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和语言的相互作用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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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与文字的关系问题，是语言文字学的基本问题之一。这个问题不弄清楚，许多问题就讨论不下去。

一、中外学者关于文字与语言关系的讨论

1.1索绪尔关于语言与文字关系的观点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在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首先指出了人们的“错觉”:

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存在的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语言学的对象不是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的结合，而是由后者单独构成的。但是书写的词和它所表现的口说的词紧密地混在一起，结果篡夺了主要的作用:人们终于把声音符号的代表看得和这符号本身一样重要或比它更加重要。这好像人们相信，与其看他的面貌，不如看他的照片。

这种错觉是任何时候都存在的……只这一点已足以表明语言是怎样离开文字而独立的。接着，索绪尔分析了产生这种“错觉”的原因:但是文字何以有这种威望呢?

(1)首先，词的书写形象使人突出地感到它是永恒的和稳固的，比语音更适宜于经久地构成语言的统一性。书写的纽带尽管是表面的，而且造成了一种完全虚假的统一性，但是比起自然的唯一真正的纽带，即声音的纽带来，更易于为人所掌握。

(2)在大多数人的脑子，视觉形象比音响形象更为明晰和持久，因此他们更重视前者。结果，书写形象就专横起来，贬低了语音的价值。

(3)文学语言更增强了文字所不应该有的重要性。它有自己的字典，自己的语法。人们在学校里是按照书本和通过书本来进行教学。语言显然要受法规的支配，而这法规本身就是一种要人严格遵守的成文的规则:正字法。因此，文字就成了头等重要的。到头来，人们终于忘记了一个人学习说话是在书写之前的，而它们之间的关系就被颠倒过来了。

(4)最后，当语言和正字法发生龌龊的时候，除语言学家以外，任何人都很难解决争端。但是语言学家对这一点没有发言权，结果差不多总是书写形式占了上风，因为由它提出的任何办法都比较容易解决。于是文字就从这位元首那里僭夺了它无权取得的重要地位。

索绪尔进而从拼音文字“写法和发音发生龌龊的后果”分析原因:

这一切的明显后果是:文字遮掩住了语言的面貌，文字不是一件衣服，而是一件假装……

另一个结果是:文字越是不表示它所应该表示的语言，人们把它当作基础的倾向就越是增强;语法学家老是要大家注意书写的形式。从心理方面说，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但会引起令人烦恼的后果。人们使用“念”和“念法”这些字眼，就是把这种滥用奉为神圣不可侵犯，而且把文字和语言间的真正合理的关系给弄颠倒了。

在人们的心目中，“把文字和语言间的真正和合理的关系给弄颠倒了”以后是怎样一种情形呢?索绪尔认为:

假如一个人从思想上去掉了文字，他丧失了这种可以感知的形象，将会面临一堆没有形状的东西而不知所措，好像初学游泳的人被拿走了他的救生圈一样。……因为声音脱离了书写符号，就只代表一些模模糊糊的概念，所以人们还是宁愿依靠文字，尽管那是会使人上当的。

看来，颠倒语言和文字的关系，或者把二者混为一谈，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在字母文字的国家里也普遍存在。任何语言，只要它有相应的文字，就除了索绪尔所说的“音响形象”(语音形式)以外，又多了一种索绪尔所说的“视觉形象”(书面形式)。这就使人产生一种错觉，好像口说的语言是从书写的语言产生的，也就是说，语言是从文字产生的，文字是土壤，语言是土壤中生长出来的禾苗。而事实恰恰与他们感觉相反:语言才是土壤，文字才是禾苗。

1.2汉字和汉语

翻开中国语言文字学名著《广雅疏证》的卷首，可以看到清代大学者段玉裁和王念孙的两篇序言。段玉裁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

圣人之制字，有义而后有音，有音而后有形;学者之考字，因形而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治经莫重于得义，得义莫切于得音。

王念孙的自序中也谈到了同样的道理:

窃以训诂之旨，本于声音，故有声同字异，声近义同，虽或类聚群分，实亦同条共贯，譬如振裘必提其领，举网必挈其纲，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可乱也。此之不寤，则有字别为音，音别为义，或望文虚造而违古义，或墨守成训而鲜会通，易简之理既失，而大道多岐矣。今则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苟可以发明前训，斯凌杂之讥，亦所不辞。

这段话明确阐述了概念(义)、语言(音)、文字(形)三者之间的关系。如果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解释，那就是:概念、语言、文字是完全不同的三样东西，它们之间并没有谁等于谁的必然联系。人们交际的最终目的是表达概念，在口头交际中，头脑里的概念要借助约定俗成的有声言语形式来表达，在书面交际中，有声言语形式要借助约定俗成的书写符号来表达。文字并不能直接表示概念，如果没有有声言语作为基础，文字便完全丧失了它存在的意义。

很明显，这段话阐明了文字的本质——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并不是语言本身。可是在以段玉裁、王念孙为代表的“乾嘉学派”之前，至少是在17世纪中叶顾炎武提出“考文自知音始”之前，两千年间的中国学者，包括一些鸿章硕儒莫不把语言和文字二者混为一谈。即使是在现在，仍然有很多人存在这种错觉。那么产生这些错觉的原因是什么呢?

