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和文学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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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是什么？答：语文就是语言和文学。这本来是常识，即早已经被人们长期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谁也不会怀疑，因而也无需论证。世界上教育发达的国家，如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德国、日本等，语文就是语言和文学，是常识；中学语文（母语）课程，或分成两门课──语言（含写作）课和文学课；或合成一门语文课，每一册语文课本都分成平行而相对独立的语言（含写作）和文学两个系统；无论是分成两门课还是合成一门课，文学的分量都要重于语言。在我国的大学里，语文就是语言和文学也是常识；谁也不会怀疑，为中学培养语文教师的师范大学中文系，就是中国语文系，也就是中国语言文学系。

然而，在我国中小学语文教育界，语文就是语言和文学这一常识，不仅不适用，而且简直还不啻于离经叛道。“语文是什么”这个常识问题，困扰我国中小学语文教育界竟然长达半个世纪。语文教育专家（更不用说语文教师）对“语文是什么”的解释，不仅悖乎常识，而且还显得荒谬。

近半个世纪来，我国语文教学界对“语文是什么”的权威回答，大抵有三种：

第一种解释，语文是语言和文字。“文”的外延局限于“文字”，不仅空间太狭隘，而且逻辑上也成问题，因为文字只是语言的记录，只是语言学科系统的组成部分。总不能因为汉语的方块字掌握起来比拼音文字难度要大，就规定我国的学生要花12年时间去掌握汉字吧？

第二种解释，语文是语言和文章。把“文”的外延无限扩大了，所有形成书面文字的东西，一份文件、一个合同、一张便条、一个写在黑板上的通知，都可以称为文章；收在语文课本里的都是文章，历史课本、地理课本、数学课本、物理课本、政治课本、生理课本地都是文章，是不是都要纳入语文教学系统？这种解释经不起分析同样是显而易见的。

以上两种解释，虽然谬误是显而易见的，却在很长一段时期里被视为真理。

进入20世纪90年代，语文教育界发动了一场语文课程人文性的大讨论，中小学语文教学改革──语文教育现代化终于迈出了可喜的一步。然而，这场大讨论也有一个极大的遗憾：回避或者绕开了“语文是什么”的回答，未能理直气壮说出常识，语文就是语言和文学，因此也未能确认文学在现代国民基础教育中应有的突出地位。于是，这场大讨论前后──上世纪

90年代至今，语文教育界又有了“语文是什么”的第三种权威解释。

第三种解释就是不解释，或者说是一种尽在不言中的排斥性的否定解释；除了语文不是语言和文学之外，怎么解释都可以；除了语文不是语言和文学之外，就用不着解释了。

我国语文教育界对“语文是什么”的解释，以及由此形成的语文教育理念，客观上是排斥文学教育，把文学排斥于现代国民基础教育的殿堂之外。这是为什么？

首先，是传统的原因。

虽然我们民族有辉煌的古代文学传统，然而，对文学的排斥却是我们民族封建教育的传统。封建私塾教育选用《诗经》作为两千年不变的经典教材，只是因为《诗经》的特殊性，远远不是意味着我们民族有文学教育的传统。《诗经》只是作为政治读本、伦理读本、道德读本，被选为私塾教育的经典教材的；《诗经》作为文学作品的底蕴，不是被掩盖起来，就是被阉割了。《诗经》被选为两千年不变的传统经典教材，恰恰证明我们民族的没有文学教育的传统，倒是有把文学作品当作政治读本、伦理读本、道德读本的传统。

19世纪末，大清皇帝迫于时世，废除了科举制度，传统私塾教育开始没落，“洋学堂”──现代学校开始崛起。标志着我国教育现代化进程全面启动而且不可逆转的，是五四启蒙运动。毋庸讳言，我国现代学校教育模式，是全面学习和引进西方教育发达国家的现代学校教育模式的，因为我国封建教育传统中没有学校教育的传统。回顾20世纪我国中小学教育现代化的历程，凡是我国封建教育传统中没有的课程，如数学、物理、化学、外语、历史、地理、生物、音乐、美术、体育、劳作等课程，从课程设置到教学大纲编定，从教材编写到教学方法，只能引进和学习西方教育发达国家的，走的弯路就少，成效也相对显著。

