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意识悲剧管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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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渴望》的轰动效应与中国人的圆美意识

一九九一年，五十集电视连续剧《渴望》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之后，立即引起轰动，一时间《渴望》犹如一股强劲的冲击波，使得中华大地上的热血观众心潮激荡，情思飞逸，中央有关部门深深被业已形成的《渴望》气候所感染，慷慨颁发十万元奖金给《渴望》剧组。中央电视台也紧锣密鼓，在《渴望》接近尾声之际，先后在收视率极高的《新闻联播》和《晚间新闻》节目里播放观众被《渴望》倾倒的消息，继续为《渴望》热加油升温。

《渴望》播放完毕之后，热心善良的观众仍嫌不足，尽管剧作结束时，明显地预示出皆大欢喜的大团圆趋势，但大部分观众对作品没有更确定地表示出主人公各自的归宿而深感遗憾。还有人为刘惠芳的最后遭难愤愤不平，中央电视台九一年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出的关于《渴望》的小品有一句借观众来信名义的台词：“假如不让刘惠芳站起来，我就让导演躺下去”。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大部分观众的心态。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许多农村观众在认真等待《渴望》续集的上演。笔者在农村就常听到这样的议论：听说《渴望》续集已经拍出来了，不久将上演等等。

这一切都构成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如果我们透过表面现象去看问题的实质，就可以发现它揭示了中国民众一个普遍的审美心态。

人们喜欢《渴望》，不仅仅是因为它以动人的细节、细微的笔触渲染了一个令人牵肠挂肚的故事，更重要的是它还塑造了一系列理想化的人物。如刘惠芳、宋大成等，在他们身上，编者和观众都寄托了千百年来人们孜孜追求、千呼万唤却又始终不得的真情和理想。同时，剧作之所以令人欢喜，还在于它在表现主人公悲欢离合的经历之后，给他们安排了幸福圆满的结局。展示出一派皆大欢喜的光明前景。这就典型地体现出我们这个民族追求完美的审美情趣——园美意识。

据考证，《红楼梦》的结局，按曹雪芹本人的构思是“贾府破败，宝黛爱情花落人亡两不知”。这一构思就美学价值而言，具有深长悠远的涵盖力，它高超地预示了封建家族和社会必然没落的命运。同时也反映出曹雪芹对人生本真的探求，在给人以无穷遐思的同时，促使人们对人生做出冷静而痛苦的反省。高鹗也遵照原意写出了这个结局，但落笔之时却节外生枝，借空空道人之口，暗示了“兰桂齐芳，家道复初”的希望，殊不知，这一笔极空前地削弱了《红楼梦》的历史审美主题，严重减弱了其悲剧色彩。

再如我们熟知的四大民间传说之一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写男女主人公追求婚姻自由，以死抗争构筑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基础上的包办婚姻制度，其举动惊世骇俗，既深刻，又让人回味无穷，而且这一结局也符合封建社会青年男女爱情的普遍悲剧现象，但是人们犹嫌不尽其意，添补了一段祝梁化蝶的续笔，沉甸甸的主题思考变成了光明的前景展示。

遍查中国古典文学和民间传说，即使写的是悲剧性的人和事，也呈现出雷同一律的大团圆结局。即在悲剧主人公惨遭不幸之后，往往给予一丝光明或最终皆大欢喜，如《窦娥冤》的伸冤昭雪，《赵氏孤儿》的孤儿报仇，《汉宫秋》的团圆梦境；《琵琶行》的玉烛调和，《鸣风论》的献首祭告；《娇红纪》的鸳鸯翔云；《清忠谱》的锄奸慰民，《长生殿》的蟾宫相见；《雷峰塔》的雷峰佛园等，这几乎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学的普遍现象，对此朱光潜先生有一段精辟的论述：

“中国剧作家最爱写的是名誉和爱情……剧中的主人公十有八九是上京赶考的书生，金榜题名时中了状元，然后是做大官，衣锦还乡，与相爱很久的美人终成眷属，或者主人公遭受冤屈，被有权势的奸逆迫害，受尽折磨，但终于因为某位钦差或清官大老爷的公正，或由于他本人得宠而能够报仇雪恨，戏剧情境当然常常串插不幸事件，但结尾总是大团圆，不管主人公处于多么悲惨的境地，你尽可放心，结尾一定是皆大欢喜”。（1）

透过这些艺术的大团圆结局，我们看到的是汉民族善良、纯朴、充满希望和追求的民族性格。正如王国维所说：“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其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困者终于享”。（2）

