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版权页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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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现代文学作品的版本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这是现代文学研究深入的一种表现。新文学版本研究是相当复杂的，我们应当凭借版权页来立论，并需要有扎实的考据功夫。

【摘要题】文学与出版

【正文】

对于新文学作品的版权页，每个研究现代文学的人，都很熟悉，这是每本书上都有一张的。我们编作家著译书目，编作家年谱，或者研究一个作家的生平和创作，总要提到作品的初版年代和出版处。负责的研究者就是依据作品的版权页著录的；起码是依照可靠的工具书摘抄的。而那些工具书的编者，就是根据作品的版权页著录的。可见版权页与研究的关系之密切！

对研究者来说，一本书的初版年代和出版处，尤为重要。但据我的考察，版权页所呈现的内容还相当复杂，变异的现象时有发生，还不是从版权页上抄下来，就可以了。在这里，考据的功夫是需要的。

为了说明问题，这篇短文用释例的方法，说明版权页的复杂性，以为同道参考！

一一个应有的共识

版权页，我国古代称为牌记，也叫做木牌、牌子。20世纪以来的洋装书，便称做版权页，或叫版本记录。据鲁迅先生说：“中国现行之版权页，仿自日本，实为彼国维新前呈报于诸侯爪牙之余痕”（1934年10月8日致郑振铎函）。版权页应当有书名、作者、出版发行的处所、出版年月和版次，较为正规的还该有印数和定价。版权页应当印在扉页背面或封底前边一页（也有在封底）上。

我们编印各种目录时，著录书名、作者、出版处和出版时间，必须据版权页。这里应当有一个共识，就是必须抄版权页上的内容。如有缺项，则应当空缺；如有错误，也需照抄。如果没有这个共识，必造成著录的混乱，将不可收拾也。那些需更正的错误，那些要填补的空缺，一律要放在按语或说明中去，叫读者明白是你考据的结果，而不是版权页上原有的。没有了这个共识，学术规范就乱了，不少错误或歧意，往往就是因为不遵守这个共识造成的，我们千万要注意。

讲版本、讲初版年代，版权页上的内容，就是我们著录的唯一依据，要忠实的、一字不改地著录下来。其他内容，你再正确也要在说明、按语中去交代。学术界都遵守了这个共识，这个人人奉为最高原则的规定，正常的学术规范才能维护，我们的研究、著录工作才能步调一致。

二版权页上没有初版年月

在初期的新文学版本上，版权页没有标出出版年代的现象是存在的。这在著录时要特别注意。

例如，鲁迅先生的《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初版本的版权页上，就没有注明出版年月。我有幸藏有这两个初版本，因之可以略作介绍：

《华盖集》的版权页上，只有“鲁迅杂感集第二：华盖集”、“北京东城翠花胡同十二号北新书局发行”及“第一集：热风……先已印行”等字样，没有初版的年月、印数、初版等字样。

《华盖集续编》的版权页，与《华盖集》的样式相似，有“鲁迅杂感集第三华盖集续编”及出版处，也没有初版的年月、印数、初版等字样。这里广告式文字则是：“第一集热风”、“第二集华盖集”了，并有两书定价。

我们都知道，这两书的封面是鲁迅先生自己设计的。《华盖集》封面上端为著者和书名，下端有“一九二六”字样，《华盖集续编》则是用原《华盖集》封面，仅在“华盖集”三字上，加了一个长形图章为“续编”二字。《华盖集》内所收为1925年作品，那么，版权页上虽无出版时间，从封面可知，此书初版时间为1926年。至于有的书目上，还有月份，那是从其他方面考证来的，不足信，也不是著录者应取的态度。

