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子与淮南子关系问题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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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本《文子》以“老子曰”开篇是贯通全书的特色，也是竹简《文子》和今本《文子》的关键性差别之一，这里的问题在于“老子曰”出现的时间。

王利器先生认为，《文子》一书添加“老子曰”字样，盖自开元年间始也。他的证据是日本古钞本《群书治要》及日本天明五年尾张国刻末，其引文自章头提行另起者，率未冠以“老子曰”字样。而唐玄宗时敦煌卷子中有“老子曰”出现。

笔者认为，“老子曰”这种格式的出现是比较早的。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载北魏李暹为“文子”作传曰：“姓辛氏，葵丘濮上人，曰计然。范蠡师事之，本受业于老子，录其遗言，为十二篇。”文子的身世似乎非常明晰。前人已证文子与计然是孑然不同的两个人，而李暹《文子传》所言文子“本受业于老子，录其遗言，为十二篇”和今本《文子》以“老子曰”为主的形式以及为十二篇的结构正相吻合，《郡斋读书志》又曰：“按刘向录《文子》九篇而已，《唐志》录暹注已于今篇次同，其析之欤？”是不是李暹造作了一个新的《文子》而又借为“文子”立传来掩人耳目呢?无论如何，李暹所见到的《文子》已经和今本基本一致，也就是说，“老子曰”与“老子遗言”互为注脚，无可辩驳，它出现的下限，应该是李暹见到《文子》的年代。《郡斋读书志》中说：“李暹师事僧般若支流，盖元魏人也”。《群书治要》本为各种书籍的节录和摘要，把那些明显不属于《道德经》范围的内容收录其中，而去掉“老子曰”子样最自然不过。

曾达辉先生认为，《文子》在南北朝和唐初尚有异本，到唐代天宝元年（742）封《文子》魏《通玄真经》後，老子语录形式的《文子》便定于一尊。（8）笔者深以为然。李唐王朝在很长时期内以道教为国教，唐太宗尊老子为李氏始祖，唐玄宗封《文子》为《通玄真经》之外，还把《文子》和《老子》、《庄子》、《列子》一道列入科举教育体系，并置博士、助教、学生员讲习这些经典。《文子》在唐代受到了空前的推崇，这肯定和它通篇皆有“老子曰”有极大关系。

还有些学者通过今本《文子》所引《老子》之言接近于马王堆帛书本甚至郭店竹简本而证明今本《文子》的早出，但是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那就是今本《文子》和《淮南子》相对应的上下文中，《淮南子》引用《老子》的哪句话，今本《文子》就引用哪句话，只不过个别字词略有出入而已，而且往往是关键的语词都和通行本（王本）一致。如前文所述，今本《文子》和《淮南子》一致的地方，如果《淮南子》没有引老子而今本《文子》引了《老子》，往往会造成上下文的脱节，由此更可以证明今本《文子》的抄袭。

五、关于《文子》被引用的问题

笔者一直以为《淮南子》也有可能称引了古本《文子》的一些内容，但《淮南子》是以道家思想为主导的先秦至汉初思想资料的汇编，很多内容在《老子》、《庄子》、《管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甚至《论语》中找到源头。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可以发现竹简《文子》和《淮南子》之间的一些直接关系。

0198以壹异，知足以知权，疆（强）足以蜀立，节□

竹简《文子》

德足以怀远,信足以一异,义足以得众,才足以鉴古,明足以照下,此人之俊也；行足以为仪表,智足以决嫌疑,信可以使守约,廉可以使财,人之豪也.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回,见嫌而不苟免,见利而不苟得,此人之杰也。

《素书·正道》

苟行以伪，则其知足以移众，强足以独立，此奸人之雄也，不可不诛。

《说苑·指武》

明于天道，察于地理，通于人情。大足以容众，德足以怀远，信足以一异，知足以知变者，人之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隐义，仁足以得众，明足以照下者，人之俊也；行足以为仪表，知足以决嫌疑，廉足以分财，信可使守约，作事可法，出言可道者，人之豪也；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比，见难不苟免，见利不苟得者，人之杰也。

《淮南子·泰族训》

明于天地之道，通于人情之理，大足以容众，惠足以怀远，智足以知权，人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隐义，信足以得众，明足以照下，人俊也。行可以为仪表，智足以决嫌疑，信可以守约，廉可以使分财，作事可法，出言可道，人杰也。守职不废，处义不比，见难不苟免，见利不苟得，人豪也。

