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的探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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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十日谈》与中国话本小说在叙事策略上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虚拟修辞策略”作为讲述手法，但在叙事效果和社会影响方面却大相径庭。本文拟从叙事学文本分析和社会生活具体语境两方面展开讨论，剖析中外两部典型叙事作品在运用“虚拟修辞策略”时，如何形成了文学尺度与社会尺度的双重差异。

关键词：虚拟修辞策略；似真效果；话本小说

语言学意义上的“修辞”关系本指对语言要素（语音，词汇和语法）之间的巧妙配合所形成的交际效果的研究。基于对它的模仿，W·C·布斯提出小说“修辞”关系：作者，叙述者如何通过选择不同的叙事技巧，形成与读者的最佳交流。

一

《十日谈》与中国话本小说都在叙事过程中，通过灵活地运用“说话人的虚拟修辞策略”，采取“讲述”的方式，取得了“虚拟情境”中“似真效果”的最大化。交流本应是人与人之间的双向互动，所谓交互流通。但是在“说话人的虚拟修辞策略”中，说话人主控了叙事效果和读者的心理反应。通过素材筛选，词汇挑选乃至把握叙事节奏，增加议论抒情性的诗词、歌曲等方法，说话人不断调整着整个故事的情感走势，让读者始终沿着既定的方向，完成对故事的情感体验。说话人所希望达到的效果，不是众说纷纭，见仁见智的喧嚷，而是听众对故事主题绝对的一致性认同。

翻开《十日谈》，我们看到：讲述者们在慢慢摸索出使讲述得以规范化的方式：每天固定一个主题，故事围绕主题展开，形成一个集中、凝练的系列。不论薄迦丘的创作意图是否有此一项，这种结构安排在客观的阅读效果上造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本间交流，也就是说，在戏剧的大幕拉开之前，演员们已经互为观众，评点对方了。此种叙事结构让同一主题在不同的叙述者口中重现并被不断强化；与此同时，每当故事告一段落，现场听众的反应都被记录下来。在第一天第4个故事中，第奥纽讲述了“小修士犯色戒，却施巧计逃脱修道院长的责罚”的故事。结果“小姐们听着第奥纽的故事，起初很有些儿难为情，脸儿都不觉红了起来；她们你看看我，我望望你，终于忍不住了。一边听，一边暗里发笑。等故事讲完，她们少不得轻轻责备了第奥纽几句。说他不该在小姐们面前讲这等样的故事”。

可以说，在《十日谈》中，文本之间的交织缠绕与文本内部虚拟出的现场情境一同强化了故事的“似真效果”。每一次对现场空间的模拟和对听话人反应的描写都不断地提醒着读者--故事的意义就存在于文本之中。所有人物都如同给定的形容词一样真实、准确。而读者对故事所应作出的最合理反应，就是趋同于文中听话人所作出的反应。

“如果我们分享了看到滑稽而高尚的主人公得到应有的好报的快乐，其原因并不能从素材的内在特点中去找，而要到把能够被多种不同方式使用的素材加工成这生动细节的巧妙构思中去找”[1]。布斯冗长的叙述归根结底在于说明：这种虚拟修辞策略的成功之处在于说话人运用多种手段达到了“取得读者的完全认同”这一最终目的。不论是“费得里哥杀鹰”（见后文）还是“妻子报复善妒的丈夫”（《十日谈》故事主题之一），变幻着的修辞手法始终帮助说话人以一种真实、诚恳的姿态向读者传达着故事的既定结局（与每天主题相一致）和说话人的情感预设。借助灵活变动的全知视角，说话人使得每个人物的内心活动可以及时出现在读者眼前，从而杜绝了任何可能偏离既定目标的“非法”猜测。在第五天第9个故事中，费得里哥对蒙娜的爱慕实在是出于对方的美丽、纯洁、善良而非赤裸裸的情欲本能；蒙娜对费得里哥德倾心也是因为他“彬彬有礼”、“坚韧”、“倜傥”。说话人对双方心理和性格特征的把握是全方位的，毫无盲点。他不仅可以描绘出现实中人物的各种情态，而且还使得他们的心理活动甚至潜意识也无所遁形：（蒙娜）起初还怪他不该为了一个女人而宰掉这样一只好鹰。但是她转而一想，心里不禁暗暗赞叹他这种贫贱不能移的伟大胸襟；费得里哥杀掉爱鹰之后无法满足爱人的需要，也是“苦恼到了极点”，在内心深处“诅咒他的厄运”，“为自己无法为她效劳而悲恸起来”……此处说话人的全知视角有助于完美地表现人物的道德抉择并带来了引人同情的说服效果。这种叙事技巧把人物的内心情感直接讲述出来并引发了读者的感情。人物的独白已经是情绪化的产物并具有双重的情感内涵：第一重是说话人给定的语境中人物的情感状态，“她为难，沉默”，“他苦恼，悲恸”；第二重则是这些描写所引发的读者的情感状态--如果我们已经认识到了两位主人公的美好和高尚，我们必然会对之倾注同情、怜悯甚至产生伸手相援的冲动。这种双重效果正是虚拟修辞策略所设定的鹄的。

