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文明的源流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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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中旬，从网上看到一则《中国社会科学院通讯》报道：去年八月已成立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启动文明探源工程，中心聚集了很多享有崇高声誉的学术权威，前不久开会进行过研讨。据介绍：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是继夏商周断代工程后又一多学科结合，联合攻关的国家级重大项目。

见此消息，教人不胜喜悦。看完整个报道，下面直率地谈谈个人的意见和建议。

一、主流不是源

研讨会上，有人主张从已知推未知，顺着夏商周断代工程往前推。有的专家明确讲：从夏商周三展情况看，中原文化是主流，探源工程应把考古龙山文化研究作为重点。这与我国史学界有的专家"重河轻江"、"重黄轻炎"的思想类似：认为"结合古代传说来考察龙山时代各种文化，将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形成有进一步的阐发。"

诚然，"中原文化是主流"，主流是流，但源是否就在这里？我们要做的是"中国古代文明探源"。

从这次研讨会上反映的这种倾向探下去，就会探出"黄帝是人文初祖"，可能将古史前移四、五百年，虽然离"中国五千年"也差不离了，但依本人多年研究的结果：炎帝才是我国文明史的鼻祖，我国文明的根源早在5200年前！

二、历史上的炎黄二帝

理顺炎黄关系，特别是摆正炎帝神农氏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是我国文明探源的关键所在。

现在的历史课本上，是将神农与炎帝分开的，而将神农说的非常古远。然而，历史上的炎黄关系，《史记》里讲得相当清楚。太史公司马迁认为：公孙轩辕就是生活在神农氏末帝榆罔时期。由于时代局限，当时对神农的故实，文献中记述不多；而在民间流传的，夹杂了许多神光幻影，"荐绅先生难言之"，于是史太公"择其言尤雅者"而作《五帝本纪》，其中点明，公孙轩辕是生活在神农天子之世，只是当时"神农氏世衰"。

这里要强调指出的是，在司马迁生活时期及其以前，已有不少学者讲过有巢氏"王天下"，燧人氏"王天下"，还有人讲"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等等，讲到伏牺氏，还有人讲他为"百王先"，是乎在伏牺以前，我国就已有"天下共主"的王，早已进入文明时代。司马迁卓尔不凡，他虽讲"神农以前，尚矣！"表明了他对古圣先贤的崇敬。但开篇时，却从神农氏写起，认定神农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只是"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尽管他在《吕氏春秋·上德》中见过："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莫如行义。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劝，不罚而邪正，此神农、黄帝之政也。"但由于他对神农史实不多见，致使他不无遗憾地说："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而将他对神农王朝的承认，直率地写进卷首中：

“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莫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行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豸区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轩辕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

过去讲炎黄关系时，不少学者，引用以上的材料时常常斩头去尾，将炎帝与神农两词拼凑一起，没有仔细考察这个炎帝的真伪。而引用司空季子的黄炎之说时，也没有结合有关传说来辨析。

太史公讲的“轩辕之时”，是神农王朝已势衰、历经五百余年了。而轩辕之父少典氏是神农天子驾下的有熊国的诸侯，这时的轩辕兄弟，刚从乃父手中各分得"天下之半。"也就是汉代学者贾谊在《新书.制不定》中讲的"炎帝者，黄帝同母弟也，各有天下之半"，这个"天下"系有熊国的天下，而不是华夏；不少学者都说成全中国。这里还得指出的是，这时的轩辕不应称黄帝，他只是诸侯，称黄帝，是禽杀蚩尤以后的事。炎帝不是名号，是轩辕之弟的冒号。都不应称"帝"。当时的帝就是神农天子。

上面那段文章，可以分为三层（已用句号隔开）：第一层是讲当时的天下大势。神农王朝已势衰力竭，而对"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天子"莫熊征"。这时公孙轩辕一作诸侯，即以天下为已任，"乃习用干戈"并宣言"以征不享"，表明他对天子的一片忠忱。这里得强调，他要征的是背叛天子的"不享"者，因此对诸侯之间的侵伐，即使是"最为暴"的蚩尤，轩辕也"莫能伐"；这说明轩辕是讲原则的。

