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民生的观点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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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就近代湘籍政治家而言，曾国藩的政治思想可谓体系宽阔、内容深刻，并且在他的不同时期的政治实践中，都得到了充分的运用和发挥。曾国藩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资源，在政治生涯中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民生”观，并付诸政治实践，对当时及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此对于这种“民生”观，我们在科学批判的同时，又要做到合理借鉴。

关键词：曾国藩；民生观；评价

曾国藩推尊儒家学说，深受孔孟程朱之学影响，生前被人称赞为“讲求儒先之书，剖析义理，宗旨极为纯正”[1]。对于儒家思想核心内容的“仁”和“礼”，曾国藩说道：“仲尼好语求仁，而雅言执礼，孟氏亦仁礼并称，盖圣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内之莫大于仁，外之莫急于礼”[2]。这里所提到的“内仁外礼”，换个角度来说，实际上是儒家“德政”、“民本”思想的立论基础和具体表现。曾国藩极力宣扬“仁”的说教，始终强调“教之爱民，爱民必先保护闾阎，仁也”[3]，即是在爱民的基础上要以保护普通百姓为先。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仁民爱物”思想是曾国藩对儒家民本政治思想的一种传承与扬播。

咸丰元年（1851）年底，以“居官莅民、整躬率物”为分内之事的曾国藩上奏《备陈民间疾苦疏》，四谏咸丰帝。奏疏的开篇即说：“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4]。他陈述民间疾苦，主要列举了“三难”：一是银价太昂，钱粮难纳；二是盗贼太众，良民难安；三是冤狱太多，民气难伸。这三个问题涉及到赋税、治安和司法，如果处理不善，百姓“真有日不聊生之势”。所谓“国以民为本”，如果百姓的颠连困苦，一丝一毫都没能上达的话，都是属臣的咎失。曾国藩因此进一步指出，改革这三个方面的弊政是当前之急务。解决银价太昂的问题，他在随后的《平银价疏》中提出“部定时价，每年一换”、“京外兵饷，皆宜放钱”、“部库入项，亦可收钱”、“地丁正项，分县收钱”、“外省用项，分别放钱”和“量减铜运，以昂钱价”等变通平价的方法，希望“以挽积重之势”，解除“民生切害之痛”。可以说，无论是为政还是治军，曾国藩尽可能地以“民生”为怀，把“爱民”思想付诸实践并逐步延伸和扩展。

一、“禁骚扰以安民”

作为湘军的统领，为了提高其战斗力与凝聚力，曾国藩非常重视“爱民”的思想政治工作。一方面，曾国藩积极宣扬官兵亲如一家，“爱兵如子”。他在训令部属的批札中说过：我们带兵，要如父兄带子弟一般，千万不可使他们“因扰民而坏品行，因嫖赌洋烟而坏身体”，而要使他们“个个学好，人人成材”，这样的话，“兵勇感恩，兵勇之父母妻子亦感恩矣”[5]。在他写的一系列表彰阵亡将士的“昭忠祠记”，如《湖口县楚军水师昭忠祠记》、《金陵军营官绅昭忠祠记》、《金陵湘军陆师昭忠祠记》以及为江忠源、罗泽南、李续宾等所写的碑文中，均饱含着对湘军将士的一腔挚爱与殷切之情。另一方面，曾国藩又极力提倡“不扰民为本”。他认为：“爱民乃行军第一义，须日日三令五申，视为性命根本之事，毋视为要结粉饰之文”[6]，只有将“爱民”作为第一要义，才能称为“仁义之师”。这里的“爱民”主要是指“不扰民”，也即是他的“八本”格言所说的“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为此，他专门制定了《禁扰民之规》，里面说道：“用兵之道以保民为第一义”，除莠去草是“爱苗”，打蛇杀虎是“爱人”，募兵剿贼是“爱百姓”，所以“兵法千言万语，一言以蔽之曰：爱民”[7]。不仅如此，他还特意为湘军撰写一首《爱民歌》：“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第一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8]。如果将《爱民歌》“熟读细解而深体其意，则纪律益严，声名益好”[9]。咸丰十一年（1861），曾国藩在《劝诫营官四条》中又写道：因为贼匪“淫掳焚杀，扰民害民”而官兵“救民安民”，所以“恶乎贼匪”而“贵乎官兵”，“若官兵扰害百姓，则与贼匪无殊矣”，因此他强调“带兵之道，以禁止骚扰为第一义”[10]、“禁骚扰以安民”。不可否认的是，湘军在实际中也确有扰民之举。但是湘军基本上赏罚分明，宽严互济，“军士所过，有取民间一草一木不给钱者，即行正法”[11]，所以这些营规戒律在一定程度上对严肃军纪、赢取民心起到了积极作用。曾国藩后来自叙道：自咸丰三年初招勇时，“即以爱民为第一义。……寸心总不敢忘‘爱民’两个字”[12]。其弟子李元度也说：曾国藩“坚忍肫挚，壹意以爱民戢士为本，遂能得人死力”[13]，这是基本符合事实的。

