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精神本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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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艺术精神与非中国艺术精神的同源性

1.“真”的途径

“真”的途径有写实主义和科学主义。“写实”有三种：一是发现、摹写真实世界中趋于理想的事物；二是发现、摹写真实世界中不理想的事物；三是尽可能客观地再现真实世界。写实主义的缺陷是既不能表达不在场的历史，也不能表达不在场的未来。“科学”依据逻辑推理、判断和实证而工作，科学解释、推断世界的历史、现在和未来。得到大多数人认同的“科学论证”便成了最接近世界本源的真实的世界。其不足在于大多数科学论证只在某个体系内自圆其说，失去体系前提，论证便不攻自破。“写实”竭尽所能地回答世界是什么，却回答不了世界从何而来、向何而去，科学在论证体系里回答世界是什么，世界从何而来以及向何而去。科学和写实在本体上有部分交集，方法上却大相径庭。

2.“善”的途径

“善”基本是遵循人类的理想来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世界和人类从何而来？人类在没有科学论断的情况下，设想了神的存在，而世界和人，是从神的世界诞生的。中国的女娲造人和古希腊神话以泥捏人的故事是那么惊人地相似。宗教的产生与发展更是为人类理想的存在与发展提供了合理合法的净土与息壤。人类有了科学论断以后，“善”因为可以不受科学体系的限制，可以没有逻辑循环的困惑，可以跳出真实世界的桎梏，用想象和理想去架设一个全新的美好世界，因此“善”对世界的走向具有引导作用。

