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杜甫叙事诗言语批判能力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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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杜甫；叙事诗：语言；文化批判功能

论文摘要：作为“诗史”，杜甫叙事诗的文化批判功能除依赖于对诗歌整体思想内容的理解外．还表现在杜甫有意识地借助语言本身的力量去实现这种功能。如对较敏感的事物进行表述时采用能指与所指差异较大的词语，大量运用非陈述句式，使用具有批判力量的修辞格等。

唐代是封建历史上一个思想比较开放的时期，这种时代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唐诗的极度繁荣。但即使是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文化霸权仍然存在，诗人们仍不能毫无忌惮地写作。尤其是安史之乱前后，社会动荡到了极点，文化霸权也由隐而显，杜甫因房琅事而受冷落并最终被逐出朝廷便是文化霸权的结果。这个时期，许多诗人因慑于这种霸权而纷纷放下手中的笔。作为一个敏感而又爱国的诗人，杜甫不可能面对国家的危机而无动于衷，他要通过自己手中的笔去揭露黑暗的社会，因此他以更大的热情投人到写作中，最能代表杜诗现实主义风格的以新乐府诗为代表的叙事诗大多写于此时。但杜甫毕竟是人而不是神，他也不可能游离于那个社会之外，因此他也要受到文化霸权的制约，对当朝统治者进行评判和指责时也有所顾忌。但读者从杜甫叙事诗尤其是新乐府诗中可以很明确地感受到文化批判力量的存在，这种力量一方面依赖于诗歌作为一个整体，必然会表现出一定的思想倾向;另一方面，也是人们所普遍忽略的一点，就是杜甫有意识地借助语言本身的力量去实现文化批判的功能。

一能指和所指是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所提出来的两个概念，分别代表概念和音响形象，此处借用这两个概念并把能指界定为语词所代表的概念本身的意义，把所指界定为语词在具体语境中的实际意义。

能指与所指之间可以是统一的，但也可以是有所差异的。杜诗中对一些比较敏感的事物的表述便体现了有所差异的一面。表面的能指是为了回避潜在的危险，是对文化霸权的妥协，而真正的所指是对当时社会的揭露与批判，是对文化霸权的颠覆。

(一)人称

1.能指:第三人称，泛指汁所指:第一人称，特指。如:

(1)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兵车行》)

(2)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哀江头》)

(3)树枝有鸟乱鸣时，叹色无人独归客。(《光禄坂行》)

(4)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新安吏》)

(5)飘然时危一老翁，十年厌见放旗红。(《冬狩行》)

以上各例的能指与所指之间仍是由人到人的关系，只是人称和指称范围有变化，例(1)的“道旁过者”、例(2)的“少陵野老”、例(3)的“独归客”、例(4)的“客”、例(5)的“老翁”等语词的能指都是第三人称，是泛指，而其所指均应是“作者自谓”，是第一人称，是特指。相对而言，其所指的第一人称、特指比较敏感，潜在的危险性更大，而换用能指的第三人称、泛指有利于淡化矛盾，回避危险，对意义的表达也不会产生影响。

2能指:客观事物或他人，所指:特定的人。女口:

(6)杨花雪落在白孩，青乌飞去街红巾。《丽人行》

(7)后来鞍马何遥巡，当杆下马入娜菌。《丽人行》

(8)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哀江头》

(9)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新安吏》

(10)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兵车行》

例(6)“杨花”和“白蕉”的能指为两种植物，所指分别为杨国忠和耽国夫人;例(7)“后来鞍马”的能指为配有马鞍的马，所指为杨国忠;例(8)“明眸皓齿”能指为人身体的两部分，所指为杨贵妃;例(9)..了卜射”，(杜诗详注)的解释为:“子仪时已进中书令，而仍称其旧官，盖功著于仆射，而御士卒宽，就其易晓者以安之也。‑Ulces2s，此说一经产生，其后诸家注释均依此说。但笔者认为此说值得商榷，“了卜射”的能指为一种官职名，所指为郭子仪，能指用“仆射”而不用“中书令”是全诗用语特点的必然结果。《新安吏》一诗的写作内容是比较敏感的，因此对一些较敏感的人与物，如“客行新安道”的“客”和“新安”，诗人都采用能指与所指之间差异较大的词语，对郭子仪这样一个安史之乱时期的敏感人物，诗人称其旧官，主要是为了回避潜在的危险，而不是“就其易晓者以安之”。例(10)“武皇”的能指为汉武帝，所指为唐玄宗，武帝喜开边，唐玄宗亦好开边，当时不便直斥，故比之武帝。

