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毓棠的诗探究论文

导语：孙毓棠的诗探究论文一文来源于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若需要原创文章可咨询客服老师，欢迎参考。

【内容提要】

孙毓棠是后期新月社成就最大的诗人，但一直没有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对他的长篇叙事诗《宝马》，也缺乏认真的研究，去除历史的成见，我们应该给诗人应有的历史评价。

孙毓棠（1910—1985），后期新月社成就最大的诗人，也是中国现代大诗人中以创作史诗著称者。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1935年去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后因日本侵略军发动全面对华战争而中途回国。抗战期间，曾任教西南联合大学，与闻一多为忘年交。“抗战以还，居恒相约，非抗战结束不出国门一步。”①1946年，经闻一多等推荐，作为访问学者去英国剑桥大学。30年代初，开始发表新诗。诗集有《梦乡曲》（1931）、《海盗船》（1934）、《宝马》（1937）等②。他曾在《文艺月刊》、《新月月刊》、《新诗》、《水星》、《文学季刊》、《文丛》、《文艺新潮》、《文学杂志》等刊物上发表新诗。

《梦乡曲》以神话似的形式，表现纯爱只在梦幻中，为人间尘世所无。抒情主人公在秋风秋雨之夜，“思索着人生的路途”，步入梦乡。走过“参天的石门”，曲径通幽。在溪流的尽头，见一美妙无比的“丽人”。亲切交谈中，“我”告知“家居就在谷底村旁”；“丽人”说这是梦乡。尘寰的世界充满“苦恼，冷酷，失望和欺骗”，“罪恶的火焰”，“杀戮和摧残”；而梦乡只有“灵慧”，“只有美，只有快乐，青春和自由”。在“丽人”的纤纤玉手牵引下，“我”饮了“不老之泉”，这样便“青春永在”；但这泉水并不能产生和“洗不掉的就是这恋爱”，恋爱只能用“灵慧来慢慢栽培，叫他化入性灵才可脱人世之累”。这时才见到了真正的“美之花后”。也就是“美丽女皇”。一切都令“我”倾心，“我”尝遍了梦乡的乐趣，沉浸在美和爱的海洋中，“我”给她讲了一个爱情故事，试验她的心灵，想抱着她回人世的家乡。她说：但是你先告诉我那故事是怎样的完结?

结局可以是多样的，因为爱情可以“渐缀成网”使二人“同向情海里沉沦”；可以是经过苦斗，得到胜利的硕果；可以未能挣扎出绝境，惨烈地携手步入墓地……。故事的结尾出人意外，“我”说：

那故事结局：她是青春的死，他是终身的泪!

“我”在尘世尝遍了爱和美所筑成的“永世的囚牢”的痛苦，现在从充满黑暗、污秽和罪恶的尘世来到梦乡，自然感到这里的一切都很新颖、奇特。而美丽的女皇本就生长在只有美、爱、纯洁、青春、光明的梦乡，她害怕苦恼、伤悲、眼泪、死亡。诗作总体显示：不管当事人如何坚强、痴心，矢志追求没有泪和死的爱情，也不过是一场美梦。作者不仅无意杜撰一个现实中不可能的神话，而且暗示读者应从根本上不要相信这种神话。与五四时期不少诗人把美和爱的梦乡现实化、理想化相比，我们可以更清晰地悟出《梦乡曲》深刻之处。

孙毓棠出手不凡。他写《梦乡曲》年仅21岁，但作品无稚嫩痕迹。知识的丰厚扎实，构思的周密，情节安排的前后照应，对话内蕴的丰富与得体，语言的凝练，既有新诗语言的明净，又融化了古典诗词语言的精粹。“我”进入梦乡后，诗人从容不迫地从视觉、听觉、味觉不同方面展现梦乡的景物：“烟”、“雾”、“竹林”、“月影”，水波在月下银锦嶙嶙，是用颜色和线条来表现，读者主要从视觉接受：“静悄悄又拂耳一曲呜咽的泉声”、“潺潺”，是通过声音传达讯息，对方由听觉接收：“寒泉清冷”和所引最后一节三行，全是写味的感觉，尤其是“我的手一拨藻行已觉全身冷冽，泉流触到舌尖已凉彻心肺，饮两口我身心化入无涯的甜蜜”。非常真切、切妙。表现了诗人的过人才华。

