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小说的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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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的一生中，有些东西是个人力量所不能左右的，当人们重复了那句名言“失败是成功之母”不知多少次之后，突然会发现自己陷入了尴尬而无奈的境地，是命运的魔掌给我们圈定了一个又一个的迷宫。似乎，人生早已注定。人有生必有死，这也许是人的最大悲剧，一切的一切将随身体的灭亡而消失，知道了这个必然规律，我们会更加热爱生命珍惜生命。

现代作家沈从文是一个热爱生命珍惜生命的人。他在小说中通过一个个跃动的不死精灵，表达了自己对于人生的悲剧性思索宿命论。在对湘西生活和城市生活的生动表现中揭示出人的生活形式里所具有的宿命色彩的悲剧内容。他企图通过对生命的真切认识与理解超越这种充满宿命的“此在”生活，然而，这种美好追求只是一厢情愿的梦幻而已，湘西善与美生存方式的一去不复返，现代文明弊端的日益暴露与侵蚀，使沈从文小说难已摆脱宿命的怪圈。以宿命为起点最终又回归宿命，这并非其小说意义的全部所在，其意义的重心在于企图超越“宿命”这个悲剧性命题的过程中，此过程表现出沈从文小说的文化价值与审美意义。

一

沈从文在其小说中表现了各种各样的生活形式：吊脚楼妓女的爱与怨；辰河水手的痛苦和向往；牢狱生活的非人景象；城市绅士与太太们的虚伪和欺骗；都市女性的个性追求等等，这些五彩斑斓的生活形式都或多或少地涂上了一层宿命色彩。叔本华这样评判人生：人生总是在追求无法满足的欲望，因此“人生是在痛苦和无聊之间像钟摆一样的来回摆动着。”1它永远无法超越这一段摆幅。具体说来，沈从文对宿命的表现和解释有三种情形。

第一，宿命是“必然”所导致。从某种意义上讲，宿命是一种“必然”，它具有内在的规定性。这种规定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是外在情势使然。环境孕养了一代代人特定的思想和行为，从而产生一套固定的生存准则与模式，每一个体都在这种公认的准则与模式中生死，想破坏或超越它都是徒劳和不幸的。《边城》中的翠翠就生活在湘西淳厚民风所营造的“善”的乐土上，这种集体供奉的“善”却以牺牲个体为代价。翠翠母亲与屯防军人相恋却不于风俗最终以死亡代替爱情；同是湘西自然造化的翠翠也重复了母亲的不幸命运。在她与大老二老的感情纠葛中，爱情已失去其高贵的独立性，成为兄弟二人互表亲情的牺牲品；爷爷正是由于“善”，更增加了翠翠爱情道路的曲折。总之，特定的风俗人情和人文环境给翠翠的命运蒙上了悲剧意味。沈从文小说有几篇是由佛经故事改写而来的，自然，佛教里有对人生转世轮回的感悟，有对迫于现实苦难个体生命的劝谕。《月下小景》便展示了这种人生无奈：族人的习气是女子只能同第一个男子恋爱而不能与之结婚，第一个男子只可得其贞洁而不能拥有其爱情。爱情中的“性”与“爱”被割裂开来，夫妻二人生活在固定的契约而非真正的爱情中。卜伽丘在《十日谈》中谈及人的七情六欲，说它是人的本性所在，特别肯定人的爱人，男女追求是人性的自然发展，爱情是来自人的天性的自然感情。沈从文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都有这种“天性的自然感情”，他们在一起歌唱、并向往永久结合，而现实又逼迫他们就此分离，四面八方没有他们的去处，爱情只能走向死亡。海涅在分析《罗密欧与朱丽叶》时说：“这出戏的主人公并不是提到名字的那对情人，而是爱情本身。我们在这里看到爱情年轻气盛地出场了，抗拒着一切敌对关系，战胜着一切……因为好不害怕在伟大的斗争中求助于最可怖、但也最可靠的同盟者，死亡。②《月下小景》与《罗密欧与朱丽叶》有许多相似之处男女主人公的爱情都受到习俗势力的压制，在这种特定的外在约束下，任何个体的任何反抗或突破形式都将注入宿命的悲剧内容。”