《文子·上礼》

这些材料相互对比，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淮南子》综合了多种材料，而今本《文子》在和《淮南子》基本一致的前提下出现了几处纰缪，首先是漏掉了“信足以一异”，其次是“豪”、“杰”的顺序颠倒。再有是以“明于天地之道”概括“明于天道，察于地理”，以及“者”、“而”等虚词的省略等细节上的差异。今本《文子》“智足以知权”和竹简《文子》一致，但是又漏掉了“强足以独立”。这种情况说明今本《文子》和竹简《文子》异大于同，而今本《文子》和《淮南子》却是同大于异，这个例子可以清楚地说明三者之间的关系。

我们还需要考虑一种情况，就是0198号竹简不是古本《文子》中的内容，而是类似于一起出土的“儒家者言”。不管怎么样，它的内容为《淮南子》所部分称引是可靠的，但比照之下，还是今本《文子》抄袭了《淮南子》。

王应麟在《困学纪闻》（卷十）中列举了《文子》被诸多文献所“取”的情况，李学勤先生业已指出，这些古书都没有明说征引《文子》，究竟是谁袭取谁，难于证实。有些文句是流行的格言，也可能为大家所共用。然而，参考《文子》中的上下文，和《淮南子》加以比较，并核实其他的文献，我们发现今本《文子》对《淮南子》的抄袭是难以翻案的。

“玉在山而草木润，珠生渊而岸不枯”，王氏认为《荀子》取之。

这句话在今本《文子·上德》中是第3章第5小节，该章共有92小节，其中前16小节完全见于《淮南子·说山训》，后面的76小节完全见于《淮南子·说林训》。《淮南子》的材料来源众多是公认的，但《淮南子》一般保持了所引用材料的原貌，而在今本《文子》中，绝大部分都变成了“老子曰”。王氏提到的这句话在《荀子·劝学》、《大戴礼记·劝学》和《史记·龟策列传》都出现过，这些文献中“珠生渊”都写作“渊生珠”，《淮南子·说山训》和《荀子》、《大戴礼记》都有“瓠巴鼓瑟而流鱼出听，伯牙鼓琴而六马抑秣”的典故，但是《淮南子》又添加了其他的很多典故，这些典故在今本《文子》中一概没有。但是《淮南子·说山训》最后的结论：“玉在山而草木润，珠生渊而岸不枯，蚯蚓无筋骨之强，爪牙之利，上食咘堁，下饮黄泉，用心一也。”在今本《文子》中也是连续的两节（也可以看成一节），只是个别文字不同。这种情况说明，今本《文子》的抄袭在上下文的对比和多种文献的参照下更加清楚。

“山有猛兽，林木为之不斩，园有螫虫，葵藿为之不采”（《文子·上德》）王氏认为郑昌取之。

《汉书·盖宽饶传》：记载郑昌上书颂宽饶之言：“臣闻山有猛兽，藜藿为之不采；国有忠臣，奸邪为之不起。”《盐铁论·崇礼》记载贤良之言：“故《春秋》曰：‘山有虎豹，葵藿为之不采；国有贤士，边境为之不害’也。”《风俗通义·正失》：“《传》曰：山有猛虎，草木茂长。”王利器《盐铁论校注》：“《盐铁论》载此文，以为出自《春秋》，当是《春秋》的今文家说。汉人引传，往往冠以本经的名称，这是当时的通例。”《盐铁论》的编定和盖宽饶的活动时期都是在汉宣帝时期，《盐铁论》的编者桓宽又是治《春秋》的专家，（见《汉书·郑弘传·赞》）他所指出的出处应该是非常可靠的，换言之，郑昌所引用的也肯定不是《文子》中的话。

“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铢而解之，至石必过，石称丈量，径而寡失”（《文子·上仁》），王氏认为枚乘取之。

《汉书·枚乘传》枚乘谏吴王之言“夫铢铢而称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过。石称丈量，径而寡失。”枚乘之言在《说苑·正谏》中被完整引用，流传极广。《淮南子·泰族训》是化用了枚乘之言，而《文子·上仁》却是抄袭了《淮南子·泰族训》。因为“铢铢”、“寸寸”在《淮南子·泰族训》是单声词，在《文子·上仁》也是单声词，《文子·上仁》中的这句话以及《上仁》中的这一章完全见于《淮南子·泰族训》。其中，《淮南子·泰族训》有关章节中的孔子之语和黄帝之言，在《文子·上仁》中都被当成了“老子曰”的内容，而《淮南子·泰族训》所引黄帝之言：“芒芒昧昧，因天之威，与元同气”等内容又见于《吕氏春秋·应同》，相比之下，《淮南子·泰族训》是引用《吕氏春秋·应同》，而《文子》则是直接抄袭了《淮南子·泰族训》，并作了篡改。

