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大学语文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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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学语文教材建设研究

随着我国有关部门对大学语文的日益重视和各高校大学语文教育教学的蓬勃开展，我国大学语文教材建设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有媒体认为进入21世纪，我国大学语文教材建设如同一场轰轰烈烈的“复兴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开启［2］。有研究表明，目前我国大学语文教材出版已经达到2000种之多［3］。面对琳琅满目的大学语文教材，不少教育专家和从事大学语文的教师对当前高校大学语文教材建设问题进行了积极思考和研究。刘年喜在《大学语文教材的世纪变革》一文中对现行的几套大学语文教材的特色进行了评介。文章指出上海交通大学夏中义教授主编的《大学新语文》是人文主题的弘扬，东南大学王步高教授主编《大学语文》是文学史编排体例的新探索，北京大学温儒敏教授主编的《高等语文》是文化专题讲座形式的尝试，南开大学陈洪教授主编的《大学语文》是美文荟萃与数字化教学资源的导入［4］。这些教材的编撰出版彰显了编写者锐意变革精神和勇气，对创新大学语文教材的编写有着重要启发和示范意义。李小琼在其硕士论文《中国大学语文教材选文问题研究》中对我国大学语文教材选文现状、影响因素、编选原则等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阐述［5］。

姚莫诩则从大学语文教材建设的方向阐述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21世纪大学语文教材的建设方向要注重人文性、时代性和地域性，要坚持“文学思路”与“人文思路”的统一，坚持传统文学文化与现当代文学文化的统一，坚持总体规范与文化特色的统一［6］。李康德对大学语文教材的地位及价值追求进行了探讨，他认为大学语文教材与文化之间是一种双向建构性的天然存在关系，而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这种双向建构性关系是文化不断地建构教材，教材不断地建构文化，教材与文化呈整合方向发展，当代大学语文教材的定位是由“实体性”“关系性”到“建构性”的转变［7］。对于我国大学语文教材的编撰体例问题，乔根在《对大学语文教材编写模式的思考》一文中做了较好的归纳，“大学语文教材，其编写模式大致有以下几种：第一种是主题•文选模式。以徐中玉主编的大学语文为代表，体例上强调以主题为线索，较为全面地介绍我国语言文学的知识、理论与方法。第二种是专题•文选模式。以温儒敏主编的高等语文、夏中义主编的大学新语文和周金声主编的大学人文语文为代表，体例上以不同专题来编排文选，较之前一种模式更为细致，从不同角度增强对学生人文素养的培育。第三种是作家•文选模式。以钱理群主编的大学文学教材为代表，体例上完全突显个人化的语文主张，以文学替代语文，创新性极强。第四种是文史•文选模式。以王步高主编的大学语文和彭光芒主编的大学国文为代表，体例上打通文史，回归传统。第五种是对象类型•文选模式。以温儒敏主编的中国语文为代表，体例上根据学生、学校、专业等对象类型来确定文选，因材设教，适应性广，选文难度较大”［8］。在众多的大学语文教材中，广西师范大学黄伟林教授主编的《大学语文》是一部值得关注的特色教材，该教材分为《大学语文》（大学版）、《大学语文》（高职高专版）两种版本，教材“教材中植入了大学教育、中国文化、广西元素、通识理念、语文技能五个元素，力图使大学语文名副其实，以满足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大学语文教育教学的需要”［9］，其最大的特色就是“将本土文化中最优秀的因素提炼出来融进教材建设中去，让学生在感受学习汉语言文化魅力的同时树立爱国、爱乡、爱人的美好情怀”［10］。

