳定状况（罗伯特。达尔，1987：102）。法伊拉本德等学者则将六个方面的指标，即：官员的开除和辞职，和平示威和罢工，骚动和暗杀，大规模逮捕和囚禁，反抗，游击战、内战和革命家，作为测量世界各国“政治不稳定的一种尺度”（罗伯特。达尔，1987：111）。

然而，研究近二十年来中国农村稳定形势的变化及其现状，至为困难的问题却在于，确立评判稳定或不稳定的计量标准。正如有人曾承认，“评价社会政治稳定状况显然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因为）政治稳定不同于经济状况及其变化，能够以较为准确的数据加以测量。”（张厚安等，1995：901）缺乏定量分析，这也是当今中国农村稳定研究中的一个明显不足。

关于稳定形势的测量与预测，近些年来已有学者在努力为之。比如，有学者曾从社会学的视角提出一种评价体系，即：一方面，从纯理论的视角应有三种指标评价体系：1）社会稳定度指标体系，如稳定级度量表等，此为事实评价。2）稳定类型完善度指标体系，即对稳定类型本身状况所作的评估，此为类型评价。3）目标耦合度指标体系，即对稳定与社会发展目标之间匹配状况的评价，此为价值评价。另一方面，如从比较的视角，既可与理想的稳定状态比较，也可与本社会自身历史上的稳定状况比较（陆雨辰，1992）。但在如何细化指标上他并未有更多的意见。还有学者提出一个评价农村稳定状况的“两个向度的分析框架”：一是政治稳定的四个基本指标，即政制、政权、政策和政局状况；二是经济、社会和人心的稳定状况对政治稳定的影响（张厚安等，1995：19、902）。这一框架对农村稳定形势的评判有一定的说服力。但在如何进一步细化指标，如衡量政制、政权、政策、政局状况，衡量经济、社会和人心的稳定状况等方面，他们也未设计出更精当的指标。

另一种值得注意的意见来自国家计委的课题组。该课题组自1997年以来对我国社会稳定状况进行跟踪研究。对社会稳定状况，他们提出一个“客观指标”与“主观指标”相结合的二元评价体系。客观指标包括：“社会冲突”（如学潮罢工、游行示威、请愿上访、自杀自虐、宗教冲突、民族冲突、聚众闹事、宗族械斗、暴民骚乱），以及“社会问题”（如家庭问题、老人问题、交通事故、城市交通拥挤、违章建筑、暴力犯罪、买卖妇女儿童、团伙与黑社会犯罪、盲流乞丐、工伤事故、火灾水灾、聚众赌博、、酗酒自杀、贩毒吸毒、传染病、精神病）。主观指标即指“社会心理”，如公众对于体制改革、社会生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经济生活、政府效率、环境状况、文化生活、国家地位、家庭生活、个人发展、政治参与等问题的看法和满意程度（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1999）。相对而言，这一设计更为全面、系统，将“客观指标”与“主观指标”结合起来尤具创意。但问题在于，它的多样化指标中往往发生交叉、重合，如“暴民暴乱”与宗教冲突、民族冲突、聚众闹事之间的界限往往难以区分；再如“社会冲突”中的自杀自虐与“社会问题”中的酗酒自杀，有时也是难以分得清楚，因而不便操作。

另一个课题组也主张用客观指标和“大众对社会稳定的主观判断”来研究社会稳定。他们提出，维持社会稳定有两个重要的方面：一是社会福利，二是社会制度。造就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是由社会制度和社会福利两个维度上的合力来决定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北工大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联合课题组，2002）。实际上，近些年来国内用实证的方法研究大众心理对社会稳定的影响的文献资料颇多。江流、汝信、陆学艺、单天伦等人主编的《社会蓝皮书——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蓝皮书自1994年问世以来，每年总有若干篇与此相关的研究报告。近年来零点调查公司也在这方面作了许多工作，如在《观察中国》一书发表《1996—1997：中国都市社会发展与稳定的公众心态分析》，此后每年他们都继续做这方面的调查（零点调查公司等，1997）。国家统计局也曾发表《2002年全国群众安全感抽样调查报告》（国家统计局，2003）。

