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材回忆性散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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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选文体式的正确判定，是合理确定教学内容的重要前提。在文体意识不断淡化的今天，正确判定文体更显必要。散文，由于其体式最为“自由散漫”，故在教学内容的确定上难度最大。解决问题的办法之一，就是对散文进行再次分类，以便发现特定的某一散文亚类的明显特征。在语文教材中，回忆性散文所占比重较大，因此，发现其独特的文体特征意义重大。在回忆性散文的写作中，通常存在两重叙述视角[1]，并由此造成一种张力，产生一种特殊的美学效果。对选文进行此方面的分析解读，应在回忆性散文的重要教学内容范畴之内。申丹教授在研究小说叙述视角时指出：“在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中，通常有两种眼光在交替作用：一为叙述者‘我’追忆往事的眼光，另一为被追忆的‘我’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这两种眼光可体现出‘我’在不同时期对事件的不同看法或对事件的不同认识程度，它们之间的对比常常是成熟与幼稚、了解事情真相与被蒙在鼓里之间的对比。”[2]以上两种叙述视角，前者称为“叙述自我视角”，负责以后来者的眼光记录、讲述过去的经历；后者称为“经验自我视角”，用以感受当下的故事。由于散文的中间性，它一端连着诗歌，另一端连着小说，所以，用小说的叙述学理论分析散文（尤其是回忆性散文）中的叙事，是完全可以的。

一、沈复《童趣》中的两重叙述视角

在《童趣》中，沈复追忆了自己童年时喜欢细致地观察事物，借助丰富的想象，就能从细微的寻常物中发现超然物外的乐趣。文中经验自我视角的运用是比较明显的，如“忽有庞然大物，拔山倒树而来，盖一癞虾蟆，舌一吐而二虫尽为所吞。余年幼，方出神，不觉呀然一惊。神定，捉虾蟆，鞭数十，驱之别院”这一段描述，就典型地表现了作者当时作为一个儿童的天真烂漫、纯洁无邪和活泼可爱，面对吞吃昆虫的癞虾蟆，成年人恐怕很难会将其视为“庞然大物”、痛恨之继而“鞭数十，驱之别院”。但不管怎么说，叙述自我是在以现在的心态讲述着过去的故事，因此，经验自我的言说内容和言说方式还是要受叙述自我调控的，经验自我同时也是叙述自我观察、反思的对象。那么，本文的叙述自我（也就是写作《浮生六记》时年已46岁的沈复）是以何种心态在观察儿时的自己、回忆自己的童年趣事呢？沈复出身于幕僚家庭，年轻时在多地做过幕僚，后又经商，均不成功。他与妻子陈芸感情甚好，但不容于家庭，乃偕妻离家旅居外地，历经坎坷，后妻子客死扬州。沈复有感于苏轼所云“事如春梦了无痕”，乃作《浮生六记》。由此可见，文中种种闲情、种种趣事，都是经叙述自我精心组织、加工润色而成，从中传达出的，却是叙述自我在残酷环境中的焦虑不安。也就是说，写作中的“我”在用一双痛苦的眼睛冷静地看着无忧无虑、欢快活泼的儿时的“我”。观草间二虫斗的兴致被突如其来的癞虾蟆野蛮破坏，正象征着自己短暂的幸福生活随时可能被家庭变故或其他什么突发事件所破坏，而“癞虾蟆”，其实就是笼罩在自己生活之上的重重雾霾和阴影。汉学家宇文所安目光如炬，他深刻指出，沈复在文中表现出来的乐趣，其实是“那种私下的、在痛苦、伤害和当众凌辱的夹缝里苟且残存、微乎其微的乐趣”[3]。总之，经验自我眼光中的童趣，是真正的、无忧无虑的童年乐趣；而叙述自我眼光中的童趣，则折射出一种成年人正在体味的痛苦和悲凉。