《梦乡曲》的语言，追求精美化、韵律化，它具有口语与书面语边缘的美，主体是白话，而去其浅显唆，兼具传统诗语言的蕴藉；全诗180节，每节3行：各行字数不一，但都在9字至19字之间，押脚韵，少数每行押韵，多数两行押韵；词汇丰富，语言风格浑然一体。整首诗节奏缓慢，感情深沉热烈，抒情色彩较浓。使用同字连绵词多，如“惚惚”、“迷迷”等共80个，在新诗中使用频率最高。《梦乡曲》作者的文化素养和纯熟的诗艺，给人以深刻印象。1934年5月，孙毓棠出版了诗集《海盗船》③，收诗21首。除《序》外，后来都收进《宝马》下卷中。《序》说：诗“是三年来在不同的时间地点，不同的心情中所遗留下来的一些生活经验和思想经验的残片”。这话含有很大张力。也就是说这与1931年5月期间的作者的某些思想、生活有些关联。《宝马》（下卷）收诗36首，包括写于1931年至1939年9月以前的作品。第一首是《老马》，共四节，每节四行，每行18字。很工整。

我们知道，在1928年4月到1933年7月，有四位诗人创作了几乎是同题的诗。饶孟侃1928年4月在《新月》上发表了《有一只老马》。闻家驷的《老马》发表在同年《新月》8号。臧克家的名篇《老马》则出版于1932年4月。孙毓棠的最晚，发表于1933年7月出版的《文艺月刊》4卷1号。闻家驷的《老马》笔力最弱，诗意淡然。前三节写负重的老马在冰天雪地里流汗行进。虽然时时昏迷，但在鞭挞下，不得不继续向前。诗人接着还画蛇添足：尘寰里也不乏似老马的人，显系多余。不加这种“说明”，诗写的似马，似人，让读者在欣赏过程中去联想，去丰富，而不应该由诗人来解说。“说明”和“解说”是诗的禁区。饶孟侃的《有一只老马》，写一只立过许多战功的老马，“怪可怜的”，“死在风雪中”。作为诗，它有相当完全的形态；空间仍有些狭小，盛容的诗情诗意有限。

臧克家的同题诗很精练，颇含蓄。几乎没有一个多余的句、词、字，意象完整，内涵丰富。孙毓棠的《老马》，与其他三首写老马的诗比较，有自己艺术上的独创性。一是强化了对意境的具体抒写和渲染。老马“背着两筐铁一袋子沙”。铁、沙都特沉重。路是长长的古道，多尘埃，要经过一道又一道山，一重又一重谷。时间是在深夜，有星光，松林中有露水，有落花，还有蝙蝠。浓墨写老，苍老的黄昏，苍老的世界，厌了太阳，厌了月亮，厌了群星。苍老与沉重是“我的心”；要解脱，只有“永恒的静，永恒的休息”，也就是进坟墓以后。而这，也是遥远的将来的事，生之苦罪还得长期忍受。二是孙毓棠十分注意把绘画和建筑的某些特长融化在诗中。整个诗的色彩包括情绪色彩是黑色和沉重。黑色与沉重交互彰显。深夜，当然是黑色，“古道的尘埃”，“蝙蝠的翅膀”是黑色，“厌了太阳，厌了月亮，厌了群星”，也是倾向黑夜；“苍老的世界，苍老的黄昏”，本身黑色。沉重和黑色是这首诗的底色。不仅老马背负的铁、沙等沉重，而且道路沉重艰难，悲哀也是沉重的，还有，“沉重是我的担负，我的老，沉重是我疲乏的心”，甚至未来也是沉重的；“一堆土在天涯”。从诗的表现考察，融化了现代主义的成份。也许，这不很典型，也不明显。例如“通感”，这并非现代主义的专利，中国古代诗词也偶尔用之。《老马》中如：“露水哭着满地的落花”，“苍老的黄昏”，“永恒的静，永恒的休息一堆土在遥远的天涯”。露水与落花本无关连，在诗中将露水转作泪水使用，这样，露水转义为哭满地的落花，诗意更浓。黄昏是一段时间的形容，可作名词用；而作者赋予它人的特征，这样，“苍老的黄昏”也就可以理解了。至于最后的一行诗，用的是象征手法，读者当更熟悉。

