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语文教学文化取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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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文学观”倡导走出“纯文学观”的狭小天地，将文学视为一种文化存在，把文学放在宏观的大文化背景下进行研究。以“大文学观”视野和思维来改革和创新大学语文教学，将使大学语文课增添无限生机和活力，尤其充盈着浓郁的文化情趣，从而成为真正有文化、有趣味的幸福课程。

关键词：大文学观；大学语文；文化取向

大学语文作为高校普遍开设的一门人文基础课程，其重要性已不言而喻，但重要却不受重视。其原因除了因为大学语文不是“专业”课外，更主要的是由于目前的大学语文课大多缺乏新意，仍然像应试教育下的中学语文教学那样，总是在字词、语法、修辞以及作家生平、中心思想、段落大意、写作特色等上面打转，把内涵丰富的文学作品拆解成了众多的知识碎片，而唯独缺乏“文化”品位，让学生听起来味同嚼蜡。鉴于此现状，有必要以“大文学观”视野来改革和创新大学语文教学，让大学语文课成为有文化、有情趣的幸福课程。

一、“大文学观”的倡导和涵义

我们今日所称“文学”，其实是源自西方文论的“纯文学”概念，它在一般情况下只把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几种审美文体当作文学，如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现代汉语词典》对“文学”所下的定义就是：“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的艺术，包括戏剧、诗歌、小说、散文等。”这种文学观念被称为“纯文学观”而被中国学界普遍接受。“纯文学观”以现代科学理性发掘了文学区别于其它学科的独特之处，即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特性，也就是文学性，强调了文学作为学科的独立价值。但另一方面，显而易见，这种源自西方的“纯文学观”与中国古代文论史上的“杂文学观”相抵牾，所谓“杂文学观”，就是提倡文、史、哲不分家，不仅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审美文体属于文学，举凡经学、史学、诸子哲学乃至文字学等都属于文学的范畴。因此，自20世纪80年代起，一些中国文学研究者尝试着对纯文学史模式进行调整，主要表现为调合西方“纯文学观”与中国古代“杂文学观”的冲突，从而提出了“大文学”概念。如傅璇琮先生在其主编的《大文学史观丛书》（含著作5种，现代出版社1990年出版）总序中说：“应该打破文学史研究的、旧有的狭隘格局，开阔视野，把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成果引入文学史的研究，打通与文学史相邻学科的间隔。”陈伯海、董乃斌两先生也在他们主编的《宏观文学史丛书》（含著作7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总序中强调要“更注重于宏观研究所必备的整体思维条件，也就是不把研究对象孤立和割裂开来看待，却是视其为有机构成的整体，力求把握其内在的血肉相连的贯通脉络”，并“就文学与某一相关的学科领域展开交叉性研究”。这些著作非常鲜明地体现了“大文学”观念的研究思路，那就是：将文学视为一种文化存在，以原有的“纯文学”界定为内核，以文化相关性为原则扩大文学研究的边界，把文学放在宏观的大文化背景下进行研究，从而打破“纯文学观”长期坚持的文学内部研究；在方法上强调跨学科交叉研究，举凡史学、经学、哲学、理学、民俗学、宗教学、文化人类学以及舞蹈、音乐、美术等都可以作为文学研究的切入点，文学与这些学科的关系都可以进行探讨。[1]当然，首先明确提出“大文学观”这一概念并进行理论阐释的是著名学者杨义先生，他认为中国文学已经走过了三个阶段，并称之为“文学三世说”：“古代文史混杂、文笔并举，奉行的是‘杂文学’的观念；20世纪接受西方‘纯文学’观念，把文学祛杂提纯，采用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四分法；到了世纪之交，文学开始怀着强烈的欲望，要求在文化深度与人类意识中获得对自己存在的身份和价值的证明，从而逐渐形成了一种‘大文学’的观念。”[2]“大文学观”的涵义，就内含于“大”和“文学”二字之中：“一方面，它以‘文学’二字，标志着汲取20世纪引进西方纯文学观念的实践结果，强调文学的独立价值和学科的科学性”，“另一方面，它以一个‘大’字，标志着对20世纪纯文学观念的实际性超越，走出纯文学观，看取无限广阔而丰富的人文存在，超越在提纯过程中对文学与整个文化浑融共处的自然生成形态的人为阉割”，合而言之就是，“大文学观去纯文学观的阉割性而还原文学文化生命的完整性，去杂文学观的浑浊性而推进文学文化学理的严密性，并在融合二者的长处中，深入地开发丰富深厚的文化资源。[3]要之，“大文学观”强调把文学和文化作为一个生命整体来看待，以丰富多彩的文化存在和宽阔的文化视野来研究文学。

