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东平作品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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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东平，祖籍福建金门，1923年4月28号出生于印尼东加里曼丹。中国的生活经验和华文教育背景，为黄东平走上华文写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黄东平的创作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为第一阶段。50年代，他不仅发表了百多幅政治讽刺漫画，而且也发表了相当数量的杂文。50年代中期，他开始小说创作。这个时期他写的作品鲜明地体现了身在印度尼西亚，心在中国的华侨心态。

1965年“九·卅”事件之后，整个印度尼西亚汉字被禁、华文学校被关、华文创作转入地下。这使得中华文化在印尼遭受断层的境遇，华人失去文化之根的焦虑也暗流涌动。此时，黄东平开始暗暗构思和创作长篇小说。黄东平最大的贡献在于对华人历史的叙述，小说《侨歌》三部曲奠定了他作为一个海外华文作家的重要地位。

20世纪80、90年代，是黄东平文学创作的第二个春天，也是他个人创作的第三个时期。除了大量的杂文之外，中短篇小说集《远离故国的人们》和《头家——估俚》分别收录了中短篇小说14篇和9篇。这个阶段黄东平的创作趋于成熟。思想取向也比较复杂，但仍以执著表现华人历史凸现他创作的特点和可贵之处。

本文讨论的是黄东平创作中的异族形象。他通过超越了种族的阶级叙事的方法描写各类异族形象，通过对异族审视的同时从另一个方面展现华人对自我身份的认知。这使得他的异族书写有着历史文献的价值，与其他作家的同类题材相比有自身的特点。

一、异族形象类型

黄东平在作品中描写了华人眼中的异族形象，浓墨重彩地表现了当地人的生活人的生活状况，尤其写出了印尼穷人的生存状态。他以他华人的眼睛来看异族，其描写的殖民地时期的异族形象有如下四种不同的类型：贫民、殖民者和殖民者的走狗以及当地革命者。这种对异族的想象，一方面为印尼殖民时期的状态留存了一段文学性的历史，重新挖掘和试图重建一段历史：另一面反映了黄东平对于自我的定位，在关照异族中凸现华人的心态。

(一)皮影人生：贫民

第一类异族是贫民形象，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甚至连自己的年龄都不知道，生下来就是默默地活，然后就默默地死。这些农民的唯一的娱乐是看“哇影”(类似中国的皮影戏)，而这些农民们正如皮影戏中的人物，没有年龄，没有生命的活力，所有的生活道路是被操纵的。操纵他们的人有殖民者，有当地的宗教势力等等。

他们的名字只是一个代号，就像“细蒂”这个名字在一个村子里有十几个。名字并不能确定他们的个体身份，谁也无法区分这个“细蒂”和那个“细蒂”之间的区别。他们也没有年龄，谁也不知道自己具体的出生日期，更可悲的是没有人想要证实自己的真正年龄，如同他们根本不曾思考自己的个体身份到底是什么。在日本侵略者来到印尼要求当地人登记年龄的时候，其中的一个细蒂去问自己的母亲，她的母亲也不知道。最后只能编一个。对于殖民者来说，这些贫民的身份就是土人，所有贫民的身份就是土人；对于被殖民的印尼贫民自己来说，痛苦就是他们的名字，苦难就是他们的身份。

或许是经历的苦难太多了，或许是信仰使然，他们把所有的一切归结为命运，是“端”(端是“荷印”平民对真主以其执行者的称呼)的旨意，其中所反映的麻木和奴性是触目惊心的。

这些贫民，基本上是失语的沉默者，没有言语的权利，只能回答“沙耶，端”(是的，老爷)。如《女佣西蒂》中，当年老的易卜拉欣用一头水牛和老阿末交换细蒂的时候，可怜的老阿末除了说“沙耶，端”，什么话也不敢说，还只能亲自把女儿送入了虎口。异族的女性们凸显出这种可怜可叹的民族特性，她们作为弱者中的弱者在黄东平的笔下锐变成温顺、缺乏主见、懦弱的“兔子”形象。如《赤道线上》叙述殖民者绑架爪哇女性向矿场华工兜售，不得挑选，买着哪个就是哪个，完全把妇女当成兔子来卖了。《女佣细蒂》中的细蒂“有着爪哇妇女荏弱退缩的品行，活像一头兔子……”她出生于20世纪20年代中的爪哇，细蒂一出生就是受苦。她是父母的不知道第几个孩子，她能活下来完全是意料不到的。可是活下来就意味着受罪、受伤害，只有和生命不断抗争、和生活不断妥协，才能继续活下去。她以一头小牛的价值被贵族易卜拉欣强占做了第七个小老婆，对于所有加在自己身上的，她和别的“西蒂”们一样都只有逆来顺受。西蒂也曾有过一瞬间的挣扎，当她遭受了各种非人的折磨。这种折磨使她不能不“猛睁眼睛，栗然对这眼前这关涉到自己、关涉到她一家的惨酷现实。”可是看到了这些，和一般善良的当地妇女一样，她没有挣扎，除了害怕甚至连一点想法都没有。十五六岁的细蒂和儿子被赶出“端”易卜拉欣的家门。从此，她开始“峇务”(即女佣)生涯。她看到了、也经受了荷兰殖民时期贫民受到的迫害。她看到了、也经受了日侵时期贫民受到的伤害，她也看到了、经受了独立战争受到最大牺牲的还是贫民。在挣扎了大半辈子之后，细蒂依然看不到希望，她最后成了一个老乞丐，自生自灭。