《华盖集续编》封面上，虽然保留着“一九二六”字样，但它显然不是1926年出版的。于是，在各种目录的著录上，多为1927年北新书局出版，甚至还有月份，那是依据书信、日记等材料考证、推断出来的。如此办法，违反了著录的共识，是欠妥的。唐弢先生的确为版本学家，他在《重订鲁迅著译书目》中，就不如此，而是照书封面文字，著录为：“华盖集编编二六四面一九二六年北新”。接着有编者按语：“（本书里封及版权页上均无年月，封面作一九二六年，但书内最后一篇《海上通信》作于一九二七年，二六年出版之书，不可能收二七年文章，意者二六年编定，正式出版发行，当在一九二七年耳。）”（《鲁迅全集补遗编续》，上海出版公司1952年3月初版第909页）。像唐先生这样编目，著录版本，无疑是极妥当的。版权页是著录版本时的唯一依据，任何考证性内容，均不可轻易混入其中。原书上有错误的时间或文字，一律应当照录；考辨的、正误的文字，均应在按语中出现。

三同一家书局会有两个初版本

一家书局出版了一部书，会按照印刷顺序标出初版、再版、三版、四版等等，这是过去的常例；研究、著录版本的人，对此都很熟悉。这其中，初版的年月尤为人们关注，著录时要相当仔细。

但是，也有特殊的现象出现，是研究版权页时要格外注意的。那就是会有标明两个“初版”字样的版本出现，我要提请研究者注意。为了说明问题，举几个例子：

例一：柳青的《种谷记》。

柳青这部长篇小说，定稿时间为1947年5月22日。第一个出版它的是光华书店，目前有两个初版本传世。第一个版权页上的出版时间为“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七月”，印数2000册；第二个版权页上则是“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十一月”，印数为“初版发行五千册”。两书的开本、封面等均相同。一般书目上，均据第一个初版本著录，我所藏却是第二个初版本，有实物为证，也是可靠的。

《种谷记》后列入《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由新华书店1949年5月初版；又列入《北方文丛》第3辑，由香港新中国书局1949年6月初版。在这两个版本前，没见过有光华书店的再版本传世，大约没有出版过。

例二：茅盾的《子夜》。

《子夜》由开明书店出版，十九章和一个短跋，共577页。为大32开平装，报纸印。1933年1月初版（权威性书目均如此著录）；1933年2月再版（北京大学图书馆藏）；1933年6月三版（我藏有这个版本）。四版没见过，据《黎明的文学》作者松井博光说，第四版是“一九三四年六月发行的”（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1月中译本第171页）。在平装本发行的时候，稍后有米色道林纸精装本发行。在茅盾回忆中，他说到瞿秋白评论《子夜》时，加过一个随文注：“（瞿秋白此评写于一九三三年七月十六日，《子夜》出版在三三年二月——这是实际出版的时间，开明版《子夜》的版权页上印的初版时间是三三年四月。）”（《我走过的道路》中册第11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5月第1版）。茅盾先生这里所说初版本，就是精装本的“初版本”，标明1933年4月。如按平常习惯，此版在顺序上应为三版，我藏的1933年6月本则是四版了。茅盾先生大约写回忆录时，只有这个精装的初版本，那个1933年1月的真正初版本，他已经忘记了。

《子夜》的第二个初版本，在上海图书馆藏有实物，我的友人荣君替我看过，除装帧、用纸不同外，开本、版式与平装本同，与那个平装的初版、再版是用一个纸型印的。陈子善先生在日本访学时，在增田涉文库中，见到了当年茅盾先生题赠的这本布面精装的“1933年4月开明书店初版”的《子夜》，扉页上是茅盾的钢笔题字：“增田先生惠存茅盾一九三六年六月上海”。（《海上书声》，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第9页）。

例三：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丁玲这部名著，修改的次数多，出版的书店也多。推究起来，应当是哈尔滨的光华书店最早出版的。出版时间，至少有两个，那便是因为有两个初版本造成的。请看两位见过实物的同志的说法：

