鸳鸯蝴蝶派文学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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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鸳鸯蝴蝶派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影响深远的文学流派，作为一种通俗文学，它的发展和繁荣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文化氛围。而且鸳鸯蝴蝶派随时代潮流的发展而有所变化，其作品有其积极意义。它与新文艺的分歧，实质是文学观念的分歧。在当前文化背景下，应对鸳鸯蝴蝶派文学进行全面而公允的评价。

【摘要题】思潮与流派

【关键词】鸳鸯蝴蝶派/通俗文学/积极作用/文学观念

【正文】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鸳鸯蝴蝶派(以下简称鸳蝴派)一直遭到新文艺的非难。“五四”以来，新文学阵营对其进行了长期的批判，茅盾把它归为“金钱主义观念的文学”、“纯粹的封建思想的文艺”；郑振铎则称该派作家为“文娼”、“文丐”；新文学阵线群起而攻之。然而，这一产生于20世纪初，始终以趣味主义为旨归的文学流派，几度势危而又几度中兴，成了唯一横跨近现代两个时代，历时最久而流派特征又一以贯之的文学现象。其作品之巨、读者之众、影响之大，令新文学也为之侧目。可见鸳蝴派远非一个简单、片面的概念所能概括。

一

鸳蝴派文学发端于清末民初，从辛亥革命到“五四”前后是它的鼎盛期，上一世纪20年代几乎称霸整个文坛。新文学阵线和鸳蝴派进行了几次大的交锋，然而其真正有所衰减是在抗战时期。由于日寇的入侵，国土沦丧，全民激愤，读者很难再以闲情逸致来欣赏“卿卿我我”式的鸳蝴派情调。而这时的许多鸳蝴派作家也自觉走向抗战，用作品来反映现实、揭露现实。解放后，鸳蝴派属于改造对象，于是销声匿迹了三十多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又在文坛上鼎盛了起来，这就是当代通俗文学。

鸳蝴派文学题材繁杂，从总体上可分为五类：言情、社会、历史、武侠、侦探。其中以言情和社会小说为最多，影响也最大，言情小说多以悲剧告终，表现了一种有情人终不能成眷属的悲哀，这就是所谓的“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1](P20)社会小说表现的内容较广，其主题大多是劝恶扬善。

相对于新文学而言，从文学观念方面看，鸳蝴派文学的政治功利性目的要弱些，商业性目的要强些；它的趣味更倾向于消遣、娱乐、游戏；创作方法具有明显的古典小说特征，模式化、程式化的倾向比较突出。由此可知，鸳蝴派是一个以社会言情小说为主，主张强调文学的消遣性、娱乐性和趣味性的通俗小说流派。它最主要的特征就是通俗性。它的描写对象就是市民阶层。范伯群综合鸳蝴派的基本特征，把它概括为“中国传统风格的都市通俗小说”。较新版本的文学史也首次称其为现代通俗小说。

鸳蝴派文学的产生与发展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清朝以来的讽刺小说、人情小说、狭邪小说及公案、谴责小说等小说类型为鸳蝴派的发展铺就大道。而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又极大地促进了鸳蝴派这一通俗文学流派的产生。尤其在辛亥革命后，西方的政治、经济、哲学、宗教、伦理、道德、文艺等思想如潮水般涌入了中国。殖民文化首先侵蚀中国的大都市，当时在商品经济畸形繁荣的上海，光怪陆离，五光十色，无奇不有。商品经济的发展为通俗文学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市场，于是，反映市民生活的通俗文学便应运而生。当时，多达130余种的鸳蝴派期刊，除了《琴心报》与《新声杂志》、《星》、《星报》是在常州与苏州出版外，其余全都设在上海。鸳蝴派以游戏、消遣、娱乐为宗旨的文学创作，正是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以上海为中心的市民读者群的需要。