“譬若积薪燎，后者处上”（《文子·上德》），王氏认为汲黯取之。

《汉书·汲黯传》记载汲黯对汉武帝之言“陛下用群臣，如积薪耳，后来者居上。”

颜师古《汉书注》已经指出这句话是出自《曾子》的，王应麟认为汲长孺学黄老之言，用《文子》之语，颜师古注应当重新考虑。而王先谦认为颜师古注应当是有依据的，不能因为世传《曾子》没有这句话怀疑颜注。李学勤先生补充说，这句话也见于《淮南子》，汲黯所说也可能源自《淮南子》。而就是《文子·上德》这段与《淮南子》对应的文字中，我们同样可以找出今本《文子》抄袭《淮南子》的铁证。

老子曰学于常枞，见舌而守柔，仰视屋树，退而目川，观影而知持后，故圣人曰无因循，常后而不先，譬若积薪燎，后者处上。

《文子·上德》

老子学商容，见舌而知守柔矣；列子学壶子，观景柱而知持后矣。故圣人不为物先，而常制之，其类若积薪樵，后者在上。

《淮南子·缪称训》

“老子曰学于常”一个“曰”字如何暴露了造作者的粗糙且不论，“观影而持后”在《列子·说符》中是子列子学习壶丘子林的内容，在《淮南子·缪称训》中同样保留了“列子学壶子”的字样，在今本《文子》中却被一起作为“老子曰”的内容。而《文子·上德》第一章中“故其身治治者”在《淮南子·缪称训》第一章中是“故其心治者”，联系上下文，当然是“心”字是而“身”学非。不是抄袭又是什么呢？

“临河欲鱼，不如归而织网”（《文子·上德》），王氏认为董仲舒取之。

董仲舒《对策》曰：“古人有言，临河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汉书·董仲舒传》，《汉书·礼乐志》“退”作“归”。）《淮南子·说林》：“临河而羡鱼，不如归家而织网。”这句话显然是一句古老的格言，董仲舒和《淮南子》都予以引用，说董仲舒引用了《文子》中的话没有根据。

“用兵有五：有义兵、有应兵、有忿兵、有贪兵、有骄兵，义兵王，应兵胜，忿兵败，贪兵死，骄兵灭。”（《文子·道德》）王氏认为魏相取之。

《汉书·魏相传》记载魏相元康年间上书谏出击匈奴：“臣闻之，救乱诛暴，谓之义兵，兵义者王；敌加于己，不得已而起者，谓之应兵，兵应者胜；争恨小故，不忍愤怒者，谓之忿兵，兵忿者败；利人土地货宝者，谓之贪兵，兵贪者破；恃国家之大，矜民人之众，欲见威于敌者，谓之骄兵，兵骄者灭：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

魏相所引之言可以说是出自《文子》，和竹简以及今本都大体一致。《吴子·图国》也把起兵的性质分为五钟：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逆兵。《淮南子·兵略》也有：“五兵不历，天下莫之敢当”之语，其中的“五兵”是五种兵器。但《文子》所讲的“五兵”的具体内容，又不见于《淮南子》。

“欲治之主不世出”。（《文子·下德》）王氏认为王吉取之。

《汉书·王吉传》记载王吉上疏谏昌邑王刘贺之言：“欲治之主不世出。”这句话又见于《淮南子·泰族》，说王吉引用了《文子》中的话也是没有根据的。而且今本《文子·下德》该章内容以及与之连续的第一章的内容，几乎完全见于《淮南子·泰族训》，语句的顺序都毫厘不爽，我们只能说是《文子·下德》摘抄了《淮南子·泰族训》。

《文选》（卷四五）引班固《答宾戏》：“孔席不暖，墨突不黔。”王氏认为是班固取自《文子》。

这句话非常著名，而且“著作权”一般就是属于班固的。今本《文子·自然》有“孔子无黔突，墨子无暖席”之语，又见于《淮南子·修务训》，和班固所言主谓颠倒。也就说，今本《文子》和《淮南子》一致而和班固所言不同。