陈子善：“我最近有幸见到丁玲亲笔题签呈赠沈钧儒先生的此书另一种‘初版本’，版权页上却是如下的白纸黑字：‘桑干河上，著者：丁玲，出版者：光华书店，发行者：光华书店，一九四八年八月在哈尔滨印造，初版发行一千五百册。’”（《捞针集——陈子善书话》，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152页，引用时加了几个标点符号）。

龚明德：“1983年8月4日我访丁玲、陈明，他们出示了1948年9月也标为‘初版’的蓝色布面精装《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书名不是四个字，而是八个字，……这个版本也是光华书店出版的。”（《新文学散札》，天地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第286—287页）。北京图书馆藏有这个版本，在他们编的《中国现代作家著译书目》（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12月第1版）中，著录了这个条目，并将封面为书影印在书的前边。

光华书店在哈尔滨出版的同一本书，又有两个初版本，时间只差一个月，书名却稍不同，前一个是被改了的《桑干河上》。版权页的变化，如此复杂！

四一本书会有两张版权页

一本书有一张版权页，这是规矩，也是常识。但也有带着两张版权页的，请看研究版权页有多么复杂。

1930年前后，陶晶孙翻译过一本小说集《盲目兄弟的爱》。哪一年出版？丁景唐先生编的《陶晶孙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5月出版）中，有一条注释，讲到此书，说是“1929年12月”出版（该书第282页）。《陶晶孙百年诞辰纪念集》（百家出版社1998年出版）中，收有《陶晶孙著译作品目录》，则说《盲目兄弟的爱》于1930年4月出版。2000年6月7日，吴晓樵先生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文章，提出了两个初版时间“不知孰是”的问题。为弄清这个年代，《中华读书报》上还有过小小讨论呢！

最后，才弄清了原委，《盲目兄弟的爱》竟有两种不同的版权页。丁景唐先生在《陶晶孙选集》里那条注，使用了上海图书馆的藏书，版权页上是：“1929年12月10日厦门中山路世界文艺书社总发行”。其他著录，则依据了别一种本子的版权页，那是：“1930年4月20日世界文艺书社发行”，地址是“上海横滨路三九”和“厦门中山路口”两个。两种版权页上，印数均为1000册，定价也相同。

更有意思的是，卢正言先生从上海师范大学藏书中，找到了一册有上述两张版权页的《盲目兄弟的爱》，这可真是罕见的事了。据丁景唐先生估计，这仅印了1000册的书，可能因为发行不理想，才又换上了1930年的版权页，不知确否（以上参阅丁景唐：《文字结缘的佳兆》，《中华读书报》2001年3月7日）？不论什么原因，有两张版权页的《盲目兄弟的爱》传世，就说明了两种不同版权页的书，原来是一个；只是换1930年那张时，忘了撕掉了前一张的缘故，所以今天才叫我们见到了这珍稀的版本。版本研究是件相当复杂的工作，一切要靠实物，要依据版权页；各种第二手材料，只能供我们参考

五印错了的初版时间

一本书，只要不是初版本，按一般习惯，在版权页上总有这一版的时间和版次，同时印上此书的初版时间。有些研究者，在找不到一本书的初版本时，则依照后来的版权页著录初版的时间。但要注意，后来版本上印的初版时间，有时却是错的；它对于初版本来说，已经算是第二手材料了。因此，使用后来版本的版权页，需要进行考证，以免被误导。

这里举两个例子：

冰心的《寄小读者》，有两个版本，第一个是北新书局，第二个是开明书店。开明书店的本子，列为“世界少年文学丛刊”之一种，在40年代出版。2002年12月16日《旧书信息报》上徐靖国先生发表文章，说他藏有此版第5版，据版权页记载，开明版《寄小读者》，“民国22年5月初版，民国36年10月5版”。这里初版时间就印错了。民国22年是1933年，那时冰心《寄小读者》连同其他作品，版权在北新书局，开明书店不可能出版此书。40年代初，巴金替冰心改编了《冰心全集》，成为三册《冰心著作集》，交开明书店出版。版权归开明后，《寄小读者》才列为《世界少年文学丛刊》之一种，在桂林印行，版权页上该是“民国三十二年五月初版”。后来的版本印这初版年代时，误将“三十二”排成了“二十二”，如果据以著录初版年月，岂不大错。