此外，鸳蝴派在上一世纪20～30年代的繁荣也与新文学初期的过渡理性化和不景气有着相当大的关系。中国文学发展到清代，一向被正统文人所推崇的纯文学的路子越走越窄，相反，小说这种俗文学的发展则较为迅速。新文学之初虽然出现了大量以反帝、反封建为主题的使人耳目一新的作品，但由于新文学初期本身的不成熟，欧化严重，与普通民众的心理习惯和文化积淀断裂，使民众难以接受。张恨水认为：“新派小说，虽一切前进，而文法上的组织，非习惯读中国书，说中国话的普通民众所能接受。正如雅颂之诗，高则高矣，而匹夫匹妇对之莫名其妙，我们没有理由遗弃这一班人，也无法把西洋文法组织的文字，硬灌入这一班人的脑袋，窃不自量，我愿为这班人工作。”[2]鸳蝴派注重读者的心理接受，注重传统文化心理的积淀，借鉴传统手法并加以创新和改造，由此盛极一时。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茅盾曾经说过一段令人深省的话：“事实是，二十年来旧形式只被新文学作者所否定，还没有被新文学所否定，更没有被大众所否定，这是我们新文学工作者的耻辱，应该有勇气承认的。”[3]茅盾在这里讲的“旧形式”之类，便是指鸳蝴派文学。鸳蝴派在20年代几乎称霸整个文坛，它以其通俗性满足了相当一部分群众的审美价值需要。鸳蝴派反反复复宣扬“以己身为读者”，“处处要求读者思故”，“又恐读者过思”。[4]认为“一篇小说，能够得到读者热烈的同情，或是反感，才配赞它一声好。”[5]这种始终不忘读者的创作宗旨，使鸳蝴派赢得了广大的读者。张恨水的《啼笑姻缘》1929年在《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上开始连载时，报纸销量大增，广告刊户纷至沓来。当时的上海市民见面，常把《啼笑姻缘》中的内容作为谈话题材，许多平日不看报的人，为看这部小说也订起报来。在不多几年时间内，《啼笑姻缘》被改编为电影就达六次之多。

鸳蝴派文学作为一种通俗文学，它的产生、发展和繁荣具有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文化氛围，同时，它与鸳蝴派作家对文学的理解与追求是分不开的。

二

鸳蝴派追求文学的消遣性、娱乐性和通俗性，并且提出了“游戏”的观点。虽然不具有现代新文学那种推动社会变革的严肃态度，但也并没有站在时代的对立面，在一定时期也发挥了积极作用。过去文学界对这一流派存在的拜金主义倾向和游戏人生的态度的批判，以及粗制滥造的艺术倾向的贬斥，应该说是切中肯綮、一针见血的。但是，进而说它代表封建买办势力，视之为“小说逆流”，则缺乏根据。

其实，鸳蝴派早于新文学运动就有对白话的提倡。1903年，包天笑在家乡创办了木刻版印刷的《苏州白话报》；1917年1月，又在他主编的《小说画报》上力主“小说以白话为正宗”。在白话创作方面，除了包天笑，如陈蝶仙写过《泪珠缘》，张恨水写过《旧新娘》等，时间就在辛亥革命前后。包天笑就说：“提倡白话文，在清光绪年间，颇已盛行，比胡适之那时还早数十年呢。”[6](P68)由于鸳蝴派读者众多，因而它对白话文运动的贡献是巨大的、不容忽视的。以往的评论者大多忽视了这一点。

在小说的形式上，鸳蝴派主要继承的是我国古典小说的传统，同时又能有所创新。他们虽然不像新文学倡导者那样，摒弃一切旧形式，仍然采用传统的章回体，但也不是抱残守缺，泥古不化。对国外的新东西，他们注意吸收，对传统的形式、手法也能给予改造。张恨水曾称：“我仔细研究翻译小说，吸取人家的长处，取人之有，补我所无。”[7](P70)在小说形式上，除主要采用章回体之外，对笔记体、传记体都进行了尝试。在实践中，还把西洋小说同改造中国传统小说结合起来，采取了不同的记叙方法，力求符合现代潮流。以《断鸿零醒记》为代表的抒情体、自传体小说开创了中国长篇小说形式的新纪元；以《血魂泪史》为代表的日记体在某种程度上为《狂人日记》的产生作了准备；《玉田恨史》中成功的心理描写，可以说是意识流小说的先声。

在思想内容上，鸳蝴派基本上没有突破他们的创作旨趣，未能像新文学那样站在反封建斗争的前哨对社会潮流进行导引，而也能顺乎自然，迎合潮流的发展。新文学是要改造国民，鸳蝴派则是适应国民。正因为是要适应国民而且主要是都市市民的要求，就不可避免地在创作中呈现出新旧杂陈的复杂局面。过去的评论者只片面地指责它封建落后的一面，却忽略了它的积极意义。例如，包天笑的短篇小说《一缕麻》写一才貌双全的佳人与邻居某才子常在一起，论文谈艺，甚为相得，渐生感情。但佳人却因父命嫁与一痴郎。不久，痴郎病逝。才子再向佳人求爱，而佳人却要为痴郎守节。它以悲剧性的结局批判了封建伦理道德及旧式婚姻制度对人性的摧残。像周瘦鹃的《恨不相逢未嫁时》、《真》等也都表现了作者在婚姻爱情上的觉醒，意识到封建婚姻的违反人性，在不太拂逆旧礼教的风范中，歌颂着自己的理想爱情。徐枕亚的成名作《玉梨魂》写家庭教师何梦霞和寡妇白梨影的爱情故事，渲染了何、白这一对才子和佳人爱的纯洁，爱的痛苦，也体现了作者对理想爱情的追求与向往，是对否认婚姻需要爱情的封建礼教的反驳。鸳蝴派的这一类言情作品，一般都以才子和佳人为主角，才子大都是正派人物，佳人则大都是良家妇女，也有的是对爱情忠贞不渝的妓女。对爱情的描写，反映了父母包办的旧式婚姻给青年男女带来的痛苦和不幸，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产阶级个性解放、婚姻自由的要求。虽然对封建礼教不是抱彻底否定的态度，但它们大多数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了对封建礼教摧残人性的不满，某些小说在描写青年男女的爱情与命运时，对旧社会的黑暗与腐朽，对上流社会人物的贪婪和无耻也作了一定程度的批判。

