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荃建军治军思想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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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曾国荃是著名的湘军将领，他自1852年开始，与乃兄曾国藩一道参与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然而，他在治军、为官、处世、教子等方面却有过人之处。长期以来，由于资料匮乏，史学界对曾国荃军事思想的研究几乎无人问津，本文不揣简陋，在阅读最新出版的《曾国荃全集》的基础上，拟从他的建军、治军方面探讨其军事思想的内涵。

关键词：曾国荃；建军；治军

曾国荃（1824—1890），著名的湘军将领。1852年，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浪潮波及湖南，曾国荃开始在湘乡兴办团练，由此开始其军旅生涯。1853年，他协助曾国藩在长沙编练新军，并“为文正（曾国藩谥号——引者）画三十二策，无不效。文正是以知其能用兵也。”[1]1856年，太平军将领石达开进攻江西，曾国藩被困南昌，形势危急。曾国荃为解燃眉之急，在长沙募勇，组建吉字营救援江西，屡战皆捷。1858年，在江西筑长围围攻太平军，攻克吉安，因“功”授知府加道员衔。1859年，曾国荃率兵援剿景德镇，三战三捷，擢升道员。1861年，大破集贤关，克安庆，以“功”加布政使衔，记名按察使。1862年，曾国荃率勇进军金陵，驻扎城外雨花台。曾国藩以孤军深入、兵力薄弱为虑，屡次下令退军。曾国荃却认为：“舍老巢勿攻，浪战无益，逼城足以致敌。虽危，事有可为。”[2]他加固粮道，增设要隘营垒，并结合水师，全力出击，终解围。此时，曾国藩和其他湘军将领均认为应乘胜撤围，退保芜湖，曾国荃又力排众议云：“贼（诬指太平军，下同——引者）以全力突围是其故技，向公（向荣——引者）、和公（和春——引者）正以退致挫，今若蹈其覆辙，贼且长驱西上，何芜湖之能保？况贼乌合无纪律，岂可见其众而自怯？”[3]坚持不能退兵。历时两年多，终克天京，活捉忠王李秀成。曾国荃也因“功”受封一等威毅伯，加太子少保衔。1866年，曾国荃又奉命剿捻，成为捻军最危险的敌人。1884年，曾国荃署理两江总督期间，法国军队入侵东南沿海。曾国荃整顿海防，增添兵船、水雷等新式武器。可谓防边有策，助战有功，使沿江军民六年相安无事，撑起东南半壁河山。1890年，曾国荃死于两江总督任上，赐谥忠襄，追赠太子太傅。李鸿章送挽联称他：“易名兼胡、左两公，十六言天语殊褒，恩数更惊棠棣并；伤逝与彭、杨一岁，二三子辈流向尽，英才尤痛竹林贤。”[4]清朱孔彰在《中兴将帅别传》中评议曰：“中兴拨乱，忠襄之勋烂焉。”[5]我们认为，这些说法虽有过誉之处，但对于这样一位晚清重臣，湘军重要将领之一的曾国荃，对其军事思想，大有研究之必要。限于篇幅，本文仅就建军思想、治军思想两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建军思想

（一）严格招募标准

鉴于清廷正规军绿营、八旗兵缺乏战斗力，不堪任用。曾国荃继其兄国藩之后，行军打仗多亲募勇丁。关于募兵原则，他坚持兵在精不在多，“所谓征兵满万，不如招募三千之良耳。”[6]关于招募标准，他提出以下几条：

其一，宜多招湘人，兼募当地兵勇。其理由是：“昔年粤逆倡乱，克复城池，歼除首逆，皆赖湘军之力。近日收复新疆全域，湘军又居首功，是湘勇得力之明效大验也。”[7]但他并没有囿于曾国藩无论何地打仗，必回湖南招募的观点。而是结合战争需要，因地制宜。除多募湘勇之外，他还主张征募当地兵勇。因为当地兵勇“本此邦所产之材，而办此邦之事，形势既熟于胸中，人心亦易于联结。其有裨于客兵、有益于地方者，良非浅鲜。”[8]他在担任两江总督期间，为抵御法国侵略东南沿海，就曾针对广东民风强悍的情况，提出不用客兵，改为招募当地英勇善战之人，组成兵团，守卫边防。这就跳出了其兄募兵仅用湘勇的地域局限。

