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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7年11月以来，全国诸多新闻媒体就我国中小学语文教学现状，纷纷发表文章或举行座谈会，展开热烈的讨论，这引起了社会各界特别是语文教育工作者的普遍关注。

引发这场大讨论的是《北京文学》1997年第11期的三篇文章。以“忧思中国语文教育”为专题，此刊刊登了一位小学生家长、一位中学语文教师、一位大学文科教师的三篇文章：《女儿的作业》《中学语文教学手记》《文学教育的悲哀》。三篇文章涉及的问题很多，例如，《女儿的作业》谈到，学生的作业要花很多时间去分析字（部首、笔画、读音、义项），很像在抢辞学家的活；教师要求练习答案不能与标准答案有丝毫出入，否则就算错；学生作文很多都是儿童八股，充斥着假话、假感想、假故事。《中学语文教学手记》认为，目前使用的语文教材内容陈旧、落后。以高中第一册为例，真正从语文角度来编选的篇目大约只占一半，全书竟没有一篇反映当代社会生活、议论精辟、文字精彩的作品。从初中到高中，议论文的分析和写作教学都是按“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条著名公式来进行的。1997年12月4日，《北京文学》杂志社召开了关于“忧思中国语文教育”的研讨会。《文艺报》1997年12月13日，在头版发表会议综述。综述提出的问题主要有这样几点：第一，不管走到哪里，几乎所有的语文教学方法都大同小异，千篇一律；第二，教师、学生和命题者都围绕着考试打仗，题目所要求的答案越来越苛刻；第三，教材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利润而被有关部门垄断。同一期的《文艺报》还发表了题为《我不同意这样评价中学语文教育》的署名文章，针对《北京文学》的几篇文章展开了争鸣。

在《北京文学》杂志社的这些举动之后不久，《中国青年报》在“专题报道”栏目里，选登了这期《北京文学》的两篇文章，对其标题作了评价性的改动——《对女儿那些毫无意义的作业，我们真是深恶痛绝》《中学语文教育实在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了》，并附上了“编者按”。为把讨论引向深入，让更多的人认识语文教育的现状和未来，《中国青年报》从1998年2月26日起辟出专门版面——“教育导刊”，进行“语文，该怎样教”话题的讨论。“话题讨论（一）”首刊该报记者的专题报道——《语文，该怎样教》，并配发了一幅压题照片。该文以北京一高校教师和少儿出版社一编辑的女儿的作文为例，指出了作文内容的假大空、八股气。在3月4日的“语文，该怎样教”“话题讨论（二）（三）（四）（五）”中，发表了如下的文章：《我们无奈》《教师身不由己》《学生：作文如“八股”》《教师：语文教学本末倒置》《人文精神的失落》《语文贵在实践》……

就在大众媒体正在开展语文讨论的同时，《北京文学》继1997年第11期之后，1998年第3期再次刊载署名的讨论文章。3月10日的《中国青年报》在“专题报道”栏目中，抢先摘发其中的两篇文章——《误尽苍生》《我们失去了什么》。《误尽苍生》一文认为高中语文课本以及相关的“教参”、考卷，给人总的感觉是烦琐而荒唐，试题花样层出不穷，出题考人成瘾成癖。因而，这实际上已不是误人子弟的问题，而是一件误尽天下苍生的大事。因为所有的老师都得用这种课本、“教参”教书，都要想尽办法让学生们能对付这种试题，还有天下所有当父母的，都得为这种烦琐荒唐付出财力、精力。《我们失去了什么》指出中学语文教学的根本问题是人文价值、人文底蕴的流失，并分析应试教育在我国的几种显著特色——一是课程的难度、深度已成各国之最；二是重点学校制度和异乎寻常的教育竞争；三是形成所谓“唯理性教学模式”。《北京文学》可谓一不做、二不休，1998年第7期又发表了《清理与反思——著名学者教授谈中国教育》的专访稿。该文中四位著名教授（文学家、美学家、文艺理论家）对语文教育的即兴式发言，意在从理念上对语文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清理，试图找到走出语文教学误区的出路与途径。1998年11月25日，教育部基教司专门邀请部分在京学者教授，召开“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研讨会”，共商语文教学改革大计。会上，学者教授们在指出当前语文教育教学种种弊端及危害的同时，提出了许多颇具建设性的意见。