上海《社会稳定指标体系》课题组则提出，上海社会稳定指标体系要反映三个方面的要求，即政府有效性、利益保障机制和秩序稳定状态。其指标体系可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社会稳定一般状态指标，反映社会稳定的常态，包括社会痛苦指数、公共安全指数、精神卫生指数、社会紧张指数和利益保障指数。第二个层面是社会稳定突变状态指标，包括社会冲突指数、社会腐败指数、社会分裂指数。第三个层面是社会稳定解释性指标，包括经济总量指数、生活水平指数、贫富差距指数、社会保障指数、人口和家庭指数、社会参与指数、政治透明指数、社会间距指数与价值观念整合指数（上海《社会稳定指标体系》课题组，2003）。这套指标体系也体现出全面、系统的特点，但也有可待商议之处：一是“常态指标”与“突变指标”之间界分的依据何在？实际上，其中的“突变指标”如腐败指数、示威游行指数和党派对立指数，在一些发达国家往往是一种常态。二是如此复杂的指标不便操作，对研究者来说由于难以获得相关的可信数据，其应用性不强。后一种缺陷，同样出现在阎耀军所设计的“社会稳定评价指标体系”上（阎耀军，2004）。

二、研究设计

1.分析框架

笔者以为，对农村政治稳定的评判与测量，未必要面面俱到，只要能抓住根本、并具可操作性即可，而其关键在于确定核心指标。在当今中国农村，政治稳定的核心与根本是党和政府的统治基础问题。对这一统治基础，既可从社区内部，对社区的权力结构和治理秩序进行分析（如王晓毅，2000）；也可上下结合，对自上而下的政治权力在农村的合法性基础以及农村社会本身的心态与行动状况同时进行分析。相比较而言，后者的视野要更宽阔一些，更有利于对农村稳定的研究。鉴此，笔者主张从后一视角入手，分析党和政府在农村的统治基础。

何为“统治基础”？在这里，笔者将它看成同“权威基础”相近的概念。除了离不开暴力基础外，它还应包括：认同性基础，即社会成员对政治权力的认同状况，“这是政治权威获得遵从或承认的必要条件”[②]；程序性基础，即权力需通过合法的程序而获得、维系；绩效性基础，即政府对国力提升、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实际效能。对政治稳定来说，这四种基础皆不可失，但相比之下，认同性基础更具根本性。

本文不打算讨论政治统治的暴力基础、程序基础，而拟主要从乡村社会成员的视角分析其认同基础和绩效基础，即主要了解农民和基层干部在三个方面的心态与价值取向：（1）对公共权力及其组织的认同，即对党和政府的评价状况。这里，我们将从“历时性评价”和“分层性评价”来收集农民的主观感受和评价。（2）对公共权力的实际绩效的评价与认同状况。（3）对现行社会制度的认同态度，如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看法与愿望。

“认同”与“评价”虽然主要是一个心态与价值取向的问题，但这种心态与价值取向往往会在行动中表现出来。为此，笔者拟同时分析农村社会本身的行动状况，看看其成员对自上而下的公共权力持有怎样的行动反映，即主要研究农民和基层干部表达对党和政府意见与不满的行为方式及其行动频率的递进性变化。人们表达意见的行为即为政治参与，其方式既有“体制内参与”，如投票、竞选、信访、向领导直接提意见、检举、投诉、行政诉讼等，也有“体制外参与”，如拉关系、接触、行贿、静坐、请愿、抗议、游行、罢工、暴力冲突等。

依此，笔者主张从农村社会的“心态”与“行动”、亦即主观和客观两个维度，评估农村社会的稳定状况，如表1所示。笔者以为，“心态”与“行动”是测量认同基础与绩效基础、从而统治基础的两个有效尺度，前者反映了人们的价值评判与选择取向，后者反映了人们的实际作为状况；前者反映的是人们的主观愿望，后者反映的是人们的客观行动。通过对“心态”与“行动”的勾连性研究，我们即能对农村政治稳定状况做出较为准确的把握与预测。

2.基本观点

关于农村政治稳定格局的变化，本项研究系以四个递进性的基本观点为基础。

其一，农民表达不满的行动方式呈现出递进性的“三步曲”特点。一般地，首先会选择和平的“沟通性”方式；然后，才会选择“迫逼性方式”；最后，即有可能实施“对抗性”行动。