其二，宜招乡村朴实之人，杜绝油头滑面之辈。曾国荃认为，“其余各属之人，非油头滑面有市井气，即染衙门积习”，而乡村之人多朴实善良，吃苦耐劳，能适应艰苦的作战环境。因此招募乡村之人实属“梓里釜底抽薪之策也”。

其三，宜招年轻力壮之人，“多选少年有力耐劳之士”。曾国荃在山西剿捻期间，针对山西气候寒冷、多崇山峻岭的特点，他在募兵时指出：“行营打仗，全仗年富力强、气力精壮，倘或已过三十岁，则难耐山西之寒及登山逾岭之苦。惟祝多选少年有力耐劳之士，斯得之矣。文帮办、武护哨，亦宜择年力壮强能行路、能骑马者为要。”根据战争的实际需要，选择年轻力壮之人为勇，有助于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其四，宜招不染恶习之人，禁绝吸食鸦片之人为勇。曾国荃目睹绿营、八旗沾染鸦片恶习者日众，深知鸦片对军人危害甚深，“若吸食洋烟，则气力必减，懒惰必惯。无事既行路恐后，有事又安望其奋勇争先乎？此勇丁吸食洋烟为军营所大忌也。”因此要求招募勇丁时必须严格挑选，以不食鸦片为首要条件。他规定：“营中自管带、帮带、哨官以至散勇，均宜先严此选。至于长夫、伙勇，一营之军装、食用皆资其挑负，所关匪轻，亦宜一律遴选。”不招沾有恶习之人。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所招军人的质量。

（二）适时调整兵种建设重点

兵种常规上可分为步兵、骑兵、水师等。兵种不同，其所适用作战范围亦有所区别。因此，不同时期作战对象不同，曾国荃的兵种建设侧重点也因时因地发生变化。1852年至1864年主要是同太平军作战，太平军活动范围多为高地、城市和悬崖峭壁，适宜步兵作战，此一时期，曾氏组建部队时注重步兵建设。1866年至1867年为剿捻时期，针对捻军骑兵发达、善于冲锋陷阵的特点，曾氏很重视骑兵队伍的建设。他曾提到：“接仗固需步兵，冲锋先资马队”，所以“马、步必须兼用也”。1878年，曾国荃在山西剿捻时，考虑到山西某些“旷野平原非马队不足以资驰骋”[9]，建议部属刘连捷招募勇丁时，广为收录善于骑射之人。并将招募的新勇，抽出部分专门组建马队，使骑兵力量大为加强。弥补了步兵不善冲锋的缺陷，在剿捻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880年至1890年，俄、法等外国侵略者加紧侵略我国沿边、沿海地区。曾国荃意识到水师在海防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开始加大水师建设力度。鉴于清军水师规模不大、兵力单薄、设备落后的现状，曾国荃曾呼吁加强水师装备。面对多次裁撤长江水师的诏令，曾氏设法抵制。并于1887年上奏《裁减长江水师利少害多疏》，力陈水师只宜加强不宜裁减的理由。1890年9月，曾国荃又在南京创设江南水师学堂，培养水师人才。曾国荃根据各个时期不同需要，适时调整兵种建设重点的思想，是值得重视的。

（三）发挥武器的重要作用

军队能取得胜利，不仅在于兵力众多，而且与武器装备状况有很大关系。曾国荃在同外国侵略者多次交战的实践中，认识到西人之所以能占上风，“全恃船坚炮利以称雄，非有异术也”，而清军落后的武器装备必然会影响战斗力，但如果意识不到这一点，“自以为船坚，自以为炮利”，那就犯了“不知己又不知彼”[10]的大忌，其危险性自不待言，故而主张修船添炮、采购水雷等先进武器，不惜巨资修造坚厚兵船，不重其多，只重其精，“炮位则宜求其极大，军火则宜求其极精”。拥有锐利的武器，再“一心倚重知兵之员，遴选能战之将”，方能“足以制敌，而不为敌所制。”[11]曾国荃既看到了武器的重要性，又肯定了人的能动作用。