二、张岱《湖心亭看雪》中的两重叙述视角

张岱的《湖心亭看雪》以精练之笔墨，记述了自己雪夜赴西湖湖心亭赏雪的一段经历，描绘了一幅幽静深远的雪景图，并含蓄地抒发了内心感受。本文出处是《陶庵梦忆》，此书是作者对往日生活精美细节的咀嚼与回味。就《湖心亭看雪》来看，文中之经验自我无疑给人以名士之印象。你看，在大雪三日之后，谁人能象张岱一样，深夜独往“人鸟声俱绝”的湖心亭去赏雪呢？所赏湖景之奇，不正契合了他卓然不群的高雅情趣吗？湖中偶遇知音，则更衬托了他性情的不俗和率真。也就是说，此时的张岱所赏的，不只是别样的美景，更是自己特立独行的名士风度。诚然，此段赏美景、遇知音的经历是美好的。但是，回忆此段经历的叙述自我，也就是写作时的张岱因时过境迁，心境已变，他会以何种心态反观当时的自己、回顾这一段美好的生活经历呢？张岱生活在明末清初，少年时为纨绔子弟，过惯了贵族奢侈繁华的生活。江山易主以后，从天堂回到现实中去，并选择了隐居不仕的生活。巨大的生活和心理落差使他时时追忆过去美好的往事，并产生了人生如梦的无限感慨和深沉的家国之思。以这样的心境讲述过去的美好往事，往事中的自己夜赴湖心亭赏雪就不只是如王子猷夜访戴安道那般的自由、洒脱和狂放不羁，和偶遇之知音“强饮三大白而别”也就不单有陶渊明那样的“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的不俗和率真了。首先，“崇祯五年十二月”距作者写作之时至少已有十余年，如此长的时间跨度还让他对往事记忆犹新。张岱特意点出这个时间，恐怕不是在夸耀自己记忆力之强，而是在以平淡之语不露痕迹地抒发亡国之痛。再看“人鸟声俱绝”及“独往湖心亭看雪”句，不由让人联想到柳宗元《江雪》中“清峭已绝”的氛围，以及抒情主人公凛然无畏和孤傲清高的人格。张岱在文中通过对湖景空寂、辽远和清寒的点染，营造了类似的氛围，塑造了类似的个人形象，是否在有意将自己和柳宗元类比，以柳宗元的政治失败暗喻自己处于家国不在这个更大的败局中，以柳宗元的孤傲清高暗喻自己“披发入山”，对满清不投降、不合作的高傲不俗呢？而“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与“舟中人两三粒而已”的对比，也足以让此时的叙述自我产生“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的人生彻悟。第二段写到遇知音的欣喜之情，彼时的欣喜此时则化作知音难觅和人生的聚散无常所带来的悲哀感。免去俗间的“姓氏”而突出“金陵”，无疑还是在点亡国之痛，突出“客此”则表现出人在宇宙中也无非一过客而已的感慨。最后由舟子点出的作者之“痴”，则由经验自我因舟子不解自己的山水之“痴”而孤芳自赏，转为叙述自我因无人理解自己的家国之痛和人生彻悟这种更高层次的“痴”而产生的无限孤独和悲凉。总之，以经验自我“兴之所至，率性而为”的心境去湖心亭看雪，赏的是美景，遇的是知音，品的是自己的优雅。以叙述自我“深沉痛切”和“人生如梦”的心境回顾往事，看到的是哀景，遇的很难说是真知音（如现在再遇铺毡对坐之二人，二人未必和自己心境契合），品的则是自己的痛。此心境本身就是一种痛，以此心境观彼心境，则又添了一层痛。

