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小学语文教育规范的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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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佳作神气韵味的追求，美感的体验，想象的活跃，都在这紧张运行中被齐一化了，转化成了形式多样的匠气十足的试题表达式。如排序题，考26个拼音字母，非得这样考。E__G，即要求在横线上填写相应字母。或者给出几句话，要求排顺序，而且有一个统一的排序答案。改错题，非得人为地制造错误让学生修改。如有这样一道题，要求改错“春天到了，百花文放”。老师觉得学生应该会把“齐”字写错成“文”字，故设了这样的练习。孩子改成：百花开放，结果当然被判错，孩子们也很茫然，因为他们不会把“齐”字写成“文”字。还有判断题，非得弄模棱两可的ABCD答案，让孩子在懵懂中选择。如此种种，使语文教学受制于追求高分竞争的紧张运行之中，于是为了应对考试，就有了复习的应对。一年级就开始提前结束上课，用一个月的时间进行专门的复习。如专门的量词训练、专门的句式训练、专门的易混字训练等等，把许许多多人为的混淆让孩子们练习。隆重的考试仪式由内到外规训了师生语文教与学的本质。

吊诡的书写格式规训小学语文是儿童告别他的口语世界正式进入书面语世界的阶段，小学语文教育由此必然要规范儿童的书写世界。问题在于我们规范的聚焦点在哪儿？是更多地在意一种正确的书写格式，还是在意一种书写的灵性？在现实的语文教育中，我们常常把书写格式装饰得非常神秘，学生首先对格式要求有一种恐惧。比如，拼音的书写，在拼音四线格里，上格只能穿到什么地方，下格要达到哪儿，老师似乎要用尺子来测量。如日记，在二年级的学生刚刚接触日记的时候，老师仅仅在意格式，至于写什么，怎么评价，老师已经顾及不到。只要符合日记的格式要求，都得到赞赏，没有符合日记的要求，就算写得再好的内容，也得不到一点儿赏识，仅得回两个字“重写”。一、二年级的学生被告知写话的时候不能写对话，因为冒号、引号容易用错。为了避免写错，就得让学生学习第三人称的转述。这样的学习还有意义吗？如一次一年级的考试，考的内容是看图写话，图中画着：老人摔倒了，一个小朋友去扶。有学生是这样写的：一天，小明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了一位老婆婆摔倒在地上。小明急忙上前扶起老婆婆。老婆婆说：“谢谢你，小朋友。”小明说：“不用谢！”（当然这位小朋友的冒号引号的格式没有用对，尤其是写在方格里的时候）但老师“忍无可忍”，为了让学生明白书写格式的重要性，罚学生抄下面这段满分的写话：一天，小明放学了，他在路上看见了一位老奶奶摔跤了，就把老奶奶扶起来，后来老奶奶夸他是好孩子，他觉得心里特别高兴。在老师看来，这些规范从一开始就要严格掌握，要让学生养成良好的书写习惯。然而习惯的养成要与灵性的保护和发现是要一并进行的。我们没有必要用标准格式牺牲了儿童表达的灵性。规范的书写格式应当要求，但是，格式的掌握也不是一两天就能内化的，在语文的学习中，书写的格式与书写的内容不论从学生的表达上，还是从教师的批改上，都应该是要同时关注的，怎样的“长写作性灵的善”与怎样的“救书写格式的失”是要认真思考的。过于注重书写格式，在一定程度上也就忽略了书写中的语文思想的萌发，忽略了书写中文化的意蕴。

