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书话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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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全文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书话体类之管见。书话之出现，书话体之特点，书话有狭义和广义之分。新文学类书话之史料价值，目前书话类书中搭车现象严重。第二部分，目前出版之新文学书话，史料错误之摘误举隅。文中按七类列举失误，并加以订正。用以说明失误之不可免，提请作者注意，并为广大读者参考。

【摘要题】思潮与流派

【正文】

近20年来，书话这种短文，被出版界承认，标明书话类的书，出版了不少。其中，有关新文学版本的书话，为数不少。

我是一个多年来沉湎于新文学版本的人，因此，对新文学类书话则分外留心。从中，获得了不少新文学的版本知识和掌故，同时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我认为，这种谈版本知识的短章，既然为学术界重视，那么其中存在的版本差错，也就该加以纠正，以免以讹传讹，影响史料的真实性。我这篇文章，想分类谈谈有关问题，以期引起新文学之书话类文章的作者和读者之注意。

一、书话体类之管见

应当说，书话这类文体，古已有之。但它不是古人那种诗词话、曲话，也有别于前人的《书林清话》。而是从前读书人在藏书上写的题跋、藏书记一类文字。这种札记式的短章，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就出现了书话。开始，它就是用白话写新文学版本之书话。最早，是阿英先生写的《鲁迅书话》，1937年10月发表，并标明“为鲁迅先生逝世周年作”。虽仅三则，但《域外小说集》一则，已相当完备，有版本、有掌故、有对鲁迅先生的怀念，文情并茂，不可多得。到了20世纪40年代，唐弢先生开始了新文学书话的大量创作，从解放前的《万象》、《文汇报》、《文艺复兴》，到解放后的《读书月报》、《人民日报》，都是唐弢先生发表书话的阵地。我认为，唐先生写书话，既是他的散文创作，也是他的新文学版本研究。也许后者更被他看重，作为文学史家，他的研究是从原始资料的收集和开掘开始的。研究的笔记，获得新版本的题跋，就变成了一则则的书话。从版本研究进入新文学研究，是唐弢先生治新文学的特点，叶圣陶先生称赞唐先生写书话，谈新书的版本，是“开拓了版本学的天地”，是很有见地的。

唐弢先生也开拓书话类文章的新园地，特别是新文学书话。他的《晦庵书话》没有收入集子，后被收入《唐弢文集》第5卷的书话，应当认为是如今新文学书话作品的典范之作。在《晦庵书话·序》中，唐弢说：“书话的散文因素需要包括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它给人以知识，也给人以艺术的享受。”目前书话的作者，都把唐先生这段话奉为圭臬，好像一篇书话，必须具有这四个“一点”；我却认为不一定如此，也许这是唐先生力求将书话写成散文的一种体会吧！如将它作为一种要求，却不是每篇书话都能做到的。

书话这种文体，应当属于知识性的小品。读目前出版的各种书话集、书话选本，我认为大略说，书话可以分为狭义的和广义的两类。唐弢先生《晦庵书话》中，“读余书杂”、“诗海一勺”、“译书过眼录”三部分，每则千八百字，谈及一两种书的那些短章，应当认为是书话的正宗，它是从藏书题跋中发展来的。这种书话，就一书下笔，说它的版本、作者，有版本知识，有有关掌故，自然也有作者的观点，就是对该书的评论了，但它是在记叙中带出，而不是一则书评。我认为这就是狭义书话的样子，是读书人应当提倡的。黄裳先生是著名的藏书家，以收藏古籍最富。他有《来燕榭书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5月第1版)和《来燕榭读书记》(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实则均为藏书的题跋，均是关于古籍的，写法是传统的题跋写法。他写了八则新文学书话，用《拟〈书话〉》为题发表，说是“仿弢公笔意”为之，认为《晦庵书话》是“兼有文献价值与文学情趣的随笔”。这八则书话的写法，均千字左右，注重版本与掌故，是典型的狭义书话作品。(参阅《黄裳文集》第6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4月第1版)