叶绍钧的《倪焕之》，是另一本名著。上海开明书店民国十八年八月初版，民国十九年四月再版。1949年3月为第13版，是开明书店的最后一版。以上都验证过实物，不会有错。陈子善先生在东京时，买到了此书第4版，他在《东京淘书琐记》中说：“叶绍钧《倪焕之》，1932年7月开明书店第4版精装本。这部现代文学史上的名著初版于1930年8月，不到二年就重印四次，可见很受欢迎。”（《藏书家》第1辑第156页，齐鲁书社1999年4月出版）。这里初版时间显然是错的。开明书店各书，如果不是初版本，版权页上除该版年代，版次外，总要印上初版的年代。如果我猜测不错，陈子善先生行文时，《倪焕之》初版和4版年代，应当抄自4版的版权页上，而这里的初版年代则差了一年，将民国十八年八月印成了民国十九年八月。否则，陈先生翻翻书目，就会知道《倪焕之》的初版是1929年了。从陈子善的小疏漏，证明了4版版权页上印的初版时间是错的。

从上列两例，看出一个规律，印错的初版时间，总是排版时错了一个字。为手工之误又失于校正之过也。请使用这些年月时，要仔细核查才好。

六改换出版的书店，却抹掉原来店名

新文学出版物，一本书出版后，过些时换一家书店重版，这现象极为常见。在一些比较负责的书店，重印别家印过的书，不仅要版次接着算，还要明确标出原来书店的名字。这做法极好，使读者知道版本源流，对今天的研究者，也有参考价值。

这里我用《达夫全集》为例，略作说明。在作家创作力正旺盛时就出版“全集”，在现代文学史上有两位，一个是冰心女士，另一个是郁达夫先生。《达夫全集》有七卷，第一卷《寒灰集》1927年6月创造社初版；第二卷《鸡肋集》1927年10月创造社初版；第三卷《过去集》1927年11月开明书店初版；第四卷《奇零集》1928年3月开明书店初版；第五卷《敝帚集》1928年4月现代书局初版。这五卷《达夫全集》分别在几家书店印了几版后，约在1929年作者收回了版权，一齐交给北新书局出版；后来又编了第六卷《薇蕨集》和第七卷《断残集》，也陆续给了北新书局。我有一套北新版的《达夫全集》，在前五卷的版权页上，绝大多数记载了北新版之前的版本情况，少数没有交代初版的时间和书店，但起码说明了哪年的第几版是由北新印行的。这里的版本记录是科学的，很有参考价值，起码不会误导研究者。

像上边这样的版权页，毕竟是少数。有些书的版权页，在换了出版处之后，版次接着排列下去，却不注明前边版本由哪里出版。后出的版本，在版权页上吞掉了原来出版处的店名，好像前边各版也是他出版的。这往往会误导研究者，在著录初版本时，时间不错，出版处却变成了后边的一个，误人不浅。我发现，越是前后两个版本关系密切者，这种吞掉初版店名的现象越多，这是要特别注意的。以下举例说明之：

周作人的《雨天的书》，《周作人年谱》里，说它1925年12月北新书局初版，岳麓书社重印《雨天的书》时，也说是北新书局初版。这都错了。开始我也如此认为，我收藏了一本《雨天的书》是第3版，在版权上印着：“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初版一九二九年三月三版”、“发行者北新书局”。没见过初版本前，很自然认为它的初版也是北新书局。岳麓书社的说明里，说是据第8版重排的，如没见过初版本，自然也被误导了。直到一位友人给我寄来了《雨天的书》初版本版权页，我才明白我们全错了。上边的文字是：“一九二五年十月付印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初版”、“发行者北京新潮社”、“印刷者北大印刷课”。再版本没见过，到了第3版，就抹掉了新潮社字样，使我们以为初版也是1925年12月北新书局呢。目前多种著录里，说《雨天的书》由北新书局初版，就都是没见过初版本，而被后来版本的版权页误导而错了的。