象《老马》一类对社会不公平的黑暗现象深为不满的作品，在《宝马》下卷中为数不少。《河》中十多次呼唤，到古陵去，古陵在哪里?它只是一个象征。如果从“古陵”两个字面上猜测，它是古代的陵（墓）园。也就是说，不管前面是什么地方，船上载的什么，路途怎样，船行快或慢……最终的地方是死亡，是坟墓。“到古陵去!”口号也就是驶向死亡的代名词。

《宝马》的短诗，另一类恰好与上述作品相反。细细的刻画，多角度着墨，如《洪水》，一开始就以非凡的气势，一连串排比句写出洪水到来时的情景。诗的后半篇写洪水造成的灾害。如此气势如何收束?是需要技巧和才华的。作者前面用力千钧，此处却轻轻地处理：

滔天的漩浪里许我一刻气息，向亿万生灵滴两滴清泪。

在滔天的洪水面前，在诗人自己的生命也危在片刻之际，首先想到的是对困境中的亿万百姓表示深深的同情，然后死也无憾。这是何等的胸襟，多么可爱可敬的情怀。

孙毓棠的爱情诗多非实写，但情浓而富诗趣。《三条罪》、《劫惊》有代表性，前者写七天“乾断了舌根”，大地、苍天，没有“一线云丝，一滴露”，最后写道：

看四周青天紧吻住大地，我像触到了天地的舌尖；也许是天地在狂爱着我，爱我爱得太亲!

给一线慈悲饶恕了吧，我受不住爱情啊，上帝!这本是用受不住的爱形容干旱沙漠中人的感觉，但也可反过来用干旱沙漠中人的感觉，来形容极为炽热的爱。如果有人问我：这是写旱，还是写爱?我的回答是：二者都是。从艺术上说，这也为爱情诗开了一扇新窗户。

《怨》很有特色。你“一闪的流星”似的爱过“我”，但就像“解了缆”的船，飞出河、海、高山，直到你一笑，“我”才明白了，但这时，你已“锁死了”我进天堂的大门。比喻贴切，又富于弹性。

在孙毓棠的短诗中，最值得重视的是《海盗船》。如果望文生义，以为写的是一伙凶恶残忍的盗贼。那就离开作品的实际了。诗人对这船作了奇特的处理，船上即将展开的是奴隶和奴隶主的生死搏斗：

“舱底五百名紫铜的水手，赤了身像一群疯狂的野牛，铁链锁住腿，皮鞭鞭着背，把千斤的桨往生命里推。这些人都是海盗的奴隶。”

“英雄拔出刀，争你的自由，不要为公平就低你的头!”

这显然是铁链锁着的奴隶起义的呐喊，争自由的呼声；他们都有着一往无前、视死如归的勇猛精神。这种诗在前后期“新月”诗人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即使是“新月”以外，赞美反抗、斗争的诗人及其诗中艺术整体上超过此诗者，似也极少极少。

孙毓棠的长篇叙事诗《宝马》，写于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之前，最初1937年4月11日发表于《大公报》的《文艺》副刊上，副标题是《献给闻一多先生》。1939年9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去掉了副标题。它取材于历史。《史记》卷一二三《大宛》中记载：汉“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期至贰师城，取善马，故号贰师将军”。第一次发兵数万，未抵宛因自然环境恶劣、伤亡甚巨而返。“还至敦煌士不过什一二”。天子大怒，不许入玉门；并增兵六万余，发戍甲卒十八万。抵宛，围其城，攻之四十余日。破外城，虏其勇将煎靡。宛退入中城，贵人取王头，愿献宝马与汉求和。《汉书?张骞李广利传》记载与《史记》大同小异。说大宛尽献马三千余匹，其中“善马数十匹”；但汉军最后回玉门关者仅万余人。

