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课文补正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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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俊荣先生的《高考之前话称谓》（见《中学语文教学》1996年第4期）一文对古代的称谓现象作了比较系统的归纳总结，可算是中学古代文化常识助学的一篇佳作。然其在某些方面尚有疏漏，个别处说法亦似可商榷，因而还很难完全解释清楚中学语文教材中涉及到的一些称谓现象，也不能完全适应高考的要求。鉴于此，兹作如下补正：

一、姓氏。任文未述。上古时代，“姓”和“氏”是两个不尽相同的概念。姓是由母系氏族社会而来的族号。不少古姓如姜姬姚嬴等皆从“女”旁，即可视为母权社会在“姓”上之烙樱同一族中，子孙繁衍多了，分成若干分支散居各地，每一支又有了一个特殊的称号，就是“氏”。《通鉴·外纪》中说：“姓者统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可见姓和氏的关系。高中语文教材《之战》中说：“秦不哀吾丧而伐吾同姓，秦则无礼”，这里的“同姓”就是郑、滑两国，它们与晋国同为姬姓国，是一姓（即周王室，姬姓）之下的三个不同氏（分支），犹如三个同父母的弟兄；而秦国则是嬴姓，是周王室的异姓封国。所以，秦袭郑灭滑，晋就认为是对自己“无礼”，（尽管两年前，它还伙同秦国围攻了郑国）于是以此为借口，在伏击了秦军。

周代，贵族女子称姓，用来“别婚姻”（南宋郑樵《通志·氏族略序》。下同不注），姓同则“婚姻不可通”，以防男女同姓结婚，后代不兴旺。因而，贵族女子姓比名更重要，可以无名，但不可无姓。若嫁给了别国的国君卿大夫，也要将娘家的姓放在丈夫的谥号或国（邑）名或氏的后面，用来构成自己的“大号”。如《之战》中的“文嬴”，她是晋文公之妻，秦穆公之女，因而丈夫的谥号“文”就在前，娘家的“姓”就在后。有的，还可以接在后面加“氏”字，旧时已婚妇女称谓常如“赵王氏”，“姚姜氏”者可能即源于此。

贵族男子则称“氏”，用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论语·季氏将伐颛臾》中的季康子（名肥），是鲁国大夫，鲁哀公时权臣，因而就称为“季孙氏”，又叫“季氏”。《庖丁解牛》中的“庖侗，只有名“侗，而无氏，因为他身份低贱：庖者：厨师也。《柳敬亭传》说：“如优孟摇头而歌”，这个“优孟”也只有名“孟”而无氏，“优”是“优伶（演员）”之意，身份亦低贱。

氏来源较复杂。可以封国封邑为氏。如《之战》中的“原轸”，本氏“先”，因受封于“原”，就又以“原”为氏了。《屈原列传》中说屈原是“楚之同姓”，意即屈原本与楚王室同姓“芈”；后因其祖上受封于“屈”邑，所以又以“屈”为氏。也有以官名为氏的。《五蠹》在注释“共工”时就说：“（共工）传说为上古主百工事的官，其后人以官为姓（即本文的‘氏’、下同不注）。还可以所居地名为氏。像复姓“南官”、“东郭”等即如此；《之战》中的秦军统帅“百里孟明视”，其姓“百里”本也是地名。另外，以技为氏或以祖先的字、谥号为氏的情况也有；不一一赘述了。

战国以后，姓氏渐合而为一，已不分了。清顾炎武《日知录》中说：“姓氏之称，自太史公始混而为之。《本纪》于秦始皇则曰‘姓赵氏’，于汉高祖则曰：‘姓刘氏’，上自天子下至走夫贩卒，人人也都有姓了。

二、表字。古代除以“子”起字尊称男子外，还用“元、公、德、文”等褒义词起字尊称或美称男子。如：陶渊明，字元亮；周瑜，字公瑾；刘备，字玄德；《五人墓碑记》中提到“太史文起文公”，“文起”也是字。

三、别号。任文将称人的官职，做官的任所、籍贯、郡望、斋名、谥号等也当作“别号”，似可商榷。

关于别号，“工具书”中说法不一，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别号）是人的名和字以外的自称”，如《现代汉语小词典》；一种以为（别号）是人的名字以外另起的称号”，如《现代汉语大词典》。称官职、籍贯、做官的任所、谥号等多半不会是自称，这是很容易明确的；那是不是可以看作另起的称号呢？就叫人费思量了。

