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思想教育管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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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程度上说，目前，同质的、“全体一律”的思想教育左右着阅读教学。以“教文育人”作为思想教育进入阅读教学领域的理论支撑，以“好的阅读内容”来规定教者和学者“想什么”，以“分解的阅读方式”来贯彻、规范“怎么想”，这就使得阅读教学成为把每一个人都纳入同一的思想观念模式的思想教育过程。

“教书育人”被视为教育的一般原理，对阅读教学来说可以表述为“教文育人”（于漪），即通过对语文材料（主要指文章）的读解，培养学生的“思想感情”，包括培养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政治信念以及伦理道德观等内容。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这些内容属于文化的规范特征部分。①思想教育正是社会通过对“思想”和“教育”自觉或不自觉地双重控制，将特定的“思想感情”转化为个体的“思想感情”，将个体言行和思想纳入社会规范之中并借以整合社会、控制个体社会化的行为。

目前，作为文化规范特征的思想教育仍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语文教学。在阅读教学中，思想教育已成为语文课堂最常见的景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阅读的过程就是明确和归纳文章思想内容的过程，同时也是学习和接受既定思想内容及其表达方式的过程。换句话说，在中国文化环境中，阅读教学并非单纯的以培养学生言语表达能力为目的，阅读教学在思想教育的要求下自觉不自觉地做了形变或者异化。下面我从三方面来分析这一点。

（一）“育人”阅读教学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语文教学理论界对语文教学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反思，其中以言语教学为标志的语文教学理论思潮对于思想教育在语文教学中的地位、作用以及性质的研究，使得人们不再仅仅出于功利的要求、善良的愿望而在语文教学中进行思想教育，人们对语文教学中思想教育问题进行了更为理性的研究。换句话说，在某种程度上，“思想教育不是语文教学的目的而仅仅是语文教学的附带功能”这一观点已经成为语文教学界的共识。在阅读教学中“育人”并且把思想教育作为阅读教学目的或者最重要的任务，这种看法也许正受到语文教学理论界对它最后的清算。②但是，多少年来，在实际语文教学中，我们或多或少地就是这样一直搞下来的，而且也将随着文化发展的惯性继续地进行下去，当然或许会减淡若干单调、僵化的色彩，或许又将有新的调整和形变。

在中国文化环境中，阅读教学历来具有极其突出的“育人”特征。在中国中古形态的圣化社会，阅读教学就是经义教学，培养“传圣人之道”“代圣人立言”的官吏及维护教化人士。中国古代非常强调“文教”“诗教”，强调通过阅读教学进行人格培育和道德修炼。③中国进入现代社会阶段后，虽然语文教学在分科教育影响下从经学的附庸中独立设科，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阅读教学从来就没有把运用语言文字能力的培养当作阅读教学的目的，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非常强调在阅读中“育人”。在阅读中“育人”，一直是中国文化对于民族、国家、社会生存和发展总体设计的一部分，具体来说，是对人才“质量”尤其是人才的思想品德的社会性设计。

进一步地说，中国文化对于“育人”要求非常单一，即要求人们的“思想”是同质的、全体一律的。具体到阅读教学中，在中国中古形态的圣化社会，这种经义教学培养出来的“传道立言”、维护教化的士人相貌、脾性虽各各分殊，思想却惊人的雷同。应当说，这是圣化社会对人才质量要求所决定的。在阅读教学中，“我”不过是已有之“道”的传导之“器”，“我”既要按圣人之想来想，也要完全按圣人立论过程来立论，“我”的思想不过是“圣人”的复制品。进人现代社会，从现代语文教学中所体现的思想教育情况来看，社会对人才的设计规格也很单一。从目前情况看来，这种设计更多考虑的是国家、民族、集体，而较少考虑到个体。④有概括性、代表性的说法就是“又红又专”，其中“红”即所谓思想教育内容。历史虽不断变化，“红”的内涵也或损或益，但总体上变化不大。在阅读教学中，社会控制仍以将文化分子培养为同一规格的人而努力。在实际教学中，个性从来就没有成为考虑的中心要素。