语文课就不同了。我国第一代中小学语文教师（包括颇有影响的名师和语文教育专家），大多是从私塾教育中走出来的，他们很容易把私塾教育和语文教育等同起来，认为我国没有数理化和外语的教育传统，却有语文教育传统。这样，语文教育界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了学习西方现代语文教育经验的抗拒力，就不难理解了。启蒙运动实在短暂得可怜，来不及在语文教育界发动一场“语文是什么”和文学教育在现代国民基础教育中的地位的大讨论，就消退了。启蒙运动后出现的中小学语文课本，同晚清和民国初年的课本比较起来，文学成分是大大加强了，然而，却还没有形成语文就是语言和文学的共识，在语文教育界，语文仍然以识字、阅读和作文为主导，文学还没有堂堂正正进入现代国民教育殿堂，更不用说确立突出的地位了

传统私塾教育以封建伦理纲常为核心，以科举为目标，只设置了一门课程，即包括政治、伦理、道德、历史、识字、阅读、作文等等的近似文科综合课。它的一部分，识字、阅读和作文，属于现代语文教育的语言课范畴，其他部分，特别是它的核心──政治伦理道德纲常，却是和现代语文教育大相径庭的。正因为这样，时至今日，主张现代语文教育以《三字经》《百家姓》《论语》《孟子》等为基本教材、以背诵为主要教学方法的议论，依然不时见诸报端。

其次，是现实的原因。

20世纪后半世纪语文教改的历程，也许可分为两个时期。

前一时期是50年代到70年代末，其上流理念是，语文是教化的工具，是灌输特定的狭隘的政治目标的工具，语文课被上成政治课、道德课。有的课，如60年代初某校高二年级鲁迅小说《药》的教学，虽然名早曰文学课，实则除了外加的、并不准确的写作技巧的罗列外，仍然是政治课；《药》的所有人物都被牵强附会地纳入阶级分析、政治分析和道德分析的“理论”框架，哪里还是鲁迅的《药》？当然，这责任不在哪位语文教师，甚至也不在语文教参，因为在那个阶级斗争必须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年代里，语文是政治的附庸，鲁迅研究是政治的附庸，文学也是政治的附庸，所谓文学分析课，自然也只能是政治分析课、阶级鉴定课。

后一时期是从70年代末到现在，占统治地位的理念是确认语文的工具性，断定语文是语言文字或语言文章。

工具论是60年代初提出的，如果把它视为对把语文变成政治附庸的一种不得已的抗争策略，不能说没有积极意义，因为它至少挽救了一部分语言教育。工具论刚刚有点占据主导地位了，开始了，它就被定性为智育第一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因此，在前一时期，它不能被视为主流理念。70年代末，在废墟上重新起步的语文教育，否定之否定嘛，工具论就顺理成章成了语文教育界的主流理念了。有见地的语文教育专家发动的语文课程人文性的大讨论，对语文教育界主流理念倡导者来说，也不能说不无补益。

半个世纪语文教改走过的曲折历程表明，我国语文教育界，从专家学者到普通教师，有把语文课上成政治道德课的经验和教训，而驾轻就熟的，则是咬文嚼字，把经典文学作品里的某些词、某些句子作为语言教育的例证。我们的语文教育界没有文学教育的经验，文学教育不说是空白，也是一个陌生的领域。也许，这就是语文教育界一谈到文学教育就眉头打结的原因。

最后，语文教育理念要现代化，就不能不面对上个世纪5O年代的那场把语文分为语言和文学两门课、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语文教改。

不能因为这场改革是在学习苏联的政治背景下展开的，就全盘否定这场改革。苏联的语文教育也存在着严重的政治干预的危机，然而，语文教育理念大体上还是继承了俄罗斯语文教育的传统。这场改革，在语文就是语言和文学的理念上，应该予以充分肯定。改革中出现的那套课本──汉语课本和文学课本，当然可以挑出许多缺点，然而，相比较而论，却是迄今为止我国最好的一套语文课本。

