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在大学语文教学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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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学语文》教学中对古代小说问题的再思考、再追问、再评议，不仅可以更好地传承、发展传统文化之思想内容，而且也使传统文化为不同地区、国家、民族的人们所理解、接受、认同，这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和时代课题应有之义。《大学语文》之古代小说教学对传统孝文化价值观念推崇备至，在家做孝子，为国做忠臣。治国先齐家，家国同构。《大学语文》之古代小说教学改进策略关键在于，形成问题意识，以问题意识为导向，纠偏补弊，革故鼎新，提升教学质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应根系于传统文化，创新其内容，完善其形式，丰富其思想，让传统文化更具有生命力。用传统文化传达中国声音，用中国声音表现中国智慧，用中国智慧建构中华民族文化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大学语文》；古代小说；传统文化价值；改进策略；互利共生

中华民族文化是人类文化的重要内容，凝聚着民族思想的精华。它分为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当代文化等不同类型。所谓传统文化指1919年“”之前的文化。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身份的象征或标志，它逐渐沉淀为民族生命情感体验之情绪，或喜或悲，或苦或乐，或爱或恨，构成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内容的一部分，具有稳定性。本于此，《大学语文》教学承担着“传播知识，传承文明，启迪智慧，守望心灵”［1］之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责任、使命。《大学语文》教学中对古代小说问题再思考、再追问、再评议，不仅可以更好地传承、发展传统文化之思想内容，而且也使传统文化为不同地区、国家、民族的人们所理解、接受、认同。进一步说，用传统文化表达中国声音，用中国声音表现中国智慧，用中国智慧建构人类文化命运共同体，这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和时代课题应有之义。

一、《大学语文》之古代小说中的传统文化价值体现

传统文化以《大学语文》教材为载体，展示其丰富内涵，古代小说是《大学语文》传统文化教育中的重要内容，也是传统文化价值的艺术表现形式之一，它包含着想象民族生活方式、精神状态、心理诉求、思想旨趣、审美理想等广阔空间。《大学语文》中的古代小说以儒家正统、正宗思想为旨归，其功能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一为娱心，一为劝善”，［2］君施善政，人行善事，“善莫大焉”，［3］体现出传统文化重视伦理道德之价值。《大学语文》教学中古代小说对伦理道德价值的重视，表现在对传统孝文化价值观念的推崇备至上。在家做孝子，为国做忠臣，治国先齐家①，家国同构。孝子、孝女、孝妇、孝孙等是传统孝文化价值观念的信奉者、实践者、承担者。就孝子而言，孝感天地、戏彩娱亲、亲尝汤药、卖身葬父、卧冰求鲤等，不仅在当时社会具有良好的示范作用，也使他们青史留名、流芳百世。例如，教材中智勇双全的李寄斩蛇妖，这是她“责任感、使命感和担当意识”［4］之体现，更是为民除害、济世情怀之展示。李寄认为，“卖寄之身，可得少钱，以供父母岂不善耶？”［5］即是说，她想卖身得钱，孝敬父母。这是否与“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6］之规范、要求矛盾？表面上相冲突，深层上并不矛盾。孝女面对不同人生难题选择时，趋利避害是常态；非常态需要暂时权变。爱父母不仅在于言行，更要在心里始终把父母放在重要位置，为父母可以牺牲一切、献出所有，甚至生命，这是人大孝之理想境界。李寄与缇萦、东海孝妇、窦娥、赵五娘等共同构成传统女性对孝文化价值观念的具体诠释。《大学语文》教学中古代小说对传统文化价值之仁爱思想的阐释，有以人为本的意味。如果说孔子提倡的仁爱是抽象之道德本体，那么孟子的“仁者爱人”［7］相对具体。这里仁者之“爱”是不平等、有差别的，即贵族之爱可以施于同阶层的其他贵族，而不能是普通百姓。本于此，古代小说对于传统文化价值中不合理成分进行摒弃或改造。如《探春理家》说：“他们既辛苦闹一年，也叫他们剩些，粘补粘补自家。”［8］这是贵族小姐探春对大观园老婆子的仁爱之心，它对不同阶层的限制有所突破。也就是说，从相同阶层到不同阶层之仁爱是发展、演变的历时性过程，此过程是考察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演进的有效视角之一。