三、杨绛《老王》中的两重叙述视角

本文叙写了“我”和老王的交往经历，并抒发了自己回顾此段交往而产生的深切感受。从经验自我视角来看，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我”，在对待作为一个三轮车夫的老王这一方面，做得已经够好了。在那个特定的年代，和老王身边的人相比，“我们”应该更能让老王体会到人间温情。老王蹬三轮车，别人不敢坐他的车，“我们”却经常照顾他的生意，路上还和他说些闲话；他得了夜盲症，“我们”主动给他吃鱼肝油；他给“我们”送冰、送鸡蛋，送钱先生上医院，“我们”都照价给钱，从来没有“多吃多占”他一点便宜。最后，老王死去，按理说，“我”无需承担什么责任，不应该产生愧疚之情的。但是，叙述自我的生活情形和心境已经和经验自我大不相同。写作时，不正常的年代已经过去，作者已经恢复到正常生活之中，具体环境和具体心态的变化使得她能够以另一种眼光来审视过去的往事。这种眼光，就是对老王的“愧怍”。叙述自我回忆道：“我常坐老王的三轮。他蹬，我坐，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初看这样的句子平淡无味，但正如林筱芳所言：“杨绛文学语言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其沉定简洁的语言，看起来平平淡淡，无阴无晴。然而平淡不是贫乏，阴晴隐于其中，经过漂洗的苦心经营的朴素中，有着本色的绚烂华丽。干净明晰的语言在杨绛笔下变得有巨大的表现力。”[4]在上文说过“我常坐老王的三轮”之后，“他蹬，我坐”，好象就是一句废话，但正是这样平淡的语言强化了两人之间的关系——雇用和被雇用，“我”没有把他当成亲人或朋友。“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指下边老王讲自己不幸的身世，对于“我”这个对老王的生活多少有点俯视并且只能给予同情的外人来说，这些重要的谈话内容也只能算是“闲话”，亦即可有可无，可听可不听。老王的家这个话题，也只是“我”“闲聊”的内容，显然没有真正关心他到底住在哪里。这些语句，实际上都蕴含了叙述自我深深的自责。接下来，写老王愿意半价送冰给“我们”。对此，“我们当然不要他减半收费”，这话（尤其是其中“当然”二字）一是表明当时的“我们”作为知识分子不随意占人便宜、也不想轻易被人同情的清高，二是叙述自我也在事后反思自己行为的合适与否：用“钱”把什么都和老王区分得清清楚楚，没有了那种不分彼此的近乎感（事实上是压根儿就不喜欢这种近乎）。以下写“我们”不愿意让他白送钱先生上医院，一定要给他钱，也是出于同一种心理。再下面写到老王病了，是什么病？吃什么药？生活能否自理？“我不知道”，当然是因为没有真放在心上（这里拓展一下，“老王”名叫什么，“我”应该也是不知道的）。看来，前边关心老王在载客三轮车取缔后是否能维持生活，也并非是真关心，闲问而已。这个闲问，甚至包括老王去世以后，“我”对他的打听：听到老李说老王身上缠了白布，埋在什么地方，“我也不懂，没多问”。叙述自我用这个“我也不懂，没多问”，不动声色地将经验自我又一次推上了心灵的审判台。老王临终之前给我们送鸡蛋，看到他的样子，经验自我不是心痛和难受，而是“吃惊”和“害怕”，甚至还要将他的样子“说得可笑些”。当然，话语之中叙述自我对经验自我这种感觉也是批判的。尤其是当时拿钱给老王的行为，更是让自己多年不能心安。为什么内心不安、感到有愧于老王？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老王是把“我们”当成了这个世界上最可亲的人，他对“我们”种种的好，尤其是临终的送鸡蛋，都是在寻找精神慰藉和人间温情，“我”却又一次用钱将他和“我们”隔开了距离。虽然“我”领受了他的谢意，也自我安慰式地单方面认为他知道“我”领受了他的谢意，因此给他钱不算是侮辱他，但是，大恩不言谢，老王这份发自内心的亲情对不利处境中的“我”即使算不上大恩，岂是一个“领受谢意”就能替自己解脱的吗？“我”难道不应该也用发自内心的亲情来回报老王而不只是用钱来回谢他吗？满足于没有用金钱交易鸡蛋和香油、因此给他钱“不算是侮辱他”就可以让“我”心安理得吗？“我”这么做，无疑是关上了老王亲情上最后一扇家门，从而让他成了一个“不幸者”。两相比较，有老王这样与“我”毫无血缘关系的人把“我”当亲人，“我”当然是幸运的。总之，叙述自我以“愧怍”的眼光看似平淡、实则无情地审判了经验自我当时对待老王所持的那种知识分子特有的“清高”和“矜持”。老王遭受的不幸，当然实际上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但“我”的“清高”和“矜持”，以及和老王之间刻意保持的客客气气的“淡如水”的交情，则无疑让内心渴求“浓于血”的交情的老王失落万分，让他感觉到，把“我”当成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他错了。杨绛先生文章末句“一个幸运的人”，原来的表述是“一个多吃多占的人”，其实原稿说得也有道理：如果说“多吃多占”，那么，“多吃多占”的是老王付出的亲情，而我对他却没有付出相应的回报；“我”收获的，是老王火热的血，付出的，却是自己平淡的水。