(二)地名。能指:旧称或泛称*所指:今地、特称。如:

(11)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新安吏》)

(12)中男绝短刁、，何以守王城。《新安吏》)

(13)我军收相州，日夕望其平。《新安吏》)

(14)草中孤兔尽何益?天子不在咸阳宫。《冬狩行》

(15)回略大荒来，堵函盖虚尔。《塞芦子》

例(11)的“新安”，《杜诗详注》的解释为“《唐书》新安，隋县”。由此可见，其能指为隋代的一个县，而其所指为唐县。例(12)的“王城”，(杜诗详注)的解释为:“唐之东都，即今之王城。”可见其能指为周朝的某地，所指为“唐之东都”。例(13)的“相州”，参照(杜诗镜锉)对(洗兵马)“只残邺城不日得”中“邺城”的解释:“旧唐书:相州属河北道，天宝改邺郡，乾元改邺城”。《新安吏》一诗写于乾元二年，可见“相州”一词能指为一古地，而所指为今地邺城。例(14)“咸阳宫”的能指为秦帝都，所指为长安。以上四例能指均为古地，所指为今地。例(15)的“大荒”，(读杜心解)的解释为:“统日‘大荒’，不敢斥言灵武也。可见其能指为泛称，所指为特称。

(三)其他。能指:普通名词或虚有事物，所指:讳语或忌语。如:

(16)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新安吏》

(17)岂意绒难料，归军星散营。《新安吏》

(18)泉有巨鱼长比人，丹砂作尾黄金蜂。《沙苑行》

(19)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往城北。《哀江头》

(20)荒戍之城五色古，东郭老人住青丘。《锦树行》

例(16)的“天地”，《读杜心解》解释为:“‘天地无情’，固是为朝廷讳。”f31(}s3)例(17)的“归军”，《杜臆》解释为:“此不言军败而言归军，亦讳之也。(”，，例(18)的“泉”，《杜诗详注》的解释为:“唐讳渊，故改泉。”例(19)“胡骑”的能指为少数民族骑兵，所指为安禄山叛军，《哀江头》一诗写于至德二载春，其时安史之乱尚未平息，且杜甫身陷长安，对安之“叛军”性质有所顾忌，故采用无潜在危险的“胡骑”。例(20)的“东郭老人”和“青丘”，《读杜心解》解释为:“‘东郭老人’非公自号，‘青丘’非寓夔地名，盖因‘小儿’、‘恶少’等语，太觉显斥，自隐其名，而托为子虚、无是之人，以避时忌耳。

以上诸例能指与所指之间均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主要是因为这些诗都表达了对君主或朝廷行为的不满与指责，而这种不满与指责本身就是一种潜在的危险。但这种危险并不是在所有的诗中都存在，所以诗人在某些诗中也采用了一些能指与所指之间没有明显差异的词语，如(洗兵马》“只残邺城不日得”中的“邺城”，“郭相谋深古来少”中的“郭相”。而同写于乾元二年的《新安吏》，为了回避潜在的危险，表达同样所指的词分别换成了能指不同的“相州”和“仆射”。

二在诗歌尤其是叙事诗的创作中，从语气的角度讲，陈述句应是应用最多的一种类型。但陈述句只是述说一个判断，描写一种德性、情状，叙述一个动作或变化，不带强烈的感情色彩。

而杜甫以新乐府诗为代表叙事诗要达到“讽兴当时之事”(元镇《古题乐府序》)的目的，必然要融人诗人的感情。由此，杜甫在诗中大量运用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等非陈述句式。通过这些句式，打破读者的惯常思维，使读者以一种新的角度去审视社会，进而对社会乃至自我认识方式作出积极的探索，从而使诗人的“讽兴”目的得以实现。

