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莉小说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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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一批“新写实小说”的作家们，着力于重建世俗世界，注重对普通人及其日常生活进行原生态的再现和描摹，表现他们放逐理想、顺应环境的生存状态。他们的创作体现出鲜明的世俗化倾向。池莉，就是他们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她的小说创作是新写实小说创作的标识，反映了九十年代精英文化的逐步失落，和文学精神的变异和分化。在具体文本中。体现了一种“现世关怀”的品质，主要表现为对市民生态凡俗人生的真切描摹，对爱情神话的消解。

一、人心似海。凡俗人生

1、市民生活的直观描摹

池莉在作品中。采用了一种全新的、一反传统作家由上而下的视角，以一种沉于世俗人生中芸芸众生的眼光来阅世识人，通过对普通民众生活的日常琐细细节的直观描摹和再现，完成了对普通平凡民众的爱情、婚姻、家庭等生活状态的原生态记录，对现代人的生活苦相和窘态进行冷静的剖析和揭示，体现出鲜明的“平民化”和“世俗化”的倾向。

从她的“人生三部曲”《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到《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你以为你是谁》、《来来往往》、《生活秀》等小说。池莉以一种女性特有的敏锐触觉，精细的笔法，描绘出一幅幅现时态武汉市民的生活图景。

《烦恼人生》以一种近乎摄像的方式展现了汉口普通市民印家厚一天24小时繁琐的生活流程，通过对他平淡世俗生活的铺叙，展现了当代普通人生存意义上的种种烦恼和矛盾现状。主人公印家厚从半夜惊醒开始，就开始面对着现实生活的种种纷乱和琐碎：排队、解手、洗漱、吃饭、带孩子、挤车、上下班、班组评奖金、住房、为父亲祝寿买礼物以及感情困惑等等。这短暂而漫长的一天。似乎又是他一生的浓缩和写照。他总是身不由己地被卷入各种纷争和琐碎的小事中，疲于招架，却不得不努力地接受和面对，这个“英俊年少。能歌善舞，性情宽厚”的人。无论体力上还是心灵上都重重地压上了一层不堪重负的疲惫。生活容不得他有一丝不切实际的幻想，社会给了他多重的角色定位，让他有太多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力图扮演好每种社会角色。负起应尽的责任，却又总是顾此失彼，在两难的困境中，努力面对着生活的困境与尴尬。用小说的话来说：“几乎没有一刻他不处在为难之中。”

在《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中池莉给我们描绘的是一幅武汉市民自足自乐的生活街景图：猫子把一支体温表当场爆炸的奇事当作新闻，一一向女朋友燕华、燕华的父亲以及邻里们。尽管这个新闻使所有听到它的人都不约而同地感慨“武汉这婊子养的热”，却一点不影响这些男女老少在这酷热的地方生活得有滋有味。酷暑中，他们忙忙碌碌的生活着，闲暇之余插科打诨，天南海北地聊天扯淡：夜幕降临，他们在街道里与天地共享晚餐，喝“黄鹤楼”酒，看电视，摸麻将，然后席地而眠……

这些生活的细节和故事，没有特殊的含义，也没有凸显典型形象，都是日常生活的平实记录，展现了一幅幅生动的市民生活的图景。“现实是无情的，它不允许一个人带着过多的幻想色彩……那现实琐碎，浩繁，无边无际，差不多能够淹没销蚀一切。在它面前，你几乎不能说你想干这，或者想干那，你很难和它讲清道理。”就是带着这种创作观念，池莉以一种切近生活的姿态，投进生活的现实中，抓去生活的细节，以一种真实的原始的生活之象展示给读者，表现时下都市人群的生活状态，进一步呈现出当下人们普遍的精神上的沉重压力和困境。

2、“零度情感化”创作的温情

新写实小说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是现实生活的原生态记录；二是零度情感化的创作。池莉因其小说较好地体现了这种特征而被视为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家，但是零度情感化写作并不代表作家在对生活原生态的描摹时情感的主动离场，我们通过池莉的小说可以看到，她在对市民生态凡俗人生的真切描摹中，蕴涵着对彼岸世界悲剧的消解和对平民人生存在哲学的肯定与褒扬，她的小说提供了给读者的是“崇高退场后的凡俗人生”。