我国广大人民是很善良的，有十分强烈的爱憎感情，好人遭到了不幸，总希望他有个好结局。即使悲剧的死了，观众和读者还是企求得到一些精神上的安慰。作者为了满足广大观众精神上的需要，往往在表现悲惨的境况之后，用尽各种手段制造一些欢乐的气氛，以求得观众心理上的平衡，使观众在泪痕依稀的脸上带上一丝笑容后离开剧场，如明《精忠旗》反映的内容是一出悲剧，抗金民族英雄岳飞遭到秦桧迫害，满门抄斩。作者却给它安排了这样一个结局：秦桧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岳飞全家昭雪。为什么要这样写呢？作者在第一出副末豋场语中回答了这个问题：

发指豪呼如海拂，舞罢龙泉，洒尽伤心泪。毕竟含冤难尽洗，为他聊出英雄气。

千古奇冤飞遇桧，浪演传奇。冤更加千倍，不忍精忠冤到底，更编记实精忠记。

作者说得很清楚，他是出于“不忍精忠冤到底”。“为他聊出英雄气”而写这本传奇的，因而具有鲜明的是非和爱憎观念。是我国广大人民民族心理的集中体现和反映。

同时，透过这些艺术的大团圆结局，我们在更深的层次上，感受到了圆美意识的历史积淀：

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文化所竭力倡导的“中庸之道”实际上就是“八面玲珑”的圆滑哲学。不偏不倚、温和折中。这既是一种伦理态度，又是一种以圆为根本尺度的文学批评标准。孔子的“哀而不伤”“乐而不淫”说和“思无邪”说，就其实质而言，仍然是一种圆形美论，它是儒家倡导的中庸哲学在文化艺术上的具体渗透和衍化。

二、中国人的圆美意识对文学的影响

我们说：中国人特有的民族性格和文化氛围铸就了其渴求完满的审美定势，它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文学，使之朝着符合民族审美心理的方向发展。

从创作者方面看，作者以植根于民族文化厚土而难以超越的民族思维方式和心理追求创造艺术。他们看到现实混浊丑恶，人世间一片争权残杀，弱肉强食，作恶者享尽荣华富贵，正直善良者露尸荒野。忠臣不好死，奸佞登高位，于是，在对现实深深失望之余，转入对理想世界的创造，“善人必令其终，而恶人必离其罚”。（3）结果，所有表现现实的作品均在结尾附带上了“善恶有报、幸福如意”的尾巴。

另外，从欣赏者方面看：读者和观众又以集体无意识的普遍心理倾向要求完善艺术。他们看到现实的丑恶在舞台上重现后，那善良、脆弱的灵魂便被深深地震撼了，甚至被激怒了。他们已经在现实中领教够了邪恶的滋味，再在艺术中展现那惨绝人寰的悲剧。无异是对他们生存信心和力量的致命戕害。于是观众和读者都希望艺术能给他们满足，能够表现他们深信不疑的良心和公道，当他们看到舞台上的一切都按其善良的愿望结束后，便感到了莫大的欣慰和满足。他们忘记了现实的丑恶，并在审美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人世间自有一股永恒正义的力量，任何人都摆脱不了它的奖赏和惩罚。久而久之，由于大团圆艺术的反复薰陶，他们渴求尽善尽美的天性得到加固和强化。于是，便忘记了艺术的大团圆结局是自己对自己的欺骗，倒虔诚地相信起自己一手树立起来的“永恒正义”，相信一切都是先天安排好的，非人力所能为，他们自己创造了艺术，艺术又反过来欺骗他们。

因此，尽管中国人的圆美意识所体现出来的是中华民族善良、追求理想的性格，但它却因此具有麻醉作用，它长期麻痹人们的精神，使人们只沉醉于精神上浅薄的满足和超脱，而在现世世界中缺少“浮士德”式的进取精神，它使中国民众对现实的苦难无动于衷，对整个人类的灾难也置若罔闻，没有冒险精神，意志懈怠，缺少独创，不敢反抗，感情脆弱，无法承受悲剧。以至于不喜欢悲剧，就如朱光潜先生所言：

“中国人是一个最讲求实际、最从世俗考虑问题的民族，他们不大进行抽象的思辩，也不想去费力解决那些和现实生活好象完全没有什么明显的直接关系的终极问题。

“当他们遇到人的命运这个问题时，是既不会在智能方面表现初特别好奇，也不会在感情上骚动不安，在遭遇不幸的时候，他们的确也把痛苦归之于天命，但他们的宿命论不是导致悲观，而是导致乐观……善者遭殃，恶者消遥，并不使他们感到惊讶，他们承认这是命中注定。

“中国人既然有这样的伦理观念，自然对人生悲剧性的一面感受不深，他们认为乐天知命就是智慧，但这种不以苦乐为意的英雄主义是司悲剧的女神所厌恶的。对人类命运的不合理性没有一点感觉，也就没有悲剧。”（4）