二、“大文学观”对大学语文教学的启示

“大文学观”提倡把文学放在文化背景下来考察，以博大的文化胸襟和独特的文化视点对文学进行研究，对当下的大学语文教学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首先，“大文学观”倡导对文学进行文化研究，可以为大学语文教学改革创新提供新的思维和视野。因为“纯文学观”提倡“纯”而不杂，所以它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小文学观”，这就导致文学阐释时视野狭小，方法单一，致使传统的语文教学，教师们几乎都是沿用时代背景、作家生平、思想内容、艺术特色、后世影响这种“五段式”模式解读作家作品，忽略了文学发展的多维形态及多层意义的深度阐释，将文学孤立于文化语境之外，把文学原有的丰富内涵及意义缩小了。因此，大学语文不应该是中学语文的简单延伸，不应该让学生把已经熟悉的东西再重新咀嚼一遍，而应该让他们在学习乃至重温文学经典名篇的过程中，有新的理解、新的感受、新的收获。以“大文学观”指导大学语文教学，将文学视为一种文化存在进行探究，正可以以“大”救“小”，打破“纯文学观”长期坚守的文学内部研究方法，从而扩大了文学研究的边界和内容，让学生在文学阅读和阐释活动中，获取文化知识，提升文化素养，感受人文魅力。无疑，这是一种新的文学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必将为大学语文教学改革创新起到有益的启迪和促进作用。其次，利用“大文学观”倡导的文化研究方法，可以对文学作品进行更全面、更深刻的阐释。“大文学观”不仅继承了古代“杂文学观”文、史、哲不分家的优良传统，而且把研究的视角延伸到了文、史、哲以外更为广阔的学科领域；而且它与传统的文学史综合研究方法不同，即它不是简单机械地罗列影响文学发生发展的政治、经济、制度、哲学思潮、社会风尚等各种文化因素，而是将文学与这些文化因素融为一体，找出其内在的深层联系，将文化因素与文化思维作为一种文学研究的视角、手段和方法，将文学放在文化的整体存在和深刻层面中进行广泛、深入的挖掘。比如，闻一多先生从文化人类学视角考察《诗经》中的婚恋诗，认为诗中的“风”、“虹”、“云雨”等词是描写男女性关系的隐语———“风”指“性欲的冲动”，“虹”是“男女交合的象征”，“云雨”更是男女性交的常用词语。[4]陈寅恪先生《元白诗笺证稿》一书则从历史文化视角研究元白诗歌，既以史证诗，通过史事研究诗作，又以诗证史，将诗作所涉及的史事一一清理，做到了对诗意和史意均有准确的把握。可见，对文学进行文化考察，我们可以见到文学中的一些“原生态”东西，使文学现象和文学文本意义得到更全面、更深刻、更真实的呈现。再次，对文学进行文化探究，有助于消除文学阐释中的歧义，甚至纠正某些错误。北京大学龚鹏程先生曾在《有文化的文学课》一书中说过一个有趣的例子：2005年7月，台湾新党主席郁慕明访问北京某高校，该校领导致词时引用《诗经•豳风》中的“七月流火”一语致欢迎词，说：“七月流火，但充满热情的岂止是天气。”令舆论大哗。因为这个“火”指的是大火星，“流”是向西落下。所谓“七月流火”，是说七月大火星往西沉了，天气开始转凉了，与“热情”毫不相干，所以接下来一句说“九月授衣”，意思是九月该换上寒衣了。这是因为，《诗经》中的历法用的是夏历，而夏历的七月相当于我们今日的九月了，所以天气已开始变凉。[5]可见，掌握文化知识，有助于纠正望文生义的错误解读。