在高校大学语文教材中，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教材也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高职高专院校与重点大学和普通本科院校相比，其办学理念和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着很大的差异。高职高专院校是以就业为导向，以培养“下得去，留得住，干得好”的应用型高素质人才为目标。高职高专院校开设大学语文课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着眼于对学生的“通识教育”，是为了学生的文化修养和人文素养。因此，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教材建设也是以适应高职高专的“职业性”、“实用性”基本特征。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教材在教材的命名、编排体例、作品的选择等方面也凸显出了自身的独特性。如很多大学语文编写专家为区别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教材与本科院校大学语文教材的区别，将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教材取名为“大学语文”（高职高专版）、“高职语文”、“实用语文”等；在教材编排体例上打破传统以“文学史”或“文学体裁”为教材编撰逻辑的惯例，而是选择以“人文主题”或“文本模块”为编撰体例；在教材作品的选择上，其内容和难度也尽量契合高职高专学生的实际和水平。对于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教材建设问题，不少研究者也进行了积极的探讨。如彭新竹在硕士论文《高职大学语文教材建设新思路——与专业相结合》中较为全面的分析了目前高职高专教材中存在的问题，探讨了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教材与专业相结合具有必要性以及高职大学语文教材的编写原则、编写体例、内容选择等问题［11］。周文在《对高职语文教材编写的反思》一文中，从高职大学语文教材的编写的理念、体例、选文等方面进行的思考，认为高职大学语文教材编写应以培养高职学生语文操作能力为主线，以模块组合为框架［12］。舒立辉则指出了当前高职高专大学语文编写存在着“重古轻今”、“重经典轻发现”、“重共性缺个性”等问题［13］；韩向阳从教材编写的原则、体例、内容设计等方面探讨了高职《大学语文》教材的改革问题［14］。

二、大学语文课程性质与定位研究

有关大学语文课程的性质与定位问题，一直以来是我国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点问题，也是大学语文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不少研究者结合自身的学科背景和教学实践体会，对大学语文课程的性质与定位问题做出了深刻学理阐释。南开大学的陈洪教授对目前高校大学语文课程性质和定位的研究境遇，曾这样描述到：“目前开展大学语文教育还遇到一个困难，甚至是尴尬之处，就是其学科归属问题。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学理方面的，即就其学术内涵而言，‘大学语文’无疑要提高学术水准、教学水准，但朝哪个方面努力，似乎比较模糊，没有定论。二是从实际处境来说，一位高校教师，如果没有一个‘法定的’学科作依托，似乎就没有明确的专业归属感。”［15］徐中玉先生指出，“大学语文”决不是大学中一个可有可无的课程，更不是中学语文的“补课”课程。“大学语文”课程是大学人文教育和人文精神的培养不可或缺的课程，它在培养和提高大学生的品格素质与人文精神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他强调在注重大学语文工具性的同时更应该“兼顾文学性、艺术性、审美性、创新性乃至深刻的人生哲理性”，“大学语文课程在大学阶段应是重要的‘通识’性课程，贵在以学生的需要为中心，力求引导学生，使他们确立自觉、积极学习的态度”［16］。北京大学的温儒敏教授则强调大学语文教育重在培育大学生的语文素养［17］。

朱恒则认为学术界将大学语文学科定位以提高学生语文能力为目的的“能力说”和以提高学生人文素质的“人文说”，都是不准确的，“前者看轻了大学语文的应有作用，后者又过于沉重，大学语文无法承受，真正的定位是在这两极之间取其中，即以提高大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为主要目标”［18］。李景强认为，根据《大学语文》的改革趋向和大学课程设置原理，当前高校大学语文教学应淡化“语文”的工具性，突出文学、人文或文化的理论知识性，“《大学语文》应以人文思想为学科基础，以人文基础理论为课程定位”［19］。贾莹对大学语文课程定位问题进行了多维度的全面研究和思考，她认为从大学语文课程性质的定位来看，大学语文具有基础性、工具性、人文性和审美性；从大学语文的课程类型定位来分析，大学语文应既是一门公共基础课也应是一门必修课；从大学语文的功能定位来考察，大学语文不仅传承中国文化和延续民族精神的桥梁，而且也是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培养学生文化素质和人文素养的重要工具，也是启迪智慧，实现感性与理性平衡发展的重要途径［20］。