广义的书话，往往所谈不限于一书，涉及的范围也广得多了。在唐弢先生《晦庵书话》中，第一辑为“书话”，这便是1962年唐先生在北京出版社出的那本《书话》了。这里有些就不是40年代唐先生书话作品的写法了，诸如《朱自清》、《“怎样研究”丛书》、《翻版书》、《再谈翻版书》、《藏书印》、《藏书票》等等，有些类似短评，有些就是知识性小品了。至于《晦庵书话》中的“书城八记”，恐怕连广义的书话都不是，收在书话类书中，只能算是附录了。读读倒很像《书林清话》中的文章呢！我以为，书话应当有一定的体类，一定的程式。有位先生说，凡是有关书籍的言谈，都是书话；书话、书话，就是有关书的话。这样界定，怕是太宽泛了；如果不用界定，不谈体类，那怕也就没有了书话。

近十多年来，书话在读书界大受欢迎，书话集很畅销。因此标明为“书话”的集子出了不少，“书话丛书”就有好几套。我读过一部分，请恕我直言，搭车的不少。很有些并非书话的文章，也收在书话集中；有的根本不是书话的集子，也称为书话。我建议，连广义的书话都不是的作品，最好不收在标明为书话集的书中。什么样的文章不是书话呢？我可以这样说，书评不是书话，短篇的书评也不是；虽然书话有“一点观点”，那与书评不同。书籍介绍也不是书话，如今一书出版，往往刊发内容介绍式短文，切不可当成书话。一本书要出版，作者自己或请别人为它撰写“序”或“跋”，那不是书话；它就是出版前的序、跋，也有人称为前言或后记。札记、笔记式文字，考据、补正的短文，不论长短，都不是书话。虽然常有人将它收在书话集中，其实不是的，因为写法很不同。有位先生，主张写书话可以语涉时政、触及社会的敏感问题，说是不妨“出格”，抨击时弊。我想，这不是书话，该是杂文了。唐弢先生是著名杂文家，他却不将那些与书沾边的杂文收在《晦庵书话》中，也不追求书话的“出格”，就是证明。

唐弢先生说：“现在，书话和书话一类的文字多了起来，这是好现象。至于写法，乐山乐水，见仁见智，本可以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书话又自有其自身的特点，应当根据这个特点去进行不断的探索与追求。”(《晦庵书话·序》)唐弢先生的话，值得我们重视。书话写法虽然可以见仁见智，但毕竟要是书话，它是有体的。我就是据自己的认识，讲了对书话体类的管窥之见。既然书话是继承了古人题跋、藏书记的传统，那么，我将它定位在版本学研究的范围内，认为书话应该是版本学的一个分支，书话写作则是版本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用白话文写新文学书话，严格说是从唐弢先生开始的；而这也是唐先生新文学版本研究的重要内容。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了几位著名的书话家，他们全按着唐先生的路子，撰写新文学的书话。如今这些作品，已成为新文学版本学研究的丰硕成果。爱好、研究新文学版本的人，都将新文学书话当成了重要参考内容。可以说，新文学书话日益被学术界看重，它的影响也在日益提高。

已出版的新文学书话类作品，我仅仅阅读过一部分，确实版本知识丰富、内容翔实。但请恕我直言，其中错误也不少。当然，任何著作错误是难免的。但是，由于不少人是将书话认做了新文学版本研究的成果，那它的错讹就有加以重视和纠正的必要了。如今我打算分类讲讲书话类文字的失误，以为书话作者的借鉴和广大读者的参考。这些例子都是举隅性的，有取自前辈，有引于时贤，在此一总告罪，唐突了！

二、书话类摘误举隅

我是一个很爱读书话类文字的读者。虽然唐弢先生在《晦庵书话·序》中曾说：“我以为书话虽然含有资料的作用，光有资料却不等于书话。”但我读这类作品，最看重的还是它的版本知识和文坛掌故。我总记得叶圣陶先生对唐弢先生说的：“古书讲究版本，你现在谈新书的版本，开拓了版本学的天地，很有意思。”(出处同上)因此，在20年前出版的那本《新文学资料引论》中，我认为新版本学家写的书话，是继承了古代的题跋、藏书记的写法，是版本学的一个别支。

我读书话类文字，总是当版本学研究的。我只读新文学类的书话，对它们涉及的新文学版本，也分外注意，对其中的版本、史料失误，也特别看得清楚。现在分类摘引若干，说明广为流传的书话类文字之不足，既与各位作者商榷，也提请如我一样的读者注意。

