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主题管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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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的主题思想长期以来有诸多说法的，有代表性的意见有三种：

第一种为“隔膜说”，是茅盾先生最早提出的。先生早在1921年就谈了对《故乡》主题思想的看法，认为“《故乡》的中心思想是悲哀那人与人中间的不了解，隔膜。造成这不了解的原因是历史遗传的阶级观念。”（茅盾《评四五六月的创作》，《小说月报》第12卷第8期）

第二种为“农民问题说”，严家炎、许钦文、张传宗等诸位先生持此观点。如严家炎先生谈道：“《故乡》提出了我国革命中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农民问题。小说通过闰土这个普通农民半生的悲苦遭遇，概括了19世纪末年到五四时期农民所受的深重的苦难，深刻地反映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农村的真实面貌。”（严家炎《知春集〈“故乡”与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第三种为“批判辛亥革命说”，此观点曾出现在人教社1987年版的初中语文课本和中学语文教学参考书中。如原课本第三册在《故乡》的注释中说道：“这篇小说……通过闰土二十多年前后的变化，描绘了辛亥革命后十年间中国农村衰败、萧条、日趋破产的悲惨景象，揭示了广大农民生活痛苦的社会根源……。”原教参在《故乡》分析中说道：“作者满怀深情地写了闰土的种种不幸，正是要揭示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揭示当时社会的弊端，从而启发人们去深思，去探索，去走希望的路。”这种看法显然是把当时农村经济的衰败、破产，把农民的贫困归咎于辛亥革命。而且值得一提的是，《故乡》现已编入“义务教育初中语文第四册”，新课本中虽然去掉了“辛亥革命十年间”等等的话，但新出版的《教师教学用书·初中语文第四册》中仍隐约着“批判辛亥革命说”的词语。如“用书”在课文分析中写道：“依据‘我’的所见所闻所忆所感，着重描写了‘两个’闰土和‘两个’杨二嫂，从而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农村破产，农民痛苦生活的现实……”

对《故乡》主题的这三种观点中，“批判辛亥革命说”在今天看来显然是受了极左思想的影响，是不能成立的。因为辛亥革命最终因革命力量的弱小和中外反动派的联合镇压而失败了，辛亥革命的领导人和革命军一直处在同反动势力的顽强斗争中，他们无法实施治国方略，也无法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种种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鲁迅先生不可能把中国农民的贫困问题归咎于辛亥革命。再从历史的角度看，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社会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使民主共和的思想在中国大为传播，其历史功绩是伟大的。如果要意会地把《故乡》的主题看作是批判辛亥革命，这不仅会贬损辛亥革命，也有损于鲁迅先生的伟大形象；这种观点在小说中找不到可靠的根据，所以，“批判辛亥革命说”应予彻底否定。

茅盾先生的“隔膜说”和严家炎诸位先生的“农民问题说”是有道理的，这两种观点在小说中都能找到可靠而充分的根据；但是，如果用其中的一种观点来概括《故乡》的主题，我们又觉得不够全面。所以笔者认为，“悲哀那人与人中间的不了解，隔膜”和“深刻反映农村经济衰败，农民极度贫困”，这两方面都可看作是《故乡》的主题所在；这两方面综合起来表达《故乡》的主题就比较全面一些。

“悲哀那人与人中间的不了解，隔膜”，这一思想在《故乡》中是有充分体现的，揭示得很深刻。小说中那长长的一段回忆，一方面反映了那时故乡景色的美好，农民生活的太平，另一方面是着重表现少年时的“我”和闰土那亲密、纯真、美好的友谊。这少年时美好友谊的描写着墨很重，很突出，读来很感人，这样，就和后边中年时的“我”和闰土久别重逢时的“隔膜”、无话可说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种“隔膜”经作者的议论强调，显得很突出，读者也会感到痛心。中年闰土恭敬地、分明地叫了“我”一声“老爷”，就把“我”记忆中那美好的友谊“叫”得模模糊糊了，就使我产生了无限的惆怅与悲哀：“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我也说不出话。”“我只觉得我四面有看不见的高墙，将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气闷；那西瓜地上的银项圈和小英雄的影像，我本来十分清楚，现在却忽地模糊起来了，又使人非常的悲哀。”“我竟与闰土隔绝到这地步了，但我们的后辈还是一气，宏儿不是正在想念水生么。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小说中对“我”和闰土之间的隔膜感慨万端，反复地作议论，抒发悲哀的感情，又殷切地希望后辈们不要再隔膜，不要再过眼前这种痛苦的生活。由这对隔膜的着力描写，反复议论抒情，就可看出鲁迅先生在《故乡》中是要突出显现人与人之间不了解、隔膜这一现实的。