对于我国高职高专院校而言，大学语文课程性质与定位问题也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杨定明在《高职院校大学语文课程定位问题研究》一文中认为，由于长期以来大学语文在高职高专院校课程体系中并未有明确的定位，导致了当前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程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尴尬地位，并从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程在整个语文学科教学体系、职业教育体系、不同学科专业素质培养体系、公共课程体系以及在高职院校教育功能上的定位等五个方面全面阐述了高职高专大学语文地位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21］。陈嫣嫣则认为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程应该具有人文性、职业性、母语性等学科品质和复合型教育功能［22］。纵观学术界对大学语文课程性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通识性、工具性、人文性、母语性，职业性、综合性等性质特征的探讨与研究；对大学语文课程定位的论述，研究者主要认为大学语文是培养学生文化修养和人文素质的“通识教育课”、“公共课基础”、“公共必修课”、“母语教育课”等。研究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大学语文课程性质与定位问题进行多维度的探讨与研究，对进一步深化大学语文的学理研究和学科建设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三、大学语文教学策略问题研究

“教学策略是教学设计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在特定教学情境中为适应学生学习需要和完成教学目标而诊察作出的、并随情境变化而进行调整的教学谋划和采取的教学措施。教学策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教学策略既包括教的策略，又包括学的策略；狭义的教学策略仅指教的策略。”［23］大学语文的教学策略问题就是探讨在大学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如何“教”和学生如何“学”的问题。朱媛指出随着我国国际地位和经济实力的日益提升，国外的“汉语热”也日益兴盛，然而在当前全球化语境的冲击下，我国学生对语文学科的重视度却呈现出日益下降的趋势。在我国大学教育中，大学语文教学面临着课程定位模糊不清、教材建设质量悬殊、师资构成参差不齐、学习主体过于功利等多重困境，面对“母语教学”日益式微的窘境，他认为当前我国大学语文教学要走出困境首先要明确大学语文课程的性质、功能和定位，完善大学语文教材建设，积极革新与整合大学语文教学方法，加快大学语文课程建设的改革力度［24］。

吴素萍认为在当前网络文化语境下，高校大学语文教师要重新建构自己的知识结构，更新教学理念，注重网络语言文学和规范的语言文学的比较分析，适时改变授课模式，丰富学生文学课堂形式，进而推进高校大学语文的有效教学［25］。蔡继莲针对理工科对学生人文素养缺失的现实，认为大学语文教学应该从目标的确定、习惯的养成、学法的优化、阅读引领的角度来提高高师院校理科大学生人文素养［26］。杨坤道在硕士论文《论当前大学语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中认为，当前高校大学语文教学存在着学科边缘化、师资力量薄弱、教材陈旧缺乏特色、教学时间不足、教学方法陈旧、学生学习目的不明确、教育质量滑坡等问题，要妥善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进一步提高对大学语文教学重要性的认识；组织权威专家、资深学者和优秀教师重新编写教学大纲、配套教材和教辅资料，做到教学大纲规范化，教材经典化，教辅资料科学化；大力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做到教师学者化；改革教学方法，优化教学手段；改革考查办法，促进大学语文教学的良性发展。赵卓则认为大学语文教学应该立足于语言文学的基点之上，在知识积累、能力培养和素质育成三个层面实施教学策略，三个层面协调发展，大学语文才能完成教学使命［27］。大学语文课程是高职高专院校培养学生人文素养的一门公共基础课和必修课，具有人文性、工具性、职业性等特征。因此，如何在高职高专院校有效开展大学语文教学也是众多研究者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刘春芳认为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教学应该做到人文性与工具性的有效统一，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程应该走知识性和素质性平衡的考核之路［28］。

刘超认为高职院校大学语文存在学科定位模糊、教学理念落后、教学手段单一、师资队伍不稳定等问题。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教学要从学生实际出发，有针对性地改编大学语文教材，更新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学理念，把大学语文定位为高职院校重要的人文教育课程；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不断创新改革教学方法，构建多元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程教学体系，培养学生学习兴趣［29］。阎颖则认为要有效改善和推进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教学，应该从改革教材、教法、考试方式三个方面入手，注重语文教学的实用性和多元性结合，使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教学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30］。总之，高校大学语文教学研究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系统工程，目前学术界从大学语文的教材建设、课程性质与定位、教学策略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深入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对进一步加强我国高校大学语文课程理论研究和实践教学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我们期待更多的研究者加入到对大学语文课程的研究和教学中来，为深化和完善我国大学语文课程建设和改革做出积极的贡献。

作者：唐骋帆工作单位：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