同治三年（1864）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以后，面对灾情遍野、民生凋敝的局面，曾国藩对社情民生的关切之情更为急迫。他想方设法采取积极措施，使人民能够安居乐业：救灾恤患，减租召垦，努力恢复固有的生产力；整饬盐务，疏通商运，甚至连秦淮河的画舫都繁荣起来了。在剿捻期间，战火连年，动乱频仍，全国政治形势处于动荡不安之中。曾国藩对于战乱给百姓带来的创伤深感愧疚，明确表示“以剿贼为第二着，爱民为第一着”[14]。捻军起义失败后，他在日记、家书中多次描述所目睹的情形：“所过之处，千里萧条，民不聊生”[15]，“目之所见，几无一人面无饥色，无一人身有完衣”[16]。曾国藩“目击心伤，喟然私叹”：乱世之际，处大位而为军民之司命者，实属人生的不幸。因此，他在家书中屡次提醒诸弟：“用兵既久，民间厌苦，吾辈宜格外体恤”，要“时时存一爱民之念”，禁止扰民以寓止暴之意[17]。

二、“重农事以厚生”

曾国藩的“民生”观，其一不准和老百姓“稍有口角”，其次“不许妄取民间一草一毛”[18]，其三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要赈济百姓，救民水火，“尽心于民事”。在实际中，他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政策和措施，来缓和地主与农民的矛盾，维护平民百姓的日常生计，其民生观体现得更为明确具体。“足民之政，积谷为先”，清代的京仓、义仓、社仓等皆有减灾备荒的功能。曾国藩在京任职期间了解到，有段时期乡谷价格高涨，致使贫民无以聊生，于是便打算为曾氏和本境置义田，以赡救“孟学公以下”以及“二十四都”贫民。由于处境并不宽裕，俸禄也很有限，所以设置义田的想法难以如愿以偿。但他明确表示，一旦“稍有赢余”，则坚决“不肯买一亩田积一文钱，必皆留为义田之用”。咸丰元年（1851）四月，面对家乡的饥谨连年，曾国藩又表示愿效仿朱熹，在家乡推行“社仓之法”，这样“既可以及于远，又可以贞于久；施者不甚伤惠，取者又不伤廉”[19]。这些足以窥见曾国藩心系百姓、体恤民瘼的襟怀。