与《十日谈》故事中连篇累牍的对听话人的描述不同，话本小说更注重说话人的声音。这固然与话本起源于瓦肆说书的口头文学，记录整理后仍旧保留着当时现场的“说话”痕迹有关，还在于借用这“说话”形式的话本小说，作者可以名正言顺地运用“说话人的虚拟修辞策略”，在不同的人物之间灵活转换。既保证了故事的生动流畅，又不至于拖沓篇幅。《乔太守乱点鸳鸯谱》讲述了三桩欢喜姻缘的传奇故事。文中描写孙玉郎（孙润）和刘慧娘初见时的情景：且说玉郎也举目看时，许多亲戚中，只有姑娘生得风流标致。想道：“好个女子，我孙润可惜已定了妻子。若早知此女恁般出色，一定要求他为妇。”这里玉郎方在赞羡，谁知慧娘心中也想道：“一向张六嫂说他标致，我还未信，不想话不虚传。只可惜哥哥没福受用，今夜教他孤眠独宿。若我丈夫像得他这样美貌，便称我的生平了，只怕不能够哩！”[2]不提二人彼此欣羡。

两人一见钟情，内心的痴想全由说话人泄了底。此时此刻，说话人如同运用了电影特写的手法--外界娶亲队伍的鼓乐喧天霎时归于岑寂，只有男女主人公的默然凝眸和互通款曲的心声。与费得里哥向蒙娜的的长篇示爱不同，此处说话人把主人公推向了“失语”的境地，心理活动的处置随人随事，恰如其分。写玉郎是男子多情，写慧娘是少女怀春，把他们的心里话代言出来，造成了听众内心的喧哗。

又如《卖油郎独占花魁》中，卖油郎秦重从酒保口中得知心上人乃是“身价一夜十两银子”的“花魁娘子”，“一路走，一路的肚中打稿”：一会儿可惜王美娘天生丽质却沦落风尘，一会儿自家暗笑“若不落于娼家，我卖油的怎生得见？”；一会儿痴想：若得这等美人搂抱了睡一夜，死也甘心，一会儿又自怨自艾：“我终日挑这油担子，不过日进分文，怎么想这等非分之事！”；一会儿因身份低微，怕美娘看不上自己；一会儿又自我撇清：“就是个乞儿，有了银子，他也就肯接了，何况我做生意的，青青白白之人？一路上胡思乱想，自言自语。”这段心理活动有不同于方才，全是秦重声口，梦呓一般。说话人讲述同一个人不同心境之间的转换，如同真假秦重在面前打斗。腹中种种曲折，让人听来十分过瘾。

小说中说话人的声音是如此地强势--他不仅在故事进程的关键时刻推波助澜，而且还时刻注意站在听众的立场上，及时地替他们表达出惋惜、轻蔑、嘲讽等心理感受。例如《十五贯戏言成巧祸》描述了一个因为十五贯钱造成的凶杀和误判的公案。写到刘贵醉酒回家，因为小妾陈二姐开门迟了，戏言说这十五贯是典卖了她的卖身钱，导致二姐出走后，歹人入室行凶--就在刘贵回家途中，说话人站了出来：“若是说话的同年生，并肩长，拦腰抱住，把臂拖回，也不见得受这般灾悔！却教刘官人死得不如：《五代史》李存孝，《汉书》中彭越。”在一场人间奇案发生之前，说话人心有余裕地添设这一闲笔，制造强烈的预示和悬念，在紧张的情节中造成了出人意料的波折。在陈二姐与崔宁含冤问斩后，说话人又站在故事之外，听众之中发话“看官听说，这段公事，果然是小娘子与那崔宁谋财害命的时节，他两人需连夜逃走他方，怎的又去邻舍人家借宿一宵？明早又走到爹娘家去，却被人捉住了？这段冤枉，仔细可以推详出来。谁想问官糊涂，只图了事，不想捶楚之下，何求不得？”