第二层是写阪泉之战。这一战不少史家说成黄炎之战或炎黄之战，都不对，理由同前。这是轩辕尽诸侯之道而大义灭亲，实践他的"以征不享"。

这件事由晋大夫胥里臼季最早讲出，他说"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异什么德？他说"异姓异德"。贾谊讲得比较清楚，他在《新书.益壤》中讲："黄帝者，炎帝之兄也。炎弟无道，黄帝伐之涿鹿之野，诛炎而兼其地。"就是说轩辕之弟自称炎帝，要谋朝，无诸侯忠君爱民之道。遗憾的是季子和贾谊等人都将称号、冒号作了名号，以致后世为此纠缠了两千年，使有些人将叛贼当了初祖，也有人说他是末帝榆罔。反怪太史公"行文不密致"。

这里顺便说几句：阪泉是涿鹿下面的一个小镇，故称"涿鹿之野"，与下面的阪泉之战是两回事。更重要的是历史上真正的炎帝，不论是初祖还是末帝，都未遭诛杀，据《路史》载榆罔是被降封于潞。

第三层是写涿鹿之战。这次是因为"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他公然扯起反旗，轩辕又得"以征不享"了。传说蚩尤将末帝榆罔赶走，在涿鹿兴封禅，号炎帝。传说轩辕这时已被委以摄政，他能"征师诸侯"了。这场战争打得很久，很艰苦，但最终"禽杀蚩尤"。

沧海横流显出英雄；因此"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这时，他本可称炎帝了；但因前两个篡逆者将炎帝称号用滥，他本着少典农业氏族的特点，"以土德瑞"而称黄帝，以示继往开来，显出罕见的睿智。

三．寻根探源

上面讲了，司马迁虽然以黄帝开篇，但他认为是神农开统，他不仅在《吕氏春秋》里见过，此前的《周易》里早有"伏牺氏没，神农氏作。"的说法。但对神农的建国立朝，那时尚无材料，他只好阙如。就像被日机炸沉在长江里的中山舰；过去几十年都知水下有船，但无法得到。现在我们有条件了，前几年不是打捞出来了吗？时代不同了，有关伏牺、神农的故实、轶事，今天已积累不少；近几十年还发掘出一些有关文物；更重要的是有了破谜的钥匙--马克思主义。

据王献唐的《炎黄氏族文化考·伏牺考》载：伏牺原属山东泗水流域的华胥氏族，这里开化很早。伏牺主事时发展较快：不仅邻近氏族拥护，还向西发展越过泰山。在距今6500年前后，在陈（河南淮阳）定都，建立了最早的最大的氏族联盟。因其间有巍巍泰山，人称泰皇，称他们为泰族。因伏牺出自华胥，也有称华族的。从社会发展阶段看，当时已进入父权奴隶制时期，就是恩格斯讲的"父权支配着妻子、子女和一定数量的奴隶并且对他们握有生杀之权。"③的时期。

当华族在黄河流域放射出远古文明异彩时，夏族先民则在长江中游的夏（汉）水流域崛起。长江流域的巫山，是世界古人类诞生地之一，其下游夏水的烈山一带，则是古夏族聚居的地方。据龚焱、李顺忠两先生讲：

"五千多年前，随州烈山（列山）这一带，就生活着许多氏族、部落，根据史籍记载，有名的就有烈山氏、伊耆氏、有虫乔氏、有蜗氏等。"④这个烈山氏，就是很多史家讲的少典氏。桐柏山南麓有一列九条余脉，人称列山。古老的少典氏族在这里"烈山泽而焚之"，开出大片良田沃土，发展早期的水稻种植，列山因此名"烈山"，少典氏族的领袖被拥戴为天子，人称烈山氏。春秋时鲁大夫柳下惠展禽曾讲："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疏。"

这个柱，因精于农，人称神农，有关他的传说，今天沉沉淀很多，其中不少神话，但可破译，对这些，我在《跨越时代的巨人--炎帝神农氏》（约20万字，书稿已成待印）里论述较详，这里只简单谈谈"一没一作"。

这"一没一作"，意义极大：这是讲一个野蛮时代没落、结束；文明时代兴起、诞生！这不只是在我国，也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