造成这人与人之间隔膜的原因，茅盾先生说是“历史遗传的阶级观念”，这说法在小说中也是有可靠根据的。闰土几次叫“我”老爷，母亲听了后说：“阿，你怎的这样客气起来。你们先前不是哥弟称呼么？还是照旧：迅哥儿。”闰土却说：“阿呀，老太太真是……这成什么规矩。那时是孩子，不懂事……”由这母亲和闰土的对话，揭示出他叫“老爷”的原因——是懂得规矩，按规矩称呼行事。这规矩是什么呢？就是封建社会森严的等级观念，也就是阶级观念。

严家炎等诸位先生的“农民问题说”，认为《故乡》的主题是深刻地揭示当时中国农村经济破产、农民极度贫困的现实，揭示农民极度贫困的社会根源，引发人们对农民问题的注意，这个观点在《故乡》中也是有充分体现的。《故乡》中中年的闰土，不仅是受着传统等级观念的严重束缚，精神显得拘谨、麻木而又迟钝，而且精神上是非常的痛苦，整个的人是非常的穷困潦倒：“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这里出现的中年闰土，和少年时的闰土相比，不仅仅是自然的生理上的变化，而且是鲜明地刻着穷苦的印记。这样的穷苦在“我”的心里也同样引起了强烈的震颤，也使“我”非常的悲哀。

“我问问他的景况。他只是摇头。

“非常难。第六个孩子也会帮忙了，却总是吃不够……又不太平……什么地方都要钱，没有定规……收成又坏。种出东西来，挑去卖，总要捐几回钱，折了本，不去卖，又只能烂掉……

“他只是摇头；脸上虽然刻着许多皱纹，却全然不动，仿佛石像一般。他大约只是觉得苦，却又形容不出，沉默了片刻，便拿起烟管来默默的吸烟了。

“他出去了；母亲和我都叹息他的景况；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

鲁迅先生对闰土穷苦的描写也是非常突出的，对他的穷苦表达了深深的同情，并通过闰土的话及“我”和母亲的叹息，从多方面揭示了农民穷苦的原因：“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这农民穷困破产的诸多原因中，多数是社会原因，是反动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苛捐杂税，军阀混战，社会秩序混乱，地方恶势力横行等等。这些社会原因不除掉，农民是没办法过上好日子的，工人、商人以及知识分子等都过不上好日子。同时我们也应看到，鲁迅先生也揭示了“多子”这一造成农民贫困的原因。“多子”在旧中国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是相当普遍的，“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对中国人的影响很大，给中国老百姓带来的苦难也相当大。联系到我们今天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鲁迅先生70余年前在《故乡》中提出的“多子”问题应不是一个小问题。

《故乡》中对闰土穷困境况的描写是很突出的，但又不是孤立的，而是把闰土的贫困置于广大农村乃至整个社会凋敝的大背景下。小说开头第二段对故乡景色的描写，就是一幅色彩很浓的、广阔的农村经济荒凉图。“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放在深冬阴晦而苍黄的天底下，放在鸣鸣作响的冷风中，尤使人生凄凉之感，这怎能不使人想象出村里老百姓穷困的生活。在这样的背景下，浑身瑟索着，未老先衰，苦得木偶人一般的闰土的出现就是必然的了。闰土是很穷困的，其他的农民怎样呢？小说中也是有透视的。“母亲说着，便向房外看，‘这些人又来了，说是买木器，顺手也就随便拿走的，我得去看看。’”由这些人的偷东西，不也透视出他们生活的窘迫穷困吗？

小说中的景物描写，人物描写以及议论抒情，无不在形象含蓄地告诉人们，当时的中国农村和整个社会处在严重的衰败贫困中，闰土的极度贫困不是偶然的，他是当时社会的必然结果。所以我们说，鲁迅先生在《故乡》中不仅是通过闰土这一典型形象来深刻地反映农民的极度贫困，而且是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上来反映这一问题。这就给人们指出，必须改变这种现实，必须创造新的生活。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试对《故乡》主题思想作如是表述：小说通过“我”回故乡搬家的见闻感受的描写，深刻地揭示了封建等级制度下人与人之间的严重隔膜，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中国农村经济衰败，农民极度贫困的严重现实，深刻而多方面的揭示导致农民贫困的原因，表达了作者对现实社会的彻底否定和对新生活的殷切希望，召唤人民群众自己起来救自己，共同为实现新生活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