或者说，在阅读教学培养单一规格、单一“思想”的人才仍是目前中国文化“思想教育”的主流。这种单一规格的“思想”设计，乃是围绕“如何使中华民族兴旺发达”这一压倒性主题而展开的。中国文化自19世纪受西方工业文明的进逼后，就特别强调“救国救民”“富国强兵”的道理，中国文化中政治动员也得以空前强调，一切都要与此目的有关。在此文化背景下，语文教学自然不例外，因为民族的思想价值观念凝集在民族语言之中。大家热心这些道理，政治宣传，“开启民智”，把语文教学中心目的挤至边缘，语文教学与政治动员紧密相关，以至于变成某种程度或全面的“政治课”。这是阅读教学在思想教育影响下新的形变和异化。

与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一致，阅读教学中思想教育的基本价值取向也是以民族、国家利益为至上，以至于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个人的存在价值和需要，其极端的情况就是个人无条件地服从国家需要，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生命以成就国家民族利益，就像一直选在中学语文教材中的的《纪念白求恩》一文所宣扬的“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做一个“高尚”“纯粹”“有道德”的人。这种“思想”内涵本身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往往也因其理想色彩的高远而不易落到实处，在文化世俗化变迁的环境中那就更不易落到实处，而要强行将这种“思想”灌输到文化分子的头脑和心灵中去，往往适得其反。

如果阅读教学中思想教育果真能完美地进行并取得预期的效果，那么经过这种思想教育塑造的人可能是什么样子呢──他有些法定或者公认的“思想”，当然并不复杂，例如他认为生活中真善美始终占主流，假恶丑终会被战胜；他的“思想”主要是用作道德判断或者政治立场的识别而存在的，譬如他经常会说，“你的思想是不是有点灰暗不健康”，或者“你站在跟人民对立的立场上看问题了”。他也可能作一些思考，但其思维模式无疑是固定的，推理程式化，有教条化倾向，任何人事，他也许会用阅读教学中千万次用过的句式：“通过……表达了……反映了……赞扬了……批判了……”来进行概括总结。他如果能写文章，开口提笔往往就是“我们”如何如何，看不见个人独立思考的影子，他成了一个硕大无朋的“大我”在代社会立言。他惯于接受既定的“真理”，崇拜权威。他是最听话的，不幸也是最盲目的。他对自己缺乏自觉自主意识。他好做是与非的评判，但他却从不怀疑自己判断的依据，也从不怀疑自己。这样的人似乎并不能承担民族生存和发展重任，就连社会文化变迁所引进的生活激变他也不能适应──这种激变所需要的智慧、勇气和负责精神，在这样的“思想教育”中似乎很难培养出来。

以国家名义对中国文化分子生存和发展所做出的总体设计，把每一个人都纳入同一的生活模式和思想模式中，这是一种政治浪漫主义的表现，也是一种极端简单化的处理。通过阅读教学来“育人”，其实质就是将社会文化规范特征涵化为个体身心和言行中的过程；在这种同一规格“思想”的总体设计中，语文教学与之相适应，也在为把每一个人都纳入同一的思想观念模式中去而努力。这就常常使阅读中出现漠视阅读主体的现象，所谓“读中无我”，使阅读教学更多地成为社会规范特征传授的过程，而非语文能力培养的过程。这从阅读教学内容、读解方式上可以得到更为深切的认知。

（二）“好”的阅读内容

一般说来，对阅读材料（主要指课文）有两个前提要求：首先是思想内容好，其次是语言文字好，即所谓“文质兼美”。翻开任何一本语文教材研究的著作都可以看到这样的论述。其中“思想内容好”就是为阅读教学中思想教育的要求而规定的，有时候将这“好”又具体表述为“积极健康的”“正确的”“进步的”“符合历史发展或时展潮流的”等等，它的对立面就是“消极不健康的”“落后的腐朽的”“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或者时代潮流的”。前者以肯定的形态进入语文教学领域，后者以否定的形态进人语文教学领域，构成“思想内容好”的一体两面。在具体的阅读教学中，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将这“好的思想”内容给找出来，所谓归纳、总结出文章中心思想。进一步地说，明确和归纳中心思想也非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将这所谓的中心思想转化为学生自己的思想，成为自己看问题的方法和观点，成为自己为人处事的信念和道德准则。所谓学文即学道，披文入道，因文悟道，这“道”成为学习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这种被称为“好”的思想内容是根据社会官方意识形态的标准而做出的判断。因此，好的“思想”是经过选择的思想，所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每一文化、每一社会要将其崇尚的“思想”（世界观、价值观、伦理道德观等）传递给年轻的文化分子，都要对教材的“思想”进行严格的选择。所谓让年轻文化分子面对人类精神资源中优秀的部分（包括文章），就是选择后的“优秀”。目前，语文教学所用的教材亦如此，它通过选文、编排、注释、删改等对“思想”加以筛选、甄别、改造、控制，相对来说，“思想”呈现高度的同质性。例如：假如“大公无私”是一重要的思想的话，课文就要通过各色各样的文体和其他方式反反复复地申述着这一思想。