老子曰：……神农形悴，尧瘦臞，舜黧黑，禹胼胝，伊尹负鼎而干汤，吕望鼓刀而入周，百里奚传卖，管仲束缚，孔子无黔突，墨子无煖席，非以贪禄慕位，将欲事起于天下之利，除万民之害也。自天子至于庶人，四体不勤，思虑不困，于事求赡者，未之闻也。

《文子·自然》

若以布衣徒步之人观之，则伊尹负鼎而干汤，吕望鼓刀而入周，百里奚转鬻，管仲束缚，孔子无黔突，墨子无煖席。是以圣人不高山，不广河，蒙耻辱以干世主，非以贪禄慕位，欲事起天下利，而除万民之害。

盖闻传书曰："神农憔悴，尧瘦臞，舜霉黑，禹胼胝。"由此观之，则圣人之忧劳百姓甚矣。故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四胑不动，思虑不用，事治求澹者，未之闻也。

《淮南子·修务训》

对比一下以上两段文字，就可以发现，还是今本《文子》抄袭了《淮南子·修务训》，把《淮南子·修务训》中的两层意思变成了一个意思，而且《淮南子·修务训》中明确说：“闻传书曰”，而在今本《文子》中都成了“老子曰”，不是抄袭又是什么呢？

《汉书·刑法志》曰：“文之所加者深，则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则威之所制者广。”王氏认为取自《文子》。

《文子·下德》有“文之所加者深，则权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则威之所制者广”之语，《淮南子·缪称训》作“是故德之所施者博，则威之所行者远；义之所加者浅，则武之所制者小矣”。实际上，《文子·下德》有关章节的内容和《淮南子·兵略训》中的部分内容相对应，还是可以看出《文子·下德》的抄袭痕迹，《汉书·刑法志》讨论“文德”与“威武”的关系，文意顺畅，即使是引用了有关古籍，也是作了修正，而不像今本《文子》那样“专心”地抄袭《淮南子》。

“人之将疾，必先厌鱼肉之味；国之将亡，必先恶忠臣之语”。王氏认为《越绝》、《刘子》取之于《文子》。

传世本《文子·微明》“厌”多作“甘”，《治要》作“不甘”。《越绝书·德序外传记》：“传曰：‘人之将死，恶闻酒肉之味；邦之将亡，恶闻忠臣之气。’”《太平御览》卷七三八引为《尹子》之语，《太平御览》卷四五九及《艺文类聚》均引为《晏子》之语，“甘”并作“不甘”。这句话不见于《淮南子》，究竟出于何处，是难以确定的。

“再实之木，其根必伤。”（《文子·符言》）王氏认为明德后取之。

明德后即汉明帝刘庄皇后马氏，《后汉书·皇后纪》记载建初二年，明德马皇后报汉章帝曰：“常观富贵之家，禄位重叠。犹再实之木，其根必伤。”《文子·符言》该章主体内容完全见于《淮南子·人间训》，

老子曰：德少而宠多者讥，才下而位高者危，无大功而有厚禄者微，故物或益之而损，或损之而益。众人皆知利利，而不知病病，唯圣人知病之为利，利之为病。故再实之木其根必伤，掘藏之家其后必殃，夫大利者反为害，天之道也。

《文子·符言》

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宠，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无大功而受厚禄，三危也。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众人皆知利利而病病也，唯圣人知病之为利，知利之为病也。夫再实之木根必伤，掘藏之家必有殃。以言大利而反为害也。张武教智伯夺韩、魏之地而禽于晋阳，申叔时教庄王封陈氏之后而霸天下。孔子读《易》，至《损》、《益》，未尝不愤然而叹，曰："益损者，其王者之事与！"事或欲与利之，适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祸福之门户，不可不察也。

《淮南子·人间训》

《淮南子·人间训》是讨论“三危”的问题，并举了大量例证，文意连贯，而在《文子》中所有例子一概没有，而提出了“讥、危、微”的问题，《淮南子》中的“病病”在《文子》中成了“不知病病”，造成了文意乖悖。同样可以证明是今本《文子》抄袭了《淮南子》。