二、《大学语文》之古代小说教学中存在的不足

《大学语文》之古代小说教学存在问题有两个大的方面：一是认识误区。所谓认识误区指，有些人认为，《大学语文》之古代小说教学可有、可无，只是点缀而已；另一是实践误区。所谓实践误区指，《大学语文》之古代小说教学课时被人为压缩、挤占，让位于诗词、散文等。认识误区偏重于思想层面，实践误区在于行动方面，思想层面与行动方面相结合形成《大学语文》之古代小说教学问题。它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问题一，一直以来，《大学语文》教学中传统诗词是正统、正宗，曲赋、古代小说只是辅助或补充，它严重压缩了曲赋、古代小说阐释的有效性。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有意或无意忽视不同体裁作品之间的平衡；另一方面，同一体裁的作品，不同朝代、不同作家所选数量也不同，即精英作家对非精英作家形成“异化”或阉割。好像一说到小说就是吴承恩、罗贯中、施耐庵、曹雪芹等。于古代小说而言，《大学语文》（本文所引系徐中玉主编《大学语文》，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4版）共收录11篇小说，古代小说4篇，现当代小说3篇，外国小说4篇②。4篇古代小说，魏晋1篇，清代3篇。这说明它对清代小说的推崇可能会遮蔽其他朝代小说存在的合理空间。问题二，《大学语文》教学中对古代小说思想价值的误解。我们习惯于套用当下的思想观念去解读古代小说，这可能会造成曲解传统文化的现象。古代小说之“小”不仅在于形式，更在于思想价值被轻视或低估。然而古人把小说放在说部，又有杂家的意味，指向知识的广博、思想的多样、审美的多维。这些看似矛盾的现象，实则是因为时空不同，认识变化带来的认知习惯、价值判断不同之综合呈现。今人以纯文学的眼光审视古代小说，缩小了其概念的内涵、外延。班固《汉书·艺文志》载曰：“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9］班固认为，古代小说家出自稗官、野史，具有民间思想自由之特质。他引用孔子的话，表明古代小说无益于世道人心，经世致用，君子不为。此处强调小说之“小”，侧重于儒家正统思想对非正统思想价值的评判，对古代小说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问题三，《大学语文》中古代小说教学就是分析人物形象、故事情节、语言、主题思想、艺术特色等，这对于复杂而丰富的古代小说无疑是生吞活剥、无情肢解。此举既忽视了古代小说文本之经、史、子、集的广博知识涉猎，又遮蔽了传统文化价值的多样性、动态性、立体性。问题四，《大学语文》教学对古代小说批评理论重视程度不够。多数人以为，古代小说批评理论是感性的，非理性；是零散的，不成系统；批评术语随意化，不是专业化的行为等。这仅是表面现象，而非本质。感性背后是理性思考的呈现，零散中有不严密、不完整的系统意识，随意化非不专业，只是专业意识薄弱一些而已。