(一)疑问句

疑问句，或有问无答，或自问自答，或无疑而问。一方面，为读者提供一个条件，引导其主动思索、判断，让内因充分发挥作用，从而更好地接受作者的观点和情感、另一方面，加强语气，给读者以强烈的感情刺激，引发反思。

1一般疑问句。如:

(21)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哀江头》)

(22)万国城头吹画角，此曲哀怨何时终?(《岁晏行》)

(23)焉得铸甲作农器，一寸荒田牛得耕。(《蚕谷行》)

(24)肉味不足登鼎蛆，何为见羁虞罗中?(《冬狩行》)

(25)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无家别》)

以上诸例都提出了一些诗人似乎知道而又无法给出明确答案的问题，这些问题其实也是与诗人同时代同命运的人所共同关心的问题，显示出了诗人对世事的关注和对人生的思考，同时也引导读者关注同样的问题，在渐深、渐全面的思考中自觉地揭示出事物的内在本质。

2.设问句。如:

(26)士卒何草草?筑城憧关道。(《潼关吏》)

(27)四部何所有?一二老寡妻。(《无家别》)

(28)东至集壁西梁洋，问谁腰镰胡与羌。(《大麦行》)

(29)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哀江头》)

(30)头上何所有?翠微叶垂翼唇。背后何所见?珠压腰极稳称身。(《丽人行》

以上诸例均自问自答。“问”，引人注意，启发读者思考;“答”，强调答案，显示出主体的参与，使所述更可信、更有力度。一问一答，使读者在思考中接受诗人的观点，给读者留下更深的印象，从而强化批判效果。

3.反问句。如:

(31)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新安吏》

(32)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新婚别》

(33)人生有离合，岂择盛衰端?(《垂老别》

(34)若道巫山女粗丑，何得北有昭君村?(《负薪行》)

(35)若道士无英俊才，何得山有屈原宅?(《最能行》)

以上诸例均属无疑而问，使用问句形式的目的在于加强语言的力度，给读者以强烈的感染，从而不自觉地引导读者去思考隐藏在这肯定的判断后面更深层的东西。

(二)感叹句

感叹句是情感达到高峰时所采用的一种句式，是慷慨激昂、激情万分的爆发和喷涌。诗人面对家国之大不幸，情何以堪!如此之激情会深深地感染读者，产生心与心的交流，从而使读者自觉地接受诗人的观点。如:

(36)鸣呼房魏不复见!秦王学士时难羡。(《折槛行》)

(37)朝廷虽无幽王祸，得不哀痛尘再蒙!鸣呼，得不哀痛尘再蒙!(《冬狩行》)

(38)丧乱死多门，鸣呼泪如在!(《白马》)

(39)哀哉王孙慎勿疏，五陵佳气无时无。《哀王孙》)

(40)君不见管鲍贫时交，此道今人弃知土!(《贫交行》)

(三)祈使句

祈使句，感情有强弱之分，强而坚定的为命令或禁止，弱而委婉的为祈求、劝请、建议或劝止。杜甫新乐府诗所用祈使句基本上全为后者。这种弱而委婉的表达是诗人较为低下的身份地位所决定的，这种表达同时也显示了其所述是诗人的衷心之语，显示了诗人对世事的关切。如:

(41)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新安吏》

(42)请嘱防关将，懊勿学哥舒。《渔关吏》

(43)莫愁父母少黄金，天下风尘儿亦得。《锦树行》

(44)楚人重鱼不重鸟，汝休枉杀南飞鸿。《岁晏行》)

(45)不劳烈士泪汾沱，男谷女丝终复歌。《蚕谷行》)

杜甫的新乐府诗运用了大量的非陈述句式以增强其文化批判力量，而这种非陈述句式使用位置的不同也会影响表达效果。当一个非陈述句出现在诗尾时，它会产生一种言尽而意不尽的效果。杜甫的新乐府诗共32首，有25首的结尾都用了非陈述句。其中用疑问句的10首(《沙苑行》、《悲青坂》、《塞芦子》、《洗兵马》、《无家别》、《大麦行》、《光禄坂行》、《负薪行》、《最能行》、《岁晏行》)，用感叹句8首(《贫交行》、《哀王孙》、《垂老别》、《苦战行》、《去秋行》、《冬狩行》、《虎牙行》、《白马》)，用祈使句的7首(《新安吏》、《渔关吏》、《新婚别》、《丽人行》、《锦树行》、《自平》、《蚕谷行》)。