此外，鸳蝴派虽然主张趣味主义，但也不是在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异常尖锐时刻，只躲在象牙塔内求娱乐、寻趣味。该派的主流，不断面向社会、面向时代，反映民族阶级矛盾。鸳蝴派的《红》杂志1卷39期“赤子爱国”增刊是针对日本拒绝取消“二十一条”而出的国耻专号之一。有的报纸在“五卅”运动中拒登英商广告，在“九·一八”事变中拒登日货广告。上海事变后，鸳蝴派就写了许多“困难小说”，用小说来表现自己对抗战的理解，以歌颂军民抗战的英雄事迹来唤醒国人，鼓励民气。在文艺界抗日救亡活动中，1936年10月，鸳蝴派的作家包天笑、周瘦鹃等与文艺界各方面代表人物联合签名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辱与言论自由宣言》，自觉地与新文艺合流，走上了抗战的道路。茅盾曾公允地说：“但在五四以后，这一派中有不少人也来赶潮流了，他们不再是某生某女，而写家庭冲突，甚至写劳动人民的生活了。”从追赶时代潮流而逐渐加强其作品揭露性的作者在鸳蝴派中是大量存在的。周瘦鹃在他的自传中写到：“自从当年军阀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二十一条卖国条约后，我痛心国难，曾经写过《亡国奴日记》、《卖国奴日记》、《祖国之徽》、《南京之围》、《亡国奴家的燕子》等许多篇爱国小说，想唤醒醉生梦死的同胞，同仇敌忾，奋起救国，以至引起上海日本领事馆的注意，曾派特务到报馆找我，险遇不测。”而鸳蝴派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张恨水，他作品的揭露性则一以贯之。他从不作黄色下流描写，格调、情趣也略高一筹。即使早期作品《春明外史》对旧社会的揭露也是较有力量的，而《金粉世家》、《啼笑姻缘》的思想内容则更加深刻，其揭露面也更为深广。在抗战时期，张恨水的思想和创作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他创作了大批反映抗战的作品。他讴歌抗日战士，抒写民族英雄的感人业绩，表现中国人民不做亡国奴的凛然正气，同时把批判矛头指向利用非常时期大发国难财的腐朽透顶的国民党官僚。这其中以《八十一梦》最为成功。它以荒诞的形式真实地揭露了国民党官僚依仗职权，投机倒把，巧取豪夺，大发国难财的丑恶行径。这部作品曾经受到的高度评价。抗日战争时期，许多鸳蝴派作家用他们的作品自觉走向抗战。

新文化阵线曾尖锐地指出了鸳蝴派思想艺术上的弊端，但排斥了鸳蝴派进步的一面，并从根本上否定了鸳蝴派，这是有失公允的。

三

究其实质，新文学阵营长期对鸳蝴派的抨击主要源于文学观念的分歧。以郑振铎、茅盾为代表的文学研究会强调文学为人生，要求“血和泪的文学”。他们认为文学应该肩负起社会人生的职责。在文学的功能上，他们坚信可以启蒙、可以触动、可以召唤。郑振铎曾把文学分成两大派：一派主张“文以载道”，以文学研究会为代表；另一派则认为“文学只是供人娱乐的”。而鸳蝴派正是打着“游戏”、“娱乐”、“消闲”的旗号登堂入室。

长期以来，“游戏”说一直是文学史家和评论家鞭鞑的对象。文学研究会因反对“游戏”和“消遣”而得到了极高的评价。其实，游戏、消遣、娱乐本身没有罪过。鲁迅曾经说过：诗歌起源于劳动，小说起源于休息。其目的是为了娱乐自己，调剂精神，减轻劳动的痛苦。可见娱乐性和消遣性是人类创造文学时的初衷。朱自清1947年曾发表过一个大胆的见解：“在中国文学的传统里，小说和词曲更是小道中的小道，就因为是消遣的、不严肃。不严肃也就是不正经……鸳蝴派小说意在供人们茶余酒后的消遣，倒是中国小说的正宗。”[8]朱自清还指出了趣味性在小说中的重要性。