(1)单个汉字大约90%都能够与汉语中的单音节词或者单音节语素相对应，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汉字是直接负载着语义的。这就与字母文字不同:字母文字单个字母一般不负载语义，若干字母组合起来，与词对应，才有意义。那么，字母文字国家的人，他们颠倒语言和文字的关系，不是以单个字母为单位来颠倒，而是以组合成词的一组字母来颠倒;汉字则与词义或者语素存在着一对一的对应关系，于是以它的基本书写单位——单个汉字为单位，就能颠倒汉语和汉字的关系。

(2)在很多情况下，汉字的造字手段如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等很容易让使用者错误地把写出的字形和头脑中的概念直接联系起来，而忽略了其中还有语言这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在很多没有文字学专业知识的汉字使用者看来，文字的形体和头脑中的概念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必然的联系，他们认为一个概念只能用那样一个字来表示，而一个字也只能表示那样一个概念。

(3)汉字是方块字，这样也容易给使用者造成一个误会:文字的形体和语言中的词之间存在着天然的、有理据的联系。但事实却是:造字者在造字的时候可以对文字所代表的词有自己的理解，并把这种理解通过某种形式在字符中有所表现，但其具体的表现方式则常常是因人而异的，其间并没有一个绝对的准则，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汉字为什么会有大量的异体字出现。

(4)在汉字的教学方法中，有一种是用回溯古汉字的办法来教学汉字的，某个字，甲骨文、金文是这样描画的，大篆、小篆是这样圆转的，隶书、楷书中有那些古文字的影子，这样教的结果能加深记忆，但是也形成了人们认为字与书写形式之间的固定关系牢不可破的意识。

二、语言与文字关系的基本理论

2.1谁先谁后

语言产生在前，文字产生在后。语言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一样长，人类从类人猿进化为人的最后标志就是语言的产生，语言产生的意义在于人类最终告别了动物界。人类的历史，有的说有二三百万年，有的说有几十万年，那么最保守的估计也应该是几十万年的历史。文字的历史最长也不超过五六千年。这是整个人类的情况。从个人来说，任何一个人都是从幼儿时期先学会语言，到儿童时期逐渐学会文字的;还有人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终身都是文盲。文盲不识字，但都会说话。

2.2谁是根本

语言是根本。没有语言，文字就无从产生。动物没有语言，因此任何动物，哪怕是能用叫声或“舞蹈”或气味发出一些信息的动物，比如蚂蚁、蜜蜂这样一些“社会”性比较强的动物，都不可能创造出任何有意义的视觉符号。文字永远是语言的依附物，永远是语言的投影。

2.3是两个东西还是一个东西

当然是两个东西。人类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生存繁衍了二三百年到几十万年，世界上有很多民族到现在也没有文字，在有文字的社会里，还存在没有学会文字的幼儿和终生不识字的文盲。人类和某个具体的人，都可以没有文字，但是不能没有语言。完全失去了言语能力的人无法完全融入整个社会。

文字是在语言这个土壤上长出的禾苗。自然界只存在没有禾苗的土壤，却不存在不依赖土壤的禾苗。同理，人类社会中只存在没有文字的语言，却不存在没有语言的文字。相对文字来说，语言是个在它之前很久就已存在的先决因素，因而永远是第一性的。

三、文字的功能

尽管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但文字也不是毫无用处得只是依附于语言。作为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文字的最大功能是辅助和扩大语言的交际作用，稍纵即逝的有声语言在文字的帮助下可以传诸久远。文字的这一性质显示出了它对于语言的最密切的依附关系，尤其是在研究古代语言的时候，可以说我们关于古代语言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分析有关的文字记载而获得的。此外，虽然语言并不能记录语言的全部内容，但是人们从字符特别是方块字中读出的信息有时却远远超出了相应的言语词所能表达的范围。例如我们今天听到zang(四声)这个汉语音节时，可以把它和“掩埋死者遗体”这个概念联系起来，却并不知道古人死后并不以土掩埋，而是以草薪荐覆置于野外，这一远古习俗恰恰反映在“葬”的字形上(从死在艸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