《三国志·吴·陆抗传》：“臣闻‘德均则众者胜寡，力侔则安者制危。’”王氏认为陆抗取自《文子》。

《文子·上礼》：“德均则众者胜寡，力敌则智者制愚，智同则有数这禽无数。”与《淮南子·兵略训》基本一致，而《淮南子·兵略训》内容丰富，主题突出，前后连贯，申述用兵时“必先脩诸己，而后求诸人”的原则与方法，并说：“己未能治也，而攻人之乱，是犹以火救火，以水应水也。何所能制？”今本《文子》的主题则是“以奇用兵”，内容简略，前后脱节，并说：“以未治而攻人之乱，是犹以火应火，以水应水也。”显然，是《文子》把《淮南子》中的“己”改成了“以”，这种改窜同样证明了《淮南子》被今本《文子》抄袭的情况。

何休注《春秋》，用“乳犬攫虎，伏鸡搏狸”之语。（《公羊解诂·庄公十二年》）王氏认为也是取自《文子》。

《文子·上德》“乳犬之噬虎，伏鸡之搏狸，恩之所加，不量其力。”又见于《淮南子·说林训》。因为《文子》这一段的内容绝大部分都见于《淮南子·说林训》，我们同样有理由推断是《文子》抄袭了《淮南子》。

孙星衍《问字堂集·文子序》以为范蠡遗文种书“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之语出自《文子》，也是没有根据的。

今本《文子·上德》篇虽然有“狡兔得而猎犬烹，高鸟尽而良弓藏”之语，但这句话在《淮南子·说林训》中同样能找到。实际上，前文已述，《上德》篇中绝大部分类似格言、警句的内容都能在《淮南子》的《说林》或《说山》中找到，我们同样有充分理由证明是今本《文子》抄袭了《淮南子》。

比如《淮南子·说林训》引《庄子·胠箧》之言“唇竭而止寒”，在今本《文子》中变成了“唇亡而齿寒”，“道以无有为体”之语在《淮南子》中是“魄”与“魂”的对话，《说山训》中这个对话层层递进，被摘抄以后则看不出原来的递进关系。“举枉与直”一说在《说山训》中又是孔子说季孙氏之言，今本《文子》同样删掉了对话的主人公和其它一些内容。可见，抄袭的痕迹是掩盖不了的。

总之，两汉时期，只有魏相引“五兵”说可以确定是引用了《文子》，《淮南子》也有可能称引了古本《文子》中的内容，而其他的绝大部分材料只能证明《淮南子》取材的广泛性，仔细对比一下，也可以进一步证明今本《文子》的抄袭行为。至于《韩非子·外储说》“齐王问文子曰”的内容，笔者已辩明它不可能是古本《文子》中的内容。

《刘子》也引用了《淮南子》中的很多资料，说明《淮南子》在魏晋南北朝时开始受到注意，并不是个别的现象。但《刘子》对《淮南子》的材料都作了消化，成为自己立论的有机部分，而今本《文子》却基本上是“搬运工”式的抄袭，比较一下《刘子》、《淮南子》、今本《文子》中共有的资料，不难发现今本《文子》还是和《淮南子》保持了高度的一致，只有在个别地方的个别字句类似于《刘子》，更可以证明《文子》抄袭《淮南子》的事实，我们实在无法替它开脱。

李厚诚先生最近撰文，列举了大量提到文子其人和引用《文子》其书的文献，认为《文子》与《淮南子》二书相近部分，可能有共同来源，批评了“不是今本《文子》抄袭了《淮南子》，就是《淮南子》抄袭了今本《文子》”的“逻辑预设”。（9）实际上，提到文子其人和引用《文子》其书是两码事，而且，汉代引用《文子》的材料，只有魏相的一些言论较为可靠。魏相所引用的资料在竹简《文子》和今本《文子》中都能找到，但不见于《淮南子》。而《文子》被明确和较为频繁地引用，已经是魏晋隋唐时代了，但被引用的内容绝大部分又见于《淮南子》。这种情况，也正好可以说明，今本《文子》对《淮南子》的抄袭完成于魏晋时代。而“《文子》与《淮南子》二书相近部分，可能有共同来源”这样的逻辑预设，忽视了今本《文子》与《淮南子》不是一点、一篇相近，而是今本《文子》近80%的内容都能从《淮南子》中找到原文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事实。

六、《淮南子》和今本《文子》如何对应

今本《文子·道德》篇，问答部分和非问答部分相互间隔、问答部分和《淮南子》没有干系而和竹简《文子》相对应。非问答部分全部见于《淮南子》而和竹简《文子》没有干系。正如胡文辉先生所言，这里只有一种可能，即今本《文子》是以古本为基础，抄袭《淮南子》中有关联的语句，以“老子曰”的形式附后古本《文子》各章之后，相反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10）