好的“思想”也是经过加工的思想。自19世纪中叶以来，汉语言中己渗透着从西方文化所吸收的“思想”（如“民主”“自由”“平等”“个性”等价值观念），它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如“权威”“不自由”“等级”“全体性”）相冲突，往往构成“思想”的两极或者多极。这些“思想”在进入教材的过程中，往往要经过加工处理，使其呈现高度一致的一元的面貌。这种加工是通过对阅读材料的删削，或者在阅读中对“思想”添加价值预设来实现的。例如，曹禺的戏剧《雷雨》进入教材就突出了阶级斗争的主题，⑤鲁迅的《孔乙己》被解读为反映科举制度的罪恶。

好的“思想”也是不容置疑的思想。一般来说，被选入教材的文章因其特殊的地位，其思想内容本身是不容置疑的。在实际阅读教学过程中，就是将这文章的思想完整地传授给学生，使学生受到“教育”。它所传达的政治信念、道德信念是被先定为“积极健康的”“正确的”等等，它所要求于学生的，也是受到所谓的“正面教育”。

如果说，这些“好的思想”在相对封闭的文化环境中尚能被大家所接受，那么，在改革开放的文化环境中，这些一元的、高度意识形态化的、不容置疑的“思想”及其信条似乎与学生生活相距甚远而显得格格不入。语文教学有思想教育的功能，但并非这种功能一定会起作用，换句话说，语文教学这种思想教育功能的实现有赖社会文化环境。在价值一元的文化中，当思想教育内容与整个社会文化价值取向相协调时，当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社会文化分子只能反复接受同质的思想刺激时，这种思想教育的功能会实现；当思想内容与整个社会文化价值取向相违离时，这种思想的功能就不会实现，于是思想教育就徒有其表现形式，大家慑于道德、政治威权而不表示自己的反感，或出现口是心非的局面（伪圣化和虚假表达）。⑥这个时候，道德成了“舌上辞令”，写作文表白自己要“见义勇为”“助人为乐”，义正辞严，很有激情，是道德家的派头，但在生活中却是另一副嘴脸：“见义勇为”“助人为乐”虽然好但是“爱莫能助”，只能悄悄走开。⑦

以“好的思想”来要求阅读内容，为学生的思想教育提供了内涵。也就是说解决了思想教育“学什么”的问题。事实上，“阅读教学”与“思想教育”是两个领域的活动，以思想教育内容来决定或者取代阅读材料的内容，从理论上来说是思想教育与阅读教学的错位。也许在这样的阅读教学中，既不能达到思想教育的目的，更不能完成阅读教学的任务。

（三）分解的阅读方式

如果说古人以笼统的整体为主的学习方式进行阅读活动，那么自现代语文教学诞生以来，分解方式即成为了阅读的主要方式。目前社会对这种分析讲解的阅读方式展开了批评，认为这违背了语言学习规律。但是如果不能从理论上说清楚为什么分解方式会成为几十年来阅读教学的主要方式，那么也就不能对这种阅读方式有明晰的认识。现在，我试着从文化角度来分析。

前面说过，社会既然赋予阅读教学以思想教育任务，又为阅读教学选择了“好的思想”，那么要想把这“好的思想”涵化到年轻的文化分子身上，似乎就只有采用分析讲解的方式。何以如此？