第一，年代换算上的失误。

新文学版本，有的用公元纪年，诸如北新书局、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等，有的则用中华民国纪年，像开明书店、商务印书馆等，也有时二者并用。总之，这给出版时间的著录带来了麻烦。书话作者往往要换算成公元纪年加以介绍，这一般不会错，但有时也会有疏漏。

唐弢先生是著名的版本学家，又以治学严谨著称，他那大量书话作品中，很少有版本错误。《晦庵书话》中，有一篇《半农杂文》，他说：“《半农杂文》分第一册与二集两本。第一册由北平星云堂书店出版，一九二四年六月发行，道林纸印，十八开大本……”“至于《半农杂文二集》，则于一九三五年七月半农逝世周年忌的时候，作者遗著，由良友图书公司出版。”(三联书店1980年9月第一版第27～29页)唐先生这里的《半农杂文》(第一册)的出版时间却错了。在该书版权页上，印的是“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六月初版”、“发行者星云堂书店”，此书似没有再版过，换算成公元，该是1934年6月才对，版权页上也没有印错，因为书的第一篇是《自序》，文末是：“二十三年四月十二日刘复识于平寓”，这里的“二十三年”应该是“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即1934年。我查刘小蕙《父亲刘半农》一书，所附《刘半农大事年表》、《刘半农著译作目录》、《自序》、《半农杂文(第一集)》，发表和出版时间，均为1934年。都足以证明唐弢先生在《半农杂文》一文中，将民国换算为公元纪年时，差了十年。

唐先生这个失误，我是四十多年前发现的。1962年《书话》由北京出版社出版，著者署名晦庵，我并不知道是唐弢先生。当时我正从中国书店机关服务部先后买到了《半农杂文(第一册)》和《半农杂文二集》，前者2元，后者1元，那会儿这就不便宜了。读了《书话》中的《半农杂文》一篇，对照两书的版权页和《自序》，我就发现作者换算年代错了，可还不知晦庵是唐弢先生。后来知道了这是唐先生作的，再后来，不仅写信向唐先生请教问题，还见过几次面，也去唐府请教过问题，但始终羞于开口告诉唐先生这个失误，觉得后生晚辈不该班门弄斧。以至80年代的《晦庵书话》和90年代的《唐弢文集》第5卷，《半农杂文》一文中，那一处年代换算失误都没有改正。今天想想，都后悔没有告诉弢公。我们常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说说容易，要做到是需要勇气的。当年我听过唐弢先生的课，还不止一次请教过问题，他确为我的师辈，但到了指出失误时，就没有那勇气了！

第二，版本没有见全而致误。

有的新文学书，版本很多，也很复杂。书话作者谈自己手头的版本，一般不会错；如果讲一书的多个版本，讲它的版本源流，有时就会错。许多版本没有见到，全面介绍，即使是著名藏家，也会造成失误。下边举两个例子：

黄俊东先生，是香港著名的藏书家，书话家。他的《猎书小湖》(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4月第2次印刷)中，有一篇《〈诗论〉的版本》，介绍艾青先生的《诗论》时，有如下文字：“偶然在旧书店买了艾青……的一册《诗论》，那是1947年在上海重新印行的新新出版社的新版。此书的版式与1940年重庆初版本一样……”“《诗论》在1962年，再由上海天下出版社印行新版，内容经过作者若干修改。1953年，再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重新印行”。“1956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印行新版本，这次改横排，内容又有改动……”“在短短的十多年中，诗论印过5个版本，而且频频改动内容和文字。”

黄先生讲《诗论》的文字，与实际版本对照，有不少错误。《诗论》初版不是1940年，也不在重庆。它最初由桂林三户图书社发行，1941年9月初版，我有此版的再版本，时间为1942年4月。第三个版本的时间印错了，将1952年排成了1962年，失校之误。但此书名《新诗论》，出版社不在上海，而在北京，该是黄先生弄错了。艾青的《诗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8月还印过新版本，内容多有增补，大约不在黄先生文章谈论的范围之内，虽然2002年出版的书中，是该补上的。另外，杨匡汉先生撰写的传记《艾青》文末，讲《诗论》版本，还有“上海杂志出版社1947年版，上海书报联合发行所1949年版”。(参阅《中国现代作家评传》第3卷第317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12月第1版)因没见其书，不敢确说；如果有此一书，那么在短短的十多年中，《诗论》就不是印过5个版本了。录此备考。