其二，农民表达对党和政府不满的行动方式，反映着他们对于党和政府的信心和价值取向。换言之，农民对党和政府有什么样的信心和价值取向，就会采取相应的行动方式。比如，当他们对上级党政组织充分信任时，就往往采取“沟通性”行动，如上访。当他们对上级党政组织的信任尚未完全丧失时，就有可能实施“迫逼性”行动，如集体围攻基层组织、“闹事”，以引起上级重视并逼迫其解决问题。但如果不再相信任何一级党政组织，他们就有可能发生“敌视性”行动，或者出于“认命”观念，安于现状，进行“日常抵抗”，或者直接行动起来自谋解决问题，如策略化地进行抗拒，“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或者武力抵抗等。

其三，农民对党和政府的信心的变化其原因固然多种多样，但主要是农民权利意识上升、相对剥夺感增强和组织能力提高的后果，同时，更是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以城乡隔离为核心的宏观体制和政策，以及干部作风影响的后果。

其四，以政治性冲突为表征的农民行动之所以能迅速扩散并蔓延，与乡村社会在与“外界”（如政府）的交往中处于相近的不利地位有关。换言之，如果宏观体制和政策不作相应的调整，有可能改变目前农民对党和政府的“切割”性评价，而产生新的、或许是整体性的否定看法，乡村社会就有可能形成“一致对外”的局面，基层干部也有可能溶入乡村社会、并带领农民“一致对上”，出现稳定压力自下而上传输的后果。

笔者已在另文从农民行动方面分析了近二十年来农村政治稳定形势的变化特点，并对“农民行动的信念基础”的理论框架作了初步的阐述（肖唐镖，2003a）。本文则应用上述分析框架，以农民主观信念方面的系统数据，观测农村政治稳定的总体形势及其基本走向，对这一分析框架作进一步的讨论。

3.资料来源

本文据以分析的资料，主要来自笔者在连续数年的案例和典型调查基础上，自1998年以来所做的数次较大规模的问卷调查[③].它们是：

1.1998年10月—11月，对江西省7个县市29个乡镇536名乡镇干部的问卷调查。这7个县市分布在该省的6个地市（全省共11个地市）。本次调查的方式为非随机抽样，系笔者及调查组的同志在各县按“好、中、差”的类型选择乡镇，请在家的乡镇干部全部集中到会议室分别秘密地填写问卷。调查主持人在现场巡视、监督全过程，随后将全部问卷带走。

2.1999年10月—12月，对江西省C、T两县40个村112个村干部的问卷调查。其中C县是全国“村民自治模范县”。该次问卷调查，是在对40个村委会选举进行现场观察后完成的。对乡和村，系按分层比例抽样方式分别选取样本，每县选取5个乡镇，每个乡镇选取4个村。对村干部，则采取非随机抽样方式，在每村皆对“三大头”（村支书、村主任和村会计）进行调查，共取得了112个村干部的问卷资料。

3.2000年12月—2001年1月，对江苏省H县20个村400个选民和60个村干部的问卷调查。此次调查的方式同于1999年对江西省40个村的调查。该县是全国“村民自治模范县”，2000年7-9月举行了第七次村委会换届选举，此后我们进入5个乡镇的20个村进行调查。

以上调查所取得的资料共有三类，即：对1200个选民的问卷资料；对172个村干部的问卷资料；对536个乡镇干部的问卷资料。对以上调查资料，笔者使用spss8.0软件进行初步的统计分析，并结合调查中深度访谈所取得的资料进行比较。

三、农民对党和政府的评价

在多年田野调查中，笔者曾听到农民对不同层级的政府有不一样的看法，而且对不同时期的政府也有不一样的议论。有农民这样议论：“中央是恩人，省里是亲人，县里是好人，乡里是坏人，村里是恶人。”或者说，“现在的共产党不像原来的共产党，现在的干部哪有时期的干部好？！”2002年笔者在北京郊区和苏南农村调查时，农民向我们这样诉说：中央政策是好，就是被下面那班人念歪了！在江西农村调查中，笔者还听到过相反的说法。一位老共产党员曾向笔者忿忿地表示：现在的政府对农民都是黑的，自上到下一个样！

那么，这样截然不同的意见在农民中是一个怎样的分布呢？

1.对政府的历时性评价

在调查中，笔者曾向乡干部、村干部和村民了解他们对当前干群关系的看法。结果如表2所示，认为当前干群关系良好的人，只在村干部中超过了半数，而在乡干部和村民中皆有过半数的人认为关系并不好。