刘半农的《半农谈影》，也有类似情况。黄裳说：“……《半农谈影》。1927年10月开明书店初版，翌年再版，我所有的是再版本。”（《黄裳文集》第6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4月第1版，第781页）。姜德明则说：“《半农谈影》由上海开明书店初版于1927年，1930年印行了第三版。”（姜德明：《文林枝叶》，山东画报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198页）。两位藏书家都受了版权页的误导，黄裳说他藏有再版本，姜德明没说，实则他依据的是第三版版权页。我见过第三版，版权页上是：“1927年10月初版1928年4月再版1930年三版开明书店总发行所发行”。同时，北京师大图书馆还藏有初版本，版权页上是：“一九二七年十月十日初版寄售处真光摄影社（北京西长安街二十五号）北京摄影社（北京东城帅府园七号）”。可以看出，初版本是自印的，请了北京两家大照相馆寄售，到了再版、三版才由开明书店发行了。但版权上没反映出来，从后边的版权页推断初版本，便出现了错误。

以上两则，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前后两个版本关系极密切。李小峰是新潮社的一员，新潮解体后，他办了北新书局，新潮社的“文艺丛书”全归北新书局出版，《雨天的书》也如此。《半农谈影》仅66页，两个版本是用同一个纸型印的，除封面再版、三版换成了钱君匋设计的那张外，一切全同。我猜想初版本就是请开明书店代印的，否则，就是将纸型给了开明。

七改换出版处，成为两个版本

新文学作品，在一个书店印了几版后，换一个书店出版，这是常见的现象；特别是名著，换几回书店，就有几个版本了。研究版本的人都知道，著录初版年代，必须选择第一个版本的初版本，否则就出现误差，将初版时间推迟若干年。考据在这里是需要的；考据失误，就会造成著录的失察呢！特别是那些真正的初版本较冷僻，印数少又传世不多者，往往被研究者忘记，将第二个、甚至第三个版本的初版本，误以为是真正的初版本呢！

下边举几个例子：

老舍的《骆驼祥子》，到50年代初已经有了三个版本，各自有初版本。第一个版本是人间书屋本，1939年3月初版，1939年6月再版，1940年2月三版。到1941年11月第二个版本的初版就出版了，那是巴金主编的《现代长篇小说丛书》本，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第一个版本传世不多，初版、再版出版在上海，三版则在桂林，直到1945年老舍先生写《我怎样写〈骆驼祥子〉》时，也不知道在上海印过两版呢！老舍的《四世同堂》，原来都以为是前两部《惶惑》和《偷生》，是晨光出版公司1946年11月4日出版，这是初版本。其实，《惶惑》上册，在1946年1月就由良友复兴图书公司初版了，为“良友文学丛书”新编第一种。这是80年代中期，赵家璧先生又见到了实物后，才把出版经过告诉读者的（参阅《文坛故旧录》202页，三联书店1991年6月出版）。

抗战期间朱自清写过一本《经典常谈》，向青年学生介绍古代的文化典籍。此书哪一年出版？学术界一直认为文光书店1946年5月渝初版那本，是它的第一个初版本。季镇淮编著的《朱自清先生年谱》里，是这样著录的；朱乔森为他父亲朱自清先生编的《朱自清全集》，在第6卷《编后记》里，也是这样说的。其实在文光版之前，还有一个真正的初版本，我藏有此书，是在重庆出版的一个土纸本，小32开，正文172页。它的版权页上是：“中国民国三十一年八月初版”、“编著者朱自清”、“印行者国民图书出版社”。初版共印多少不知道，我的一册编号为847。从这书叫我们知道两点：第一，朱自清《序》写于1942年2月，书在1942年8月就初版发行了，而并非文光书店的1946年5月初版。第二，在文光版的封面、扉页、版权页上，均署“朱自清著”；而那简陋的国民图书出版社版的封面上，只是“朱自清编”，它的扉页、版权页均署“朱自清编著”。可见，寻找真正的初版本版权页，对版本研究是很重要的。