胡从经先生是另一位藏书名家，在《柘园草》中，有一篇《大涛之微沤巨响之先声》，是讲《域外小说集》的。文章很好，先介绍了周氏兄弟纂译、东京初版的《域外小说集》第一册、第二册，后介绍了增订再版本《域外小说集》，合为一册，上海群益书社1921年出版。介绍两个版本后，胡先生说：“群益版而后，似乎不见有再版了。”(《柘园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7月第1版第18页)

胡先生这话说满了，我手头就有一本是群益后出版的《域外小说集》，中华书局1936年12月出版发行，内容与群益版相同，该是《域外小说集》的第三个版本，该书为中华书局的“现代文学丛刊”之一种。查《鲁迅著译版本研究编目》可知，中华书局版的《域外小说集》，1939年7月再版，1940年11月三版，那么这个版本不冷僻。胡从经先生《柘园草》中这篇文章，后来又收在《胡从经书话》(北京出版社1998年1月出版)中，前引那句话，一字没改；而著录《域外小说集》的《鲁迅著译版本研究编目》，在1996年10月就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据说，中华版是用群益版纸型重印的，但从版本说，它毕竟是另一个。用同一个纸型由两家或三家出版社重印的现象，在新文学领域可太常见了。

第三，因不察版本的变迁而致误。

1949年以前出版的新文学版本，有时一书由两家或多家书店出版，甚至几个版本就是用一副纸型付印的。而在后出版本的版权页上，著录情况相当复杂，有的不提过去版本，以自己之版本为初版，有的记录了真正初版时间，却抹掉了初版的店名，当然也有对过去版本有清楚记录的。凡此种种，为书话作者制造了麻烦，如果对这种版本变迁情况不调查明白，仅依据后出版本版权页所印，谈一本书的版本源流，有时是会失误的。我发现，著名的藏书家、版本家、书话家，有时也难免。以下举两个例子：

姜德明先生是著名的藏书家，是当代撰写新文学书话的名家。他的《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中，这样说：“《回忆鲁迅先生》的版本，在解放前印行过三种。一九四○年七月，重庆生活书店出版的是初版土纸本。抗战胜利后，一九四五年十月在上海印行了第二版。一九四六年一月又在北平印行过第三版。东北解放区似乎亦曾翻印过。”(《书叶丛话——姜德明书话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10月第1版第482页)

《回忆鲁迅先生》的版本，比姜先生说的要多，我就有两个版本，据两书版权页可知，该是：重庆妇女生活社1940年7月初版，1941年3月再版。上海生活书店1945年10月胜利后第1版，生活书店1946年1月北平第1版。据北京图书馆编的《中国现代作家著译书目》载，还有“1948年8月3版，1949年三联书店重版”。(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12月第1版第381页)如果姜德明先生确见过生活书店1940年7月初版土纸本，那又多一个版本；我那妇女生活社1941年3月再版本，可不是土纸本，而是很好的报纸本。但姜先生所说此生活书店本却不见各种书目著录；而东北解放区翻印本，好几种目录上也没有呢！

陈子善先生是又一位书话家，精于版本考据。在《〈郁达夫全集〉出版种种》一文中，这样讲《达夫全集》的版本：“早在郁达夫生前，他就自编了七卷本的《达夫全集》，先后交创造社出版部和北新书局出版。在世作家出版作品全集，既说明了作家的自信，也是当时文坛的一个创举。”(《捞针集——陈子善书话》，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163页)

陈先生是研究郁达夫的专家，对郁达夫著作版本相当熟悉，可惜讲《达夫全集》版本的这几句话，却不准确，有失误。据我考察，《达夫全集》的版本是这样：第一卷《寒灰集》，创造社出版部1927年6月初版；第二卷《鸡肋集》，创造社出版部1927年10月初版；第三卷《过去集》，开明书店1927年11月初版；第四卷《奇零集》，开明书店1928年3月初版；第五卷《敝帚集》，现代书局1928年4月初版。这五卷在各自的出版处印了两三版后，大约在1928年，作者收回版权，一齐交给了北新书局。从1928年到1929年，《达夫全集》的前五卷，就由北新书局陆续出版了。新编的第六卷《薇蕨集》，北新书局1930年12月初版；新编的第七卷《断残集》，北新书局1933年8月初版。我有一套北新版的《达夫全集》，在版权页上，差不多每卷都有初版的时间和出版处，陈先生应该讲清楚，如今之行文，欠准确、有差错。