表2描述了人们对当前干群关系的一般看法。问题是，他们对我国不同时期的干部是否有不同的评价呢？表3、表4和表5反映了村干部和村民的看法。表3和表4将建国以来的干部分成四个时期，即：解放初期的干部，时期的干部，80年代的干部，90年代的干部。调查表明，村干部和村民群众对各个时期干部的评价之频率分布基本上是一致的，即：在村民和村干部中最受喜欢的干部都是解放初期的干部，次为时期的干部：“最不喜欢的干部”都是90年代的干部。也就是说，在村干部和村民中，80年代干部和90年代干部的民望最低。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差性评价？表5为我们揭示了其中的部分原由，那是因为“现在的干部有了变化，变得越来越差了”。

2.对政府的分层性评价

从对干部的历时评价看，农民对晚近干部的反感程度较高，这似乎表明了问题的严重性。依此判断，干群关系即不能不紧张，农村稳定的形势不容乐观。但值得进一步深究的是，农民认为各级政府的干部都是一样的、还是会有所不同呢？[④]

表6是对乡干部、村干部和村民的调查数据，从中可见，他们对上自中央、下到村数级组织的看法并不是一致的，但频率曲线却是一致的，即：无论是在乡干部中，还是在村干部中，或是在村民中，中央的威信都是最高的，次为省，再次是县，然后是乡，最后是村。换言之，在他们看来，遥远的、抽象的上级政府是好的，而身边的、常接触的政府是差的甚至是坏的。[⑤]据对村民的交互分析，在认为中央威信较低或很低的37个村民中，同时认为省里威信较低或很低的有32人，认为县里威信较低或很低的有32人，认为乡里威信较低或很低的有26人，认为村里威信较低或很低的有14人。这表明，在绝大多数农民眼中，“国家形象”是分层的、不一样的，否认所有政府（及村组织）威信的村民仅占1.17%.由此可见，他们对党和政府还是持有基本的认同，换言之，党和政府在农民心中仍有较强的认同。

农民为什么对各级政府会有这样的不同评价？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他们自身的经验感受范围有关。表7反映了三个群体对乡镇干部作用的看法，其中，乡干部对自身的评价较高，42.9%的乡干部认为“乡干部对农民有大的帮助”，另有42.9%的认为“有一定的帮助”；但在村干部中，仅有近五成的人认为“乡干部对农民有一定的帮助”，另有近四成的村干部认为“在少数情况下有帮助，或完全没有帮助，或不仅没有帮助反而会添难。”在村民看来，乡干部对他们的作用就更小了，只有4.6%的村民承认“乡干部有大帮助”，17.3％的人认为“有一定的帮助”，近五成的村民反映“完全没有帮助，或反而会添难”。以这样的认识为基础，农民对乡干部威信的评价就不能低了。

很显然，农民对身边干部的这种低评价、甚至敌视心态，对农村稳定的影响是负面的，它很容易激起农民针对基层政府的集体性行动。由此，即不难理解近些年来集体性事件何以频发这种现象。但另一方面，农民将基层政府与干部同上层政府“切割”开来，并做出不一样的评价，在一定程度上却有助于宏观政治的稳定。

四、农民对自身生活的感受和对未来的预期

分析农民对政府的评价与信心，除了了解政府在民众中的权威与认同状况外，还可以通过了解农民对自身生活的感受与预期来反映，因为它能在较大程度上表明民众对政府治理能力及其实际绩效的评价。

表8说明，绝大多数的村干部（占95.9%）与村民（占88.1%）承认，自家现在的生活比时期“大有好转”或“有一定好转”。表9反映了同国家计委课题组的调查不太一样的情况：与1998年前后城市居民“信心不足”不同，在2000年前后，多数农民尽管反应“负担很重、生活艰难”，但有半数以上者相信今后国家的形势“会越来越好”。应当说，这种对生活和未来的乐观心态是农村社会对国家政治稳定的有力支撑。

但值得注意的事，与村干部的预期不一样的是，村民对今后农村形势的预期，却没有对国家未来形势那么乐观，仅有近四成的村民相信“今后农村的形势会越来越好”，有14.8%的村民认为“会越来越差”，另有近四成的人表示“说不清楚”。实际上，这种情况与前引农民对政府的分层性评价是相同的，就像对上层政府的评价较高一样，对国家整体形势的预期也较好；相反，对身边的干部（乡村干部）及其治理能力的评价与期望却较低。