第二，宿命寓于“偶然”中。宿命作为一种“必然”而存在，这种“必然”是由一个个的“偶然”组合而成并表现出来。一切事情的发生都仿佛在不经意的一瞬，一切不经意的一瞬。以好像早已安排好，同时指向生命的最后一个终点。沈从文有“偶然”＋“情感”的人学模式，“我们生活中到处是偶然，生命中还有比理性更具势力的‘情感’，一个人的一生可说即由偶然和情感乘除而来。你虽不迷信命运，新的偶然和情感，可将形成你明天的命运，决定他后天的命运。”③他在晚年对自己的人生也曾这样感慨：“浮沉半世纪，生存亦偶然。”④他的一生，就是一个以其执着的个性以世事沧桑变幻进行无悔体验的过程。沈从文对“偶然”因素的重视，说明他对生命有真切感悟与理解。这种“偶然”换成通常的文学理论术语，就是以个别和特殊来表现一种共性和必然。歌德对论沈从文

此有这样的阐述：“你也不用担心个别特殊引不起同情共鸣。每种人物性格，不管多么个别特殊，每一件描绘出来的东西，以顽石到人，都有普遍性；因此各种现象都经常复现，世间没有任何东西只出现一次。”⑤沈从文在小说中总是着眼于人物偶然表现的千姿百态，千差万别。既指同类人物不同个体的偶然形态，也同一个体的各种偶然表现。他总是劝有志于写作的人：“以社会那本大书来好好的学一学人生，看看生命有多少形式，生活有形式。”透过这些偶然的形式，传达出某种必然的内容。

《边城》中处处充满了偶然与不凑巧。大老二老同时爱上翠翠，而翠翠却对二老情有独钟；出乎老船夫意料，那让翠翠梦中浮起灵魂的歌不是大老而是二老所唱；大老因爱情失意坐船去下游，虽水性极好却被淹死；雨夜里白塔突然倒塌，老船夫静静死去。这些偶然和不关切，给作品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作者主这篇小说的创伤过程时说：“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关切。既然是不关切，因之素朴的善难免产生悲剧。故事中充满五月的斜风细雨，以及那点六月中夏雨欲来时闷人的热，和闷热中的寂寞。”⑦这番话可以帮助我们解开老船夫的死亡之谜。老船夫像位善的使者，50多年来一直以事摆渡工作，同时按照当地的风俗和自己的善意安排翠翠的终身大事，最终却导致他与人产生一毓误会，这些误会使他倍感冷落与孤独，并对自己“善”的处世方式发生困惑，无法解脱而导致精神崩溃。老船夫临死前说：“怕什么，一切要来的都得来，不必怕！”这要来的更是集体无意识中个体的必然消亡。与老船夫同时毁灭的那座白塔，本是湘西淳厚民风的象征，它的倒掉正预示着一种美好人性的完结。因此说《边城》里的所有偶然都是贯穿在那个必然的善的生存模式上的。

沈从文笔下出现了许多农村青年女子，正是凭借对她们的偶然境遇把握，展现其不同的命运。如萧萧（《萧萧》）的童羊媳经历看似偶然，实则与其童羊媳的命运息息相关。她既为人妻，就应安守妇人本分，与花狗恋爱并怀孕这为规矩所不容，改嫁便是必然中的事。萧萧最终被留下来是因为她生了一个儿子，她发挥了一个女人应有的作用，不过是尽了一个童羊媳应尽的义务。其结尾处的一笔，更增加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宿命色彩。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中那个母亲被其丈夫“典”到秀才家做生孩子的工具，两次别离自己的亲生骨肉，与萧萧的命运十分相似。在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批判她们精神的麻木与不觉醒，而应看到她们就生活在一个把女人当作工龄的世俗环境中，这是其命运的悲剧所在。那些偶然事件只不过是早已注定的生命中无价值的点缀罢了。

第三，宿命是一种“循环”。在我国民间，有关社会循环生命循环的观念相当深固，并在原始初民的必理经验中初构了有关命运的循环模式。弗雷泽在《金枝》中曾以许多材料充分说明了古代的福州、祭祀仪式和春夏秋冬四季循环变化等自然节律有关。并指出，先民基于这种体验构拟出生死轮回、死可复活的神的意象和祀神仪式，表达了人类最初最深潜的生命希冀，即对有限生命的超越。历史的发展，在每个时期都有许多相似点，所谓“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些相似点与某些生命个体相结合的时候，具体的个体就会背上宿命的重负。沈从文作品中最常见的循环现象就是单个人的循环，人人相因。《石子船》中完全靠出卖体力的船工，为了吃一顿肉，可以盼望几天又怀念几天，如此反复。船一靠岸，几个船工就把树荫下的大青石板作战场。下注骂娘、输光、板本、日复一日浪费自己的生命。他们运送的石头不久便成了神士们晚饭后散步的街道了。千百年来船工的生活不过如此。《一只船》不仅同样描写了水手的不幸命运，而且还写了他们麻木精神的历史因袭。当5个水手听到另一只船当天失事并有了个纤夫死了的时候，开始有一点小小骚动，过后就作为一种笑谈了。另一咱循环表现为平常人一种卑微人生的重复。《老伴》记述了作者3次路过泸溪县城的情况。前两次是作者和补充兵开明一起去的，开明看中了那个绒线辅的女孩子。十七年后作者又来到此地，看到了同十七年前一样的情景，显然，眼前的女孩子正重复着她母亲即当年那个卖棉线女孩子的命运。当了老板的开明已被时间和鸦片毁成了“老人”，他又重复了原来那个女孩子父亲的命运。这种卑微人生的循环和重复无补于社会的变革，只不过是社会大圆环中的一段弧面。