除《道德》篇以外的回答内容在《淮南子》中也都能找到出处，但问答的主人公全被改头换面，或问答的内容显然是根据上下文设计出来的。胡文辉先生已经检索出了其间的对应关系。曾达辉先生也比较集中地讨论了这一问题。

1．《道原》：第五章孔子问道，老子曰——《道应训》齧缺问道于被衣。

2．《微明》第二章文子问曰……老子曰——《道应训》白公问于孔子。

3．《微明》第三章文子问曰……老子曰——《道应训》惠子为惠王为国法。

4．《上仁》第四章“文子问治国之本，老子曰”——《道应训》楚王问詹何曰……

5．《上仁》第五章“文子问曰……老子曰”——《道应训》成王问政于尹佚曰……

6．《上仁》第十二章“文子问……老子曰”——《齐俗训》为仁者必以哀乐论之

7．《上义》第六章“文子问曰：老子曰”——《主术训》法者天下之度量。

对于以上的对应以及其他地方今本《文子》对《淮南子》的改窜还需要对照其他文献予以“暴光”。

《淮南子》中“齧缺问道于被衣”，又见于《庄子·知北游》；“白公问于孔子”又见于《吕氏春秋·精谕》、《列子·说符》；“惠子为惠王为国法”又见于《吕氏春秋·淫辞》；“楚庄王问于詹何”又见于《吕氏春秋·执一》、《列子·说符》；而《上仁》第四章中尚有“父不能教子”之语，在《淮南子·道应》《庄子·天道》都是齐恒公与轮扁的对话，在《韩诗外传》中是楚成王与轮扁的对话，原文是“臣不能以教臣之子”或“臣不能以喻臣之子”。“成王问政于尹佚”，又见于《说苑·政理》。相比之下，《淮南子》与其他古书中对话的主人公并无大的变化，而在今本《文子》中却被窜改为文、老或老、孔之间的对话，对话的内容也被删节，缩编，所导致的文意纰缪不胜枚举。而且《淮南子》在这些对话之后引用《老子》的什么话，在今本《文子》中也是引用《老子》的什么话。最多在前后文句上作一些损益。这更说明今本《文子》是直接抄袭《淮南子》的。

《上仁》第十二章有“文子问仁、义、礼，何以为薄于道德也”？“老子”所“答”，绝大部分来自《淮南子·齐俗训》中讲仁、义、礼的性质及其功用的内容，可谓答非所问。这一章中有“故知不如修道而行德”之语不见于《淮南子》，而且和问题有呼应之处，可能是古本《文子》中的内容。但本章的主要部分来自《淮南子》也是没有疑问的，因为《淮南子》中的这些内容和“文子”所提的问题是不相干的。

《上义》第六章“文子问曰：法所安生？”老子所答法生于义云云全部来自《淮南子·主术训》，在《淮南子·主术训》中是先讨论法的性质和功用，然后再讨论法的来由，而今本《文子》则颠倒了顺序，“文子”所提的问题显然是根据内容而设计的。

《精诚》第二十一章“文子曰”第一段见于《淮南子·修务训》，其中南荣趎见老子又见于《庄子·庚桑楚》和贾谊《新书》，尤其是《新书》和《淮南子》比较接近。这一章其余大部分内容不见于《淮南子》，今本《文子》在这里写成“文子曰”，颇为特殊，可能也保留了古本《文子》的材料，但同样抄袭了《淮南子》的内容作为补充。

《微明》第一章系《淮南子·道应训》中“无为”和“无始”答“太请”问话的摘抄，“太清”他们的对话又来自《庄子·知北游》。《微明》第四章系《道应训》田骈答齐王之语的摘抄。而田骈答齐王之语则来自《吕氏春秋·执一》。《微明》第七章系摘抄《道应训》中赵襄子之言及后人的评论，而赵襄子之言及有关评论在《吕氏春秋·慎大》和《列子·说符》中都有记载。《微明》第十九章第一段系摘抄《道应训》中石乞人对白公语，而石乞（人）所言又来自《吕氏春秋·分职》。《下德》第六章第一段系摘抄屈子对吴起之言，而屈、吴的讨论又见于《说苑·指武》。