三、“大文学观”与大学语文教学的文化取向举隅

下面以“大文学观”提倡的文化方法解读文学作品的具体例子，来说明它应用于大学语文教学的具体方法及重要意义。首先，从儒家文化视角分析曹操《短歌行》的“求才”思想。诗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以今人眼中卑污的乌鸦比喻人才，殊难理解。实际上，乌鸦在古代多是正面形象，尤其在汉代，因为据传乌鸦有反哺之性，乌鸦的地位十分神圣，“乌鸦成为儒家孝道的象征”，并且是汉以孝治天下的“形象化的象征”和“代言人的角色”，汉代孝道伦理因之可称之为“乌孝社会伦理”。[6]故许慎《说文解字》释“乌”为“孝鸟也，象形”。我们今天还可看到，山东嘉祥武氏祠的东汉石画像中，有多幅宣扬孝子行孝的画像，其中有一个孝子被画成乌鸦的样貌，这便是取乌鸦“知反哺之义”的意思。[7]这其实在“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一句中已暴露了人才的身份。《毛传》释云：“青衿，青领也。学子之所服。”青色衣领的袍衫是古代读书人的典型装扮，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读书人基本上都是儒生。故《短歌行》其实表达了曹操求“儒”若渴的心愿。其次，从佛教文化视角解读韩愈《师说》文中“解惑”的涵义。《师说》对教师职能下过一个非常经典的论断——“师者，所以传道、受（授）业、解惑也。”所谓“传道、授业”就是今天所说的“教书育人”，但为什么韩愈还要拈出一个“解惑”呢？这个“惑”，显然不属于“道”与“业”方面，因为“道”、“业”之“惑”，可以在“传道、授业”时加以解决。而且，韩愈在文中多次强调这个“惑”字，如“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等等。这“解惑”一语其实与佛教有关。在佛教文化中，“惑”是指人因俗世的诱惑而引起的一切烦恼，如“见惑”、“思惑”、“理惑”、“修惑”、“惑得”、“惑染”、“惑障”等等。《临济录》说：“达摩大师从西土来，只是觅个不受人惑底人。”因此，余英时先生认为，韩愈所谓“解惑”，意思即禅宗常说的“迷惑”，其反面即是“悟解”，所谓“传道解惑”，就是达摩“传法救迷”之意。[8]所以，韩愈强调教师在“传道”、“授业”外，还必须负担起“解惑”这一重要职责，帮助学生开释因名利、欲望、贪念等等而导致的心智、心性上的迷惘和迷惑。[9]再次，从民俗文化视角分析贺知章名诗《咏柳》中的修辞运用。诗云：“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诗中把“春风”比作“剪刀”，非常新奇，意趣盎然，深受读者好评，但实际上这个比喻是以当时流行的裁剪迎春花树的习俗为背景的。古代每当立春日来临时，人们有一系列的迎春活动，其中有一种很流行的习俗就是用彩绢制作迎春花树，叫做“彩花树”或“宜春花”。如唐宋之问《奉和立春日侍宴内出剪彩花应制》诗云:“金阁妆仙杏，琼筵弄绮梅。”诗题已说得非常明白:这“仙杏”、“绮梅”就是立春日用彩绢剪制而成的“彩花树”。而柳树常常是迎春花树中少不了的题材，如唐刘宪《和立春日内出彩花树》诗云：“柳色梅芳何处所，……剪彩花间燕始飞”，即写立春日燕子在禁苑的彩花柳中翻飞的景象。可见，唐时确实存在用碧绿的彩绢“装成”的“万条垂下绿丝绦”的柳树，而且这柳树是用剪刀裁制出来的，贺知章不过是用大家习见的彩树来比喻真的柳树罢了。[10]唐人立春日制作宜春花树的习俗，今人多已不知，故觉得诗歌特别新奇有趣。最后，我们从语言文化视角分析《红楼梦》中王熙凤的性格。《红楼梦》第3回写林黛玉初进贾府时，王熙凤这样对林黛玉表示问候和关心：（王熙凤）又忙拉着黛玉的手问道：“妹妹几岁了？可也上过学?现吃什么药？在这里别想家，要什么吃的、什么玩的，只管告诉我。丫头老婆们不好，也只管告诉我。”如果仅从语言内容本身来看，王熙凤的问语显得细致、周到，充满关怀备至之情。但语言文化学中有“真性询问”与“假性询问”之分:“真性询问”目标单一，指向明确，尤其是语速平缓适中，停顿适当，留有反隙空间；“假性询问”则与此相反。以此可知王熙凤的问语是典型的“假性询问”，虽问了一连串问题，却目标杂芜，指向不具体，且语速如梭，快如连珠炮，毫无间顿，根本不容对方思考和回答，从中足以见出王熙凤的虚伪和假仁假义的性格。[11]以上从哲学、宗教、民俗、语言等文化视角对一些文学名篇进行阐释，都得出了新奇而深刻的结论，可以说是意蕴深长。可见，“大文学观”提倡把文学置于大文化背景下进行文学研究，举凡政治、历史、哲学、宗教、制度、民俗、语言、心理、艺术，乃至具体的衣、食、住、行等生活文化，都可以成为文学研究的切入点，这对于大学语文教学之激发趣味，增添生机和活力，进而促进改革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与应用价值。

参考文献：

[1]胡景敏.大文学观与文学史研究的文化转向[J].北方论丛，2008（6）.

[2]杨义.认识“大文学观”[N].光明日报，2000-12-20.

[3]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J].文学遗产，2005（5）.

[4]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第三册）[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177-180.

[5]龚鹏程.有文化的文学课[M].北京：中华书局，2016，3.

[6]宣炳善.汉代中原地区的乌孝社会伦理与牛郎织女传说乌鹊母题[A].陈华文.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集刊（第二集）[C].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09：262.

[7]徐玲.汉代以孝治天下的措施论析[J].洛阳大学学报，2007（3）.

[8]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479.

[9]易思平.“解”什么“惑”[J].文史知识，2002（12）.

[10]杨琳.汉字形义与文化[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157-158.

[11]周建成.王熙凤的“假性询问”[J].中学语文教学，1999（3）.

作者:易思平 单位: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