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方法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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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时期初，出于策略性考虑，中国知识界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以误读的方式进行阐释，以期促进其在中国大陆的传播与接受。这种误读是如何发生的，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客观上起到了怎样的作用?武汉大学教授的新著《“误读”的方法——新时期初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传播与接受》就此带来了全新的、富于启示意义的学术成果，并为中国当代文学传播史与接受史的书写做出了重要的、开创性的贡献。

关键词：误读

近现代以降，伴随着世界文学时代的到来与西学东渐的推移，中国文学已先后在晚清、五四以及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形成了与西方文化和西方文学的交流与对话，并从西方文化和西方文学中获取了宝贵的思想与写作资源，从而实现了中国传统文学的现代转型。然而，在20世纪50－70年代，缘于特殊的历史情境，中国大陆文学只保持了与前苏联文学以及西方现实主义文学之间的联系，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则采取了关门拒斥的态度，并造成了与世隔绝的局面。新时期到来后，现代化建设与改革开放的全面推进再次为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接轨提供了历史契机，而在很大程度上代表西方文学最新成就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也因此成为历史的必然。在新时期初展开的“要不要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讨论中，虽然不能排除一些人对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偏见、仇视、畏惧与排斥，但更能看出中国人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理性认知态度及向其学习、与其交流的强烈意愿。很明显，是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诉求构成了新时期初中国人接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强大内驱力。

然而，正是在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新一轮交流与对话中，新时期初的中国学者以及中国作家对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产生了误读。这种误读主要有两种类型：其一是错位式误读，即认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虽然形式与技巧上有其所长，但从思想上看却是一种腐朽、没落与反动的文学，是资产阶级阶级本质的集中体现，因此也是无产阶级文学与社会主义文学的敌人，主张抵制、声讨与批判之。这种误读现在看来是一种对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严重的形而上学偏见，是人们在长期的意识形态遮蔽中形成的臆断，曾严重阻碍了新时期初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其二是策略性误读，即为了实现与意识形态文化的共谋与合力，以及规避意识形态的权力运作，同时实现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学者们有意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加以曲解或误读，这种误读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也偏离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本义，但却对于新时期初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起到了极其关键的推动作用。

实际上，最值得关注与研讨的是策略性误读的展开方式与具体图景。对此，武汉大学青年学者教授的新著《“误读”的方法——新时期初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传播与接受》(以下简称《“误读”的方法》)进行了专题探讨，并带来了全新的创造性成果。该著认为，在意识形态开始“解冻”与文学现代性诉求的特殊历史背景下，为了谋求新时期初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传播与接受的合法性，中国学者以误读的方式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进行了阐释，因此客观上开启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拉开了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再次复兴的序幕。这种误读虽然难免中国学人的“偏见”，但在很大程度上却是出于一种传播与接受策略的考虑。这种策略性误读主要以四种方式表现出来。其一是政治误读，即将波德莱尔。布勒东、萨特、马尔克斯等西方现代主义作家定性为政治立场进步或同情无产阶级的作家，以便取得意识形态话语的许可，从而达到传播这些作家的目的，但无疑又造成了对他们自由知识分子立场与人类立场的误读，模糊了他们的阶级属性与真实政治身份。其二是思想误读，即将萨特、卡夫卡等作家理解为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相通的作家，理解为资本主义罪恶制度的批判者，乃至把他们作品的异化主题等同于马克思的“异化”思想，或者“力图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所宣扬的‘人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之间去寻求一种思想的共通性，从而为现代主义文学的传播赋予意识形态合法性”(98)，但由此却严重忽略了萨特、卡夫卡等人对人类普遍生存困境的揭示与他们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忧虑，误解了他们真实的创作思想与作品主旨。其三是美学误读，即将以卡夫卡为代表的表现主义文学、以普鲁斯特为代表的意识流文学、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与结构现实主义文学等等统统理解为意识形态话语所推崇的现实主义文学，而抹去了现代主义文学与现实主义文学的界限，曲解了现代主义文学的独特美学特质。其四是历史误读，则是中国学者为了便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传播，有意强化甚至虚构五四新文学与现代主义文学之间的传承关系，不是“巧妙地淡化意象派诗歌与中国古典诗歌的师承关系，转而刻意强化意象派与中国新文学的内在关联”(184)，就是在五四新文学旗手鲁迅与西方存在主义、意识流之间划等号，无中生有地对鲁迅创作进行过度阐释，结果在不少方面造成了对文学历史的歪曲，尤其是对某些西方现代主义流派历史渊源的误读。这些归纳独具慧眼，显示出全新的学术视野，也道出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传播与接受的奥秘，富于力度，令人信服。