《符言》第二十一章系摘抄孙叔敖、孤丘丈人的对话而来，而孙叔敖他们的讨论在《庄子·田子方》、《荀子·尧问》、《韩诗外传》、《列子·说符》、《说苑·敬慎》中都有记载。这些对话中《淮南子》和其他文献相比，对话的主人公和内容都是基本相同。但《淮南子》在引用这些材料之后都引用《老子》中的某句话以为总结，今本《文子》把诸多主人公一概删去，只摘抄他们对话内容。而且所引《老子》之语和《淮南子》毫无二致，不是抄袭又是什么呢？

《下德》一篇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抄自《淮南子·道应训》，最典型的就是中山公子牟与詹子的对话在《庄子·让王》，《吕氏春秋·审为》中都有明确的记载，为《淮南子》在所本，《淮南子·道应》在引用“知和曰常”时明确指出“故老子曰”，而今本《文子》中却把中山公子年与詹子的对话统统改成了“老子曰”。而且使文意断裂，不知所云。也是在《下德》中，有关“善治国家者，不变其故，不易其常”以及“逆德”、“凶器”的讨论在《淮南子·道应》中是吴起与屈宜若的对话，这些对话在今本《文子》中同样一概改为“老子曰”。想证明不是今本《文子》抄袭了《淮南子》，的确很困难。

今本《文子》除了对《淮南子》的人物改头换面以外，还特意“虚化”一些具体的人物，因为具体的人物总是和具体的言论、具体的典故、具体的事件联系在一起的，今本《文子》的这种虚化只能证明它的抄袭。

以《文子·上礼》为例

第三章：“老子曰：昔者之圣王，仰取象于天，俯取度于地，中取法于人。”

《淮南子·泰族训》：昔者，五帝三王之莅政施教，必用参五。何谓参五？仰取象于天，俯取度于地，中取法于人。

今本《文子》把“五帝三王”虚化为“圣王”，而且丢失了“必用参五”的重要信息。

第三章：圣人初作乐也，以归神杜淫，反其天心……其上贤也，以平教化，正狱讼，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泽施于下，万民怀德。

《淮南子·泰族训》：神农之初作琴也，以归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夔之初作乐也，皆合六律而调五音，以通八风……尧之举禹、契、后稷、皋陶，政教平，奸宄息，狱讼止而衣食足，贤者劝善而不肖者怀其德。

显然也是今本《文子》概括了《淮南子》，把神农、夔、尧虚化为“圣人”，禹、契、后稷、皋陶都成了被举荐的“贤人”。有关神农作琴的事件、夔作乐的目的、以及贤者和不肖者都心怀感激等诸多信息也被舍弃了。

第七章：老子曰：世之将丧性命，犹阴气之所起也，主暗昧而不明，道废而不行，德灭而不扬，举事戾于天，发号逆四时。

天下不合而为一家，诸侯制法，各异习俗，悖拔其根而弃其本，凿五刑，为刻削，争于锥刀之末，斩刈百姓，尽其太半……自此之后，天下未尝得安其性命，乐其习俗也。

贤圣勃然而起，持以道德，辅以仁义，近者进其智，远者怀其德，天下混而为一。

《淮南子·览冥训》：逮至夏桀之时，主暗晦而不明，道澜漫而不修，弃捐五帝之恩刑，推蹶三王之法籍。是以至德灭而不扬，帝道掩而不兴，举事戾苍天，发号逆四时。

晚世之时，七国异族，诸侯制法，各殊习俗，纵横间之，举兵而相角，攻城滥杀……故自三代以后者，天下未尝得安其情性，而乐其习俗，保其修命，而不夭于人虐也。所以然者何也？诸侯力征，天下不合而为一家。

逮至当今之时，天子在上位，持以道德，辅以仁义，近者献其智，远者怀其德，拱揖指麾而四海宾服，春秋冬夏皆献其贡职，天下混而为一，子孙相代，此五帝之所以迎天德也。

今若夫申、韩、商鞅之为治也，挬拔其根，芜弃其本，而不穷究其所由生，何以至此也：凿五刑，为刻削，乃背道德之本，而争于锥刀之末，斩艾百姓，殚尽太半，而忻忻然常自以为治，是犹抱薪而救火，凿窦而出水。