（四）重视筹饷、屯田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曾国荃领兵多年深刻体会到粮饷对军队建设的作用。

关于饷项，曾国荃认为，“军事之利钝，恒视饷事之盈绌为转移。”[12]“饷项宽裕则不患兵不强。”[13]因为防守、练兵、购买武器、犒赏三军等均需巨饷。至于解决饷项办法主要有：裁撤冗杂勇丁，节省饷源；动员绅耆士民捐款筹集；整顿军务，改革厘金局、总粮台等供应机构，开源节流；截留盐铁等税收以解燃眉之急；发展地方经济，军队实行屯田，自筹饷需；筹措无方时，不惜借款充饷。

关于屯田，曾氏认为，“驻兵以足食为要。善谋国者，用兵屯耕，其所食即食其所耕。”[14]“开办屯田，查勘荒地，分别垦种，扼要屯防，既可借兵力以卫民，复可得屯粮而节饷，是诚安边靖寇之至计，而亦寓兵于农之良法也。”[15]曾氏重视屯田的做法，既有助于恢复发展农业生产，就地解决军队给养问题；又可巩固边防，缓和边疆危机的局面。可谓一举两得。

二、治军思想

（一）“治兵之道，首重选将”

曾国荃非常重视选将，他指出，“治兵之道，首重选将。”[16]运筹帷幄之内，决胜千里之外，全靠将领审时度势。在曾氏看来，如果将领统军不力，就会出现“有守御之名，无整军之实，安静之时多费饷项，寇至之时每难抵挡”。“冗兵日增而月饷日绌，悬欠益巨。”[17]至于选将的标准，曾氏认为，古语所谓“千兵易得，一将难求”，所论极是。他提出，“选将必求善战善守之人，方免流弊。”[18]作战勇猛、果敢有为的记名提督袁九皋；素有韬略、能征善战的记名提督陈凤楼；智勇双全、精通战术的记名提督余光德，均被曾氏上奏遴保为将才。“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曾氏用人亦不拘一格，主张选将不必求全责备。他认为，“人之性情有勇怯之殊，技艺亦有长短之不齐”，主张“不及者仰而企之，过者俯而裁之”，“弃其短而用其长。”[19]如部属郑绍忠，固可独当一面，“然勇有余而谋或尚不甚优裕”；邓安邦善于联络东莞、新安之人心，“其精细有余而精力近觉不如少壮之时”。对于这样的人，曾氏认为应“节而取之，均属一时之俊。”[20]他还在家书中向其兄建议曰：“方今之世，无钱不算穷，无人可用乃是真穷，祈兄刻刻留心，广为储蓄。所求不必其全，但闻其一节之可用，则取其一节，久之集腋自可以成裘。”[21]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曾国荃为其兄推荐了大量可用之才，亦为自己网罗了一批将才。这些人对曾氏兄弟镇压太平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千儆百诫，以摄其心志”