五、农民对现行社会制度的认同状况

对任何一个社会来说，政治稳定的根本问题在于现行社会制度的稳定，反之，政治革命的目标即对社会制度的“破旧立新”。在1949年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和拥护，这是国家虽历经动荡（如“”）而不曾动摇的十分重要的原因。

如今的农民对社会主义又怀有怎样的感情呢？从表10可见，在调查样本中，绝大多数的村民（81.1%）和村干部（85.5%）仍然“希望国家始终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明确表示反对者仅占极少数（皆不到两个百分点）。对社会制度的这种感情与心理的认同，无疑是我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维护政治稳定的强大的社会基础。

但值得高度关注的是，农民对国家现行建设的看法。如表11所示，在村干部和村民中觉得“国家现在搞的是社会主义”的人都不到五成，远远低于表10中的肯定项。在农民看来，“实践中的社会制度”与他们“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有着明显的差距。从开放性访谈收集到的资料看，大多数农民“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是一幅这样的景象：人人平等，生活幸福，没有剥削，共同富裕。换言之，实践中的社会制度与他们心目中的标准（及法律上的社会制度）有着较大的差距。显然，农民的这种心态和评价表明，农村政治稳定已面临着挑战。

六、讨论

1.从农民心态看农村政治稳定

综合上述描述，可见农民心态与信念的总体状况为：农民对党和政府的权威有较高的认同，但对晚近（如1990年代）的干部、对基层政府和基层干部却认同较低；对自身生活的改善有较高的认同，对未来国家的发展较为乐观，但对未来农村形势却信心不足；对法律上的社会制度有高度的认同，但对实践中的社会制度却认同较低。从这样一幅心态与信念图像，可见当前和近一个时期的农村政治稳定形势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尽管近年来较大规模的不稳定事件有所增加，影响到局部地区的稳定，但从总体上看，农民依然认同于现行的政治基础和制度框架，并无意变革之。因此，当前农村尚不存在社会大变革的民意基础。就此而言，本人以为，1990年代中期以来，尽管乡村治理出现了危机的变局（肖唐镖，2003c，2003d），但农村政治稳定形势并未出现危机。

第二，但是，鉴于农民对身边亲历的或现实中的境况，如晚近的干部、可接触到的干部、农村的形势、实践中的社会制度有较低的评价，已有较多的不满，这为农村社会埋下了诸多的不稳定因素。更进一步说，在这种社会心态下，只要一遇农民负担、干部作风之类的“导火线”，就极容易引发针对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和基层干部的、局部性的政治性群体事件。由此，便不难理解近些年来农村稳定格局的转型实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不过，“忧中有喜”的是，目前这种不稳定事态的目标是短期的、微观的，而非中长远的、宏大的，针对的是有关的政策（及其执行者），谋求的是解决身边的现实问题，而非要求国家制度层面的变革。

第三，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农民群体性事件已主要表现为农民与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即为了捍卫自身的利益而与基层政府的抗争。因此，就未来而言，如果国家不改变“二元性”的宏观治理体制与政策，还农民以“国民待遇”，实现城乡协调发展，那么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不仅针对基层政府和基层干部的集体性行动还将继续发生，而且尤为严重的是，还有可能逐步改变目前农民对党和政府的“切割”性评价，而产生新的、或许是整体性的否定看法。由此，农民行动就有可能普遍走向笔者所指的“农民行动的第三步”，并蔓延成非局部性的政治性动荡。