诗中的“宝马”即“汗血马”。据说，汗血马有棕色、黑色、白色等多种毛色。其中棕色马在剧烈快速奔跑后，多出汗；汗珠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看去像似流血。它一天只需喝一次水，最善快速奔跑，为赛马者所垂青。

《宝马》写公元前104年，汉皇命西域大宛献宝马遭拒而后爆发的战争。作者的创作意图是：

写历史诗难处不在句词描写而在要能抓住当时的时代精神，关于这一点我自己毫无把握。在这首诗里，我不奢望要织进去什么思想或意思，我只练习着来简单地叙述一个故事，烘染些当时人的精神。以往的中国对我是一个美丽的憧憬，愈接近古人言行的记录，愈使我认识我们祖先创业的艰难，功绩的伟大，气魄的雄浑，精神的焕发。俯览山川的隽秀，仰瞻几千年文化的绚烂，才自知生为中国人应该是一件多么光荣值得自慰的事。四千年来的不知出现④过多少英雄豪杰，产生过多少惊心动魄的故事。回想到这些，仿佛觉得中国人不应该弄到今天这样萎靡飘摇，失掉了自信。这或许是因为除了很少数以外，国人大半忘掉了自己的祖先，才弄到今日国中精神界成了一片荒土。当然，今日的中国处处得改善，人人得忍苦向前进；但这整个的民族欲求精神上的慰安与自信，只有回顾一下几千年的以往，才能迈步向伟大的未来。这话说来似乎很幼稚，但这是我个人幼稚的信念，因此我才写《宝马》这首诗。

但《宝马》这首诗写得是失败，因为它未能表达出我心中所要叙述所要描写的十分之一二……⑤。

诗的抒写和客观效果，超出了作者的意图。也许作者以为这是“失败”的地方，而我则以为是作品的非凡成功之处：超越了历史时空，也超越了国家、民族的拘囿，对历史事件进行了客观的反思。

是的，作品赞颂了“贰师将军”李广利的战斗精神，他的果敢、无私、勇敢、机智；在自然条件十分恶劣，万般艰苦的环境中，指挥若定；对大雪、飓风、沙暴早有防备；对敌人判断准确；既有杰出的指挥才能，又能正确地审时度势。如大宛献毋寡之头和宝马之后，不再进攻中城，同意停战。作者并未将其作为爱国将领和民族英雄来塑造，因为战争的起因、重大的决定，是汉皇和大宛的最高统治者的权利，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和尊严，进行了一场愚蠢的无谓的战争，一场惨酷的夺去约十万人生命的战争。虽然表面上李广利获胜了，大宛毋寡失败了，被部下割下了头颅，献出了宝马，但是汉王朝牺牲了十多万士兵戍卒，不过给汉皇朝加了几道神化的光圈。战争的双方都谈不上正义与邪恶，作者也不是站在某国、某民族的一边，宣扬狭隘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作者用人道主义和普通百姓的利益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这是贯串全诗的基调。这，不禁使我联想起唐代曹松的《己亥岁》：“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还有张宾诗：“可怜白骨攒孤冢，尽为将军觅战功。”因宝马而引起的战争，也涉及这一问题。所以，《宝马》所蕴涵的内容，有这一方面是必然的，也是应该的。对汉王朝来说，已形成古代的国家。而大宛则尚未形成，如同1870—1871年以前的德国小邦。汉朝还不是它的名正言顺的“宗主国”，宝马战争对汉朝来说，是关系到国家荣誉、声威；但对大宛来说，则是国家的存亡问题。因此问题十分复杂，无论诗人或是学者，都不能简单化，既不能陷于狭隘的民族主义，也不能否认爱国主义的因素。