事实上，戏剧在中国就是喜剧的同义语，中国的剧作家总是喜欢善得善报、恶得恶报的大团圆结局。他们不能容忍象伊菲革妮希波吕托斯或考狄利亚之死这样引起痛感的场面，也不愿触及在他们看来有伤教化的题材。中国观众看见俄狄浦斯成为自己母亲的丈夫，费德尔对继子怀着私情……都一定会感到非常惊讶和不快。

这种导致民族的圆美意识并经圆美意识加固和强化的伦理观、价值观，不仅使人们把对现实的失望通过中庸的催化剂转化为平静的超脱，导致了中华民族逆来顺受、随遇而安、毫无作为的“全生”哲学，从而使中国成为一个少有悲剧感、幻灭感和危机意识的民族，也使中国古代文学不敢正视现实，作家们逃避危机，害怕幻灭，对苦难的体验浅尝辄止，浮光掠影，对悲剧的处理常常饰之以喜剧，因而使真正意义上的悲剧未能得到发展。

另外，由于中国自古以来就重家族伦理、集体伦理而忽视个性价值意识，因而遭成民族心理上的一个普遍的弱点就是缺乏个性，缺乏激情。这一点也严重影响了悲剧文学的发展。这是因为悲剧表现的是自由与必然的冲突和最终必然对自由的否定。而激情和个性恰恰是高于自由的范畴，它们推动着悲剧主人公去勇敢的实现与必然的冲突和较量，是悲剧产生的根源。由于中国人缺乏激情、缺乏个性。当他跟社会冲突并将发生冲突时，便颓废下来，重新调整自己，去实现和社会的和解。这样，就使社会和自由的冲突无缘产生，真正的悲剧便成为泡影。

以上我们只是就古代文学进行了论述，那么，当代文学呢？

在当代社会生活中，悲剧性事件的发生可以说屡见不鲜，尤其是“”，可称得上是悲剧生活的大舞台，而这些悲剧中，又以发生在知识分子中的为最普遍、最典型。因此，管中窥豹，通过解析描写知识分子的作品，我们可以将当代作家的审美意识做一综览。

无可否认，在当知识分子题材的作品中，不乏具有深沉忧患意识和悲剧意识的力作，但从总体上看，它又呈现出雷同一律的模式化倾向，人物被神化了，且矛盾冲突只发生在广大人民与极少数极左路线的维护者之间，由局部对立走向整体和谐，所以，其美学风格在整体上就不是悲剧，而是正剧或喜剧。

再者，当代文学中大多数悲剧性作品所反映的只是极左思潮遭成的悲剧，其主要特征是主人公肉体毁灭，而精神永生，带有浓重的古典色彩。其艺术效果是引人向上的悲壮、崇高和同情。依然让人陶醉在对未来的美好幻想中而不可自拔。它所展示的是人类心理的有意识表层，即社会层次，是理性化、道德化的意识。没能从更深的层次上揭示出民族性格的悲剧。

这就是说：纵观整个中国的文学发展史，中国人特有的圆美意识阻碍了悲剧文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他们这个民族的软弱、不思进取、安贫乐道和对苦难的蔑视，所有这些都不利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

因此，为了唤醒民族意识，改变民族的懦弱性格，重新铸造民族新的灵魂，必须大张旗鼓地提倡创作悲剧文学，利用文学作品，给全体人民以深刻的悲剧教育，让人民在文学中咀嚼苦难，体验人生，从而强化其幻灭感、危机感和紧迫感，达到对人生最终意义的理解和超越，如此，我们才可以“把民族的热情始终保持在伟大历史悲剧的高度上”。（马克思语）

那么，悲剧究竟有什么美学意义呢？

三、悲剧的美学意义

悲剧，作为一种哲学性的诗，其实质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5），它在对苦难与不幸的展示中，严肃地探求着人在世界中的坐标，提出生命最深邃身的问题并追索着存在的根据，表现出对人的价值和对人类命运的无限关切，因而具有重要的美学意义，就如叔本华指出的：悲剧“这种文艺上最高成就以表现人生可怕的一面为目的，是在我们面前演出人类难以形容的痛苦、悲伤。演出邪恶的胜利，嘲笑着人的偶然性的统治，演出正直、无辜的人们不可挽救的失陷……（6）

就欣赏者而言，因为悲剧的结果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鲁迅语）因而产生一种催人泪下、感人肺腑、激人奋进的力量，涌现出一种升华了、更新了的有如凤凰涅盘的情感体验。对此，卢那察尔斯基说“高度悲剧性形象的作品能在我们心中引其热烈的同情、极大的敬意，同时，又能激发新的锐气”.