池莉在一定程度上剥离了多数创作者附加于市民百姓身上的知识分子的人生观、理想观和爱情观，还市民以本真面目，用体验者、观察者的身份，从理想彼岸的想象回到现实此岸的审视，选择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为主要视角进行原生态的记录和零度情感化的处理。然而，通过对她的小说文本的解读，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这些平实的记录下，蕴含着一种对凡俗人生的深情关注，对凡俗人生生存状态的关注和理解。

《烦恼人生》这部作品里，池莉在对印家厚的日常生活流程进行还原描述中，细腻的描述了他的生存境况和情绪状态。平庸、琐碎的日常生活。对印家厚来说，其实意味着一种消磨理想斗志的庸俗化的人生模式，然而理想逐步的失落，再加上生活的烦恼和焦灼，只能消解了生活的诗意。最终，印家厚平和地顺应了社会生活，将日常生活实际化，既不将它塑成诗情画意，也不把生活划为平庸，他“只剩下一个愿望，好好过日子”。作者对凡俗人生温情的关注和理解，使她赋予了印家厚一个普通人的可贵和可爱。我们可以看到，他在生活的困境里没有消沉，仍然相信会有一个美好的明天，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现状。

《太阳出世》的开篇是一幅喧嚣忙乱场面，武汉元旦那天。婚嫁迎娶都风风火火地进行着。赵胜天和李小兰就是在这个忙乱的场面里，拉启了婚姻生活的大门。新郎赵胜天在武昌阅马场因交通堵塞而搅入了一场争斗，因此失去了一颗门牙，接着被新娘李小兰当众斥骂“混蛋马大哈”。结婚不容易，婚后生活更不简单。妊娠、生育、养育。“小太阳”的出生，给家庭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琐碎事，没有一件让人省心，夫妇二人不知流了多少泪水和汗水。等到孩子周岁时，两人都已又黑又瘦，成天忙碌不已，却也因此更加懂得了生活。顺应了生活。这样，李小兰在为孩子的周岁生日忙活了一天后，感慨地说：“今天真累，但也很有意思。”通过这样的描述，池莉在小说中一遍遍地展现着平凡人在现实苦境中的挣扎，为了适应现实生活秩序，他们在不平衡的状态下解构理想，顺应环境，从而获得了平稳的生活状态和灵魂世界。池莉在作品中不断努力印证，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也是生活的真实。这种生活的真实，消解了崇高和理想，而将现世生活的一切甜酸苦辣、喜怒哀乐，都看作是世俗人生的一些无法回避同时也是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和基本内容。从凡俗人生的琐碎与烦恼中，体验到人生的意味，了悟人生的真谛。

池莉发现并揭示了平凡百姓的存在困境，作为他们存在情绪的体验者，她的作品着力还原世俗人生琐碎的生存体验，生命的焦虑和孤独感。在理想和崇高退场之后，最后只能从日常的生活世界中寻找安稳和永恒。她把一种世俗化的平和的生活渴望溶入世俗性的文化语境中，以关怀、体谅之心来祈祝生活更符合平常人的心意，因此对作品中人物的选择和行动往往抱以包容性和宽厚性的理解和尊重。

二、不谈爱情，消解爱情神话

池莉的小说，通过主人公在理想爱情与现实婚姻之间的抉择显示出世俗化的价值取向：不谈爱情，瓦解爱情神话，解构理想世界。

爱情。在传统题材中。都带有诗意的浪漫情调，往往被视为人性内在的诗性显现。是人们内在心灵的诗意栖居。作家们在表现爱情时，往往充满浪漫主义的情调和理想主义的色彩，有的甚至是超越凡俗社会的柏拉图式的精神爱恋。而在池莉看来，爱情首先应附着于现世生活，“我的基本态度同否定精神贵族一样否定古典爱情，因为在现代社会里。古典爱情是不存在的。爱情只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与物质基础有很大关系。”基于这种观念，池莉提出“不谈爱情”。于是，在创作中。她摒弃了爱情的诗意想象，淡化了浪漫情怀，而更多的强调两性闻基于各种欲望而结合的社会化内容，突出义务、责任等社会约束力的影响。把两性关系描写得更加实际化、物质化、生活化。在池莉而言，她的目的就是要解构爱情的理想主义的精神内质，把两性关系拉回到日常生活的世俗化原则中来审视。并以此确立平衡的支点。具体表现为，以切入生存现实的姿态。来展现世俗化的爱情；以平民化的视角，来揭示纷繁的爱情世界：并通过对世俗爱情的贴近描述，表现爱情的理想和神话在现实生活中不堪一击。