《宝马》中汉朝强迫大宛献宝马，此举当属非正义；大宛拒绝，可以理解；汉皇两次下诏命二十多万将士伐大宛，出师理难服人；大宛力拒，虽不自量力，然不能说毫无道理。《宝马》客观地抒写了历史，读者从中获得了超出作者意识到的丰富的意义。

作者在创作诗的过程中，注意化用中国史学的“春秋”笔法。诗作者感情倾向是反大宛王毋寡的。诗一开始写毋寡沉湎于个人享受，说“他更爱宝马”，这为后来他拒绝献宝马留下了伏笔。“尖毒舌”、“傲岸的笑”，这两个词语足以表现毋寡的心思和傲视—切，这也就为他的后来的行为作了铺垫。至于汉皇，气派更大：

他们要囊括四海，席卷八荒，都因为这是先祖先宗遗留的责任。

历史给了他至高无大的位置，也给了他以沉重的抱负。此处隐约可见。写轮台拒汉军入城，着力点破其两面手段：

堞头躲着几个背了弓的黑影，喊：

“知道是大汉的圣军驾到，我们轮台小国，备不起藁粱酒宴来供奉。”

话里软中有硬。李广利将军说：这就是“前冬却我后距粮车的强盗!……我们只要人头，不要财宝!”一语揭破真相。对于汉军的屠城，诗人极力渲染其野蛮、残忍：

三个整月，这铁刀枪到今天才尝着了腥碱的人肉。是军马加了新装，那车轮边矛英下答拉着血淋淋的头颅，压队的辎车里藏满半活的女人腿。

这描绘中渗透着批判，隐含着谴责。值得注意的是，诗人的笔尖主要是对着决策者、指挥者，并未具体细写任何一个士兵的残暴行径。

长诗最精彩之处，我以为有三。其一是对汉军行军途中的描写。近十万大军在天寒地冻的无边沙漠中前进，请看沙暴袭来时的情景：

…………只听见不知是

天和地的那一面边缘上远远地

像沉雷，闷塞的呻吟，又带着长长的屠杀似的尖号，扑来了无边无极的一阵凶蛮的噎塞。一转眼打着旋的风飚卷到眼前，半空里只像是厚沉沉

一片呼啸，似恶鬼狂魔挥动蛮凶的巨翼驱逐着一大群狒狒吼，狼啤，和野虎的咆哮，浑沌沌的撼着地摇着薄的天，天扫下了坚硬的石雹和沙雨

铜盔和铠片上叮叮敲乱了盖头钉，噎扼着咽喉，剥着饥骨。大漠的黄沙又似崩了日月星辰狂塌下大地，听西营里似劈山样轰隆地倒碎了，一行车，背后又猛一阵狂鸣惊跳起一队驴驼和马。……

这一段，诗人借用音韵和声乐等手段，对吓人的沙暴铺天盖地而来的情景，作了传神的表现。“沉雷”、“闷塞的呻吟”、“尖号”、“凶蛮的噎塞”，“风飚”、“厚沉沉的一片呼啸”，“狒狒吼”、“狼嗥”、“野虎的咆哮”、“石雹”，“沙雨”、“叮叮敲乱了盖头钉”，“崩了日月星辰”、“狂埸下大地”，“劈山样轰隆地倒碎了”，“又猛一阵狂鸣惊跳起一队驴驼和马”……；《宝马》重音节，轻脚韵，藉助于音节和句中偶尔的音韵（如“号”、“飚”、“啸”、“嗥”、“哮”、“雹”、“敲”、“跳”等）同时藉助于大体整齐的诗行，除特殊的个别诗行外，每行八字至十六字，构建了自己独特的格律。

