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语文教育教学研究

导语：“一带一路”语文教育教学研究一文来源于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若需要原创文章可咨询客服老师，欢迎参考。

语言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交际工具，同时也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中特有的文化现象。“语文”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对于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文化认同、相互交融与沟通、化解误解等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在语文符号学研究的学者看来，“语指口语，而文指书面语。二者在浅层和深层的关系上，可以用语言/文字和语言/文本来代称。语言/文字是物质性的划分；语言/文本则是精神性的划分。”〔1〕由此可见，对于一个多民族国家而言，科学合理地开展不同语种的语文教育教学，无论是对一个民族、一个地区，还是对一个国家语言能力的储备来说，其意义都是极其深远的。

一、背景：“一带一路”建设与当下国家发展导向

自国家主席2013年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以来，强调走出国门同相关各国一起联手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发展繁荣的“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随后，中国在2015年3月《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一带一路”建设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进。所谓“一带一路”，“一带”指的是“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就是由中国向印度洋和太平洋展开的经济建设带；“一路”则是指“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对于“一带一路”，学术界有这样的共识：“无论是‘丝绸之路经济带’，还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都蕴含着以经济合作为基础和主轴，以人文交流为重要支撑，开放包容的合作理念。”〔2〕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拓展对外贸易，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强国建设。”我们应当注意到，无论是交流，还是合作，文化建设必须要先行；语言文字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实现语言文字共享，是国内外不同民族之间相互沟通、互利共赢的重要基础。因此，中国的语文建设在“一带一路”发展这样的社会背景中理应做好“兵马未到，粮草先行”的充分准备，只有这样，我们在未来的“一带一路”建设中才不会处于被动的地位。在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规划路线中，沿线国家达六十四个（不包含中国在内），使用的国语及官方语言七十八种，除去同一种语言作为多个国家官方语言的情况外，实际使用的有五十六种官方语言和通用语言。在这五十六种语言中，目前国内高校尚未开设课程的语种有十一种，只有一所学校开设的语言课程也是十一个。此外，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使用的各种民族语言多达二千四百余种〔3〕。有鉴于此，在国家发展背景和丰富多样的语言环境下多语种的语文教育教学，无疑是中国国家发展策略中亟待实施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对策：充分发挥语言资源优势，规划适合