在书写这类带有显著特征的异族群体的时候，黄东平很明显地把矛头指向了殖民者，认为是殖民者导致了贫民的苦难与不幸。这样的视角显然是睿智的，因为殖民地人民的这种无语是因为“殖民而起的对殖民地人民造成的‘集体自卑感’”。三百多年的殖民统治。把当地村民殖民成了一群被驱赶、被虐杀的动物，什么都怕，连洋人的皮鞋和狗都害怕，甚至他们觉得自己原本应该如此——饥饿、疾病、被虐杀以及不该说话……自己的悲惨遭遇都是理所当然的，是命该如此，这就是集体自卑感。因为这种集体的自卑感，使得他们没有言语的勇气，正因如此，殖民者替代被殖民人民宣称：“荷属东印度的土人是全世界最懦弱最容易统治的种族!他们每个人只要两个半铜仙就能活过一天!”我们可以算一算当年的货币价值，当时一个唐山新客上岸交税150盾，每盾是100仙。按殖民者的看法，150盾可以供一个当地人生活6000天。可见殖民者盘剥之残酷，当地人生活之惨烈。这些没有个体的集体贫民在压迫下，导致肉体和精神的集体沦亡。

(二)殖民者的“走狗”

狗在黄东平的作品中经常是出现在恶势力的一边作为其帮凶的。这些狗是吃牛肉喝牛奶长大的，“一条狗要吃掉几十个被奴役者的粮食!”狗主人让使它们成了殖民帮凶。当地贫民看见殖民者的狗也要低头致敬。所以在《侨歌》中作者后来安排荷兰警长“大狗”的一只狼狗死在树林中，被砸碎了脑袋。这样的情节正是体现了生活在殖民地的人民对恶狗们的憎恨和对其帮凶们的厌恶。而当地那些殖民者的帮凶比这些恶犬更猖獗与凶残。

“荷印时代”，在广大乡村、直接对贫民执行殖民者命令的有“监光头”和“哈夷”。在乡村，监光头相当于是村长。执行行政权力，哈夷是宗教上的霸主，“到过麦加的回教徒之称”，以宗教的名义干尽了缺德事：夺取田里的收成。作践佃户的妻女，甚至监禁、屠杀佃户。监光头是“哈夷的经纪人”，从而使哈夷更是为所欲为。在任何一个时候，在穷人的眼睛里他们永远都是有权有势的人。在荷兰人来了之后，哈夷易卜拉欣一家控制着整个村庄。日本人来了，还是易卜拉欣和他的儿子控制着穷人们。他们永远都是骑在穷人头上的施威者，甚至在民族独立革命之后，易卜拉欣的儿子沙迪约还是能摇身一变而成为官员。值得注意的是“易卜拉欣”这个名字，本来是《古兰经》中一位先知的名字，所以，作者在小说中虽然隐去了教派的名称，但是却又很积极地暗示。同时用这样的一个名字，不仅具有讽刺的意味，而且也鲜明地表达了作者对以宗教之名施盘剥之实的“易卜拉欣”们的厌恶。

(三)殖民者

在黄东平

的笔下，殖民者是作为群体形象出现的，即使是有个别的有名有姓的。也都是模糊了个性身份的，他们的共同名字是“鬼”。这些殖民者不仅对当地人进行疯狂地压榨，同样对华人也是拼命地剥削。

在“荷印”实行殖民行为的荷兰人都是得意忘形、疯狂贪婪的人。他们侵略了人家的土地，又实行了暴力统治，对反抗者“用烧红的铁钳夹出他身上的肉，然后切手，断足，剥皮，开腔，取出心脏，然后斩首，又然后再切成一块块，最后才是挂起来示众!”有时还要村村株连，一个村子出了“叛乱分子”，连邻村一起除根。这样惨绝人寰的酷刑正是殖民者号称文明实则最野蛮的行径

他们残忍地压榨当地人，也无情地盘剥华侨，他们把华商比作是“一块湿毛巾，一拧，汗水就流出来了!”作者很清楚，“‘鬼只是指殖民者。并不是指所有白种人。华侨最痛恨的就是这些鬼!”。在华侨的眼睛里，这些人的外表一般都是以白色调为主，是中国传统中的孝服似的打扮，所以华侨们对穿着孝服的统治者有着蔑视和不屑，但是又不得不在他们的盘剥下生存。对殖民者统称为“鬼”是这种不屑和厌恶的表现。