如果说，这里用的是工笔，那么写行军途中的大雪则用的是大笔画法：

……没留神一夜北风堆起

愁云，白花花落下了天山的大雪。第二天破晓赶早起程，一天飞飘着轻鹅毛，大地上早积厚到尺来深浅，冰着脚，埋着马蹄。远望模糊的天山辨不清是云头还是登天的阊阖口。

这里是取“远望”的镜头，远望大雪，远望天山：天山下，大雪茫茫；天山上，原本有积雪，地也似在天上；天上和天山下，白雪连成一片；这样，天山又似登天的天门。

这种成功的抒写，在中国古代诗歌里，只有唐代边塞

诗人岑参、高适、王昌龄的精彩篇章中出现过。至于1937年前的新诗，更无一可与《宝马》媲美者。

应该说明，孙毓棠在对自然环境的描写中，往往渗透着抒情，使读者的心、作者的心、大自然的精魂，三者融合为一：开始是侧重客观描绘，但“冷雨”、“呜咽的浪”、“哀猿的长啸”，已带有哀愁的感情色彩。到写“羌笛”，“怨”、“愁”和思家思乡的情绪逐渐居于主流，抒情取代了描绘。这正是长诗所需要的。单纯的长段的描写，易流于板滞；单一的长段的抒情，难免于空泛。控制好二者的度和关系，是诗人才华与诗艺高低的试金石之一。

对古代战争的出色描写，更是《宝马》的一大贡献，也是新诗中仅有的瑰宝。孙毓棠主要写了轮台之战和贵山城之战，前者是汉军小试锋芒，是后者的铺垫。这里显然留下余力，作为汉军与主要敌人大宛之战使用。写与大宛的大战，作者用了一百多行；其中有面对面的厮杀，也有互相的斗智斗勇；有对战场形势的铺陈，又有对下一场恶战的酝酿；有焦心的等待和戒备，又有偷袭的计划和行动。这里且引写大战的第一次战斗的一个场面：

胡骑也卷着狂风迎上前；两军战鼓

擂成一片闷山雷，呼声，马嘶声，

钢刀和钢刀声，转眼白光里溅一地鲜血；血水上噜着活人头，马腿，踩烂的尸身，半截的胴腔，零落的手和脚。汉军的后应黑浪样推涌上阵锋，贵山城也四路奔流出灰铁甲，两军黑狂的叠浪交滚着，交滚着

呼号的旋涡，轻飘飘涡旋着腥红的生命。到辰刻将尽，宛军似顶不住狂涛，倒退向城根，汉军更压着残颓排砸下凶狠。忽然左面赤松林里猛一片杀声，飞腾出一鏖军，截断追兵的左臂，

护着残师似一阵旋风旋进了城门去……。

这是汉军围城前的一次战斗。气势恢宏，大开大阖，又精雕细琢。汉军略占优势但不很明显，双方基本上处于对峙阶段，也就留下了胜负未定的悬念。

对古代战争的表现，在新诗中，除《宝马》外，似无长篇诗作涉及。40年代有些作品表现了中日之间战争，有的反映了共产党的人民军队与国民党政府军之间的战斗，但这种现代战争与古代战争已有巨大的差异，几乎缺乏可比性。

《宝马》精彩处之一是，不仅出色地充分而又具体表现了战争双方物质力量的较量，也表现了双方精神力量的角逐。大宛的失败，至少一半是内部意见不一，毋寡的刚愎自用和简单粗暴所造成。可以设想：如果大宛上下，同心协力，智勇兼备，坚持战斗，其结果很有可能是另一番模样。汉军虽兵多，粮草充足，但奔波数千里，远离本土和后勤基地，气候恶劣，困难重重。汉军第一次西征，未战即败退，乃一显例。大宛的失败，直接原因是由于“贵人”内割宛王头颅献汉，并同意无偿献出所有宝马。诗作对汉和大宛精神力量的较量从不忽视。汉军对西域各小国，态度有别，如姑师、疏勒善意待汉，则友爱有加；对口是心非、落井下石的轮台，则屠城；对大宛也是先礼后兵，而且对大宛的要求，还注意适可而止。毋寡自恃在西域诸国中，是古国有实力，“丛山环偎”，有“七十几座城池，户口三十万”，牛羊无数，盛产葡萄，他在整个战争中，只会一味下令“杀退汉军”；而不知变换战略战术，结果只能是以失败告终。《宝马》在这一方面，抒写也相当出色，笔力不弱，只不过外表不大引人注意，不如写自然条件和战争那样集中，光彩夺目。