第四，回忆的内容，不经核实，会致误。

在书话文字中，如果是回忆性内容，作者写出时不进行核实，有时会失误。因为回忆有时是靠不住的。如果用回忆录中材料，写入书话，也需进一步核实，否则也会导致失误。

下边各举一例：

鲲西先生的《图南追忆》(《清华园感旧录》第5～1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6月出版)中，多有书话类文字，可惜下笔失于核实，不免有失误之处。有这样两段文字：“景超师夫人龚业雅女士……善属文，多年后她为梁实秋的《雅舍文集》写序，此序现在的梁著刊本署名都删略，而世人多不知撰序者为何人。朱自清先生《为犹贤斋诗集》有赠吴夫人诗，所以在清华园吴夫人是以能文名的。”“战时的昆明是一座大学城……这样我认识了沈从文、诗人冯至和那时也在联大教课的卞之琳。与冯先生交往最频繁，恰好冯先生的《十四行诗集》由桂林明日社刊印，书到冯先生送我一册……书都用那时的土报纸印，我珍藏至动乱中散失。”

两段引文，字数不多，错误可不少。大约鲲西先生仅凭印象下笔，是没有对相关史料进行核实。第一段里，龚业雅写序的书，书名该是《雅舍小品》，却错成了《雅舍文集》。我手头有两种《雅舍小品》，《序》全都在，署名也没有删略，均署“业雅”，原书就如此，也没删“龚”字。两书一为《雅舍小品》，是上海书店1987年12月据台湾版影印的。一为《雅舍小品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出版。相反，鲲西说的那种删去序言作者署名的《雅舍小品》，却没有见过；当然，梁实秋雅舍小品文字的选本，没有业雅的序，好像也不该有。朱自清先生的旧体诗，书名不是《为犹贤斋诗集》，而是《犹贤博弈斋诗钞》。此集先收在《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7月出版)里，后收入《朱自清全集》第5卷，都不算冷僻书。第二段里，冯至先生的诗集，书名就错了，该是《十四行集》，虽是诗集，书名没那“诗”字。说它都用土报纸印，也不准确。我恰好有一册明日社版的《十四行集》，先抄这初版本版权页上一段文字：“本书初版用上等重纸印三十册，号码由一至三十，为非卖品；用浏阳纸印二百册，号码由一至二百。”版权页上之印数则是“1—3100册”。《十四行集》印得讲究，有230册就不是用土纸印的。我那册为浏阳纸本，编号93，封面上有“从文用书”，该是沈从文先生的旧藏呢！这足证明，当年明日社印《十四行集》时，并非全为土纸本了。鲲西先生原书已失，写这段文字时如果先考核一番，就不会弄错书名，也不会凭印象说什么了。失误均因失于核实了。

钱君匋先生在《我在开明的七年》一文中，有如下回忆：“我在开明除了编辑出版这些美术书籍之外，同时要为开明所出的书籍设计书面。我进开明最早设计的书面是汪静之的诗集《寂寞的国》，……周作人的散文集《两条血痕》、《谈龙集》，胡愈之的《东方寓言集》、《莫斯科印象记》，叶绍钧的长篇小说《倪焕之》、童话《英雄的石像》……还有记不胜记的各种书面设计，约共数百种。”(钱君匋：《书衣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7月第1版第135～136页)钱先生晚年回忆年轻时设计的几百种封面，哪能那么准确，错误是难免的。比如，说周作人两书是散文集，不准确，《两条血痕》是翻译的小说和戏剧，《谈龙集》则是关于文艺的评论和序言，《谈龙集》的封面，周作人在《序》中说：“谈龙谈虎两集的封面画都是借用古日本画家光琳(Korin)的，在《光琳百图》中恰好有两张条幅，画著一龙一虎，便拿来应用，省得托人另画。”而叶圣陶的童话应当是《古代英雄的石像》，钱先生丢掉了“古代”二字。此书有20幅插图，为丰子恺所画，插图的第三幅“半夜里，石像忽然倒跌下来。”就做了书的封面。回忆文字有错误，有不够准确的地方，怕是难免的。但书话作者使用或摘引时，一定要认真考核，否则会跟着回忆而造成失误。例如，宋庆森先生写书话《书籍装帧百年观花》(《中华读书报》2000年4月26日)时，讲钱君匋书籍装帧，就使用了这些不够准确的回忆，也不进行考据，连叶先生那童话集，也是《英雄的石像》，我想，他并没有见过那书，更不知这封面画是丰子恺先生的。