力求比较客观地阐述语文教育教学存在的问题，探讨解决办法的是《中国教育报》专辟的“调查报道”栏目。1998年2月底至3月中旬，该栏目连续五期刊载该报记者的系列报道——“对中小学语文教育现状的调查与思考”，围绕语文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究竟是什么、语文教育工作者面临的挑战和困惑有哪些、语文教学改革的出路何在等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调查与思考（一）”从“认清语文教育的功能和目的”的角度，阐述了部分从事语文教育研究的专家学者、中小学语文教师的共同看法——中小学语文教育有“应试教育”影响下片面追求升学率的问题，也有学科本身的问题。主要问题是重知识、轻能力，重理论、轻实践；语文教学急功近利、舍本求末，忽视对人的全面培养。“调查与思考（二）”提出“阅读教学亟待加强”的论题。文章透析了由于我国传统的语文教学是以写作为中心的，加上受“应试教育”的影响，中小学语文教学长期存在一种倾向，即忽视阅读教学，尤其是忽视课外阅读的状况。分析了语文教学过分注重考试内容而忽视基础的培养，其结果使人的思维变得越来越教条、刻板的问题。“调查与思考（三）”希望语文教学“走出识字教学的误区”。在强调培养学生掌握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这一语文教学的根本任务的同时，特别阐明小学阶段应使学生能认好字、写好字、读好课文，听懂别人的话，说明白自己要表达的意思；中学阶段应全面打好听说读写的基础，使学生具备正确使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要变单纯的讲解为学与练，变单纯的传授技巧为综合性的训练，走出僵化的教学模式。“调查与思考（四）”呼吁作文教学必须“突破僵化的思维模式”。文章列举了当前作文教学存在的问题：一是读与写严重脱节，学生不会从课文中汲取营养用于自己的写作之中；二是写作公式化；三是重视写作技巧的指导，而忽视对学生进行人生观、世界观的教育启迪；四是课文与作文脱节，教师缺少课后指导作文的材料。“调查与思考（五）”分析了当前考试指挥棒仍然在语文教学中起着重要作用，而要克服“应试教育”带来的种种弊端，其根本出路在于——“转变教育观念，改革教育方法”。

如何改革中小学语文教学，已成为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关注的焦点问题，1999年6月上旬，《中国教育报》又陆续四期刊登该报记者的系列报道——“如何改革中小学语文教学”。“如何改革（一）”指出“在生活中学习语文”，符合学生学习语文的规律。语文教学改革必须克服“应试教育”的弊端，走出作品分析的模式。返璞归真，以人为本。必须从学生的实际出发，探讨学习语文的规律，必须始终把握生活是语文能力培养的源头活水。“如何改革（二）”认为提高阅读教学效率的根本出路是“走出串讲串问的模式”。文章列举了提问式分析方法依然统治着语文教学，致使语文教学效率不高的事例，提出阅读教学应从教材的实际出发，从学生的实际出发，设计简练精当、讲求实效的教学过程，把教师的活动大幅度减下来。要将矛盾的焦点摆在学生面前，用具有研究价值的问题去激发学生思维的火花。“如何改革（三）”认为阅读量不够，语言的吸收与积累太少，必然影响学生的表达。呼吁语文教学要堵住烦琐分析的老路，把读书的时间还给学生，“在精讲中精读”。强调深钻大纲、吃透教材、抓住关键，把要解决的问题凝炼于精讲之中。以学习语言文字为目的，以读写为主要训练手段，达到课堂教学以“精”取胜，课外阅读以“博”为佳之目的。“如何改革（四）”阐明改变语文教学中串讲串问的现状，关键一环是要转变教材观，因为“教材无非是个例子”。因此，语文教学要以学生活动为主，加强语言训练，创造性地使用教材，把教材作为训练语言文字和提高阅读能力的材料。只有把语文训练立足于课内，并把问题解决于课内，学生的负担才会真正减轻，质量才会真正提高。

也许是要给大众媒体的质询以一个明白的说法，对纳闷中的广大语文教师有个交代，1998年3月7日，中国教育学会中语会、人教社中语室、人教社报刊社、北京市中语会等单位在北京联合召开了以“语文教学的成绩、问题及改进方法”为主题的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语文界教育专家、特级教师、教育部基教司研究员及《人民教育》《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教育报》的记者。全国中语会副理事长张鸿苓主持了会议。会后，《课程·教材·教法》等报纸杂志刊发了座谈会综述（或纪要）。综述（或纪要）指出：社会各界都来关心中小学语文教学，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评价任何一件事都应当用全面的、发展的、辩证的观点看待，语文教学本来就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更应该把它放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来分析和评价。应当肯定二十年来语文教学改革的成果，这是有目共睹的，是功不可没的。第一，“”以后教育战线拨乱反正，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原国家教委颁发了《语文教学大纲》，恢复了语文课应有的性质和功能，实现了“一纲多本”，已经审定通过的实验课本就有八套之多。第二，语文教育科学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