曾国荃治军崇尚法治，严明军纪。1861年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写道：“弟前面陈治军之要诀，以用少御众者，惟一严字。”所谓“严”即指严明法令。惟法令昭彰，“无论文武人，无论智愚，莫不顾之而生畏。诚虑一朝失势，不遂其所欲，不便其所私，故不得不勉强循轨以为之耳。”[22]因此，他为部队制定了严格的军纪，规定行军打仗“第一禁奸淫，其次禁掳掠。”[23]并结合当时吸食鸦片之风日盛的情况，补充不准吸食鸦片的规定。他并没有只停留在口头上，实际操作中遇有违规者，曾氏即实行军法处置，严惩不贷。1863年，营将郭松林置严禁部勇娶妇之规定于不顾，私自置五妾，且偷用营中口粮。哨官朱怡如法炮制，私藏女子。曾氏得悉此情后，立刻撤除郭松林营。追缴其亏空的口粮，朱怡亦被驱逐出队。又严令再有私自偷粮、娶妇者，一律格杀勿论。他言出必行，将不惜以身试法的一亲兵、一散勇统统斩杀，使部队纪律为之一肃。值得一提的是，曾国荃以法治军的思想，较之于事后用法，更注重事前警告、教育。他声称：“所谓严者，不可待事后之行法，而在事前之要约。三令五申，以授其机宜；千儆百诫，以摄其心志。将领畏大帅之严法甚于畏贼，则必相索戒其部下，咸知惧而协以谋贼，自然士气百倍，无不以一当十矣。”曾氏的事前警告、教育主要包括：防骄、防怠、防僭分，因为骄矜、懈怠、僭分皆因“不畏上之法令”所致。所以身为统帅必须平时“易宽以严”“以威严摄服其心志”[24]，才能做到防微杜渐，避免出现触犯法令的情况。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期间，将领鲍超因“战果”颇丰，渐生骄意。曾国荃去信建议曾国藩多劝诫鲍超，以免他因骄生怠，不留心战事。除此之外，他还经常分寄《爱民歌》等书册给各军，以此加强对士兵的约束。

（三）“裁旧更新”，“去腐生新”

曾国荃认为，治理军队贵在“气象常新，一兵得一兵之用”。不能“使稍有暮气，致蹈从前绿营积习。”[25]且“凡事皆创造者难，收拾现成者易。惟办军营之事，去腐生新，终不易洗涤旧染之污，与其为收拾现成之难而罔济，则毋宁为创造之反较易而有功也。”[26]他总结其治军经验云：“若悉仍旧有之军而用之，则饷益欠而无所底止，兵益疲而难期振作。”[27]暮气沉沉的军队不但徒费粮饷，且不利于振作士气。湖北提督汪长贵率领的四营勇丁，长期驻扎襄、樊一带，均已暮气沉沉。面对这样的军队，曾氏指斥道：“难期所向有功，若不裁旧更新，选将任使，徒有防守要地之名，而无坚强可靠之实。”[28]力主裁撤不力勇丁，招募新军。曾国荃的这种去腐生新的治军思想，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军队出现各种类似绿营、八旗的积弊，使军队始终保持旺盛的战斗力。

（四）“日事操练”，“熟能生巧”

战争的胜利并不完全取决于人多势众，只有武艺精湛、训练有素，才能确保战争的最终胜利。曾国荃治军最重训练，他说：“凡阵法之纵横、口号之整齐、枪炮之准则、测量之精细，皆须日事操练，庶几熟能生巧。”每次接见统领、管带，他都“无不以此诰诫而申儆之”[29]。他反对临阵磨枪，认为训练贵在平时坚持。即使处在和平阶段也要居安思危，坚持训练，方能造就一支劲旅，以备他日临警之用。1889年，他在《复陈南洋办防已有头绪疏》中奏道：“窃思趁此闲暇之时，居安不可忘危，必畏危而后得安；患在不豫定谋，必谋定乃可无患。及今赶紧训练，俾成劲旅，欲保东南数省财赋之区，莫良于此。”[30]军事训练的内容不外乎步法队列、个人素质、技能等项。曾氏最重步法队列训练，认为步法是军事训练的基本功。遇到敌情如不能保持队形严整，后果将不堪设想。只有平时多训练阵法，讲求步伐止齐之法，方能成有制之师。他强调，“部伍必须整齐也。操演阵法，固有步伐之节、止齐之规，不可稍紊。即拔营行师，亦须各归各队，鱼贯而行，庶为有制之师。”[31]他不仅注重本国传统技能训练，还聘请洋人为教习，引进西人操练之法。1883年，江南筹防局延聘英国总兵罗威富勒部列来华教授水雷技艺。合同期满后，曾国荃鉴于该员精通水雷，教导有方，上奏朝廷继续留任洋教习在华教导。以求中国水雷技术精益求精，为日后作战打下基础。

（五）“待勇士以诚，而用兵以诈”