凸现的“教师化语言”随着课程改革的推进，语文教师也极为积极地以学生为主体，但是中国传统的师道文化的存在，使得教师们很自然地认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的“己”无可厚非的指的是教师自己，这就意味着只有“我”（老师）才有权力判断什么东西是普遍可求的，根本没有想到学生想要的是什么。只有“我”（老师）的心灵才是个有资格的心灵，学生的心灵则加上括号不需要在场。由此，彰显的自然是“教师的语言”。如汉字的学习，每一个汉字，老师都得让学生一个个去拆换汉字的组成部件。如学习“战”字，学生做的事情是把含有“占”这个部件的其他字找出来，学生挖空心思找到了“贴、帖、点、店、站”，这些字在老师看来是很容易找的，可是对于一年级的孩子们来说，确实是很困难的。三年级学生学习写作文———肖像描写，学生整节课轰轰烈烈拿着小镜子对着写镜中的自己，一直在“蘑菇发型”还是“云朵发型”上争论不休。低年学段每篇作文的开头，都要求是“一天（逗号）”。学习完《曹冲秤象》，一定要花很长时间在讨论还有什么其他的秤象方法。学习了冰心的诗歌《雨后》，一定要让孩子们讨论诗中的小哥哥不好，因为他乱踩水，又不好好拉着小妹妹，等等。这些老师的语言，让语文的课堂学习虽然“声势浩大”，但却无所作为。在学生的语言表达上，也尽显知识的教师个人化。如一个孩子用“希望”造句，我希望世界能下雪。老师改为：我希望世界能够和平。学生说“勇敢生活”，老师判错，因为答案是“勇敢飞翔”。学生写到“粗粗的尾巴、尖尖的角、白白的翅膀”，被判错，因为标准答案是小松鼠的尾巴、小山羊的角、小白鹅的翅膀。这些异化的仪式，已经披上了神圣的“规范的遵守”的外衣。一位孩子说：“一看到我们的语文老师就会想起给白雪公主吃毒苹果的巫婆。然而，白雪公主并不知道给他吃苹果的是巫婆，学生也尽力“听老师的话”。这位孩子的担忧“我们会不会是白雪公主”？就很让人深思。

小学语文教育规范“异化”的后台取向

（一）“抽象”的语文教育习俗教育习俗，简单的说就是经过长期的实践形成的约定俗成的教育话语。由此不难理解教育习俗是情境性的、文化性的、生成性的，它绝不是教育规律、教育口号的机械照搬。要在教育实践的基础上去形成教育理论，但是教育理论又是不会机械对应各种教育现实的，教育理论与教育现实之间存在着特殊的联系。没有理论的教育实践是盲目的，没有教育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在任何情况下，用实践来证实或检验某一特定理论是有问题的，用理论来套解特定的教育实践是没有生命力的。然而在小学语文教育中，存在着大量的本来应该鲜活存在却被抽象化了的教育习俗。比如，小学生学语文要多读多写，这是长期的语文教育实践形成的话语形态。然而，读写什么？怎样读写？小学生是需要教师的实际指点的，而不仅仅只是老师布置作业的形式。但是在现实中，很多语文老师只注意到了多读多写的抽象存在，而没有把它化为自己和学生的一种语文生活方式。比如，一位语文老师布置学生的暑假作业，要求学生每天读书二十分钟，然后按照“日期—书名—读书时间—家长签字”的学校传统的方式交记录表。一位学生和家长没有这样做，而是按照“书名—推荐理由—自我评价”的方式建立了阅读专题。比如，孩子看《凯琪的包裹》、《装在口袋里的爸爸》，家长写上推荐理由是亲情的感染。孩子写下的感受是人与人之间需要温暖。然而，开学因为不符合老师的表格要求，被退回来重写。于是家长不得不在表格上签下了自己的五十多次姓名。学生不得不在表格里一遍遍抄书名，老师满意了，孩子哭了。这些抽象的习俗让教师们完成了工作量，但是却剥夺了读写本身给孩子们带来的快乐享受。

（二）“概念化”存在的学生目前我国进行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核心理念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体现了“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诉求。语文新课程以极大的热情关注到这一点，在课程标准中的表述中，表达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方面的价值追求”、“学生是学习和发展的主体”、“发展个性”、“珍视学生的独特感受、体验和理解”、“减少对学生写作的束缚”、“加强学生的自我评价和相互评价”等关于“以人为本”的思想。然而在语文教育的现实中，对“人”的概念的抽象理解，使得学生更多时候是“概念化”的存在，而不是真实的存在。即学生是抽象的“人”，是“概念人”，而不是一个有意义的人。比如，一、二年级的学生本来最擅长写对话，但却因为冒号引号容易格式不对而被勒令不要写对话。三、四年级的学生本来内部语言已经发展，但是又被写实所禁锢，写自我介绍要通过带小镜子来写。五、六年级在对生活有更多感触的时候又被教育为只能写光明，不能写黑暗，就是写黑暗也得最后被光明战胜，等等。这些语文学习，使对“人”的尊重仅仅限于表面。阿伦特（HannahArend）t在《人的条件》一书中指出：是生命而非世界才是人至高的“善”。［1］生命是什么？“教师从‘独奏者’的角色过渡到‘伴奏者’的角色，从此不再主要是传授知识，而是帮助学生去发现、组织和管理知识，引导他们而非塑造他们。”［2］这就是关于对“生命”的尊重。正如叶澜先生所指出：“教育发展的内在核心问题是对‘人’的认识，教育学基本原理的突破需要从对‘人’的认识的反思开始。”她认为就中国目前教育学理论的现状来看，“在有关‘人’的认识上，主要缺乏的是‘具体个人’的意识，需要实现的理论转换是从‘抽象的人’向‘具体的人’的转换”。［3］而所谓具体的人就是指“作为一种物质的、理智的、有感性的、有性别的、社会的、精神的存在的各个方面和各种范围，这些成分都不能也不应当孤立起来，他们之间是相互依靠的”。［4］我们的语文学习是在学校教育中的对母语的学习，母语，是我们精神的家园，语言学习的背后应该是人的生命世界的存在，母语并不是一个人可以随意拾起放下的工具，它包围着一个人，并且侵入这个人的所有经验、理解、判断和行动中，通过语言，一个人才参与到一定的历史和社会中来。学校的语文学习伴随着孩子珍贵的母语习得的过程，这样的语言学习是最牢固、最具诗意的，充满着心灵的体验，这与鲜活的生命息息相关。

