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文学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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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汉语文学能指盛宴

胡萝卜本可以直接送进嘴里当食物，但在厨师的手中却先变成美妙的图案供你观赏。在饱观了胡萝卜花的美观后，你才或者带着依恋地把它送进肚里，或者因不忍心破坏它的美丽而拒绝食之。当胡萝卜变成胡萝卜花之后，中间增加了什么？不是胡萝卜的营养值或数量，而不过是它的对生理满足来说是多余的视觉外观。正像在中餐文化中食品的视觉外观具有无可否认的重要性一样，如今的汉语文学正在让能指扮演愈来愈重要的独立角色。

谈论汉语文学的语言问题，不能不先看看这种语言所置身其中的当下文化语境状况，因为语言总是在特定的语境中呈现的。按索绪尔的分析，语言作为符号（sign）由能指（signifier）与所指（signified）两部分构成。能指是语言符号的表示成分或声音，而所指则是被表示成分或概念。文学文本正是由词与词、句子与句子、段落与段落等组成的完整的符号表意系统。从能指与所指的关系角度去考察当前文学语言状况，不难发现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在当前文化消费热潮中，那在我们的假想中原本可一一对应的能指与所指，如今正发生一种严重的剥离或分裂：能指远远溢出所指之外，膨胀得愈来愈大，而所指则一再被忽略、淡化或放逐。我说的文化消费热潮，其主要的表现征兆之一正是能指的大量剩余、膨胀或狂欢，这典范地表现在当今对公众颇具影响力的通俗文学语言、广告语言和手机短信语言中。

以白话文为主干的现代汉语文学发展到目前的21世纪初，已经显示出语言上的某种成熟，其突出表现之一就是语言流畅度愈来愈高，宛如流水化语言。比起清末民初至“五四”时期那些筚路蓝缕的作品来，经过百年的磨砺，现在的语言确实变得空前流畅了。善于打造都市阅读新时尚的通俗作家池莉，就是使用这种流水化语言的行家。小说《看麦娘》（2001）最后说：〖HT5”F〗“……我们不和别人讲道理。我们力求豁达。我只是想和熟悉、喜欢自己生命过程的人在一起，一步一步走向彼岸，每一步都踏实。那无数的生长的秘密，是滋润每一个白天的土壤。今天是2001年，一个令我不安的年份，百年前死亡了两个总统的美国，不知道今年是否还有更大的灾难？现在美国的强大今非昔比，然而，强大有时候便是脆弱。欧洲又会怎么样？巴黎是否又有新的天才画家出现？是否还有艺术家愿意真诚地关注街头的小市民？我的容容，在今年，是否能够逃离那怪兽般的浓烟？我知道，我的容容一定在某个角落隐藏着，发出巨婴的啼哭，我这个平凡妈妈平凡臂膀，怎么才能抱得住她救得了她？现在这个世界，如果单就强弱大小，单就生命的表象，人类谁能够救谁呢？只有我们自己拯救自己的内心与灵魂了。我只有与上官瑞芳坐在湖边的长椅上，看着围绕湖心岛盘旋的鸽群，感知些些许许的金色阳光，感知在照耀我们裙角的看麦娘草，只有这样，我的心便会一刻一刻趋于安宁。世杰一定又要嘲笑我的愚昧了。我杞人忧天的毛病，注定要伴随我这一辈子，也注定要骚扰于世杰一辈子──真是对不住丈夫！鱼对于船的歉意也注定是一辈子的事了。”〖HT5”SS〗流水般顺畅的能指汩汩涌出，其势可纵横中外、穿透他人与自我，但它传达的所指其实很有限、也很单纯——不就是想说安心过平凡日子就好吗？这段铺张扬厉的能指喷涌过后，剩下的却是单纯而简约的所指，这就出现能指的过量剩余局面。显然，作家不再悉心致力于能指与所指的准确匹配，而是有意识地追求和享受能指本身的狂欢化效果。