一些影响较大权威性较高的典籍对此说法或倾向倒很明确。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中说：“后来有人以为称字称号还不够尊敬，於是称官爵，称地望（出生地或住地），例如杜甫被称为杜工部，王安石被称为王临川。”（《古代汉语》第三册，966页）可见，它是把称人的官爵、地望与别号区别开来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虽没有这样明确的文字说明，但在实际处理上，其倾向也是如此：介绍到的人物，有别号的，多作了交代，如李白，自号青莲居士；王安石，晚号半山。没有别号的，也都没有用称官职、籍贯、做官的任所等来代替。可见称号与称官职、籍贯、地望等并不是一回事。

中学语文教材在介绍古代称谓时也是把称号与称官爵、籍贯、斋名、谥号等区别开来的。（请参见高中语文第五册229页）事实上，教材在具体介绍某个人物的称谓时也是这样做的。看下面几组例子：

陆游，号放翁；欧阳修，号醉翁、六一居士；梁启超，号任公。有别号的，基本上作了交代；不止一个别号的，也介绍出来了。

韩愈，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蒲松龄，世称聊斋先生；归有光，世称震川先生。对这三个人分别称郡望、斋名、住地，但不说是“号”，而是冠之以“世称”。

黄宗羲，号南雷，世称梨洲先生。既有“号”又有“世称”，区分得很清楚。

由这三组例子可以看出，教材中对“号”与“世称”（即称人的官职、籍贯、斋名、谥号等）是有较严格的区别的。

需强调的是，对于古代的称谓现象，无论是教学还是高考，都应以教材为本为依据。因而，我们就应该充分尊重教材中的观点，而不能把称籍贯、官职、郡望、斋名、谥号等笼而统之地看作是别号。

四、谥号、庙号。谥号是古代帝王、诸侯、卿大夫、高官大臣等死后，朝廷根据他们的生平作为给予的一种称号。谥法常有三：用文、武、昭、景、宣、惠、元、平、康、明等表褒扬，如汉武帝刘彻，一生多杀伐，以武经略天下，故谥号“武”；用灵、厉、炀等表批评，如《纳谏与止谤》中提到的周厉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暴厉多疑，故谥号“厉”；用怀、慰、哀等表哀怜，如《屈原列传》中的楚王，屡被张仪等欺骗，终客死于秦，让人可怜，故谥号“怀”。除朝廷给谥外，一些有名望的学者死后，其亲友门人也可给谥，叫私谥；陶渊明之谥“靖节徵士”即如此。

帝王未死或刚死未及定谥，则无谥号。《之战》中晋君刚死，未及下葬和定谥，故文中称“死君”；至于“文嬴”（“文”为晋文公谥号）则为史家追述之词，为行文方便而改的。给谥一般在下葬之时，也有死后一段时间才追赠的，叫赠谥或追谥。《五人墓碑记》中说周顺昌死后“赠谥美显，荣于身后”，是准确的，因为周顺昌死于明熹宗时，直到崇祯皇帝上台后才平反给谥（谥为忠介）的。岳飞谥号“武穆”也是如此。

汉代起，有功有德的皇帝还有庙号：称“祖”曰宗；但后来已滥，不问功德，几乎无帝不“宗”了。每一朝代的第一个帝王，常称为太祖、高祖或世祖；以后的嗣君多称为太宗、世宗、仁宗、高宗等。

唐以前，对殁世的帝王，多称谥号；唐以后，多称庙号，也有谥号庙号兼称的。

对于已死帝王的称谓，是谥号还是庙号，我们可以根据上述内容来判别。帝王未死时，则可称为“大（dà）王”、“陛下”、“皇上”等等。教材中多有这样的称呼，不再列举。

五、年号。年号本是封建帝王纪年的名号，始于汉武帝。后来，每一个朝代每一个新帝即位，都必须改换年号，叫改元，这一年就叫“改元某”或“某元年”……有的皇帝遇到喜庆吉祥之事，也往往更改年号；改元多的皇帝，一生中会有多达十几个的年号。但也有的皇帝，自即位至去世（或离位）只用一个年号。如唐太宗李世民，一生就只用过“贞观”一个年号，因而人们又常称他为“贞观天子”，明清两代的皇帝也多只用一个年号，因此，人们一般不称他们的谥号庙号，而习惯用其年号来代称。如明世宗朱厚在位45年，一直用“嘉靖”作年号，后人就多称他“嘉靖皇帝”；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在位60年，也一直用“乾隆”作年号，后人也多称他“乾隆皇帝”．

六、排行．唐以后的诗文中还多用排行来代称名，如韩愈《祭十二郎文》中的“十二郎”，就是他的侄子老成，其在同曾祖兄弟中排行十二；《雨霖铃·寒蝉凄切》的作者柳永，排行七，故人多称其“柳七”。

除上述称谓现象外，由于人的身份、关系的不同，尚有敬称、谦称、贱称、泛称（平称）、讳称等，以及与之相对应的一些修饰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