四、朱自清《背影》中的两重叙述视角

《背影》叙述的核心事件只有一个：父子送别。这场父子送别给人一种温馨感，很动人。但实际上，在温馨的表面之下，也涌动着不和谐的暗流。这股暗流就是父子在一些细节上的矛盾，计达八次之多，主要体现在文章第四段。对于这八次矛盾和冲突，经验自我和叙述自我会有何种不同的感受呢？父子送别当时，19岁的朱自清正是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父亲的举动固然是出于爱，但这种爱却因为包办代替、控制太多，让儿子失去了独立生活的自尊和自由，因而引起的主要是他的反感和抵触。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父亲亲自为儿子买橘子”这一举动通常被误读为朱自清第二次落泪的原因，但朱自清这一次落泪，是因为在父子别离之时看到父亲在经历三次人生打击之后已显老迈衰朽之态，而引起了他生命脆弱和人生短暂的感悟。也就是说，此时的儿子还是不认可父亲亲自给自己买橘子的行为的。韩军老师讲《背影》时说得好：对“父亲买橘”存在两种感动，一种感动，是后来提笔写《背影》的朱自清回忆时的感动，一种是读者读“父亲买橘”时的感动。但这两种感动，都不是“当时朱自清”的感动。此时的朱自清感受到的，是父亲举动的不当。表面来看，朱自清是妥协了，接受了这种父爱（“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但实际上内心深处并不领情，他要努力摆脱这种中国式的父爱，争取自己的独立和自由。这就是作为经验自我的朱自清当时的感受。作为叙述自我的朱自清后来体验到的，则是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原忧”。所谓“原忧”，是指由于原债感和原任感相互冲突而引起的原本性焦虑。原债感使人认为：我的生命、我的一切都是父母、祖先、家庭和君王所赐予，我今生的使命就是偿还这笔与生俱来的债务；所以，我对父母、祖先、家庭和君王要服从。而原任感则使人认为：我的一切不仅来自父母、祖先、家庭和君王，更来自于天，因此，我要听从于天的召唤，弘扬天地之间的正义，舒展人的个性，追求人的自由。只有原债感和原任感激烈冲突，才会引起原忧感；双方之间任何一方势力明显占上风，则不会引起原忧感。作为经验自我的朱自清，并无太强烈的原忧感，因为这时的“我”是原任感占上风，原任感和原债感没有激烈交锋。如果说那时的“我”同时也有原债感的话，这种感觉相对而言是微弱的。对于叙述自我的朱自清来说，原债感和原任感则激烈冲突了起来，冲突使得叙述自我内心充满了焦虑。写文章回顾这段往事时的叙述自我，年已27岁，身上虽然仍有当年的年轻气盛，但已成熟很多。众所周知，此时的朱自清和父亲在几年之中经历了更多的不和睦，以致父子反目。出于强烈的原任感，朱自清对父亲很多不当的做法（包括父亲在“父子送别”中的做法）颇有微词，是非常反对的。但另一方面，自己也已成了几个孩子的父亲，对父子情深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很希望父子关系尽快得以恢复，尤其是看到父亲“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的来信，使他受到震撼，这种想法变得更加强烈。出于“子不言父之过”的原债感，朱自清要原谅父亲种种的不对。此时，朱自清的心正处于原任感和原债感的激烈交锋地带。父亲的来信，使朱自清感受到了强烈的生命意识。于是，这封信成了一个契机，使朱自清萌生了这样的想法：要写一篇文章，向父亲检讨自己的“不对”，也将自己的心从多年以来的焦虑煎熬中解脱出来。这样，我们就看到了文章中叙述自我放弃了自己对于独立和自由的合法性追求，不断为自己当年未能接受父亲的爱子方式而悔恨，虽然自己的“不对”未必就是真的不对。这还不够，叙述自我还要想方设法尽力为父亲的过错掩饰。如文中说道：“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那么，祖母因何而死？父亲的差使又因何而交卸？无疑，叙述自我都是知道的：这些祸事主要因父亲的过错而引发，但他非但没有明说，反而用“他少年出外谋生，独力支持，做了许多大事”来力挺父亲。父亲对自己的无情，叙述自我同样没有明说，反而用“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正如读者读到的，文中极力表现的，是父亲伟大的父爱，以及自己无尽的忏悔。

总之，经验自我主要以原任感来看待父子送别，因而对父亲的举动不加认可；而叙述自我则以忏悔心来看待父子送别，因而对自己当时的表现极力否定，从而终结原债感和原任感多年以来的冲突，使自己从原忧感中解脱了出来。通过对语文教材中以上几篇经典作品的解读，可以看出，对回忆性散文“两重叙述视角”这种特性的应有关注，可以使学生更好地领会作品的内涵，并可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对文本的误读。亦即，对作品“怎么写”的认识能够有效帮助学生认识到作品“写了什么”。因此，“两重叙述视角”应是回忆性散文确定教学内容时不可绕开的关注点。

参考文献

[1]王荣生.散文教学教什么[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2]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3]宇文所安.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4]林筱芳.人在边缘──杨绛创作论[J].文学评论，1995（05）．

作者:毋小利 单位:平顶山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