分析案情，声讨昏官，一针见血，十分痛快。此类手法的使用，不必说，更坐实了小说的“似真感”。它使得我们在阅读之时会常常发出一声由衷的叹息，产生“深得我心”之感，同时也更牢靠地主导了叙事效果。

“说话”本是“瓦肆伎艺”，与其他杂艺争取观众，除了故事内容要新鲜活泼，风趣生动，还需要说书艺人充分运用“说－听”的直接交流的现场情境，增强现场感染力。而话本小说中对这种现场感的不断模仿，最突出的就体现在说话人先于故事而存在。他不仅自由出入于故事的人物之间，代替他们诉说内心的绵绵情意，还能出入于故事与听众的心灵之间。他时而摆出故事人物的身段，时而又揣摩现场听众的心态。他努力牵引着书中人和听书人的互动，填补了虚拟世界与真实世界之间的空白，形成了虚拟修辞策略特有的说服机制。

二

想在文中虚拟出说话人的口吻并非难事，但是，均以爱情题材为重头戏的《十日谈》和话本小说随即将面对一个尴尬而棘手的问题：如何处理故事中的“性”“情”欲望？在《十日谈》中，青年男女从十室九空的死城来到山青水媚的乐园，似乎是从地狱到天堂的轮转。骇人的瘟疫不仅没有让人类屈服于宇宙的残忍和冷酷，反而反讽地带来了一场肉欲的狂欢。他们在绝境中捕捉住每一秒的快乐，肆意嘲弄世俗的教会。在故事之中，各色人物以放纵不羁的嘲笑宗教的禁令；在故事之外，每一位说话人也是个性鲜明，不拘一格：其中尤以第奥纽的放纵为最。在人物们进行肉体狂欢的同时，说话人也在讲述之中释放着许久以来被超常态的现实所禁锢的超常态的欲望。整部《十日谈》是散发着喜剧醇香的老酒，醉倒了说话人，也让读者微醺。狂放不羁的调情、幽会在书中比比皆是，它让我们发笑，笑声中不仅包含了人类本性得以满足的欢乐，也包含了对无知教会压抑人性的嘲笑。这种对人类本性深刻的穿透，正是《十日谈》所折射出来的“文艺复兴”的精英思想！

与《十日谈》中惊世骇俗的精英火花相比，话本小说则不着痕迹地以平民化的意识形态抹去了说话人面对“性”“情”问题的尴尬。也许正是因为说话人的面貌是模糊不清的，他不被固化为某一人的同时，也就意味着他可以代表任何人。这样的说话人本着“高台教化”的目标，在故事中对伦理道德进行通俗化的阐释。有趣的是，说话人又并非一味守旧，如老夫子般道貌岸然地说教。他是市井说书人，本身就是平民性的生动诠释。我们知道：平民在都市生活中有着独特的生命力和破坏性。生命力源于世俗的物欲、情欲，而破坏性则源于他们自身无法克服的盲动性。他们对伦理道德的阐释是浸透了人间烟火的评说。对于“性”“情”他们不能回避也不想回避，因为自己就是芸芸众生的一分子。平民的质朴和龌龊，自己一样也逃不掉。但是因为任何的突破都要遵从一定的道德底线，说书人还要面对许多现实的社会禁忌。所以在讲述的过程中，他们常常是一边中规中矩地“说”道德，一边蓄势待发，把民俗风情的改良观念穿插进来。浓浓的人情味为人物的命运涂抹上了世俗生活的色彩，情色的宣泄也随之走向“合法化”。