在《淮南子·览冥训》有关的段落中，讨论了从黄帝到“当今”的社会状况，进而批评汉初仍然流行的法家思想。在今本《文子》中，直接把“逮至夏桀之时”改为“世之将丧性命”；把“晚世之时，七国异族”和“今若夫申、韩、商鞅之为治也”，一并虚化为“天下不合而为一家”；把“故自三代以后者”虚化为“自此之后”；把“逮至当今之时，天子在上位”虚化为“贤圣勃然而起”。其中，“天下不合而为一家”也不是今本《文子》的发明，而是把《淮南子》的一个结尾当成了自己的一个开头。同时，今本《文子》又舍弃了《淮南子》中的很多重要信息。今本《文子》的这种改动一方面使《淮南子》原文的主旨和结构都发生了变化，同时也证明不是《淮南子》解释了《文子》，而是今本《文子》抄袭了《淮南子》。

在马王堆帛书中发现《道原》这篇古佚书的时候，唐兰先生就提到了今本《文子·道原》和它的联系。（11）但是，如前所述，今本《文子·道原》中把《淮南子·道应训》中齧缺与被衣的对话的成了“孔子”与“老子”的对话，难逃抄袭之名。但这一篇中也有《淮南子》中所没有的内容。所以我更倾向于《淮南子》受了帛书《道原》的影响，但是综合了当时的自然科学及哲学的资料而作了大量发挥和引申。而今本《文子》却是直接抄袭了《淮南子》，考察帛书《道原》和今本《文子·道原》还是要把见于《淮南子》中的材料搁在一边。

王利器先生在《文子疏义序》中虽然提到竹简《文子》，“始于1995年12月公之于世”。但他说“读其已缀辑之残篇如《道原》篇，以及其余可识别之奇零字句。”似乎没有注意到竹简《文子》和今本《文子》对应最多的是在《道德》篇，而且他在书中也没有引用竹简《文子》的资料。唯一的可能就是他没有来得及充分吸收竹简《文子》的内容。

而所谓的今本《文子》胜于《淮南子》之处，一是较《淮南子》胜于《文子》者少得多，二是今本《文子》中保存了《淮南子》较早期传本的内容，三是今本《文子》在抄袭时作出了一些修改，根本不足以推翻今本《文子》的影响，而今本《文子》又直接抄袭了《淮南子》无论如何，《淮南子》都没有抄袭的性质，而今本《文子》却难逃此罪名。

以此为基础，研究《文子》的基本资料首先当然首属竹简本了，尽管残缺、但至关重要，其次是今本《文子》中不见于《淮南子》而和竹简《文子》有呼应的材料，再次是今本《文子》中可见于《淮南子》也和竹简《文子》没有呼应的材料，至于那些本属《淮南子》材料，暂时把它们物归原主，而不要把它们当成《文子》的内容而大引特引、大讲特讲，以免进一步的混乱。《文子》资料的价值应该不在于它的多少，而在于它的可靠性，我们不难出现，剔除了《淮南子》中能找到的材料，《文子》的内容还是丰富而独特的。只不过更“纯洁”一些了。

至于今本《文子》和《淮南子》在个别文句上的差异，完全可以看作是今本《文子》在抄袭过程中所作的损益，而不一定是所谓“《淮南子》别本”的“窜入”（更何况《淮南子》的“别本”也是《淮南子》），《淮南子》也不会主动“窜入”《文子》，《文子》中“窜入”和“编入”了太多的《淮南子》的内容，我们只能说它是“抄袭”，而不能根据某一种逻辑假设来歪曲那些材料。同时，面对众多的材料，也需要提纲挈领，而不能被材料所包围，我们不能人为地使本来清楚的问题复杂化，造成一头雾水的局面。

所以说，《淮南子》和《文子》的关系是很清楚的，《淮南子》有可能称引而不是抄袭了古本《文子》，今本《文子》却大量抄袭了《淮南子》，今本《文子》对《淮南子》的抄袭可以总结为：大量拷贝、删节摘录、改头换面、概括虚化、弄巧成拙五条二十个字，每一条都可以找出确凿的证据。

需要说明的是，今本《文子》的定型最晚是在北魏时期，今本《文子》对《淮南子》的抄袭肯定有一个相对集中的时间，但并不一定是一次性完成的。很可能最早的时候有人引入《淮南子》中的部分内容作为古本《文子》的附议，（比如，《道德篇》中非问答体的部分）而后人则在这个基础上大量抄袭了《淮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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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曾达辉：今本《文子》真伪考，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18辑。李厚诚先生引用何志华先生的考证，认为竹简《文子》和《淮南子》有多处一致，但对照起来只有0198号简文和《淮南子》有部分接近。

（9）同注（4）。

（10）胡文辉：《〈文子〉的再考辨》，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卷17。

（11）唐兰：《马王堆出士<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的研究》，《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