如同曾国藩、左宗棠一样，曾国荃也主张待勇士以诚。他曾有言：“待勇士以诚，而用兵以诈。诚则足以感人，而士卒乐为之效命。诈则示人以不测，而贼之间隙可乘。无事不诚，无时不诚，诚之至也。间或用诈，间或不用诈者一二端以掩其诈，而使贼自误，诈之工也。”[32]在强调待勇以诚的同时又注意结合用兵以诈，进一步完善了传统军事思想。而要将“诚”字功夫落到实处，曾氏认为，“一言一动，皆须审量于上下之际而后发，若轻易以出之，以职司之位而行专阃之政，其不失信于众人也几希矣。”[33]同时，要处事公平。家兄曾国华被胡林翼任命为统领后，曾国荃曾致信其兄道：“发给各营口粮宜均匀，不可任意多少。如遇有不接济之时，尤宜见多分多、见少分少，宁可薄己而厚人，不可薄人而厚己。行之既久，诚信自孚于人，虽不接济，人亦谅之矣。”至于“谦”，曾国荃写道：叙人战功“宁可自己少叙几句，他人多叙几句，以昭鼓励。”“盖兄以平衔待各营官，各营未有不起敬起畏，而以总统待老兄者。是自去其虚号，而转在在收其实效也。”[34]虽然曾国荃的这种诚谦待勇思想是为一己之需，不免带有局限性，但这种具体作法，在治军过程中还是起到了收买人心的实效。

（六）重赏严罚，固结军心

曾国荃认为，“胜负无常，强弱无定，惟视统帅所用之将与将官所用之兵，人心固与不固耳。未有能得人心而大败者，亦未有先失人心而能胜者。同此兵力，固有先用之而胜，后用之而败者；同此器械，亦有彼用之而败，此用之而胜者。”[35]曾国荃固结军心的手法为：一是重赏。只有平时厚给薪饷，将勇“临事方能致其死命，置身前敌，入死出生。”[36]他在给李鸿章的信中就指出重赏对于固结军心、激励士气的重要性。他写道：“去秋援贼来犯，当万分危险之时，除犒赏援兵钱米外，每次悬重赏鼓励敢死之士，或抢救道口，或暗截地道，或抢修濠垒，或夜破卡垒，皆赖重赏勇夫，支持危局。”[37]二是严罚。“只有严传号令，固结人心，水路各营自立军令状，断不至闻警思退，且皆愿舍身报国，坚守营盘地基。”[38]进攻金陵时，曾国荃就是靠“悬不赀之赏，严退后之诛”[39]的办法，使得将勇争相前进，不敢畏葸不前，大大加速了攻克金陵的步伐。

曾国荃行之有效的建军、治军方略，塑造了一支训练有素、作战勇敢、纪律严明的劲旅。对于履行封建国家对内对外职能方面，都收到了明显效果。《中兴将帅别传》中记载道：曾公“治军则严而有恩，时设赏以励战士。统大众止屯处，秋毫无所犯。其围安庆也，遏集贤关悍寇，相持百日，坚忍以待其敝。胡公林翼叹曰：‘虽涤侯用兵，不是过也。’”[40]这种说法虽有过誉之处，但却反应出曾国荃从严治军这一不争的事实。

参考文献：

[1][2][3][4][5][40]《曾国荃全集·附录》：第六册，岳麓书社2006年版，第1版，第14、16、12、54、14、14页。

[6][14][20]《曾国荃全集·书札》：第四册，岳麓书社2006年第1版，第225、465、226页。

[7][8][9][23][26][31][37]《曾国荃全集·书札》：第三册，岳麓书社2006年第1版，第536、31、536、536、202、536、295～296页。

[10][11][12][16][18][25][29][30][35][36][38]《曾国荃全集·奏疏》：第二册，岳麓书社2006年第1版，第249～250、252、244、488、242、512、512、201、249、231、251页。

[13][19][21][22][24][32][33][34]《曾国荃全集·家书》：第五册，岳麓书社2006年第1版，第115、60、115、116～117、116～117、64、147、63～64页。

[15]《曾国荃全集·批牍》：第六册，岳麓书社2006年第1版，第156页。

[17][27][28][39]《曾国荃全集·奏疏》：第一册，岳麓书社2006年第1版，第37、37、42、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