（三）“可量化”的语文知能为了更好地评定学生，进而评定教师、学校，必须有一套量化的指标进行比较，从而区分一个人在这个群体中的位置。于此应运而生统一的标准、统一的答案、统一的授课内容、机械的计分方式，这使语文教学活动渐渐转化为一种如韦伯所说的“理性活动”，即是一种把事物都化为方法问题的方式，用特定的计算和干预工具，将语文教学活动中的人与知识置放到以算度为中心的统摄之下，“世界不再是真实的和有机的‘家园’，不再是爱和沉思的对象，而是变成了冷静计算的对象和工作进取的对象”［5］。并以此发展出一套知识原则，与写作模式化、阅读程式化、考点精确化共同氤氲了一个可计量的领域。一系列的语文教学活动便规范化了，课本只是成为了为练习阅读、写作而设的工具，教师授课的目的也就在于使学生能以特定的方式获得特定的知识体系。大家关注的是这些规范化、格式化的形式，很少关注活动的内容。这些机械的测量的“诞生”带来的是活生生的语文学习环境的“死亡”，语文知识成了脱离生活的孤立的“量”。也因为一切是可以计量的，大家也就习惯于以累加的角度来看待学生的发展变化，知识本身被忽略了。由此，教学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不是为了知识，而是为了获得形而上的高效，以此来衡量什么是成功的教学、什么是失败的教学，谁是成功者、谁是失败者。本应该由其他标准共同确定的事情，却要按照效益或“代价—利益”分析来决定。本应该规导我们教育的那些独立目的，却要被产出最大化的要求所遮蔽。正如苏格兰物理学家LordLeloin说：“当你不能用数字表达，你的知识就是不完备的、贫乏的，从而是不令人满意的……如果你不需要用什么知识去参加检测或考试，那么这些知识就不需要知道。”［6］在这种价值的感召下，一切都可以化为数字来衡量，一切都以数字来说明，否则就是含混的，不能说明问题的。什么批判性阅读、什么真实的表达、灵动的感觉，在这可算度中灰飞烟灭。

小学语文教育规范的真实存在

诚如上文所述，我们的小学语文教育习惯用一系列的“规范”指引着学生的语文学习进程，殊不知，学生缺失的却又是我们苦苦追寻的规范。我们的学生满脑子想着的是我要怎样回答试卷上的题目。“我脑袋空空，写什么呀？”“语文课一点儿意思也没有，整天不是做题就是唱‘大’字加点就是‘太’。”小学生们这样的感慨其实就是对我们的语文教育规范的质疑。当一个才入学一个月的小学生正儿八经的说“天底下最讨厌的两个字就是‘语文’”的时候，我们该对小学语文教育作出怎样的思考呢？真正的语文规范的掌握带来的应该是注重语文思维习惯的培养，从而使语文学习经验得到良性的形成。而“异化”的语文教育规范带来的只是注重“量”，为了达到立竿见影的时效性而进行题海训练式的语文学习，沉重的量化训练让小学生们苦不堪言。面对活生生的真实生活，我们不能仅仅检测学生：表达了这么一些语言，这些语言符合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我们需要做的是让学生知道，在他们成长的这一阶段里，需要什么样的语言和需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小学语文教育的规范应该还原其真实面目，即规范应该是为真正、真实的语文思维习惯的培养而设。

作者：余昱单位：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