范泉主编的《寰星文学丛书》中，有萧红的《呼兰河传》。版权页上印有“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六月初版”和“发行者：寰星书店”。对是否第一个版本，没有交代。而前边茅盾的《序》，则写于1946年8月，这就更容易被认为这是第一个初版本了。细心的读者也许会从书中骆宾基的《萧红小传》中，发现疑问。小传说，萧红42年1月22日在港病逝，“而《呼兰河传》刚在桂林出版，作者逝世前未得手读”。但既不能知道桂林出版的是不是书，也不能知道寰星本是第几个版本。其实，寰星书店已经是第三个初版了，在它之前，1941年有上海杂去公司初版本，1942年有河山出版社初版本。研究版本的最早出版年代，考察各种版权页是相当紧要的。

八改了书名，又换了出版处

在新文学版权页研究中，还有一种现象也很常见，就是一本书既改了书名，又换了出版的书店。这种情况，研究者是较为熟悉的，但也要加以考察；否则，将一本书当作两本书著录，也是要闹笑话的。

改书名又换书店的原因，第一种是为了与检查机构斗争。这种情况，大家最熟悉的是巴金的《萌芽》和郁达夫的《她是一个弱女子》。巴金先生描写煤矿工人的小说《萌芽》，1933年8月由现代书局初版。被禁后，作者改变几个重要人物的名字，并改写结尾，交开明书店改名《煤》付印，打好纸型就被禁了。巴金买下纸型，改书名为《雪》，自印了一版，托名美国旧金山平社出版部出版，秘密发行。后又用《雪》的纸型，在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11月出版（参阅《巴金全集》第5卷，第275页）。还不只此，据唐弢先生考察，《萌芽》被禁后，此纸型还用新生出版社名义，用《萌芽》、《朝阳》等书名出版过（《晦庵书话》第130页）。足见，《萌芽》的版本之多，书名之多了。

郁达夫的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湖风书局1932年4月初版，不久被禁。湖风书局被封后，现代书局买了纸型，例填年月，用1928年12月初版又印了一次，立刻又被禁，交涉后说删改后可以出版。删改后，现代书局改名《饶了她》于1933年12月初版（参阅唐弢《晦庵书话》132—134页）。书名、初版年代是如此复杂，都是版权页研究的内容。

改书名又换书店，还有另一种情况，什么原因就不好说了。以下举两个例子：

鲁彦的长篇小说《野火》，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7年5月初版，为《良友文学丛书》之第38种，用此书名40年代还出版过。抗战胜利后，改名《愤怒的乡村》，作为鲁彦遗著由中兴出版社出版，为《中兴文丛》之一种，版权页上是“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十月沪初版”。书中没有前言、后记，也不交代过去的版本，所以有的书目便将它作为鲁彦的小说与《野火》并列了。

吴组缃的长篇小说《鸭嘴涝》，重庆文艺奖助金管理委员会出版部1943年3月初版。抗战胜利后，改名《山洪》，上海星群出版公司1946年4月新一版。也是一书两名之例。

艾青的诗集《黎明的通知》，桂林文化供应社1943年5月初版。第二年改名《愿春天早点来》，由桂林诗艺社1944年8月初版。两书均118页，仅仅前者为小32开本，后者为36开本，怕纸型都是一个呢！

总上各点，足以说明新文学版本研究是相当复杂的。我们应当凭借版权页来立论，但版权页的变异情况又甚多，不小心就会出现失误。为了说明问题，用释例方式评论一二，若有不妥，乞盼方家教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