二

生命哲学家狄尔泰指出：“命运造成了生活世界的的不可把握性、偶然性，但人又本能地具有追求稳定性的意愿；自然的力量带来把一切有的存在化为虚无的威胁，但人又内在地具有意志的独立性；死亡规定了时空中一切生命的有限性这一最终本质，而人又有超越有限的深导欲求。”⑧沈从文在其作品中表现了一毓具有宿命色彩的生活形式，向人们昭示种种人生的无奈，但这并不能说他就是个悲观主义者。正是通过对宿命的表现，他让人们理解生命的真正意义，用生命意识的觉醒来超越充满宿命的“此在”生活。

海德格尔把存在者特称为“此在”，而“此在”的存在与其他存在者不同，它不是已经确定现实的存在，而是一种可能性，只按自己存在的可能性行事，以实现。在这个意义上，人总是他所不是和将是的东西，因此在思想上他总是走在自己的前面，进入他所期待的将来。沈从文特别强调人生数十年要活得有意义，必须执着于理想，不能习惯于生活。在这里，他提出了“生活”与“生命”的对应要领。多数人需要的只是“生活”，即“生活安适，即满足。活到末了，倒下完毕”；而“生命”要求的则是“只前进，不后退，能近进，难静止”，“金钱对生活虽好像是必需的，对生命似不必需”。他的意见是摆脱人的生物本性，追求一种显示人的尊严的生命意义。“我是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⑨沈从文正是以农村生活与城市生活的对比中发掘生命的意义，企图以此对宿命进行超越。从童年开始就接受的乡土文化熏陶教育逐步化为沈从文主体生命的内容，并且随人生经验的增进和知识的加深，在观念和情感上同这种文化――一种生命力的张扬达到和谐的统一，由此形成他特有的“乡下人”气质。当他带着这种独特的眼光进入城市生活，他发现城市文明充斥着虚伪、欺诈和堕落。“只要稍有人性，，也依然对当前有能满意。”弗洛姆曾对工业文明作过这样的批判：“人创造了种种新的更好的方法以征服自然，但他却被陷入这些方法的罗网中，并最终失增了赋予这些方法以意义的人自己。”沈从文在小说中对这种现代文明所带来的人之本真的消失及生命力的萎缩进行了有力的再现《顾问官》中那个落魄时靠打秋风作清客混日子，得意时则心狠手辣大捞油水的顾问官；《失业》中大家黑吃黑抓紧一切机会盘剥百姓的官场；《有学问的人》中趁妻子不在同独居女子调情的教授；《入骏图》中在性问题上表现出虚伪和矫情的八个分子；《绅士的太太》中整日沉于外遇与乱伦中的绅士和太太们。这些丑恶的现象，与沈从文童年时的素朴和谐的生活形成鲜明对比。他从这些对比中体味到真正的生命意识：自然是人性的本体，只有合乎自然、与自然契合的人性才是美的。在此基础上奠定其爱与美的生命哲学。爱与美是生命的属性，是生命求永生的形式，其内容及关系决定着人性的文化内涵，形成每个文化时代特定的生命外观。沈从文的哲学观常有延伸论的色彩，他认为神存在于自然的角角落落。“神”即自然本，“神性”即人性，人性的特征便是爱与美，要懂得生命的意义，就应发扬爱与美，发挥生命的最大作用。沈从文以此生命哲学峄外在环境势力和金钱权力所造成的人之宿命进行超越，让人们有无边的痛苦中寻找光明的希冀。《柏子》中水手柏子以与妓女短暂的欢聚中产生了爱，精神得到寄托。这爱，已超越嫖客与娼妓的简单交易。《丈夫》中那个丈夫去探望上船当妓女的妻子，他耳闻目睹自己的妻子为了几个钱任何力人蹂躏，忍无可忍之下带妻子回乡了。《边城》含蓄的结尾正暗示了一种生命转机的希望：翠翠接过爷爷的长篙正是要把他人和自己都引渡到幸福的彼岸！