在报纸、杂志、电视、网络中随处可见一则则广告语言。作为其能指的字面语言与作为其推销的产品的所指之间，往往存在着能指的扩张或过量剩余状况。且不说“男人，你的车该修了”（壮阳药品广告）、“我喜欢更有劲儿一点的”（床垫广告）、“你知道亲嘴的味道吗”（口香糖广告）以及“妹力无穷”、“钱途无量”等低俗广告语，就是那些被视为成功的广告语，也呈现出肆无忌惮的能指扩张态势。某香皂广告说“今年二十，明年十八”，慷慨地许诺说它可使人显得比实际年龄更年轻；某某电信，“让您想说就说，‘聊无禁忌’”，这是对习惯语“百无禁忌”的仿造，夸大了电话费用的低廉；“乐在‘骑’中”（某自行车广告）直接以成语“乐在其中”为本体作广告；富于诗意的句子“感受心灵的天然牧场”牵引出的却是某种牛奶品牌。两年多前，上海某家服装企业在地铁做内衣广告“玩美女人”，因为一个母亲的投诉而被工商部门查禁罚款，引起一场官司。“诉讼双方一个把‘玩美女人’念作‘玩-美女人’，认为此语有玩弄女性的含义；一个则念作‘玩美-女人’，由此引申出‘追求美好高尚生活的女人’之概念”。有意思的是，控辩双方在法庭上针对“玩美女人”的含义而展开激烈论辩。厂家称当前生活日益丰富多彩，话语中必然地出现许多带有轻松随意态度的新字句，如“玩”字就有玩股票、玩车、玩电脑、玩深沉等各种“玩”法，“玩美女人”中的“玩”就有“做、追求、崇尚”的意思，可以理解为“追求崇尚美好的女人”，绝非有些人想象的那么庸俗。工商局则提出反驳：面向社会的广告绝不能产生歧义，更不容许引起违背社会良好风尚的误解。（见《新民晚报》2001年11月29日)无论这场官司的结局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则广告正是试图利用语言能指上的铺张而造成所指的歧义，以便达到以新颖的语言方式吸引顾客注意、推销女性内衣的目的。

刚刚过去的元旦节，许多人被一连串手机短信语言所吸引。“我问过烦恼了，它根本不爱你，还说永远不理你，让我转告你不要自作多情！还有，健康让我带封情书给你：它暗恋你好久了，并且一生不变！新年快乐！”除了最后一句是必要的实话外，其它全是剩余的虚辞。同样，只是要表达“爱心不变”的意思，却要铺张出这么多废话来：“爱你一万年，夸张！爱你五千年，无望！爱你一千年，荒唐！爱你一百年，太长！接连爱你70年，就是我的强项！！”而“祝你新年快乐”这一简单所指，却被挖空心思地拉长为如下繁复的能指链：“祝你在新的一年里：事业正当午，身体壮如虎，金钱不胜数，干活不辛苦，悠闲像老鼠，浪漫似乐谱，快乐莫你属。”一封封如此批量生产、快速传递的短信语言，宛如一枚枚新年炸弹震荡着成千上万的手机用户和他们的亲属。

如此，我们无法不面对着能指的极度扩张或过量剩余局面，以致于我们无法不感叹置身在汉语的能指盛宴年代。能指盛宴，是说能指被无节制地扩张到以它本身为目的而与明确所指相脱离、并使说话人与听话人都产生超常的快感的程度。显然，置身在这种能指盛宴年代的汉语文学，正遭受来自外部和内部两股力量的双重挤压（尽管这种内外之分其实很牵强）。从外部看，在文化消费浪潮中如鱼得水的上述大众文化语言，正在显示其突出的能指扩张力量。广告、流行歌曲、网络文学、手机短信等语言确实在能指扩张上做足了功夫。而从文学语言内部看，随着90年代初以来高雅文化的大众化进程，通俗文学、“电化文学”（指为影视改编而写作），甚至某些严肃文学也被逼上梁山，半推半就地开始了其能指扩张历程。不妨简要回顾近二十多年来文学语言中能指与所指关系的演进状况。20世纪70年代末，以“朦胧诗”为代表的高雅文学语言竭力张扬文人化的精英独白，它以能指与所指高度统一的姿态去消解“”式的过度政治化套语的后果。进展到80年代后期，“后朦胧诗”、“新写实”、“寻根小说”、“先锋小说”等则以多元化的奇语喧哗去取代精英独白，以便顺应当时新的多元化文化认同语境。在这里，尤其是在王蒙、莫言、余华、王朔等的文本中，能指已经开始溢出所指，取得其可与所指相脱离的独立表现力。进展到90年代后期至今，随着市场经济和文化消费大潮的来到，文学文本的能指扩张、剩余或狂欢场面已经变得随处可见了，它们以一片片脱离所指的能指碎片的姿态，在文坛上下翻飞、四处飘浮。

导致这种汉语的能指盛宴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不妨指出其中的几种语言资源，它们正在普遍的能指扩张行动中被变形。第一，从中外语言汇通看，有先锋文学所创造的间离语言（如莫言、苏童、余华等）。这种语言受到以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为代表的西方后现代文学语言的影响，其典范形态是由“我…”式排比句、滔滔涌来的间接引语等组成强大的能指链条，但所指却无限期推迟出场，或者呈现难以穷尽的歧义。这种语言资源如今已经大量播散到通俗文学写作中。第二，从雅俗关系看，以王朔为代表的市民口语。诸如“青春的岁月像条河，流着流着就成浑汤了”、“我是流氓我怕谁”之类以俗戏雅的语言方式，携带着都市民间话语的通俗与直白力量，狂放地冲击严肃文学的过度雅化的精英独白。但这种市民口语已经变异在今天的某些通俗文学、影视剧剧本、网络文学、隐私文学中，成为剥掉了任何虚饰的赤裸裸的宣言。不妨问问：在王朔以后的汉语文学中，还有不敢用的语句吗？第三，从古今语言关系看，以汪曾祺和贾平凹为代表的白描式语言。这种借自汉语的古典传统的今见古式汉语，时下正被广告业无所顾忌地大量用作篡改古语、成语等的方略。这些语言资源虽然自有其原初的特定审美价值，但在文化消费年代不得不以变异或移位的方式呈现，成为能指盛宴的高超的烹饪术。