总督的基本职责是“厘治军民，综制文武，察举官吏，修饬封疆”，而厘治军民的根本在于使人民“仓廪实”、“衣食足”。曾国藩后期在两江、直吏总督任上，对百姓的疾苦冷暖感同身受，经常为雨泽、旱情等伤稼而痛心疾首。像他在同治三年（1864）三月二十九日的日记中说：“恐多雨伤稼，麦收不登，忧灼无已”[20]，同治五年（1866）六月十三日又写道：“雨如倾盆，冷如深秋，北之梁菽，南之稻田，俱恐伤稼，深为焦虑”[21]，字里行间的焦虑之情跃然纸上。更有甚者，他还曾经“因苦雨伤麦”，接连数日“至城隍庙步祷求晴”[22]。同治八年（1869）直隶亢旱非常严重，曾国藩担心百姓“麦稼已失，稷粱不能下种，将成非常之灾”[23]，于是决定“查明极贫下户，按口给钱，俾免饿殍”，除发钱之外，“开仓赈籴，庶次贫之户不致遽生觖望”[24]。当然，曾国藩之所以为民事农情而焦灼不已，客观上说是因为农民的收成好坏关系到军队的饷源，但从主观上看，更主要的还是儒家的民本思想起着心理导向和道德牵引的作用，儒学教育确实使曾国藩具有爱民的心理与情感基础。正如同治九年（1870）十一月他所说的：“我与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爱物，是于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所以他要求“尊官厚禄，高居人上”者，必须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25]。不仅如此，对一些遭遇兵乱、水灾、旱情的州、县、卫等地，曾国藩又屡次奏请朝廷筹款赈济或减缓蠲免。同治八年（1869）直隶东明县由于黄河涨流，粮地被淹十余年，曾国藩于十一月初一日奏请：从咸丰十年起至同治六年止，“缓带征地粮正耗银两，一律豁免，以苏积困”[26]。同年十一月，直隶开州、东明、长恒等州县秋禾被水成灾，收成歉薄，他又奏请“分别蠲缓带征，改赈为抚，以纾民力”[27]。这种“仁民爱物”的思想在《劝诫浅语十六条》里也得到了充分体现。中国是农业社会，重农厚生可谓是尽到养民之道。曾国藩出身于耕读之家，懂得“民生以穑事为先，国计以丰年为瑞”[28]。在《劝诫州县四条》一文中他写道：“军兴以来，士与工商，生计或未尽绝。惟农夫则无一人不苦，无一处不苦”。这种苦况必然酿成祸乱，“农夫受苦太久，则必荒田不耕；军无粮，则必扰民；民无粮，则必从贼；贼无粮，则必变流贼，而大乱无了日矣！”因此他强调“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重农事以厚生”，具体措施包括“薄敛以纡其力，减役以安其身”、“无牛之家，设法购买”以及“有水之田，设法疏消”[29]等。总之，要使农夫“稍有生聚之乐，庶不至逃徙一空”。曾国藩在直隶总督任上，除了清理狱讼、治理河道，还大力整顿吏治，减轻民众负担，严令各地“不准于应征钱粮之外，加派分文”，告诫各级官员要“视民事须如家事”，为民众“休养生息”创造了一些条件，并采取相应的救济措施赈济灾荒。据说曾国藩在两江、直隶总督任内的口碑还是不错的。根据薛福成的评价，曾国藩在两江任内“劝农课桑，修文兴教，振穷戢暴，奖廉去贪，不数年间，民气大苏，而宦场浮滑之习，亦为之一变。其在直隶，未及两年，如清积讼，减差徭，筹荒政，皆有宜惠及民”[30]。可以说这些都是曾国藩以民生观为主要内容的经世思想在政治上的具体实践。

总的说来，曾国藩认为，不论是为官还是作战，都要珍惜民力，不能暴殓天物。设官是为“养民”，用兵是为“卫民”，“统兵而不知爱民，即百战百胜，也是罪孽；居官而不知爱民，即有名有位，也是罪孽”[31]。他后来自己总结说，他“之所以颇得民心”，只在于“此心真实爱之”[32]。章太炎对此曾褒扬说：“民之得伸，自曾左始”[33]。