杜甫的叙事诗在表达上多采用“赋”的艺术表现手法，但这种平铺直叙的手法很难引起读者的共鸣，也很难实现“讽兴”的目的。为解决这一矛盾，杜甫除用前述两种方式外，还运用了一些极富表现力的修辞格。

(一)对比。如:

(46)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扰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兵车行》

(47)去年涪江木落时，臂枪走马谁家儿。到今不知白骨处，部曲有去皆无归。《去秋行》

(48)去年米贵阅军粮，今年米戏太伤农。(《岁晏行》

(49)富豪有钱驾大封，贫穷取给行碟子。(《最能行》

(50)自古圣贤多薄命，奸雄恶少皆封侯。(《锦树行》

例(46)“生男”和“生女”相对比，先是将传统的“重男轻女”、“男尊女卑”观念反其道而用之，提出“生男恶”和“生女好”的反传统论调，激起波澜，接着对其原因进行对比解释，从比较中揭示出战争带给人民的深重灾难。例(47)去年之“臂枪”和今年之“白骨”相对比，暗示了战争的残酷。例(48)“去年米贵”和“今年米贱”对比，揭示出收成的好坏并没有改变农民的命运，显示了诗人对时代的批判。例(49)“有钱”之“富豪”与“无钱”之“贫农”所驾船只比较，显示出贫富之差距。例(50)“圣贤”之“薄命”与“奸雄恶少”之“封侯”对比，显示了诗人对世事不公的深沉反思。

(二)比喻。如:

(51)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兵车行》)

(52)豺狼在邑龙在野，王孙善保千金躯。《哀王孙》)

(53)岂意绒难料，归军星散营。《新安吏》)

(54)青铃宵子困泥途，白马将军若雷电。《折槛行》)

(55)黄门飞鞍不动尘，御厨络绎送八珍。《丽人行》)

例(51)是一个弱比，将人喻成“犬与鸡”，写出了征人的地位之低与命运之悲惨。例(52)以“豺狼”喻安禄山，以“龙”喻唐玄宗，写出了诗人对安禄山之憎恶，对唐玄宗的尊重。例(53)以“星散”喻兵败后的士卒数量少而又无组织的散乱状态。例(54)以“困泥途”喻“青拎宵子”仕途之坎坷，以“若雷电”喻“白马将军”之势焰惊人。例(55)以“不动尘”形容驰马轻快，亦喻骑术高超，但如此之高超骑术不是为国安邦，而是“送八珍”，实乃一大讽刺。

(三)夸张。如:

(56)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新安吏》

(57)丧乱死多门，呜呼泪如在!《白马》

(58)禽兽已毙十七八，杂声落日回苍官。《冬狩行》

(59)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兵车行》

(60)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悲陈陶》

例(56)通过“眼枯见骨”的夸张，写出了征人与送行者的悲痛心情，也衬托出“天地”(朝廷)之“无情”。例(57)通过“泪如镶”的夸张，写出悲之深，衬托出“丧乱死多门”之惨。例(58)以“落日回苍弯”的夸张衬托杀声之大。例(59)以“哭声干云霄”的夸张，一方面写出哭声之大而众，另一方面也暗示了征人有去无回的命运，有力地鞭糙了统治者穷兵默武的开边政策。例(60)以“血作水”的夸张写出了在陈陶一役中牺牲人数之多。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杜甫以新乐府诗为代表的叙事诗所用修辞格多是针对“人事”而发，而且是“人事”中不公平、不正常或极其惨烈的一面。用修辞形式一方面避免了苍白而又可能存在潜在危险的表述，另一方面又得到了一种极强的“渲染”效果，通过这种“渲染”对所述内容进行强调，给读者以震撼，增强批判力量。

总之，作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巧妙地利用语言的一些潜在作用，如对较敏感的事物进行表述时采用能指与所指差异较大的词语、大量运用非陈述句式以及使用具有批判力量的修辞格等方式，给予当时社会以有力的批判，显示出极强的文化批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