二、中国艺术精神与非中国艺术精神的不同之处

这里探讨的非中国艺术精神主要是指源于古希腊的艺术精神。具有同源性的中国艺术精神和非中国艺术精神通过“真”的途径，分化出科学和写实主义艺术门类，通过“善”的途径，分化出宗教和理想主义艺术门类。中国艺术精神和非中国艺术精神的区别在于：中国艺术精神中“善”的比重比非中国艺术精神中“善”的比重大，“真”的比重相对较小。首先我们可以比较中国神话和西方神话中神的形象。中国神话故事中的神，如观音、如来、玉帝以及诸菩萨等，都是尽善尽美的化身，古希腊神话故事中诸神之间杀伐争斗，像是具有特异功能的人，终是脱不了现实的影子。其次我们可以比较中国悲剧和西方悲剧。中国悲剧的剧中人物即便遭遇再多冤屈，剧终时也多有昭雪或补偿机遇。《窦娥冤》里窦娥为了救出被张驴儿冤害的婆婆，谎称张驴儿父亲系自己所毒，死后血溅素练，真如她誓言所示，六月飘雪，楚州三年干旱；窦娥父亲考取状元后，窦娥显灵诉冤于父，其父将张驴儿一干人收审，得知张驴儿欲毒死窦娥婆婆霸占窦娥，张父乃是被张驴儿误毒而死。《侧美案》说的是陈世美趋炎附势，考取状元后，隐瞒婚史，弃家中糟糠之妻秦香莲于不顾，与公主成了亲，秦香莲去寻亲时，陈世美怕隐情暴露，三番五次派人暗杀其妻，此事后来被包拯得知，硬是将驸马爷陈世美推向了断头台。但是这故事似乎又另有昭雪，说的是包拯是宋朝人，陈世美是清朝人，且这陈世美也不是那样的人，杜撰者硬是将他们捏在了一起，这又是另一段公案了！西方悲剧多是一悲到底，从古希腊的命运悲剧到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性悲剧，多是如此。古希腊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的代表作《被缚的普罗米修斯》，说的是普罗米修斯同情人类，从天上盗得火种广撒人间，给黑暗的人间带来了光明和温暖，宙斯为了惩罚普罗米修斯，将其缚于悬崖上，并派苍鹰不停地啄食其肝脏。索福克勒斯的代表作品《俄底浦斯王》说的是俄底浦斯自小被父母遗弃，因为有巫师预言俄底浦斯将会杀父娶母，俄底浦斯在另一国度被人收养并长大成人，因才能异常，成为一国之主，一次战争中，俄底浦斯杀掉邻国国王，并虏掠王后，与其成婚，几年后俄底浦斯得知这个预言，悲痛不已，刺瞎双目，离国而去。“舞台上的哲学家欧里庇得斯的主要作品是《特洛亚妇女》和《美狄亚》。《美狄亚》说的是一名性情刚烈、迷信于爱情的具有法术的女子美狄亚，为了与一见钟情的伊阿宋在一起，不惜杀了前来追赶的弟弟，并将其弟碎尸遍野，以拖延父亲的追赶部队；和伊阿宋一起生活若干年以后，伊阿宋移情别恋，美狄亚杀了伊阿宋的情人，又杀了两个孩子和伊阿宋。文艺复兴时期的莎士比亚写了著名的四大悲剧：《哈姆雷特》、《李尔王》、《麦克白》、《奥赛罗》。《哈姆雷特》刻画了宽厚善良却又生性懦弱的哈姆雷特王子，面对杀父仇敌，却屡屡错失复仇良机，连累了心上人一家，最终与杀父篡位的凶手同归于尽。《奥赛罗》刻画了多疑、心胸狭窄缺乏判断力的奥赛罗形象。奥赛罗受利益对手挑唆，怀疑妻子与下属有染，于是掐死妻子，知道真相后，自杀身亡，满足了利益对手的意愿。中国艺术精神中充满了理想主义，连中国的图腾形象“龙”都是理想化的。龙竟然集中了九种动物的精华之处，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而不像别的国家只是用某一种真实存在的动物作为图腾。比如美国将鹰作为图腾形象，英国将狮子作为图腾形象。由此可见，中国人是多么地追求完美！中国艺术精神和非中国艺术精神的这种区别，也催生了各门学科的此消彼长。西方的科学、实证得到了长足发展：达尔文的人类进化论、牛顿的万有引力、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杜威的实证主义，以及写实主义的文艺作品（文学、绘画、雕塑），文学方面像法国雨果的《悲惨世界》、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司汤达的《红与黑》、小仲马的《茶花女》，英国查尔斯·狄更斯的《大卫·科普菲尔》、《雾都孤儿》，英国作家托马斯·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德国席勒的《阴谋与爱情》、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葛兹·冯·伯里欣根》，美国小说《飘》、《根》，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夜》等等；绘画方面像米开朗琪罗的宗教人物画、达·芬奇的肖像画《蒙娜丽莎》等等；雕塑从《拉奥孔》到《米洛的维纳斯》再到《掷饼者》等等，无不浸透着现实主义思想，无不发展到难望其项背的程度。中国儒家塑造理想世界和人格的思想源远流长又根深蒂固。孔子提倡“仁而好学”、“君子”、“礼、乐、中庸”，孟子则主要以天下社稷的稳定为目标，规劝君主注重修为，如“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等。中国儒家这种注重“内省”的思想，学者陈友峰在《中国戏曲本体新论》中曾这样说道：“儒家这种内在的自觉性不仅成为中华民族道德体系的基石，而且对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使人在遇到精神危机时，不是在抗争中求得存在，追求中求得解脱，而是‘反求诸己’，通过‘内省’、‘求和’的方式，获得心理的平衡和内在满足。”[2]中国道家思想虽然试图说出某种真相，如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以及“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但还是脱不去理想而浪漫的外壳。如庄子的“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故跖之徒问于跖曰：“盗亦有道乎？”跖曰：“何适而无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未之有也”以及“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等。《道德经》与庄子诡丽空灵的文论像欲说还休、语焉不详的历史断片，给阐述说提供了莫大的发展空间。中国化的佛教则对现实世界的不理想做了最后的理想补救。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等等，给了国人无尽的安慰和想象。宗教，像一场大雪覆盖着人类阡陌交错、沟壑万千的心灵世界，这世界看起来是那么完美，可是这心灵世界已经寒到了极点。中国传统文化几乎跳过了写实阶段，将抒情写意发展到了极致。中国的这种艺术精神贯彻到历史学中，使中国的历史有时也需要用考证的眼光予以解读，贯彻到科学领域，则科学有时也经不起推敲。

三、中国艺术精神与西方艺术精神不同的原因分析

1.地理环境的影响

中国地大物博，内陆面积大，平原广阔，交通不便利，中国先民多以农业生产为主，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大多是家族式的生活模式，对世界和人的认识充满了想象，人与世界的关系是统一的，天人合一的；西方国家海港城市较多，交通便利，商业萌芽较早，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二元对立的，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有了实证的可能，再加上交换的需要，促进了精神和物质的发展。

2.社会环境的影响

中国封建社会长达两千多年，封建残余遗流至今，社会环境的不理想，致使人们将理想状态作为主要的精神寄托和社会活动的终极目的，而且因为中国国民普遍缺乏抗争性，理想主义在艺术中曲折委婉地体现得尤其明显。西方国家民众在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影响下，辨析、抗争以及改变环境的能力都相对较强，现实主义浸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

3.阶级统治的需要

毋庸置疑，艺术、宗教、哲学、科学的发展与统治阶级的需要密不可分，主流文化是被统治阶级需要的文化。理想主义因为可以弥合人们对现实的不满，给人们提供类似宗教的信仰安慰，在中国历来被统治者作为维稳的手段和目的。西方非此即彼的政党模式，因为对立面的监督，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秉信现实主义。综上所述，我们基本可以确定中国艺术精神的本体是善。

作者：蒯群吴家荣单位：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质管办政工师安徽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