伽达默尔指出：“理解甚至根本不能被认为是一种主体性的行为，而要被认为是一种置身于传统过程中的行动”(354)。在他看来，理解是历史性的，也是开放的。一方面，如同海德格尔指出的那样，人的理解总是事先存在一个理解的前结构或文化传统，而且理解也只有在这种前结构中才能产生，这便注定理解中无法消除“偏见”或先入为主式的成见。另一方面，理解是理解者与被理解者之间产生的“视界融合”，这种“视界融合”具有开放性与未完成性。新时期初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是一场中国学者理解与阐释西方现代文学的过程。教授在其著作中阐明，主张接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中国学者们秉承着意识形态话语与启蒙话语双重知识体系，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也体现出一种矛盾的认知态度。一方面，他们具有启蒙意识，希望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接轨，同时需要与意识形态话语达成共谋，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采取现实可行的传播策略。另一方面，他们似乎又没有完全脱离意识形态话语的控制，所以必然继续运用意识形态的眼光看待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这样，他们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理解必然伴随着误读，甚至不得不借助于误读。比如，他们在政治上长期形成了“阶级决定论”的理论图式，所以便试图将西方现代主义作家挂靠在无产阶级的“战车”之上；在价值观念上，由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价值观，所以便力求把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从思想上加以“马克思主义化”；在美学上形成了现实主义文学一无独尊的思维定式，所以便把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纳入现实主义文学的美学体系，而这样做并不是受加洛蒂“无边的现实主义”思想影响的结果；在文学传统上，由于五四新文学被确认为光辉传统，便借助五四新文学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师承关系建构新时期文学现代化的合法性。诸种策略性误读，正是这样形成的。当然，正如教授所察觉的那样，在新时期初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传人中国的过程中，由于“偏见”所导致的对原典精神的背离，也很可能会在现实中付出极大的代价，原本是有着科学精神的学理阐释很可能蜕变为偷梁换柱的语言游戏，或不着边际的过度诠释，这种理解必然走向极端，也会滑入解释的死胡同。毕竟，现实的功利或临时的策略都不能代替学理的规范与科学的精神。

既然“误读”在我国新时期初现代主义文学的传播与接受中成为了重要的环节，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了一种重要文学现象，那么，从文学史角度、运用最新的学术思想资源对这种误读进行“纠正”，找出中国知识分子阐释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时与其发生背离的方位，剖析不同意识形态与文化背景下中、西知识分子的思想分歧与差异，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真实面貌进行还原，进一步澄清当代文学界的思想迷雾，总结文学传播与接受史中的某些衍变规律，以便中国文艺界更加准确与顺利地学习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思想精髓与艺术内核，成为了当代文学发展的新要求，也为文学研究界提出了新的课题。如果说，新时期初中国学者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误读”是一种“理解”的话，那么，《“误读”的方法》一书则是对这种“理解”的理解。事实上，教授较为圆满地完成了学理上对中国知识分子“误读”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正本清源”，特别是运用科学的尺度重新估价了当时的传播策略，既肯定了这批知识分子推介、传播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启蒙动机，又从理论上清理了他们误读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时犯下的错误，并爬梳了他们揉合意识形态话语与启蒙话语的特殊学术理路。这体现了学术的进步。

就我国当代文学史的书写而言，以作家、作品为对象的文学史写作已经取得了煌煌成就，但从读者角度、从传播与接受角度撰写的文学史似乎形同阙如。因此，从传播学、接受美学及比较文学的视野展开当代文学传播史与接受史的写作，无疑是对以往以作家、作品或文学思潮、文学运动为主体的当代文学史写作的一种有力拓展。在我看来，《“误读”的方法》一书既是一种对于新时期初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发生学研究，又是一部全新的新时期文学传播史与接受史，或者说是一部关于新时期初中国接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断代史。围绕政治误读等四条理论经线，该著运用详实的第一手史料，将萨特、布勒东、波德莱尔、卡夫卡、马尔克斯、普鲁斯特等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大师与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表现主义、意象派、意识流、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等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流派被中国学者诠释的过程与接受的来龙去脉，以及中国文艺界对于现代主义文学的讨论与交锋，中国作家的现代主义文学实验，一一展现在读者面前，让读者得以重温与检视那段极为珍贵的文学史，从中获得许多全新的启示。

该著的另一个亮点是，著者从比较文学或世界文学的视野，以最新的学术眼光与深厚的学术素养，对萨特等西方现代派作家与超现实主义等现代主义流派做出了极见功力的学术评判，为新时期初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误读提供了一把矫正的科学尺子。同时断定从新时期初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接受大致先后经历了“政治接受与文学接受两个阶段”，并以“三个崛起”、“三只小风筝”为例所做出了现代主义文学接受的理论个案分析，围绕“意识流”小说与“拟现代派”小说所做出了现代主义文学接受的创作个案分析，这些都密切结合了新时期初我国文学的批评与创作实践，既总结、回顾了我国新时期初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演进过程，也完整地勾勒了新时期初我国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传播与接受史的全貌。因此令人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