回忆的东西不核实，使用回忆录的材料不考据，怕是书话类文字失误的重要原因呢！

第五，猜测和推论，也能造成失误。

虽然书话中要有观点，也可以有些情愫，但毕竟要以版本，要以事实为基础。书话里出现硬伤，往往是这方面出了毛病。猜测是忌讳的，推理要有根据；否则是会出毛病的。以下举一个例子：

陈子善先生有一篇《〈桑干河上〉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陈先生依据丁玲题赠沈钧儒的本子，告诉我们：书名为《桑干河上》，出版发行者，光华书店，“一九四八年八月在哈尔滨印造”、“初版发行一千五百册”。这是真正的初版本，书名为四个字的“桑干河上”。陈先生又提出了一个问题：“它又是何时改名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呢？”依照他见到的一个精装本《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版权页：“1949年11月北京新华书店初版1952年4月北京重印第一版1953年1月北京第四版”。作者的结论是：“由此可见，《桑干河上》易名《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而不是袁先生所说的一九四九年五月。这个时间差可不容小看。该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东方红，太阳升’，‘红太阳’已朗照中华大地，作者因此把这部描写农村，迎接新中国诞生的长篇易名‘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重新出版，也就顺理成章。”(《捞针集——陈子善书话》，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153～154页)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早期版本，确实较乱，不易厘清其源流，陈子善先生指明它的第一个版本是1948年8月光华书店初版的《桑干河上》，这很好，有价值。但他的其他结论，恐怕就错了，其中多有猜测、推想的成分，则是写书话的大忌。我参考龚明德先生《新文学散札》及其他材料，辨证如下：1983年8月4日，龚明德访问丁玲、陈明，见到了一本蓝色布面精装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光华书店1948年9月初版。封面为张仃设计，右上方饰有帆船线条图案。这不同书名的又一个“初版”，不是孤证，在北京图书馆也藏有一册。在北图编的《中国现代作家著译书目》(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12月第1版)中，第100页著录了此书，而且在书前插页里，有它的封面书影。据龚明德考证，此书原名就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送审后印那个8月的初版本，嫌书名太长，改成了4个字。但丁玲喜欢那8个字的书名，9月的初版本就改了回去。这样两个版本并行了一段时间，到1949年5月，该书收入《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时，经作者同意，改为《桑干河上》。如今有天津、上海、北京等地的新华书店印本传世。1950年11月，北京新华书店出版校订三版时，作者又恢复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原名，书名后来没再改动过。由于此书早期版本较多，其中之源流关系较难厘清，以上简述，或有欠准确处。但两个书名的两个初版本是明白的，这就证明了陈子善先生的1949年11月的改名说是不成立的，那么他的“东方红，太阳升”的推测也就错了，他说的“顺理成章”的结论，就难以令人信服了。足见写书话用猜测和推论，有时会造成失误。

第六，有些失误，是作者笔误造成的。

目前，有些出版物编校不精，错字不少。自然书话类著作，也不能免。因失校出现的错误，这里不谈；要说的是因作者粗心而笔误，这样出现的失误。这里不是要批评作者，而是说书话作者要小心，特别是有关人名、书名、版本、年代等方面的笔误，影响著作的科学性。