根据现代接受美学理论，人对于文本可以有多种读解。尤其文学作品具有读解的多义性，甚至一定程度上的随意性和模糊性。那么，这样的阅读就不能必然得到被规定要达到的“好的思想”，例如读《项链》，要想得出“批判小资产阶级虚荣心”的结论就不是一件自然的事情。如果读解出“慨叹人生命运无常”的结论，虽有作品本身做证明，也因其“消极”色彩而不被允许。而且如此读解下去，对既定的“好的思想”吸纳岂不是一种漠视、一种威胁？更容易引起历来被视为“单纯的”年轻文化分子思想的“混乱”，因此是要禁止的。要想把一元的既定的“好的思想”传输给学生并成为其个人思想一部分，只有通过分析讲解建立一整套的阐述系统，使读者思维的每一步都跟着这一套阐述走，不能容许个体的丁点儿的批判性思考存在，换句话说，就是“只能这么想”。分析讲解过程就是具体解决“怎么想”问题的过程，也是符合思想教育需要的过程。

为了略微明白这一套阐述技术和分解式阅读教学的情形，我引一段一位语文特级教师教学《刑场上的婚礼》课堂教学实录，教者为了说明周文雍、陈铁军二烈士的崇高革命精神，把激发学生思考的原则贯穿在教学全过程之中，提出下列一系列的问题：

刑场上怎样举行婚礼？婚礼又怎能在刑场上进行？这件事发生在什么年月？什么地点？具有怎样的意义？为什么说是亘古未有的壮举？又为什么说这壮举像一柄锋利的匕首，直刺不共戴天的死敌？⑧

这一系列问题的答案是明确的、惟一的，而且是全国统一的，就在每位教师都拥有的“语文教学参考书”上。这些问题其实就是引导学生走向答案的线索，所谓提问的方式已经蕴涵了结论。现在语文教学采用这种“分解式”教学方式，在我看来，是在思想教育要求下阅读教学所能采取的方式了。它所要解决的思想教育问题是“怎么想”，在这一套分析讲解技术体系中，年轻的文化分子被引导着按固定的程式、既定的轨道思考并且一步一步地走向早就确定无疑的结论。若干人热衷的“图形板书”就是这一套分解技术的极致，是分析技术的趋向美学化的表现形态，所以也是适应思想教育的要求而采用的阅读教学辅助手段。传统以整体背诵方式接受儒家义理的做法，应当说不是达到这一目的的较好的办法，一方面因为现代白话文不适宜长篇背诵，另外一方面也与现代教育科学的旨趣不合，所以被判别为“死记硬背”而被忽视。

以分解分析为特征的中小学阅读教学基本上是训练模式化思维的过程，所以大家对表达这一套模式化思维的话语非常熟悉、熟练，几达自动化反应的程度。例如让受过这一种教育的人谈谈李白的《望庐山瀑布》，必定是“通过对庐山瀑布壮丽景物的描写，表达作者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的感情”之类，没有一丁点文学的感受、体验在其中。我本人也是如此学过来的，而且也是如此教过来的，所以想获得一点对于文学审美的真感觉，每每首先要摆脱这一套话语的钳制。

这种阅读教学培养出来的年轻的文化分子，也不很懂得文学审美，而往往思维简单、机械，思路狭隘，没有从不同角度去观察、理解事物的习惯，对于世界、人生的态度缺乏情趣、主动精神。这是民族文化衰微的征兆和标志。

在思想教育影响下的阅读教学形态，违背了语文教学规律，不能完成培养学生语文能力的任务，也与中国文化变迁不相适应。一方面，要把思想教育作为语文教学的附带功能；另外一方面，在文化变迁背景下，要实现这种附带的功能，语文教学中应容纳与现实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将异质的、多元的思想材料引入课堂。

【注释】

①殷海光著《中国文化的展望》，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63页

②参见李海林先生的《言语教学论》，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

③参见周宪《文学教育：“道”抑或“技”》，见周宪著《崎岖的思路──文化批判论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第70页。

③参见1956年《初级中学汉语教学大纲》《初级中学文学教学大纲》，1963年《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纵横谈》，见中国高教学会教师继续教育研究会组编

④《九年义务教育新修订语文教学大纲辅导讲座》，语文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第91页，第97页，第104页。

⑤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谈选编中学语文课文中的几个问题》，见王丽编《中学语文教育忧思录》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157页。

⑥参见韩军《反对伪圣化》，《中国青年报》“冰点”专栏，1999年6月7日。

⑦参见1997年全国统一高考作文试题。见韦志成著《作文教学论》，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第340页。

⑧转引自费仕秀《试论于漪的思维特征》，见全国中语会青年教师研究中心编《于漪语文教育艺术研究》，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7月第1版，第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