这场改革的夭折和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改革是借着政治权力和行政命令自上而下的，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全面铺开。改革前没有在语文教育界展开必要的理论探索，缺乏改革的理论准备和心理准备。改革也严重脱离了50年代中学语文教师的实际水平。到1956年，突然于一夜之间，原有的课本、教参作废了，语文课变成文学、汉语两门课，教师们面对的是全新的文学课本和汉语课本，能不目瞪口呆、手足无措吗？待到政治形势发生逆转，来得快的，去得也快；一道行政命令，那套课本收起来，改革也销声匿迹了。

语文教育界如此忌讳“语文就是语言和文学”，也许同这场改革的结局不无心理联系吧？

语文是语言和文学，是语言和文字、语言和文章，还是别的什么？切不可以为这只是咬文嚼字。语文概念的界定，其实质是，文学教育在现代国民基础教育中应不应该占有突出地位的问题。“语文是什么”和“文学教育在现代国民基础教育中的突出地位”，只是同一张纸的两面。认识了文学教育在现代国民基础教育中应该占有突出地位，语文是什么的争论，也就迎刃而解了。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一个民族的经典文学作品，是这个民族语言的最高成就，学习和鉴赏经典文学作品，毫无疑问也是学习语言的最有效的途径。然而，如果我们的认识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上，是远远不够的。文学教育还有更深远的意义。

现代社会是人的社会，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人文精神的核心是人的意识，正如现代意识的核心是人的意识。作为一个现代人，仅仅掌握现代科学技术是不够的，因为科学技术可能造福于人类，也可能成为人类的祸害。作为一个现代人，必须具有自觉的人的意识，也即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古今中外的经典文学宝藏，是文明人类在几千年发展历程中创造和积

累起来的人文精神的荟萃。说文学的精华──古今中外的经典文学作品是人类的良心，一点也不过分。文学的精华──古今中外的经典文学作品，毫无疑问是滋养、熏陶。锻造、培育现代国民的精神、灵魂和人格的最可宝贵的资源。正因为如此，所有教育发达的国家，文学教育都无不在国民基础教育中占据着突出的地位，也正因为这样，所有教育发达国家，无论是语言和文学分成两门课，还是在一门课中分成两个系统，文学课的分量都要重于语言课的分量。

语言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是一门科学，它当然有不同于数、理、化的特质，例如它的约定俗成，它的相对模糊性，然而，既然是一门科学，自有它内在科学规律。汉语作为14亿华人的母语，是当今世界使用人数最多的语种，毫无疑问也有它内在的科学规律。对于现代国民来说，仅仅凭感觉使用母语是不够的，必须对母语的内在科学规律有一个理性的系统认识，知道怎样使用母语是正确的，怎样使用母语是错误的。

综上所述，我以为，新世纪的语文教育改革──语文教育的现代化进程，有必要做两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开展一场广泛的、严肃的、自由的和负责的学术讨论，在“语文是什么”的答案上，义无反顾地回到常识上来，确认文学教育在现代国民基础教育中应有的突出地位。这是语文教育现代化的前提。

第二件大事，是探索如何进行文学教育和语言（合写作）教育，怎样上好文学课和语言（含写作）课。这件大事，比前一件大事更艰难，更需要旷日持久的努力。就文学教育来说，正如上文已经指出的，无论是我们民族的古代教育传统，还是20世纪的教育传统，都没有把文学作品当作文学作品来教学的成套的现成经验可供借鉴。就语言教育而论，难度也同样大。汉语言课本就是个大问题，据说，语言学家们的争论太大了，很难就为中学生提供一套科学的、简明扼要的、教学中可操作的汉语言课本达成共识。然而，既然这是语文教育现代化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再难，也得不断去探索、去尝试、去实践；只有在不断探索和不断实践中，才可能完成语文教育的现代化进程。再说，语文教育现代化的方向正确了，探索的目标明确了，语文教育专家和广大语文教师的探索和实践，一番心血，自有一分收获。更何况，国门巳经打开，在语文教育上，我们不应该固步自封。教育发达国家已经有几百年文学教育和语言教育的经验，我们为什么不能走出去向人家学习呢？

完成这两件大事，以下情况才可能改变：作为一个语文教师，是新的也好，教了一辈子也好，却不知道语文是什么；教师教得辛苦，学生学得辛苦，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却事倍功半，甚至大量的还是无效劳动。

注释：①详见《人民教育》1963年第1期，洛寒《不要把语文课上成文学课》；《语文学习》2003年第9期重新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