举几个例子：

姜德明先生是书话大家，目前在读书界很有影响，我是他作品的忠实读者，从他书话中我获得了许多版本知识。但他在《余时书话》中，有一处明显的笔误，我摘引下来：“清华文学社除了办刊物以外，还出版了‘清华文学社丛书’，……第一种是闻一多和梁实秋的合集《冬夜·草儿评论》，闻一多批评俞平伯的诗集《冬夜》，梁实秋评论陆志伟的诗集《草儿》。”(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9月第1版第32页)《草儿》的作者错了，德明兄将康白情误写成了陆志伟。熟悉中国新文学的读者，一看就知道是作者的笔误，但也是不好的。听说《余时书话》很畅销，有机会再版千万改正。(也许有再版本，且已经改了呢，但我没见过。)

陆昕先生的《闲话藏书》(学苑出版社2002年8月第1版)，也是部书话类作品。在第201页，有这样一句：“我仔细一看，急忙抓在手里再不肯撒开。那是一本蔡元培著的石印线装本《红楼梦索引》。”首先，这个“引”字不对，书名该是“隐”字。这本书中的“索隐”，与今天常用的“索引”意思不同，我认为作者是写错了，笔误之故。另外蔡元培此书很有名，该是《石头记索隐》，前辈学人多有征引，均名《石头记索隐》。线装本的我没见过，常见为商务印书馆1917年9月初版的铅印本，我有一册1922年第6版，书名都是《石头记索隐》。有一部名《红楼梦索隐》的书，是王梦阮、沈瓶庵撰，中华书局1916年9月铅印本。以上所言，仅供参考。

徐重庆先生的《文苑散叶》(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中，有两篇文章讲到北大的赵萝蕤教授，“萝”字全写错了。我想，这不是排错了，而是作者写错了。因为在《翻译家赵箩蕤》中，全文有20个“箩”字，全是竹字头的。而在《谈陈梦家和他的〈梦家诗集〉》中，讲到赵教授时，又成了“赵罗蕤”。这大约是作者的笔误，但将人名弄错，总是不大好的，写书话该避免这种笔误。

第七，其他失误。

以上六项，是粗疏的、不科学的分类，仅为举隅的方便。但还有难以概括的实例，摘举一二，以见一斑。

2004年12月，湖北十堰《书友》工作室，编印了一本大书《民间书声》，其中有不少书话类文字。谷林先生的《关于罗隆基》一文中，有这样几句：罗隆基“慧有口辩，应对敏捷，在任天津《盖世报》主笔时，予人印象最为辉煌，却迄未见过其文集，获得此书，不胜欢快。”(《民间书声》第9页)“盖”字错了，该是《益世报》，这大约是排印之失。罗隆基是否任过《益世报》主笔呢？值得推敲。《辞源》和别的词典中，确有此说，也有的书说他曾任天津《益世报》编辑，也不一定对。我查《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里，有“益世报”词条。告诉我们该报为天主教教会在中国办的中文报纸，罗马教廷指派天津教区副主教比利时人雷鸣远所办。词条中说：“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后，聘罗隆基、钱端升任社论主撰，主张抗日，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第440页)若从《益世报》的背景考虑，当年聘罗、钱撰写一些社论，可能更符合实际。天主教办的报纸，请他当主笔，可能性小一些。两种说法，哪个准确，值得考虑。

徐重庆先生在《文苑散叶》中，有一篇《谈王瑶1957年的一封信》，作者说：“先生著述甚丰，是海内外极享声誉的文学史家。他是我国最早在大学开设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的教授……”(《文苑散叶》第130页，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徐先生这话说满了，其实王瑶先生只是解放后较早在清华大学开设新文学史的，而此课早在解放前已有大学开过。像我们知道的，王瑶先生的老师朱自清先生，1929年就在清华大学讲过“中国新文学研究”，还在北师大和燕京大学讲过，从留下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看，那就是新文学史。沈从文先生1930年就在武汉大学讲授新文学课，有《新文学研究》讲义传世，那是讲新诗发展史。周扬在延安鲁艺讲过新文学运动史，有部分讲义提纲留下来。恐怕1949年以前在大学开过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教授还有吧，总之，王瑶先生绝不是我国最早讲授此课的人。

以上各项，是自己在阅读书话类文章，学习和积累新文学版本知识时，发现的失误。不当之处，欢迎作者和广大同行批评指正！分七类来写，完全是为了行文的方便，没有科学性。举例也是为了说明问题，语涉前辈和时贤之处，先此告罪，敬请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