在这样一个能指盛宴的年代，汉语文学何为？我这里特别所指的是，汉语严肃文学（或称高雅文学、精英文学）何为？上述所谓外部与内部的作用力，其实就发生在文学的语言组织本身中。文学的语言总是从现实的社会语言中吸取养分的，正像巴赫金所说，它来自对社会语言的“再现”。因此，文学语言没有真正的“外部”。所有内外因素实际上都交织在文学文本的语言组织中，演变为具体的语言形象或汉语形象。汉语文学面对的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问题是，当广告、流行歌曲、电视小品等大众文化语言经常、及时地把严肃文学所创造并钟爱的精妙语句仿拟过后，严肃文学何为？“感受心灵的天然牧场”本来应是严肃文学钟爱的诗意语言，但如今被用作某某牛奶的广告语，张贴在公众每天司空见惯的公共汽车车厢上。这样的语言已经变得如俄国形式主义者所谓“自动化”了，丧失了新鲜感和对于庸常现实的穿透力，而如果严肃文学继续使用这样的语言，势必落入大众文化语言构筑的能指陷阱中，无法实现自身的原创意图。由此而从更宽泛的视野看，当前严肃文学面临着一些相互联系着的语言症候：第一，汉语语句越来越流畅、润滑，但往往充满浮夸的能指，而所指却空洞无物，或者无限期推迟出场，从而形成流水化语言与空洞所指之间的矛盾；第二，进一步看，能指的狂欢难掩价值的匮乏或困窘；第三，语言实验诚然具有其合理性，但语言实验常常漠视社会关怀，只留心空洞的能指狂欢；第四，不断标新立异的时新语汇的采用或滥用，只能导致汉语传统的脱链（如前举“妹力无穷”、“钱途无量”之类对习惯语的任意篡改）。总起来说，这是一种能指独舞而所指匮乏的汉语状况。

我在这里想提出一种可能被视为不合时宜的呼唤：回到现代汉语文学的能指单纯年代，回到那质朴而明朗的汉语形象中。我甚至固执地认为，这或许正是摆脱能指盛宴的致命诱惑的一条途径。质朴不等于稚嫩或缺乏蕴藉。鲁迅的《呐喊》、《彷徨》、《野草》，沈从文的《边城》，卞之琳的《断章》，汪曾祺的《受戒》等，都曾给我们留下值得师承的简约、朴实、言之有物而又兴味深长的汉语形象。当然，质朴并不仅仅意味着篇幅短小，而可以有不同表现方式，当短则短、该长便长。同时，一定的修饰语或铺陈也并非一律不需要，关键是看是否适合于与所指的匹配需要。例如，阎连科的《日光流年》中有关司马蓝和蓝四十的那些铺陈段落，就不仅是必要的而且能够展现出强大的表现力。我以为，能指单纯而质朴的一条重要标准，是看语言是否适于表现特定的生存体验。

至于如何回到能指单纯与质朴的年代，与其说是汉语理论问题，不如说是它的实践问题。我高兴地看到，刘恪、刘庆邦等中年有成的作家，正竭力规避长篇小说的过量生产及其能指膨胀潮流，扭头折入短篇小说的写作探险中，这种把汉语文学尽量写短、在尽量短小的能指系统中叩探当今人生体验的新方式，不失为当前汉语文学的一条有效的突围路线。我更寄厚望于今天正在破土而出的年轻一代作者和读者，他们有更充足的理由和旺盛的青春原动力，以属于自身一代的新锐语言脱颖而出，在消解能指盛宴的汉语博弈中展现势如破竹的新生力量，从而确立自己的文坛新身份，也为汉语文学的新变革提供强大的助推力。无论哪一群或哪一代作家彼此有其不同的语言兴趣，我相信，这个能指盛宴年代的真正严肃的汉语文学写作，应当把创造恰当而有力的兴辞、用它去表现当下中国人的特定生存体验当作必做的事情去做。而与此同时，文艺理论切入这种新的汉语实践中去探险和记录，尤有必要。我以这样的期待提问着，更以这样的提问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