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链主题思考管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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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泊桑的小说《项链》的主题，传统的观点是讽刺了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和追求享乐的思想。

不可否认，年轻时的玛蒂尔德确实具有很强的虚荣心，但随着情节的发展，玛蒂尔德命运的变化，作者对玛蒂尔德的态度由微讽而转向同情。这种同情主要表现在下面四个“行为和动作”中：

失项链――玛蒂尔德丢失价值四万法郎的项链（十年后才知是假的），这个清贫的人家，无疑遭到了倾家荡产的厄运。作者多次写到玛蒂尔德丢失项链后的神态：“她穿着那件参加舞会的衣服，连上床睡觉的力气也没有，只是倒在一把椅子里发呆，精神一点也提不起来，什么也不想。”“她面对着不幸的灾祸，整天等待着，整天在惊恐的状态里。”这些描写，不仅仅是客观的表现玛蒂尔德丢失项链的心态，也流露了作者对其不幸遭遇的同情。

赔项链――玛蒂尔德丢失了借来的项链，并未赖帐，而是决心赔偿。他们为了买到一只与原来一样的项链，几乎跑遍了全城的珠宝店，终于在皇后街一家铺子里发现一挂与原先一样的项链。作者在写他们寻找同样的项链时，不无同情地写道：“两个人都愁苦不堪，快病倒了。”为了买回这挂价值三万六千法郎的项链，他们“签了好些债务，订了好些使他破产的契约”，“他顾不得后半世的生活了，冒险到处签着名，却不知道能保持信用不能”。这些描写倾注了作者对玛蒂尔德的无限同情。读者读到这里，也不能不为玛蒂尔德与其丈夫的困窘处境而担心，不能不为他们的诚信所感动。

还债务――玛蒂尔德为赔偿项链，欠下了一万八千法郎的债务，为了偿还这笔可怕的债务，玛蒂尔德在生活的底层苦苦挣扎着：“她穿得像一个穷苦的女人，胳膊上挎着篮子，到水果店里，杂货店里，肉铺里，争价钱，受嘲骂，一个铜子一个铜子地节省她那艰难的钱。”“她丈夫一到晚上就给一个商人誊写帐目，常常到了深夜还在抄写五个铜子一页的书稿。”这些描写，作者的同情溢于言表。仅仅抓装她一个人坐在窗前，就回想起当年那个舞会来，那个晚上，她多么美丽，多么使人倾倒啊！”这样一句话，认为玛蒂尔德“仍对那片刻的虚荣念念不忘”（人教社参考书），从而断定女主人公的虚荣心并未得到改变。这样的分析显得有些牵强。这时的玛蒂尔德为了还清债务，已不顾一切脸面，哪里还有一丝虚荣心！至于她对当年舞会的回想，只是她在过去一瞬辉煌和苦难的现实的比照中对人生的一种回味。这种回味有什么值得非议的呢？

假项链――十年后玛蒂尔德遇到佛来思节夫人，从交谈中才得知所借的是一挂假项链。小说虽没有写出玛蒂尔德听到假项链后的反应，但我们可以想象出当时她听到这消息后苦涩、辛酸的心理：十年的青春、十年的辛劳、十年的苦苦挣扎竟为的是一挂不值钱的假项链，这样的付出也实在够惨重的了！谁还忍心对这不幸的女人加以嘲讽呢？只有深深的叹息和同情。另外，从作者的具体描写中，也丝毫看不出讽刺的意味。当玛蒂尔德在公园与佛来思节夫人相遇时，一位是“依旧年轻，依旧美丽动人”，一位却是连昔日的好朋友都认不出的“平民妇人”。但玛蒂尔德却表现得那么坦然，并主动向佛来思节夫人打招呼，告知她事情的真相。这时的玛蒂尔德不仅没有丝毫的虚荣，也没有丝毫的自卑，而是一位经过十年辛劳荡涤，心灵得到净化的朴实的妇人，作者在这里对玛蒂尔德已不仅仅是同情，更带有了几分赞誉。

综上所述，把《项链》的主题界定为讽剌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和追求享乐的思想，是不切实际的。莫泊桑所塑造的玛蒂尔德，经历了十年的时间跨度，社会地位也由小资产阶级阶层转变为平民阶层，随着经济基础，社会环境的变化，她的性格也必然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因此，对她的判定也应该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

那么，由此而判定的《项链》的主题究竟是什么呢？从《项链》对当时社会生活的描述和玛蒂尔德的遭遇不难看出，这篇小说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生活的不稳定及其尴尬处境，表现了作者对他们的深切同情。从表象上看，造成玛蒂尔德的悲剧似乎由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所致，但其实质却是由小资产阶级薄弱的经济基础与不稳固的社会地位所决定。这篇小说写于1884年，当时正是法国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的时代。大资产阶级依靠疯狂的掠夺和残酷的剥削正走向垄断，他们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极不稳固，他们“升级”为大资产阶级者寥寥无几，而破产沦为平民阶层的却越来越多。玛蒂尔德便是其中的一员，一挂至多价值五百法郎的假项链竟给他一家带来了“残酷的贫困，肉体的苦楚，精神的折磨”，小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是如此脆弱，如此不堪一击。因此说，玛蒂尔德的悲剧并非性格悲剧，而是社会悲剧。莫泊桑在小说中也不禁感叹道：“人生是多么奇怪，多么变幻无常啊，极细小的一件事可以败坏你，也可以成全你！”这样的感悟并非凭空而发，其中也凝聚了作者切身的体验。莫泊桑曾做过海军部、公共教育部的下级官吏，对小资产阶级的尴尬处境感受殊深。1878年，他调到会计部门工作以后，科长明确地禁止他干公务以外的事，他无法忍受，只得放弃海军部较好的经济待遇，由福楼拜介绍到公共教育部做一名随员。1879年11月1日，《现代自然主义评论》刊登了莫泊桑的长诗《一个少女》时，恢复了当初被删掉的露骨描写，这就让当局抓住了把柄，艾汤普的检察院竟对他提出了“有伤风化，有伤公共道德和宗教道德”的严厉指控。莫泊桑深怕这会砸掉他在公共教育部的饭碗，连忙向福楼拜求救。

由于福楼拜的四处奔走，疏通关节，检察院才作出了不予起诉的裁定。正因为这样，莫泊桑对小资产阶级生活的不稳定及其尴尬处境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正如福楼拜所说：“所有杰作的秘诀全在这一点：主旨同作者性情的符合。”（《包法利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