沈从文通过生命意识的觉醒来抵抗宿命，超越“此在”的生活，也许只是一种幻想，最终还是要回到宿命论上来。海德格尔在进一步分析“此在”时指出：“‘此在’在筹划自己先行于自身时，子离不开他当下所处的环境，因为先行自身不是一种与世隔绝的和孤立的‘主体’行为，它只是‘此在’在此的一个方面。”⑿沈从文以其人性之笔在建构爱与美的理想人生范式时，不得不面对的情境是时生看迅速而巨大的变化。金钱与权力正日益充斥着现实社会，湘西淳朴美好的民风已慢慢成为另一世界的童话。作者曾说：“我发现城市中活下来的我，生命俨然只淘剩下一个空壳。譬喻说，正如一个荒凉的原野，一切在社会上具有商业价值的知识种子，或道德意义的观念的种子，都不能生根发芽……生命已被‘时间’和‘人事’剥蚀快尽了，生俨然只是烦琐连续烦琐，什么都无意义。”⒀现实使作家迷惘与困惑，与其头脑中的世界产生强烈的反差。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这就涉及到评价历史发展的两个标准：道德尺度和历史尺度。

历史的发展有其规律性，总是由简单到复杂，由落后趋向进步。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的每一项进步都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只要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就能够进步，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善与恶、正直与虚伪、正义与非下义都是被历史忽略和不细细区分的。这便是历史尺度。因此，在简略发展过程中，金钱和权力使人丧失其某些美好品性，这正是历史的必然。任何美或丑的东西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一个文学家总要指向人的心灵和感情，往往以道德尺度评价历史与社会，这时善与恶、正直与虚伪就有了明确的定位。雨果在《九三年》末尾指出：“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屠格涅夫在《爱之路》的散文诗中这样：“一切感情都可以导致爱慕，导致爱情，一切的感情：憎恶、冷漠、崇敬、友谊、畏惧――甚至蔑视。”从政治上说，他们对这种爱的企望，自然是一个乌托邦，尤其是在矛盾重重阶级斗争激烈的里；但在艺术上，出自医治拯救灵魂的考虑，他们又往往以动人的力重达到对心灵的巨大震憾。沈从文就是这样一位作家，他要介导一种“美和爱的新的宗教”，在《边城》的富于理想的“人生形式”里，“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在这种说明中，作者反省道：“你这是在逃避一种命定。其实一切努力全是枉然。你的一支笔虽能把你带向‘过去’，不过是用故事抒情作诗罢了。真正等待你的却是‘未来’⒁现实与未来的社会斗争日趋激烈，“美和爱”难以继续保持在个人与社会谋取新的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正如尼采所说：“善良的人只要旧事物，而且紧抓不放。”⒂乡土人事是美好的，但已成过去得丑恶的，却是日睹身受的现实。沈从文企图超越宿命最终又回归宿命。

三

“这种（桃源的）世界虽消失了，自然还能存在我那故事中，这种世界即或根本没有，也无百于故事的真实。这作品以一般读者的印象上找答案。我知道没有人把它看成载道作品，也没有人觉得还是民族文学，也没有人认为是农民文学，我本来只求效果。不问名义；效果得到，我的故事就完了。”⒃以宿命为起点最终又回归宿命并非沈从文的配音，也不是其小说意义的全部。其意义的重心在于企图超越宿命这个悲剧命题的过程中，这个过程使他作为一个与时尚相去甚远的抗拒者而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与审美意义，这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是，以生命的深层对封建主义的有力一击。宿命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在的客观势力，这种势力中封建主义因素首屈一指。几千年来的封建势力无不时刻左右着人们的行为和心灵，使之在固定的模式中苟延残喘，不敢越雷池半步，代代重复着悲惨的命运。沈从文要超越宿命，就必然会对封建主义进行挟击，展示下层人民所丧失的合乎人性的外观。《夜的空间》中那些贫血体弱的女孩子成为工作的机器，生命几乎被耗尽。《腐烂》中一条臭水浜的岸上聚居着各种各样的穷人，他们像动物一样生活着。不仅如此，人们的灵魂也早已麻木扭曲。《新与旧》中的老战兵机械地完成杀头任务，机械地按旧例到城隍庙与县太爷串演一出忏悔、自首、挨打后领赏的闹剧。《厨子》里那个七十多岁的老鸨以早年被人玩弄引以为荣。