“一带一路”建设需要的中国多民族国家的语文教育教学环境语言资源，在定义上有广狭义之分，按照中国学者陈章太先生的界定：“广义的‘语言资源’是指语言本体及其社会、文化等价值，狭义的‘语言资源’是指语言信息处理用的语料库和语言数据库，以及语言词典和声电动画片等语言资料。”〔4〕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新疆、陕西、甘肃、广西以及青海、宁夏、重庆、四川、云南、河南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福建、江苏、浙江、广东、山东、海南等省、市、自治区，都涉及到众多的少数民族语言及纷繁复杂的汉语方言。按照谱系分类法，中国的语言系属应当归入世界的五大语系中。这些语系分别为：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亚语系、印欧语系和南岛语系。“‘一带一路’的核心区国家共有跨境语言较多的主要是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4国，和东南亚的泰国、越南、缅甸、老挝4国，我国与这8个‘一带一路’核心区国家共有大约40种跨境语言。”〔5〕此外，客家话、闽南话、粤语等汉语方言在境外的南亚国家中均有广泛的分布。这些语言资源优势，不仅为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克服了与境外各个国家相互交流的障碍，同时也为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互动提供了极其重要的语言基础。如何发挥这些丰富的语言资源优势，规划适合“一带一路”建设需要的中国多民族国家的语文教育环境，安全、高效、快速、稳妥、持久地与周边国家开展经济合作关系，我们认为，以下几个方面是极为重要的关注点。第一，“汉字文化圈”的语言文字教育问题。所谓“汉字文化圈”，是指具有相同文化特质、文化结丛的文化群体所构成的人文地理区域，这一文化圈包括使用汉字或者曾经使用汉字并承袭汉字文化传统的民族与国家〔6〕。其范围主要涉及东南亚的大部分国家、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以及中印半岛等周边国家。从现行的文字符号看，国内通行使用的是汉语简体字，而境外大多数国家汉语使用的是繁体字，为了实现文字接轨，我们的语言文字教育应当并行对各种字体符号的教学，以期推动解决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语言文字交流的障碍问题。事实上，随着中国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越来越多的国家对汉语的接受程度也在增加。在泰国，“汉语热”已经成为这个国家学习外语的一个重要常态，据有关研究者统计，泰国学习汉语的学生中“选择‘喜欢中国文化’的人数比例达77.8%，其次是‘追随潮流’，人数比例为11.1%，‘方便找工作’的人数比例为6.17%”〔7〕。在对汉语用途的认知方面，选择“‘与中国人交流’的人数比例为58.9%，‘用于工作’的人数比例达到27.4%，‘用于旅游’的人数比例达到13.7%。”〔7〕此外，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学习汉语的中小学生人数在法国翻了四番，汉语已经成为法国初、中等教育里位列西班牙语、德语、意大利语之后的第四大第二外语。据统计，现在全球已经有六十多个国家将汉语教学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全球学汉语的人数从2004年的三千万人骤升到现在的1亿多人〔8〕。在这样的“汉语热”背景下，“汉字文化圈”的教育教学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第二，培养多语种人才，为“一带一路”语言产业经济提供人力资源支撑。“一带一路”建设对中国这样一个中长期以来就已经构成的多民族、多语种国家来说，多元文化的社会传统为推动我国语言产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许多有利的契机。所谓“语言产业”，指的是“以语言为内容、材料，或是以语言为加工、处理对象，生产出各种语言产品以满足各种语言需求的产业形态。”〔9〕也就是说，随着“一带一路”经济建设中各种产业的并进发展，人们对于各种语言培训、语言文化出版和翻译的配套需要将会使语言产业在整个经济带建设中起到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为此，充分发挥国内高等教育资源优势，结合我国现有的语言资源进行拓展，把国内的语言产业经济做强做大。事实上，早在元代，我们国家就为了教授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而建立了回回国子学这样一所专业性很强的职业学校；此后，明朝又建立了“四夷馆”这样一所培养多种语言翻译人才的学校；清代继续“四夷馆”的办学传统，将之更名为“四译馆”；乾隆十三年（1748年），“四译馆”与“会同馆”合并后，另取名“会同四译馆”。明清时期的“四夷（译）馆”为当时的对外交流培养了许多翻译人才，不仅有笔译方面的人才，也有口译方面的人才，为早期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许多语言产业经济的办学提供了良好的经验〔10〕。此外，在清朝时期，随着蒙古族和汉族的杂居程度不断加深，内地官学的教育模式——儒学在蒙古各蒙旗中传入，“归化城土默特成为蒙古各蒙旗中最早建立文庙和创办儒学官学的地区”〔11〕，同时也成为了蒙汉两种语言互学互译和语言产业人才培养的重要教育机构。在西南地区，将汉藏语系中的壮侗语族、苗瑶语族、藏缅语族内使用的汉语方言与少数民族语言教育以及东南亚、南亚等国家的相同语种对接；在西北地区的阿尔泰语系中，将突厥语族与新疆等地的维吾尔语、哈萨克语、乌兹别克语、撒拉语、柯尔克孜语、西部裕固语等对接，将蒙古语族与蒙古语、达斡尔语、东乡语、保安语、土族语、东部裕固语对接，将满—通古斯语族与锡伯语、赫哲语、鄂温克语、鄂伦春语等对接，等等，促使内陆地区和边疆地区的开发融为一体，通过国内各类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和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上的优势，以合作办学的方式，把应用型的职业技术教育开办到周边国家，把我国语言产业经济优势发展为培养多语种人才的特色和亮点。例如：在东南亚国家的泰国、老挝，这里的主要民族使用的语言和我国的傣族、壮族、布依族和苗族完全相同，而这些国家的水力资源、矿产资源和林木资源十分丰富，应该把语言培训和资源开发技术培训结合起来，在互惠互利中使我国的技术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得到共赢和发展。