“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界，基于其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十分强调文学的政治功利性、社会教化性，而对文学的审美娱乐功能采取了坚决摒弃的态度。严格说来，并不是鸳蝴派有什么反动守旧立场而横遭批判，而是因为他们这种“游戏”、“娱乐”的文学观被看成了封建余孽。其实，文学的功能是多元的，它不仅有审美认识、审美教育功能，也应该有审美娱乐享受功能。鸳蝴派文学作为一种通俗文学，它的读者选择主要是现代都市的市民社会，或者准确地说，是现代都市的市民社会选择了这种文学品类。鸳蝴派正是适应市民社会的欣赏要求而产生，并规定自己总体功能特征的。它更强调文学的通俗性、娱乐性、趣味性。他们的刊物直接以《礼拜天》、《快活》、《游戏杂志》等命名，以突出其“趣味”性。新文学由此认为鸳蝴派追求纯粹的享乐、消遣，因而是堕落的。我们应该从“小说必为纯文学”、“小说必为宣传教育工具”的认知模式中走出来。从文学的读者对象、类型、功能和审美规范等方面的差异中去重新审视鸳蝴派，把鸳蝴派文学放在通俗文学的范围中去考察、去评价。

此外，鸳蝴派虽然标榜趣味性，以娱乐功能为旨归，但并非毫无社会批判和教育作用，只不过是根据市民社会的心理要求而采取了温和委婉的劝诫方式罢了。鸳蝴派刊物《游戏杂志》的《序》是这样阐述的：“游戏岂细微事哉，顾游戏不独其理极玄，而其功亦伟。”鸳蝴派另一刊物《眉语》也称：“锦心秀口，句意香雅，虽曰游戏文章，荒唐演述，然谲谏微词，潜移默化于消闲之余，亦未使无感化之功也。”可见，鸳蝴派并没有完全沉醉于爱河恨海之中，也不只是一味追求文学的趣味性，而是对社会有所针砭、有所揭露，也重视文学的社会教化性，在趣味中求教化。1914年1月1日创办的《中华小说界》发刊词写道：“小说界于教育中为特别行动队，于文学中为娱乐品，促文明之增进，深性情之戟刺，抗心义侠，要离之断头何辞。矢志国难。”1915年出版的《小说大观》中申明：“所载小说，均选择精严，宗旨纯正，有益于社会，有功于道德之作，无时下浅薄狂荡诲盗导淫之风。”虽然不能单凭这些发刊词来评价鸳蝴派，但是，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认为鸳蝴派仅仅只追求无聊的游戏，肉麻的艳情是不全面的、不真实的。鸳蝴派文学作为一种通俗文学，它并没有抛弃文学的社会教化作用，它追求的是一种广大市民都能接受的劝诫方式，这就是寓教化于趣味之中。这正是文学功能的题中之一义。范烟桥在1932年7月1日创办的《珊瑚》发刊词中说：“以美的文艺，发挥奋斗精神，激励爱国情绪，以期达到文化救国的目的。”同时，他又认为：“救国不能自恃着铁和血，世界上有把文化来作侵略工具的，那么我们可以把文化来救国。”鸳蝴派的这个观点不仅弥补了文学研究会过分强调文学的政治功利性而对美的规律认识不足的缺陷，而且对文学观念的完善有积极意义。

重新审视鸳蝴派文学，必须植根于对通俗文学正确理解的大框架之中，必须适应现代文学观念的发展变化，否则只能以传统的文学观点挑一些鸳蝴派的作品加以指责，而忽略其合理的积极进步的一面。如何评价鸳蝴派文学，这不仅涉及到历史文化现象，而且对当前的通俗文学建设具有切实的意义。

【参考文献】

[1]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J].文艺新闻.

[2]张恨水.总答谢——并自我检讨[N].重庆新民报，1944-05-20.

[3]沈雁冰.大众化与利用新形式[J].文艺阵地，1938，1(4).

[4]袁民衰.小说浪漫谈[J].红玫瑰，1923，4(6).

[5]施冰厚.爱国小说的借镜[J].珊瑚，1932，(11).

[6]包天笑.剑影楼回忆录[J].文史资料选集.

[7]张恨水.我的创作和生活[J].文史资料选集.

[8]朱自清.论严肃[J].中国作家创刊号，19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