恩格斯曾说："邻人的财富剌激了各民族的贪欲"。

古代农业，在很大程度上是"望天收"。传说在距今五千二百年前后，一场天灾迫使神农率领烈山子弟，跨过桐柏山，夺取富庶的中原。野蛮时代虽有战争，都只是氏族间的小打小闹；像神农这种大规模有预谋的突袭，此前没有发生过。华族虽是庞大的氏族联盟，这是松散的组织，无常备军。传说神农运用快速、火攻，采取避实击虚，以迂为直，出奇制胜等战法，因此当伏牺末代无怀氏被俘时，还认为是神兵天降。这"一没一作"，给后人留下"神农受命之初，了无关争"的印象，王献唐先生还说是"牺农一族"而"迭相为皇，顺理依分，不须兵戎相见"⑥。但战国军事家吴起却说："承桑之君，修德忘武。以丧其国。""承桑之君"就是伏牺无怀氏；说他"修德忘武"确有点冤枉：当时并无常备军，此前也从未发生过异族入侵啊！这是时代的悲剧。这却反映了神农代伏牺是经过杀伐争夺的。

恩格斯在讲德意志人国家的形成时指出："我们知道，对被征服者统治，是和氏族制度不相容的……氏族制度的机关必须转化为国家机关，并且为时势所迫，这种转化还得非常迅速地进行。但是征服者氏族的最近的代表人是军事首长。被征服地区对内对外的安全，要求增大他的权力，于是军事首长的权力变为王权的时机便来到了，这一转变也终于实现了。"

传说神农进陈以后，变随征军为常备军，其亲信成为大臣并以之为骨干建起机构，"以火德王"称炎帝，成立大炎帝国。于是在氏族制度的废墟上建起了统一两河流域的多民族的、文明时代初级阶段的第一个奴隶制国家。首创东方的"两河流域"文明。

初期的繁难的建国重任，历史地落在了炎帝神农肩上。传说他分封烈山子弟到各地作诸侯⑧，对中原华族采取团结笼络政策，提出华夏一家，并自称华夏。对华族中那些能归顺、肯合作的酋长就地封侯，一时间出现上万诸侯。而对以伏牺无怀氏为首的近亲权臣则离析远迁，流放到西鄙三危（今陕甘一带），这些人在那一带繁衍的后裔，时隔势移，后人中还以为这些流放到三危的远祖就是始祖。对战俘降而为奴，对东逃的贬称为东夷。对其周边的后进的兄弟民族，则贬称为西戎、南蛮、北狄等等。

至于有人将伏牺看作东夷，将神农看作南蛮，甚至讲舜亦东夷之人，文王亦西夷之人等等，这是出于古代学者狭隘的地域观念，不符合历史实际。其实伏牺、神农、舜和文王等人都属华夏。

神农建国之初大抵如此；还有不少轶闻趣事，如神农造耒耜、神农祭泰山、宿沙之叛自平、神农伐补遂、神农娶华族少女听言禾为妃以及神农时期的种种文明等等，等等，《跨越时代的巨人--炎帝神农氏》一书中记述较详，不是这篇小文所能尽述的。

神农率烈山子弟，跨越桐柏，跨越野蛮时代，在距今5200年前，在中原融合华夏建立了大炎帝国，揭开了我国文明史的新篇章，我国文明的根源就在这里！

四、说与信史材料

我国早就传说有"两河文明"，可是被信使所忽略。而谈到炎黄，我们又不能不动用传说。

上十年前，在一次炎黄文化研讨会上⑩，有的学者提出要弄清楚源流，弄清炎黄其人其事。但另一部分学者认为"炎黄二帝事迹是传说而非信使"，不能"考与不可考之处"。那次研讨会就在"不忘先祖，面向未来"中结束。

我们主张"穷源"。当然这只能尽量根据传说来说清炎黄是怎样的人，中华文明的形成与炎黄的关系等等。至于传说能否作为信使材料，这就要看我们如何对待传说。

一般的信使材料，都是指典籍所载。其实典籍所载，有的也是来自传说。如很多学者引用过的《国语·晋语》所载有关炎黄之说，也不是司空季子的亲历、亲见。只是他亲闻而已。季子所闻也是经过了二千多年、辗转很多人之口；其中若有一个环节上的误传或误听，或者他自己误记甚至胡编，就会造成以讹传讹，贻害后代。

炎黄时期代远年湮，文献文物极难找寻。而流传下来的故实轶事都不少。对这些传说，因其不是信史而一概拒之门外？还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细加辨析？显然后者是我们应采取的。对一切有关远古的传说，包括神话，尽管是过去不屑一顾的"纬书"，有的还是当今农妇、船工之言，我们都应珍惜。当然不能拿来就用，而要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按照社会发展的规律，与文物、考古、文献史册相印证。

传说是人民的记忆，是民族的瑰宝，这是我们文明探源的重要依据之一，有价值的传说，同样是可以作为信史材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