其次是启蒙文学在生命美学上的一项辉煌闪光。沈从文在童年时曾上过“辛亥革命的一课”。辛亥革命失败，杀戮也开始了。那一堆堆“肮脏血污”的人头使他深感生死之距近在朝夕。这惨痛的经历，酿成了作家对生命的执着，对文学启蒙、启迪民心的渴求。他一直推崇“五四”以来的文学革命传统，把文学能不能反映人生当作评判一个作家一部作品的重要标准。正是怀着对生命的真诚信念和对人生宿命悲剧的勇敢正视，在主张文学启蒙的过程中，他的一种非权力非暴力的人道主义思想，对当前一切，都怀有一种悲悯感。卢梭在《爱弥儿》中曾言：“把爱人及他人，就成了美德，一种根源于我们各人心中的美德，我们关心的对象和我们自己直接有关，我们对于自我利益所产生的诱惑的担心就可以愈少，这种利益愈变得普遍，就愈是正义的。”正是如此，沈从文从妓女、水手特人身上发掘出“美”，从普通生活的卑微龌龊中自到希望。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宽容和博大，是从自己的人生经验中得来，而不是对西方社会观念和价值的照搬，因此更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

再次是建构生命存在的理想形式。沈从文小说在对宿命超越过程中，表现出的突出一点就是人的生命已受到金鱼与权势的左右，存在方式已不再具有情感的素朴、观念的单纯和环境的牧歌性。对此柏格森有这样的阐释：“生命冲动”是世界上一切事物生生不息、推陈出新背景的最深刻的根源。“‘生命冲动’向上的运动总是企图克服下附的倾向，克服物质事物的阻碍；而‘生命冲协动’向下的附落也必然牵制其向上的喷发，因而物质和生命总是势不两立的，生命一开始就受到物质的抵抗。”⒄为了让生命存在的形式，其文化内涵便是人际关系的自然性和纯洁性。其一是表现为淳朴健康的人性美，像《采蕨》、《雨》和《雨后》等；其二是对原始生存方式的向往和对自然神的信仰。如《虹桥》中画家赞美朝山进香的善男信女能拜倒在自然美景之中，一步一叩首“把生命谐合于自然中”。这些自然的人生形式无不是宿命黑暗中的一束灵光。

最后是以从生命的根柢对文化重建的一次努力。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不断解体和西方文明不断侵入的大背景上，沈从文唱响了自然、生命和道德神话的挽歌，他在《长河题记》中说：“《边城》中人物的正直和热情，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了，应当还保留些本质在年青人的血里或梦里，相宜环境中，即可重新燃起年青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他所张扬的理想，是在文化而非社会学意义上，精神上而非社会行为上的选择。在情感立场上，沈从文从道德尺度方面对历史发展中所必然带来的原始精神力量的丧失进行了反抗。他拒绝政治的附庸与载道，把人生摆在文学的主体地位，通过文学的巨大作用来对社会进行改造。充满民族责任感与使命感。文化策略，它体现了历史进步与精神蜕变的二律背反中文化的有效反拨与补偿。沈从文把人道主义作为建构其“美和爱的新的宗教”的一个最重要的支撑和精神导向，由此使五四时期及其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主要是社会行为意义上的“为人生”主题到更高更复杂的以文化和人类学为依据的生存和生命主题的层面，表现出一种更为博大深远的价值关怀与忧患意识。

总之，在宿命的超越与回归中，沈从文以其独有的艺术方式对三四十年代的文化进行了重建，针对当时的“革命文学”提出不同的理论和主张。这种重建虽在当时没有产生广泛的影响，然而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发展来自，却是意义深远。尤其是寓于其中的生命层面上的形而上冲动对世纪末中国文化的重建自有其不可小觑的启示价值。

[注释]

⑴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石冲白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41页

⑵《海涅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03页

⑶⑷《沈从文文集》第十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267、359页

⑸《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0页

⑹《沈从文文集》第十一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314页

⑺《沈从文文集》第十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250页

⑻转引自《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研究》黄见德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5页

⑼《沈从文文集》第十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294页

⑽转引自《沈从文――建筑人性神庙》，吴立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67页

⑾《为自己的人》弗洛姆，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5页

⑿转引《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研究》黄见德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55页

⒀《沈从文文集》第五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97页

⒁《沈从文文集第十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280页

⒂《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尼采，北方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页

⒃《习作选集代序》1936《国闻日报》第十三期

⒄转引《现代西文方人本主义哲学研究》，黄见德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