三、措施：建立健全中国多民族国家的语文建设平台，在国家政策导向下完善

“一带一路”语言文字服务体系语言文字，是人类在社会生活中用来交流思想以及人与人之间相互表达感情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具。但是，不同的民族有互不相同的语言，即使是同一民族，也因方言差异而彼此不能相互交流。有鉴于此，应该如何搭建相互沟通的平台，结合现状及国家需求，处理好中国语文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借助“一带一路”建设的良好契机，在国家语言文字政策法规导向下完善服务体系？我们认为，一方面，中国各民族语言文字指导机构的建设和汉语言文字规范应当继续加强，使之与边疆文化安全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在未来的“一带一路”发展中实现经济与文化共赢。就目前的现状而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很早就建立了由维吾尔语、藏语、朝鲜语、蒙古语、哈萨克语、壮语和彝语七种语言组成的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这样一个国家层面的民族语文工作机构；在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云南省以及凉山彝族自治州和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等都设立有民族语文工作指导委员会，这无论是对边疆语言文化安全，还是对国家正在实施的“一带一路”建设，都是具有扎实群众基础的良好铺垫。这样的平台就现有的三十多个仍然保持着本民族母语的跨境民族而言，仍然难以满足当下“一带一路”沿途相关民族对外交往、交流的实际需求。我们知道，中国的傣族使用的语言与泰国的主体民族完全相同；我国境内的景颇族与缅甸的克钦人是同一个民族，中国的苗族与东南亚的越南、老挝、泰国以及旅居欧美国家的二百多万赫蒙人是同一个民族，中国的京族与越南国家的主体民族所使用的语言是同一种民族语言等等，而现有的平台建设中，至今没有在国家层面对这些民族的语言文字建设给予相应的一席之地。另一方面，在中国的汉语方言中，旅居国外的华侨大多使用的是闽语方言、客家方言和粤语方言，这样的语言文字工作建设平台也需要得到进一步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就中国境内各个民族的语言文字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明确主张，从最初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规定的“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到“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的建议要求，以及后来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以及《教育法》和《义务教育法》等，都在政策导向层面对全国的语言文字工作给予了明确的法律规定。语言文字政策是一个国家在保证其语言文字应用过程中，为适应主体性与多样性相结合的要求并立足于国家主权的维护与巩固而制定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范政策。对于这类政策，中国学者王向豫认为：“一个国家的语言政策包括三方面内容：1.规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官方语言；规定公民在教育、公共服务等领域使用自己语言的权利；规定在商业活动、传媒和出版等领域使用特殊语言的权利。2.规定一种语言的权威词典的编写和出版。3.规定在教育领域学习和使用的语言。”〔12〕由此可见，制定这些语言文字政策，搭建相应的平台，完善服务体系，无论是对中国现有的各个层次教育，还是“一带一路”建设，都是十分必要的，这对于国家文化安全而言，也有着极其深远的重要意义。

总之，语言作为人类及其重要的交际工具，文字又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我们应该加强语言文字工作的规范化建设，从语言文字的使用中推动文化认同，把中国的语言文字作为中华民族走向世界和让世界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媒介。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和商务部共同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明确指出，“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内容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在这“五通”中，中国语文建设是语言相通是基础、是前提条件，也是我们当下为适应国家对外开放战略中学校教育应当关注的一个重要主题。

〔参考文献〕

〔1〕周庆华.语文符号学〔M〕.上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1：1.

〔2〕专家解读：“一带一路”建设策略〔J〕.宁波经济（财经视点），2014（10）：32-33.

〔3〕杨亦鸣，赵晓群，主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国情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001.

〔4〕陈章太.我国的语言资源〔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7-8.

〔5〕黄行.我国与“一带一路”核心区国家跨境语言文字状况〔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5）：1-8.

〔6〕冯天瑜.“汉字文化圈”刍议〔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1-6.

〔7〕刘莉.泰国对外汉语教学与中国文化传播融合初探〔J〕.教育与教学研究，2017（9）：75-80.

〔8〕谭敏.汉语热成为全球潮流外国人想加入中国“朋友圈”〔EB/OL〕.（2017-02-16）〔2017-11-02〕.http//www.xihuanet.com/wor/d/2017-02/16/c_129481870.htm.

〔9〕陈鹏.语言产业的基本概念及要素分析〔J〕.语言文字应用，2012（3）：16-24.

〔10〕胡秋碧.明清时期的四夷（译）馆〔D〕.厦门：厦门大学，2008.

〔11〕梅花，华玉.清代的归化城土默特旗文庙和官学〔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5）：28-31.

〔12〕王向豫.当代中国语言政策分析——政治学的视角〔D〕.长春：吉林大学，2014.

作者:吴正彪 肖 莉 单位:三峡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