三、《大学语文》之古代小说教学的改进策略

《大学语文》之古代小说教学的改进策略关键在于，我们要树立开放、多元、包容的古代小说思想观念，改变固有思维方式，运用综合性知识，重视古代小说批评理论等，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大学语文》之古代小说教学的问题意识，以问题意识为导向，纠偏补弊，革故鼎新，提升教学质量。首先，《大学语文》之古代小说教学改进需要树立开放、多元、包容的古代小说思想观念。古代小说思想观念以儒家思想为主体，以道家思想、佛家思想为辅助，以民间思想为补充，形成思想观念综合体。如《三国演义》对三国历史走向的哲思，对人间正义的呼唤，这是儒家思想对历史上英雄豪杰作用的思考、追问，刘备的仁厚、诸葛亮的智慧、曹操的奸诈等；再如《水浒传》对绿林英雄的赞美，惩奸除恶，伸张正义，拯救弱者，对官逼民反的英雄充满同情，它表达出民间思想的价值取向；《西游记》人生取经的心路历程，是“本我”对“自我”的超越，是对“超我”的追求，它有佛家思想的慈悲情怀；《金瓶梅》中财色害人，因果报应，指向伦理道德本体性之体悟。对教材而言，李寄身上体现出儒家思想之实践理性意识；婴宁的言行表现出老庄思想之超然物外；白小玉说书的技艺出神入化表达出民间思想开放、多元、包容之特质。这些古代小说思想观念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交织、纠缠和共融之状态。除此之外，古代小说思想观念从功利性到审美性、艺术性，从雅、俗到雅俗共赏，是发展、演变的过程。其次，《大学语文》之古代小说教学改进需要改变固有思维方式，摆脱照本宣科式讲授，以便能走进小说文本世界。古代小说对人与人、人与物、人与世界进行多方位、多角度呈现，它以平等、自然、友爱的眼光看待人与物，在古代小说中人、物之世界是相通的。这正如庄子所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10］如《聊斋志异》中《娇娜》《青凤》《小翠》《婴宁》等探寻人（书生）、物（狐女）之关系的篇目。现实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紧张，理想中人与物和谐、融洽。《娇娜》中孔雪笠与娇娜是良友之关系，作者肯定，“得此良友，时一谈宴，‘色授魂予’，尤胜于‘颠倒衣裳’”［11］男女之良友，可以跨越性别，守望互助，生死相托，“时一谈宴”是说，二人彼此心灵、精神、思想相通，人与物共存、共在、共生。我们改变固有思维方式的教学，可以发现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兼容性。如《婴宁》不仅是人物名字，更隐喻了对自由自在理想境界的向往。一方面，“婴宁”出自《庄子·大宗师》，原曰：“其名为撄宁。撄宁也者，撄而后成者也。”［12］“撄”与“婴”相通，意味着，婴宁有一颗赤子之心，纯洁无瑕，天真浪漫，自然而然，以花喻人，传统文化意味悠长，审美意蕴丰厚。婴宁“捻梅花一枝”［13］，“爱花成癖”［14］，是解语倾国之花③；另一方面，人不仅享受传统文化，也会受到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束缚、限制。婴宁从“笑容可掬”到“嗤嗤笑不已”、“孜孜憨笑”再到“终不笑”之变化，是生活的要求，现实的规定，礼仪的约束。传统文化价值观念要求女性“喜莫大笑”［15］，恪守“妇德”。再次，《大学语文》之古代小说教学改进需要综合性知识。所谓综合性知识指，经、史、子、集之不同知识。因为：一是小说作者具有经、史、子、集等各个方面或某一方面的知识；二是，小说文本体现出多样知识。我们只有具有和作者、小说文本相同或相似的知识，才有与它对话、沟通、交流的基础。经学是根本思想，史学是思维方式，子学、集学是必要补充。鉴于此，我们应该把经、史、子、集之知识相结合，形成知识体系。具言之，它以“兴观群怨”［16］；“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17］等为指导思想；以史学思维为参照，如《新唐书·烈女·段居贞妻》载曰：“段居贞妻谢，字小娥，洪州豫章人……小娥诡服为男子，与傭保杂……拔佩刀斩兰首，因大呼捕贼。乡人墙救，禽春，得贼千万，其党数十。”［18］谢小娥为夫婿复仇，女扮男装,其贞心感天地，动鬼神。李公佐为她巧解梦中言，指出“申兰、申春”即是凶手。小娥杀死申兰，生擒申春。报仇后，她遁入空门。李公佐写成《谢小娥传》。李复言把它收入《续玄怪录》，改名为《尼妙寂》；明代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卷十九改写为“李公佐巧解梦中言，谢小娥智擒船上盗”。再如冯梦龙《古今小说》第二十八回“李秀卿义结黄贞女”，见《明史·烈女一》［19］。即是说，正史、小说可以相互参照；子学则囊括百家、包举古今、无所不有，类似于百科全书，如《红楼梦》中，建筑、中医、饮食、宴会、戏剧、风俗等；集学如诗词歌赋等，以上是古代小说教学改进所需要的不同知识。《大学语文》之古代小说教学改进的经、史、子、集知识兼备，对诠释古代小说作者与文本关系十分重要。然而我们并不是片面地认为古代小说作者都对经、史、子、集四方面学识皆具，如《李寄》作者干宝，“东晋文学家，史学家”［20］这是对史学的重视；蒲松龄是“清代文学家，有诗、文、俗曲等”［21］，这是集学的体现；曹雪芹是“现实主义小说家［22］；刘鹗是“清末小说家，通数学、医术、水利学等，对文物、收藏也有兴趣”［23］。由此可见，古代小说家具有多方面的知识储备、艺术修养、过人才华，与今天的纯小说家不完全相同。他们把经、史、子、集之知识运用到古代小说中，表现为关注现实，思考社会，热爱生活，尊重生命，悲天悯人的博大情怀、高远思想。如《红楼梦》“大旨谈情”，所谈为儿女之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24］由情入色，色即是空。这是对男女之情的超越、升华，指向的不是空、不是无、不是虚，而是有、实，更是对男女纯情、真情、痴情的礼赞。青年之男男女女渴望爱情自由，无不带着镣铐跳舞，他们用尽生命的力气舞出迷人的爱情舞姿，曲终人散。自由或理想的爱情最终走向婚姻。婚姻之目的在于，“传宗接代的现实需要与家族间政治利益的休戚相关，多会取代两情相悦的美好爱情”。［25］《大学语文》之古代小说教学改进，应关注引用经、史、子、集的情况。其作用有两点，一是显示作者的博学多才；另一是进行形而上的哲思。我们以引述经学之语为例看，如“三月不知肉味”，出自《论语·述而》；“于我心有戚戚焉”，出自《孟子·梁惠王上》。［26］它直接引用《论语》《孟子》之语，增强说服力。前者形容音乐之妙，后者表示对音乐之妙的赞同。这是对白小玉说书浑然意境的赞美。再如引用朱熹《不自弃文》［27］，本义指子孙后代在逆境中，不屈服，不放弃，应心怀敬畏，兢兢业业，保持、发展先人留下的基业，告慰祖宗在天之灵。探春理家通过罥除头油脂粉2两银子、学里8两银子；大观园竹子、稻田、花木等承包给有责任心的家人，这些举措对于摇摇欲坠的贾府，虽是杯水车薪，但探春治家、改革积弊的努力是值得肯定、赞赏的。探春是“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28］之贾府清醒者、改革者、理性者，她“在绝望中对一丝希望之光的坚守、探索”［209］，难能可贵。她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勇气、智慧、力量、才华，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最后，《大学语文》之古代小说教学改进需要重视古代小说批评理论的运用。明清以来，古代小说批评理论逐渐兴盛，如毛纶、毛宗岗之于《三国》、李贽与金圣叹之于《水浒》、张竹坡之于《金瓶》、脂砚斋之于《红楼》，不可胜举。我们以脂砚斋对《红楼梦》人物形象的评点为例看，曹雪芹是有所借鉴的。如“‘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作者用史笔也……因命芹溪删去。”［30］在《脂砚斋批评本红楼梦》中，“秦可卿淫丧天香楼”已经删除。对“敏探春兴利除宿弊”而言，脂砚斋评点有两处，一处，“宝钗道：“天下没有不可用的东西，既可用，便值钱。难为你是个聪敏的人，这些正事大节目事竟没经历，也可惜了。”反点题，文法中又一变体也；另一处，“便仍谈正事”作者用金蝉脱壳之法。［31］这两处是对行文之法的评点，需要和他处探春批评话语相结合，才能获得探春之全面形象。探春有可以和王熙凤媲美的才华，“探春精细处不让凤姐，只不过言语沉静，性格和顺而已。”这是小姐身份耳，阿凤未出阁想亦如此这主要是突出探春性格之和顺、言语沉静，更赞赏她的理家才华。又，“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这些的，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凃地。”说着，不觉留下泪来。说得透。［33］这是对显赫一时、百年望族之命运的深刻认识、思考，可与“烈火烹油，鲜花着锦”［34］相对照，烈火烹油是说，火旺油燃，油尽火熄，归于虚幻；鲜花本自美丽，覆盖锦绣，美中之美，美到极致，不可长久。这隐含着盛极必衰的家族发展规律，非人力可以改变。综上所述，《大学语文》之古代小说教学改进，需要返回历史文化语境现场，以同情之理解的态度揣摩古代小说文本的细节，寻找破译小说思想观念的金钥匙，打开通向精彩纷呈、琳琅满目的小说之门，领略小说世界的无限魅力，与小说作者、小说中人物同呼吸、共命运。此外，《大学语文》之古代小说教学改进需要专业知识和非专业知识兼顾，二者不可偏废。