亚里斯多德也认为，悲剧通过主人公从“幸福到苦难的变迁”引起观众的怜悯与恐惧之情，这是一种“特别的快感”，能给观众以情感上的满足，关于这种快感的性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批评家卡斯特尔维屈罗解释说“产生这种快感的场合是：当看到别人不公正的陷入逆境因而感到不快的时候我们同时也认识到自己是善良的，因为我们厌恶不公正的事，我们天生都爱自己。这种认识自然引起很大的快感。这就是别人遭受不合理的苦难，认识到这种苦难可能降临到我们或者我们一样的人头上，我们默默的、不知不觉的就明白了世途的艰险和人世无常得道理”.(7)

在这里，卡氏着重阐述的是悲剧的快感问题，但他关于悲剧使我们认识到苦难又可能降临到每个人头上和使我们明白世途凶险的论述却一语道出了悲剧所具有的认识意义。

当然，悲剧的美学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此，它还通过对苦难与不幸的展现，代表了人们的一种行为方式，一种反抗命运的方式。正如一位西方批评家所说“悲剧远非反映社会现实，而是对社会提出抗议、质疑。”对此，美国批评家西华尔也说：悲剧并不让人逆来顺受、清静无为、听天由命，恰恰相反“悲剧眼光促使人们采取行动，向命运作斗争，不怕捅马蜂窝并将自己的情况公开摆在上帝和同伴面前”。

就是说：悲剧在表现死亡和挫折之时，把我们带入了人生的“边缘状态”。把我们渴求尽善尽美的天性一下推入炼狱之中，让我们感受到死神冰冷的呼吸，并在对人生短暂，生命有限的体验中“募然回首”，对以往自己的生存根据及意义作痛苦的反思，对促成美好事物毁灭的原因作冷静的思考，从而使人们对人生，对社会变革的复杂艰难曲折有更清醒的了解和更沉稳的心理承受能力，同时，在一次次悲剧教育之中，从“毁灭”回到现实，更主动地背负起人生的十字架，并坚定的加入到改造社会的行列。

马克思说：“当旧制度有史以来第一次相信而且也应当相信自己存在的合理性的时候，它的历史就是悲剧性的。”

这说明：悲剧表现的是邪恶势力为维护自己的地位而作的苟延残喘。在这个过程中，一切新鲜嫩小的美好事物将被残酷地蹂躏，乃至毁灭。展现世界走向死亡衰弱的迹象。而人类崇尚理想的天性对这一切不能无动于衷，它必须为自己的生存进行最后的斗争和反抗。因此，从根本上说，悲剧表达的正是对现实中的悲剧的控诉、反抗和压迫。是我们对毁灭、扼杀人的生命和自由幸福的现实规定性所喊初的一个声泪俱下的“不”字！

悲剧的美学意义还在于：通过塑造悲剧英雄和悲剧英雄为追求自己的价值百折不挠、视死如归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顽强人格，反映人类永不屈服的精神。这样，既为我们指出人生的路标，又揭示出生命存在的永恒价值和意义，就是人只有把自己投入到整个人类的伟大事业中并与之同甘苦共患难才显得伟大高尚。因此，悲剧使我们一脱平庸俗气、得过且过的懒惰习气，激发起我们内在的生命活力和潜能，去创新、奋斗，摧毁一切阻碍历史进步的黑暗腐朽势力，改变不合理的现实，挑起重担，套起枷锁，宁愿作普罗米修斯偷天火给人间而终生痛受乌鸦的啄食，也不愿浑浑噩噩、苟且偷生。宁愿前进一步死，决不后退半步生！

另外，从欣赏者方面看，通过对悲剧的反复体验，不仅加强了对苦难的认识，而且由于一次次的悲剧熏陶，情感日益得到锻炼，因此，人们既能在精神上接受悲剧，又从次“不会再以自我为中心，他会去思考整个人类的苦难”（朱光潜语）

所以，悲剧像催化剂，它“在征服我们和使我们生畏之后，又会使我们振奋鼓舞。在悲剧欣赏之中，随着感到人的渺小之后，会突然有一种自我扩张感，在一种恐惧之后，会有惊奇和赞叹的感情”（8）。我们的情绪进入亢奋状态，内心的力量在聚集、振荡，涌现出一种成就一种人格、一番事业的骚动。

总之，悲剧所提供的悲剧式人生“使我们从平凡安逸的生命形式中重新识察到生活内部的深重冲突，人生的真实内容是永远的奋斗，是为了超越个人的生命价值而挣扎。毁灭了生命，以殉道这种超生命的价值，觉得是痛苦，是超越解放！”（宗白华语）。

悲剧是对苦难世界的无情抗议、质询和对人类自由生成的渴望、追求，启示着“生命不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席勒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