无论是什么时期，在穷人们流血牺牲的土地上，仍然还是那些入侵者、掠夺者在享乐、横行……黄东平眼中的殖民者，是罪恶的化身，是一切万恶之源。

(四)当地革命者

无奈中反抗，反抗还是无奈。在受苦最深的当地人民终于酝酿出了反抗者，这些异族形象显得比较概念化，但是具有历史价值。他们敢于斗争，敢于反抗，他们试图用自己的鲜血让自己的后代不再无名、无语，不再无奈。如《侨歌》中写到矿工的大罢工中，当地人民不仅有自己的领导人，还有无数热血的男女老少，坚定而且不怕牺牲，他们流血也流汗，很多原住民用自己的船偷偷地运粮食支援大罢工。可是无数的穷人为之付出生命代价的“默地卡”(即独立)最终落入的是投机分子手里。“一切全然还是那个老样子，一点新事和变化都没有。”一个普通贫民妇女——细蒂对于独立的最终理解是：独立给她的是永远失去了丈夫和兄弟。然而，最后的希望也没有了：她的小儿子为了争取自由和文明又死了。她像千千万万当地居民所承受的那样，承受了穷人无语、无奈的命运。牺牲者以肉体的死亡又一次失去了话语的权力——穷人还是穷人，被压迫者仍然是被压迫者。

二、以阶级叙事为基础而衍生的异族想象

黄东平的异族想象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在种族的差异中，他更强调的是阶级的对立、贫富的分化，这是一种带有超越了种族界限特点的阶级叙事。

在黄东平的笔下，总是通过华人的视角来看当地穷人，充满了同情。以《七洲洋外》为例，其中有这样的一组情节：徐群带着第一批要毕业的学生去山野村庄上最后一课。在这里学生接触到了当地的一些真实情况，作者通过学生的眼睛展示了一幅在殖民者统治下的“荷印”的惨烈状况。看农民在田里挣命。这些华人的学生们感同身受，从华人的眼睛里看到的他们是“一条短裤就是他们一生的衣裳，而带进坟墓的也将是一条短裤!……善良、纯厚、苦难而又‘麻木’!”

华侨看当地贫民是充满了同情心理的，同时也愿意伸出援助之手。如《七洲洋外》中开亚弄店的黄茂生说的：“当地人太穷啦!”有时候没有工做的穷人赊欠亚弄店的东西，往往也是出于同情赊欠给他，看着一个熟人没有米下锅，当然不能视而不见。所以只能赊，扶危济困本是华人的传统精神。

所有的观察以及由之而来的同情都是站在受欺压的当地贫民的立场来进行叙事的，用华人的眼睛观察着工人、农民、荷人监工、监光头、哈夷等各色人，这样的书写方式无疑是表现现实的，同时在这种表现的后面包含着作者自己深深的情感。对受尽压迫的贫民的同情，对殖民者和辅助殖民者充满了憎恨。黄东平完全站在同情当地贫民的立场对殖民者和借着宗教名义作恶的人以及那些受了殖民者洗脑的帮凶们表达了强烈的愤怒。黄东平的阶级立场昭然可见。

从《女佣细蒂》中能清楚地了解到作者的情感倾向，甚至能隐约看到作者含泪的眼睛，他写到“活着就是一切!在这么个时候。活着就等于有了一切——包括大有可为甚至美好的未来!”正如黄东平在诗歌中说的：“到处穷人都善良。／所有劳动人民一家亲……”

在黄东平的笔下更多的是讲述了阶层与阶层之间的矛盾。黄东平以阶级叙事为基础而衍生的异族想象，试图以一个华人的心态来写他身边的异族以及自己的族群和当地族群的相处状况，从而反映出华人自身的意识心态，

作者在提到《在耶城“甘榜”里》里所写的乡间之所以没有受到排华的鼓动时候说，“就是因为那只是统治者的把戏，甚至只是他们争权夺利的一种手段，并没有得到下层群众的支持。当时的劳苦大众跟华侨华人中的劳苦阶层，是世代友好的……作者对这社会还是有种充分的信心的啊!”这种作者直接站出来的表白也充分显示了作者的叙事是超越了种族界限的。到了80、90年代，他的作品中仍然带着阶级叙事的特点，比如《街上的“民族”和“阶级”》一文中，作者把街景写成“好一幅各族统治层真实关系的图景”，统治阶层包括了西洋人、东洋人、当地新贵，也有华人，从而揭示了阶级才是形成这个世界分化的始作俑者。表现现实中有作者自己的情感成分，因为这是作者站在一个同情当地贫民的立场来看问题，而且从中折射出作者的意识：一个华侨，一个表现穷人历史的华侨。

可见，黄的异族想象是以阶级叙事为基础的，这种叙事的方式一方面表现了其本人的华侨意识——通过华人的眼睛看异族，并把这种异族的形象展示给华侨华人和大陆华人看。他用这种独特的想象来梳理华人族群和其他人的关系。通过异域生存体验和历史经验来挖掘华人侨居的脉络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