三、“民生”观的批判与启示

从根本上说，曾国藩所谓的“民生”观，是封建统治阶级利益和主观意志的体现。在封建社会，“仁政”或“民本”并不具有近代民主的意义，君是主体和本位，“民”只是一种值得重视和可资利用的政治资源。为争取民心而实行的“仁政”，是以维护封建统治作为根本出发点，理所当然在相当程度上也就成为“驭民”之术。曾国藩同样无法摆脱既定的窠臼，他的“民生”观便体现了这种性质。曾国藩把“民”分为“良民”、“莠民”或“刁民”，认为“分别良莠，为正本清源之道”[34]、“民宜爱而刁民不必爱，绅宜敬而劣绅不必敬”[35]。他所谓的“民”，受到宗法等级、血缘关系的圈定，从一定意义上说是指不犯上作乱、尊礼守纲的“民”，这就使得“爱民”思想无法获得普遍意义上的认同。因此他对地主阶级及其封建士人讲“道之以德”，而对“作奸犯科”的农民起义者则“齐之以刑”。在“非礼无法”、“出礼入刑”的礼治原则下，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无数“以礼杀人”的人间惨剧。清人戴震曾说：“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36]理与礼是一以贯之的。曾国藩将“礼治”作为挽救时局、收拾人心的治本之方，将个体的主体性、独立性完全消融于超越一切的“礼”之中，非常适合封建统治者实行专制统治的需要，可以说这是他在镇压农民起义中贯彻“严刑峻法”、“以杀人为业”的理论基础。正如列宁指出：“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刽子手的任务是镇压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暴乱。牧师的使命是安慰被压迫者”[37]。曾国藩的阶级地位以及所决定的道德观念表明他只能站在农民起义的对立面，成为封建统治的拥护者。

不容否认，曾国藩的民生观是朴素而直观的。他认为不论是为官还是作战，既要爱护兵士，又要保护百姓，尤其是要以百姓的利益为主。这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强调了普通民众对于维持政局稳定、巩固封建政权的重要作用。由于受制于自身既定的阶级属性，他对“民”的认识存在着截然反差，所以其“爱民”的“民生”观也只能在地主阶级内部得以真正实现。从这点上说，这也表现了作为统治阶级一员的曾国藩在当时的社会制度下“关于自身的幻想”。曾国藩这种有限度、“不完整”的“民生”观，不符合最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利益和意愿，与我们现在倡导的维护与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本质上存在着差异。但是毋庸讳言，无论是从提出的理论主张还是取得的实践成效来看，其“民生”观对于今天我们坚持执政为民理念仍具有合理与可取的借鉴意义。

现阶段，我们党提出的执政为民的政治理念，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的主人，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真正动力和源泉；强调人民群众是最高价值主体，人民利益是最高价值取向，人的全面发展是最高价值理想。“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国以民为本，民以生为先”，这都体现了以人为本、以民为先的基本价值原则和精神内核。在曾国藩的“民生”观里，他把“民”人为地对立区分，因此其“禁骚扰”、“重农事”等主张并不是目的，主要还是手段。只有当人民真正成为主体的时候，才谈得上真正的爱民。由此可以看出，解决民生问题是我们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得出的必然结论，以人为本的民生观也是具有永恒主题价值的执政理念。

在现代社会，民生问题更加突出地显露出教育作为民生之基、就业作为民生之本、收入分配作为民生之源、社会保障作为民生之安全网的重要性。惟其如此，所以“要着力解决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要进一步做好增加就业、加强社会保障工作，积极帮助城乡特殊困难群众解决生产生活问题。”[38]只有从解决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入手，真正把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亲民而体察民情，爱民而关注民生，恤民而珍惜民力”，这样人民群众才能得到最大的实惠，实现最大的利益，也才能认同和拥护党和政府。曾国藩在为官理政期间，对于与百姓日常生计密切相关的米价、田亩、庄稼等就十分留意，并且在职责范围内，想方设法以保障百姓的生活，争取民众的支持，效果也是相当明显的。所以说，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必然要求始终关注并着力解决民生问题这个重大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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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7][19][32][35]《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540、638、210、369、3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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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5]《曾国藩全集·家书二》，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326、13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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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曾国藩全集·日记二》，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1002、12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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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7]《曾国藩全集·奏稿十一》，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6616、6624页。

[30]薛福成：《薛叔耘代李少荃拟陈督臣忠勋事宜疏》，转引自沈宗元《曾文正公学案》，民国八年成都昌福公司铅印本。

[31]《曾国藩全集·书信九》，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6514～6515页。

[33]刘凌、孔繁荣编校：《章太炎学术论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64页。

[36]《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88页。

[37]《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版，第478页。

[38]：《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现》，《人民日报》2004年3月1日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