《宝马》对构思和格局似未用力，其实，作者很用了一番心思。作品前半部集中写汉军长途跋涉中所经历的暴风、雨、雪，后半集中写两军之战。结构匀称。

《宝马》故事情节安排有起有伏，悬念不断。汉军是胜?是败?在大宛“贵人”杀毋寡之前一直未见分晓。其实，每一次大风雪，汉军都可能全军覆灭。战争开始后，汉军显略占优势，但任何一个错误，都可能改变命运。一、二十万兵士的对垒，数万人的鏖战，阵势的展开的调度，双方的正面拼杀，战场气氛的渲染，着墨浓淡相宜，色彩涂抹得当，表现了作者史诗型的才华。在大战中，大宛的援军待发，康居有六七千骑兵，乌孙的“两千豹胄军”；而汉军无人支援；大宛的战斗保垒——贵山城有外城、中城、内城，储存了“两年半的茭藁食粮”，并且近获“秦人教给了他们，用竹鞭挖掘水井”，大宛“有六万噬人的虎头军”，足以与汉军持久抗衡。后因内部意见不一，形势才急转直下。这总的形势决定了两军长期处于胜负未分的悬念中。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合二而一。

应该肯定，作者的叙事才能是超一流的。如介绍性的叙说汉和大宛的风物和力量时，极易流于一般，但诗人于平凡中表现不平凡，于一般中显得奇美。如写“长安城棋布着九街十八巷”时说：

盘龙的罘⑥下朱门遥对着朱门，是王侯将相和郡国的府第；九市开时绿长了垂杨柳，红艳了花枝，罗衫坠马髻是淡粉长袂的女子；葛巾韦带是商贾人；……

“九市开时”下接的一行诗，极美极妙。“绿长了”、“红艳了”，本是形容词，改作动词用，使景色活了，艺术上给人以特别新颖之感。

《宝马》没有明分章节，但从作品排列形式上看，分十四节。每节最后一行或两行诗，大体上有几种作用。第一节末尾写毋寡傲视邻国。第二节末尾说，汉皇传统的承担——“先祖先宗遗留的责任”，点明王位不仅是无上的荣耀、威权，同时也是“责任”。第三节说“将军本是条猛虎”。第四节写第一次攻大宛的不战败退，结尾是，死亡战

士的亲人“收拾乱草黄沙里余温的白骨”。第五节留下不尽的离愁别恨。第六节是战士对家乡的亲人的思念。第七节写沙漠里行军，伤亡累累。第八节在大风暴之后，用汉军只有在梦里才能有“温柔乡”结束。第九节结尾突出轮台屠城后的惨景。第十节为下一节大宛将面临战争作铺垫和反衬，结尾渲染大宛“好一座太平熙攘的世界。”十一节用承上启下的问题句煞尾。十二节最长，计108行，写汉军与大宛最激烈之战，以不结束过渡。十三节大战已结束，汉军获胜，以“今天总算赢得了一顿西胡的好酒肉”结束，其中不免有几分自嘲。第十四节最后对汉军的胜利进行了揶揄。第十五节也是全诗的最后，写中国老百姓的神话、传说般的希冀和理想。诗人的态度很暧昧，似是嘲弄，似是农人带有愚昧意味的希望。总之，每节结束的诗句大都有独特的艺术功能：或能产生言断情长的回味；或引人深思；或起承前启后的作用……

《宝马》的语言，走的路子大体接近闻一多，不过有着自己的独创性。这里姑引第五节后一段为例：

凶赳赳的县吏挨着户征索耕牛，坐马，田园里只剩下婴儿妇女。转年寒食节处处长亭挤满了人，老小都担着筐笼，提了行李袋；出师的冷酒苦酸酸的尝不出香，渡头边洒满了别离的热泪。

送走了，爹爹，兄弟!送走了，好亲人!送走了，老黄牛，田地里唯一的朋友!