2.对农村政治稳定形势的分析与理解框架

笔者对江西的跟踪研究曾发现，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乡村冲突已呈现新的特点。一方面，已从农户与农户之间、村社与村社之间主要围绕资源利益纷争的民间性冲突转变为农民与政府之间的政治性冲突，冲突主体已是农民和基层政府；另一方面，农民对政府的行动已从“沟通性”走向“迫逼性”和“对抗性”，尽管体制内抗争依然是农民的主导行为特征，但体制外行动已明显增加（肖唐镖，1997，2002，2003a）。这一结论系以农民行动为视角而分析得出。本文则从农民心态方面对农村政治稳定形势所作的分析，对此结论作了进一步的验证。实际上，农村稳定形势的这种变化也已得到其他学者的验证（赵树凯，2003；于建嵘，2003；王晓毅，2003）。他们的研究表明：冲突过程中农民的组织方式越来越具有现代特色，新型的农民利益表达组织和表达渠道正在萌生，传统形式有所褪色。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我们对农村稳定形势有日趋紧张的共识，但对“紧张程度”的判断、以及各自所依据的分析框架并不一致。赵树凯从“组织的角度”分析了当前农村冲突的变化及其机理（赵树凯，2003）。于建嵘则侧重对农民“有组织抗争”状况进行分析，得出“农民有组织、大规模抗争”，“农民与政权的对立正在向对抗性发展，矛盾运动向质的变化发展”的结论（于建嵘，2003，2004）。于建嵘的这一观点，尽管已有章家敦（2001）、白沙洲（2001）等人的呼应，但本人并不苟同。本人同意“风云一号”对于建嵘的批评（风云一号，2004）、以及李昌平关于“中国现在不会爆发农民革命运动”的判断（李昌平，2002），并认为：1990年代中期以来，尽管乡村社会出现了治理危机与困境，但农村政治稳定形势并未出现危机。笔者研究所依据的是一个两维框架：一方面是“农民的表达行动”，另一方面是“农民的心理”，即农民对政府与社会制度的信念的变化。通过对农民“心态”与“行动”的综合分析，对农村政治稳定状况能做出如此把握与预测。

在西方学界，对于政治稳定的解释，曾经历从早期的“整合不良理论”、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资源动员理论”，再到此后的“社会建构论”的演变（莫里斯、缪勒，2002）。“整合不良理论”通常以“相对剥夺”或“社会纽带崩溃”来解释冲突或不稳定状况的出现，如摩尔、亨廷顿、沃尔夫的研究。而“资源动员理论”则关注政治国家的成长和民众权利意识对冲突的影响，如梯尼对“民众集体行动能力”与“权利意识成长”的关注，斯克科波对国家能力的关注（斯克科波，1998），斯科特对民众“社会心理与价值观的变化”、如“道义经济学”的分析（斯科特，2001）。也就是说，在西方“资源动员理论”中，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众的关系是分析和理解稳定状况的基本框架。

对中国乡村稳定形势的理解，学者们主要也是从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众的关系而展开。这表现为两个角度的选择：一个是农民的角度，一个是政府或国家的角度。从农民视角，研究者们强调，冲突与不稳定的增加主要是由于：农民权利意识的成长（李连江与欧博文，1997；郭正林，2001）；农民“相对剥夺感”的出现（张厚安等，1995；赵树凯，1999）；现代化引起乡村非正式制度的变化（党国英，2001）；乡村传统文化活动的兴起，导致农民组织化程度加强（邱新有，2001）；农民公正观念的变化（王晓毅，2003）。从政府或国家视角，学者们提出，冲突增加则主要是由于：农村基层干部腐败、作风差（方江山，2000）；农村基层组织的生存状况（赵树凯，2003）；对农民利益表达和社会参与的制度安排滞后（KevinO''''Brien，2002；ThomasBernstein&XiaoboLu，2003；孙立平，2004）。本人以为，从社会主体及其行动的视角看，政治稳定状况，说到底还是各种政治主体特别是政府与民众在互动中和谐与否的状况。因此，从政府、民众的状况及其相互关系的状况的理解入手，应是解释稳定状况的有效路径。据此，笔者在强调国家宏观政策与体制的影响的同时，尝试着从“农民行动的信念基础”的视角来理解之，强调：农民对表达对政府意见方式的选择，系以对政府权威和现行制度的信念为基础，反映了他们对于党和政府的信心和价值取向（肖唐镖，2003a，2003b，2003d）。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尽管从国家与社会视角分析稳定的学者日众，但尚少人对之展开系统的分析和研究，如从各种相关性的变量的比较中来测量国家因素对乡村稳定的影响，在长时段中考察农民行动的变迁，对不同地区的农民行动与心态、及政府应对策略的比较研究，关注者甚少。当然，即使在西方，正如著名学者扎尔德的评论：一直到最近为止，即便是“国家研究视角”也“只不过刚刚开始对这一领域的分析而已。”（莫里斯、缪勒，2002：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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