池莉的众多小说都有一条或深或浅的主线——爱情与婚姻，更确切地说。是两性关系。《少妇的沙滩》中的李立雪和钟瑾、《长夜》中的杨维敏，他们对于爱情婚姻都有一种理想化的倾向，然而理想不堪一击；《细腰》描画了一个终不圆满的、无望的爱情。不切实际的幻想在现实生活中难以立足，不堪重负，爱情的神话破灭。不谈爱情，提升为表现平民生活与情感的一个重要方面。而所谓“不谈爱情”，就是不讲那些虚幻的、脱离现实的美丽而又脆弱的精神楼阁，而是建立一个能够切切实实过日子的家。

印家厚有一种世俗化的情感逻辑。他从婚姻生活和爱情体验中，最终认定根本就不存在超脱现实的理想感情生活，不存在雅丽所说的“柏拉图式的精神爱恋和爱情理想模式”，他所奢求的旧日恋情也是不可靠的。经历过生活带来的重重烦恼和困境，已经渐渐顺从于生活，遵循生活为最高准则的他认为“老婆就是老婆。人不可能十全十美”。“雅丽怎么能够懂得他和老婆是分不开的呢?普通人的老婆就是粗粗糙糙、泼泼辣辣，没有半点身份架子，尽管做丈夫的不无遗憾，可那又怎么样呢?”他别无选择的拒绝雅丽、忘记肖晓芬、放弃聂玲，守在蛮横粗俗的老婆身边，担负起责任和履行义务。这是他作为一个平民对于爱情和婚姻的真实的人生体验。

《不谈爱情》这部小说就明显地体现了作家对爱情理想的进一步解构，以及对现实生活法则的认可。爱情婚姻没有高雅的情调，浪漫的鲜花，只有生活的琐碎和平庸通俗，以及最重要的各种欲望。知识分子的庄建非与小市民出身的吉玲都很明白这一点。庄建非认为“结婚是成家，是从各方面找一个终生伴侣，是创造一个稳定的社会细胞”。吉玲同样也只是想“设计找个社会地位较高的丈夫，你恩我爱，生个儿子，两人一心一意过日子”。爱情婚姻对他们来说没有等级、高低贵贱之分。都只是生活的组成部分。然而婚后，吉玲为得到丈夫和庄家的充分重视，与娘家搞出一场家庭大战，甚至闹到庄建非单位。这场大闹震动了庄家。也直接威胁到庄建非的前程。当初坚决反对这桩婚姻的庄家父母紧急出动，放下了知识分子的清高架子，备车置礼，亲自到花楼街拜见亲家，促成儿子家庭矛盾的和解。最后。吉玲胜利了，离婚一词成了笑谈。当年樱花树下的浪漫邂逅成了带有讽刺意义的一幕。庄建非从迷梦中惊醒，重新正视现实，在对自己的婚姻做了一番估价之后，终于冷静地找出了自己为什么结婚的根本原因：“性欲”，而“揭去层层轻纱。不就是性的饥渴加上人工创作，一个婚姻就这么诞生了”。他认识到婚姻并不是单纯的两性问的情感维系，不是空中花园，而是现实的，充满生活实用价值的一种多重的社会契约，于是庄建非在这场婚姻危机中终于认可现实法则并在妥协中找到了平衡点。

综观池莉的小说，世俗化是其创作的主要迁徙待征。她对作品人物的日常生活状态都聚集在“世俗关怀”的关照下，这种关怀主要是对普通人的当下境遇的关怀，对个体生存的物质幸福的关怀，突出了“世俗化”的特征。池莉将自己充分融入到世俗生活之中，以一种特殊的热情关注普通人的生活，用一种赞叹的温情眼光看待市民的日常生活，显现出一种对“世俗”生活的极大兴趣和对市民阶层的特殊亲近之情，并坚持将这种情怀融注于小说创作中。这种态度使她的视点向着世俗人生的本真下移，将琐屑、庸常、不登大雅之堂的细节陈露于作品中，写出了俗世男女由烦恼与挫折、快乐与满足共同构筑的寻常人生，以此揭示寻常人在生存困境中的挣扎，以及对爱情婚姻神话的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