《十日谈》中情场得意的人们其实只是在以反逻辑的方式发泄着他们对封建教会的轻蔑之情。通过把“物质——肉体”因素无限扩大来驱赶基督教世界的精神禁锢。但是，旧的世界正在土崩瓦解，然而新的力量并未及时跟进。表面看来是人性彻底战胜神性，人的本质得以救赎，但是我们必须明白：肉体欢乐的背后，我们却无从获得新的精神归宿。我们解读《十日谈》，实在需要以极大的抑制力将自己从欲望的狂欢场中抽离出来，强迫自己面对作者那埋藏在笑声之后深刻的讽刺和愤怒。唯有如此，《十日谈》那“文艺复兴”时代精英的战斗性才不致埋没。但话本小说则截然不同，它绝无薄迦丘赋予说话人那种无限膨胀的颠覆性，反叛性，而是以一种“适中的距离”让听众反观人类内心欲望与先验道德规训之间的种种张力。例如，“烈女不事二夫”的陈腐观念在《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就屡次遭到颠覆。王三巧与陈大郎的通奸一开始的确出于深闺寂寞，但是随着交往深入，她却将“性”与“情”挽结在一起，肉体的满足与感情的慰藉在她心中竟成为一体共生的。当她被丈夫休掉，内心羞痛交迸，羞是因为她觉得自己负了丈夫的一片深爱，“可怜四年恩爱，一旦决绝，是我做的不是，负了丈夫恩情。”痛是因为与陈大郎一年快活，“两下恩深义重，各不相舍”，而绝非仅是出于传统道德观念的谴责。所以，当王三巧取出珍珠衫交付情人甚至要与陈大郎私奔的时候，她的行为之“纵”与情感之“贞”其实并不矛盾。传统三纲五常的道德眼光不适于评价三巧，说话人对她后来报恩行为的描述显然充满了认同和敬佩。在这种对人性复杂性多面性的摹写中，说话人把听众带入了新一重的叙事效果：人们对风月韵事的好奇心得以满足的同时，又了解到社会道德终究要逾矩者付出代价。

话本小说中的情爱故事完整地捕捉到了市民阶层对自身的道德尺度充满矛盾的想象关系：既宣泄出深深的欲望，又透露出同样强烈的抵制和拒绝。

“红杏出墙”的王三巧，事实上是一个市民欲望的实践者，站在市民情感的角度上看，她的节烈观必须重新定义。后文蒋兴哥再娶平氏，吴县令放还三巧，这一连串的改嫁、续弦，更是让“从一而终”一类封建教条的合法性裂缝丛生。与此同时说话人在对传统伦理的颠覆之外，又不忘把持距离，至少在口头上仍然要表示“故事就是故事”--休逞少年狂荡，莫贪花酒便宜。脱离烦恼是和非，随分支闲得意。申明说话人无意于建立新的道德规范，蛊惑听众。

如果说《十日谈》中说话人以决绝的态度彻底撕裂了与腐朽、堕落的中世纪的关联，彻头彻尾的狂欢是庆祝新生来临的颂歌，那么话本小说中说话人仍然倾向于旧瓶装新酒，而非砸烂旧酒瓶。他要在纵欲与节烈观之间不断缝合，在价值层面上反抗和压缩对“性”的渴望，同时在日常生活层面上又努力取消着道德训诫的冷酷，注入常人的七情六欲。薄迦丘试图用绝对的光明来驱逐中世纪的漫漫长夜，因而他的读者必须遁入酣畅淋漓的欢笑王国，以无所畏惧来摧毁从前的所有畏惧，而中国的说话人的用意则在于带领听众游走于故事与现实之间，对暧昧的主题是显露而非暴露，他要听众在自己藏头露尾的讲述中发出会心的微笑而非不羁的大笑。

三

“说话人的虚拟修辞策略”在文学尺度和社会尺度上的双重功能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是多方面的。同时，它对小说文学性的牺牲也是有目共睹的：读者被剥夺了诠释故事的权力，脸谱化的人物在自身被定义的同时也就注定了他们无法突破只能因循；传统观念的颠覆是否可以用肉欲的满足一言代过，旧道德与新道德之间是否还有不能被缝合的东西？……这些问题当然值得我们继续追索，但是无可否认，虚拟修辞永远是小说叙事文学的魅力所在。

参考文献：

[1]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M].北京:生活·读者·新知三联书店，1998.

[2]W·C·布斯著，华明、胡晓苏、周宪译.小说修辞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3]王正.悟与灵感——中外文学创作理论比较研究[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