四、结语

德国生物学家德贝里于1879年提出不同物种“共生”的概念，指不同种属的生物在一起生活，有两种主要方式：一是“偏利共生”，即是说，它对其中一种生物有利，对另一种生物没有利；另一是“互利共生”，即两种共同生活的生物，彼此进行营养交流、相互依赖与依存、互利共赢、和谐共生［35］。这可以借来分析《大学语文》教学中古代小说与诗词曲赋之关系。一方面，它们不是“偏利共生”，而是“互利共生”。如把《红楼梦》中不同形式的诗词歌赋与《大学语文》中所选作品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它们体现出传统文化价值之异同，以便考察诗词歌赋嬗变的历史过程；另一方面，我们强调《大学语文》教学中古代小说表现传统文化的价值，不是忽视或贬低其他体裁作品的重要性。创新传统文化是守护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重要举措，任重道远，善莫大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资源之一，它承载着民族精神，表现民族思想，铸造民族品格。在历史长河中，传统文化是“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建构过程［36］。基于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应根系于传统文化，创新其内容，完善其形式，丰富其思想，让传统文化更具有生命力。同时，当代大学生只有接受全面而系统的《大学语文》之传统文化教育、熏陶、训练，才能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文化工作的建设者、接班人。

作者：冯英华 单位：西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