“吞噎着泪”、“县吏”、“征索”、“冷酒”等少数几个词语，介于文言白话之间，其它均为白话词语。正如作者所说，为了“烘托出一些古代的气味，因此我大胆地在这首诗里用了许多古字和古辞。”如“刁斗”、“杏叶”“羌笛”等。但并未使诗语言文言化，它吸收了传统诗的表现法，又不改新诗本色。

就在《宝马》发表了一个月时，《大公报?文艺》又推出了《诗歌特刊》（1937.5.16），发表了孙毓棠的《我怎样写〈宝马〉》，和冯沅君的《读〈宝马〉》。冯沅君是学者，作家。见解老到：

《宝马》确是首新诗中少见的佳作。这可以说是史诗，虽然篇幅还不够长。写史诗，我觉得有三个不可缺少的条件：精博的史料，丰富的想像，雄伟的气魄。……

本这三点来读《宝马》，我们当可承认作者是适于作史诗的。虽然关于史事方面，在下文我不免⑦信口雌黄几句，而于作者的想象力与气派则只有欣羡与赞叹，我尤其爱读暴风和狂雪两段大文章，他们的意味极象盛唐高、岑的诗。

关于史诗，自然不限于这三个条件，至少还应有对英雄性格的刻绘，这恰恰是《宝马》的软肋。对李广利，刻绘的深度和个性化的表现，从心理活动、言语和行动，较为一般化。这也是我未大胆肯定它是一首前所未有的史诗的主要原因。但在中国新诗史上，它是最具有史诗特质的长诗。

冯沅君的文章，还提出了几点史实细节和个别辞句中的问题，并说：

其实这些史事上的辞句上的待商酌的地方都可说是无关宏旨。因为史诗终不是史，每个作者又都有他的特殊的遣词造句……。

文学创作不同于写历史；在细节上，作家有权虚构，凭想象来展开。

《宝马》此后，一直受到冷遇。在全面抗日战争1937年7月7日开始以后，祖国受到强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面临亡国之灾；形势与《宝马》中汉军恰恰相反；中国读者不能从中直接获取精神力量，不管作品艺术上造诣多高，也不能改变普通读者的兴趣。抗战胜利后，我们仍然对《宝马》没有注意，与历史上的李广利，后兵败降匈奴，被害，情况十分复杂，难以把握有关。这就要从治文学史的人及其政治环境寻求原因。除上述因素外，我猜测具体原因有二：一是学者的疏忽。他们来不及从历史尘埃中发现这本诗集。二是从30年代直到80年代，学术界对“新月”诗人有着偏见和成见，不承认后期“新月”有着一流诗人。应该说明，中外诗歌史上，类似现象不是绝无仅有，莎士比亚逝世两三百年后，才得到应有的评价；杜甫的光辉作品主要产生在中唐，但受到高度称赞是在宋代。因此，我们对孙毓棠《宝马》的半个多世纪的经历，不必惊异，也

不必特别不平。

注释：

①闻一多刻赠孙毓棠印章边款。转引自闻黎明、侯菊坤编撰《闻一多年谱长编》897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②《宝马》，最初载《大公报?文艺》1937年4月11日，除上述诗集所收作品外，我所见到的孙毓棠诗作有：《安闲》载《文艺月刊》4卷6期，1933.12.1。《农夫》载《文丛》1卷5号，1937.7.15。

《暴风雨》载《文学杂志》1卷4期，1937.8.1。

《秋灯》、《萤》、《四行诗二首》载《文艺新潮》1卷1期，1938.10.16。

《四行诗三首：〈感〉、〈黄昏星〉、〈镜子〉》载《文艺新潮》1卷2期，1938.11.16。

《渔父》、《山溪》、《北行》载《文学杂志》3卷1期，1948.6。

③孙毓棠《海盗船》，立达书局代售，1934年5月。④原件“现”字不明。

⑤《我怎样写〈宝马〉》，载《大公报》《文艺》第336期，1937年5月16日。

⑥罘：据《辞海》，为古代设在宫门外的屏。

⑦原件“免”字不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