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学科创建中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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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尊敬的各位老师，我先向大家道个歉。因为这几天我大概是跟“南”字有缘，正如刚才楚小庆主编说的，先去南京开一个江苏省政协主办的“书法传统与人文修养”学术研讨会，然后又飞济南也跟“南”有关，是因为张道一先生从教六十周年，并且是为他的艺术学思想专门召开一个学术会议。这个原因很简单:第一，张道一先生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的前任召集人，是我所在的艺术学科评议组前任老领导，我是他的继承人之一。第二，张道一先生在中国，早在1996年就开始规划艺术学学科发展并创建艺术学，当然他很自谦，他说哪能说我是第一个?1925年宗白华先生就开始讲艺术学了，在这之后又过了七年才出生了我这个张道一。但是，他确实是桃李满天下，有很多的编内弟子，像潘鲁生教授等，我最多算一个编外弟子。所以才再行“编外弟子”之礼，参加了张道一先生的艺术学思想学术研讨会之后，从济南飞到南宁来了，地名里面还有“南”，看来今年跟“南”干上了。所以，到达广西南宁的时间就晚了，到达的当晚就开始学习会议材料，今天上午还把主办方广西艺术学院安排盛情接待我的一个老师从我的房间里几乎驱逐出去了，因为我要看那两本论文集，来不及细看也至少要走马观花，看一看大家开会聊了些什么，我能从中悟出点什么。我今天第一条向大家汇报的是，要感谢我们的全国各地的高等艺术学院。他们坚持了这么多年，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体系已见成效，而且，搭建这么一个平台，我们全国艺术学学会每年一次的年度会议能够顺利召开，每年能够让我们的高等艺术教育战线的同仁们聚在一起交流信息，激活思维，这是我们的学会主办方做了件大好事。因为我长期以来坚持认为，高等院校是中华民族科学文化思维的先锋阵地，而高等艺术院校则是中华民族艺术思维的先锋阵地。如果我们的高等艺术教育落后了，那么这个民族在思维科学上就会落后，思维科学上的落后就是哲学上的落后，哲学通一通百通，一个在哲学上落后了的国家是谈不上有较强文化软实力的。正因为如此，我觉得，我们刚才四位教授，金丹元老师、王廷信院长等给我们介绍的各组学术讨论的情况，都非常生动地说明了我们开这个会，交流一下信息，很有意义、很有必要，也很有成果。当然，就学术研究而言，学者本身是烦开会的。我又想起了钱钟书先生的那句话。当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同志请钱钟书先生来当中国社科院的副院长，他不当，为什么不当?回答就三个字:“怕开会”。后来当选了中顾委常委的胡乔木同志也很厉害，就问钱钟书先生，你这样一个大学者难道连学术研讨会都怕开吗?他说，“你们那些学术研讨会啊，在我看来，多数都是邀几个不三不四之人，说几句不痛不痒的话，花几个不明不白的钱，纯属浪费时间。”但是，我们这个全国艺术学学会的学术年会不是这样的。你看，蓝凡教授笑了，他家里房子烧了还坚持要跑到这儿来开学术研讨会，他还谈海派文化究竟有什么特点。王廷信院长跟我一样，我们一起在张道一先生的学术会议上碰面，昨天晚上一起赶过来，今天上午就参加我们这个年会，刚才对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的建设谈了很好的意见。我觉得这些事情充分证明了这个会是有意义的，而且如果高等学校不开这些学术研讨会，那么这些高校要干什么?你总不能够关门闭户、一个学校只顾搞自己的各自门派吧，总得要有一个平台大家交流一下学术信息，激活一下文化思维，这是很好的。

二、我想给大家汇报一下，昨天我去参加张道一先生那个会，正题叫“全国艺术学学科建设论坛”，副题叫“张道一先生从教六十年及艺术学思想研讨会”，有些体会，想说出来跟老师们共勉。第一条体会是张道一先生给我们的启示。他现在八十高龄了，眼睛也几乎看不见了，但还是一门心思扑在艺术学学科的建设发展上，我很感动。在艺术学由一级学科升门类的整个过程中，有一种意见开始主张只有“艺术”没有“艺术学”，后来这种意见又不赞成升门类后还设立艺术学理论为一级学科，甚至说没有艺术学，只有具体的美术、音乐、舞蹈、戏剧、影视等等，有些话还讲得不好听，说什么艺术学理论学科造就了一批空头学问家。老一辈学者，如张道一先生已经退居二线了，目前叶朗先生也没有在教学管理第一线了，于润洋先生也不在教学管理第一线了。他们都不同意这种意见。而张道一先生几乎都要拍着桌子了，说:你们要把艺术学搞丢了，我张道一拼了老命也要跟你们干到底。他为什么会这样讲?这就是一个老学者的一片丹心啊!我在今年中秋节前夕曾经去看望我的另外一位老师朱寨先生，他是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学术委员会的老主任，现在八十六岁高龄了，已经是胃癌晚期了。他对我说，我想你来，因为有些事情想跟你讨教;我怕你来，因为我怕你看到我皮包骨头心里难受。我说:朱老啊，你向我讨教什么?你有什么事儿啊?他说:我现在眼睛不大好使了，也有些很难看得见了，在家里天天打开电视机就听见新闻里面说，你们现在都在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我说是啊。朱寨先生说，你们不是已经好多年了，一直都在讲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吗?你们怎么贴近了那么久了还没有真正走进基层啊?这就是延安鲁艺培养出来的一位老专家、老学者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始终思考的还是这个民族的文化建设大计。他说，一个人选中了他所热爱的事业就要为它奋斗终生，就要为它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不达目的，死不瞑目。这样一种学术操守，集中体现在我们前辈学者的身上。我觉得这使我受益终生，没有这种理想信仰和学术操守，你还搞什么艺术啊?我们的文化工作者、艺术创作者和艺术理论研究者始终需要面对的问题就是，艺术到底是干什么的?

前几天，在中国京剧艺术节上我看了吉林省创作推出的新作品《牛子厚》，这是一出为京剧科班喜连成、余连成的创始人、一方富甲牛子厚立传的新戏。他说，我这个人啊，赚再多的钱心里也是空落落的。但一听西皮二黄，我就来精、气、神!这出戏揭示出一个极为深刻的真理:艺术从来就是养精、气、神的。他说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个玩意儿，不要在我们这一代手上断层了，要坚持办科班，一直办下去。后来，到了抗日战争背景下的时候，他不给日本人当伪政权的商会会长，日本人弄得他几乎是一贫如洗。到了晚年，最后一幕，七十七岁的牛子厚、牛老板、牛东家，自己一个人真是白发苍苍、孤苦伶仃，一个人孤伶伶地呆在他的小院里面，大雪纷飞，忽然听到有人敲门，谁来了呢?推开门瞅着眼睛一看，来人留着胡须，“兰芳!是你这个大角儿啊?”他当年在科班里培养造就了梅兰芳、马连良、谭富英、袭盛戎、袁世海等大一批京剧名家。梅兰芳先生的艺名就是他取的，他当然记得。他说，兰芳好样的，不给日本鬼子唱戏，好样的!但是，京剧这个玩意儿可不能生疏啊，功咱们还是得练，今天这样，老爷子给你操琴，来吊一吊嗓子。梅兰芳当时把衣服一脱，就在他家小院里面圆场来了一段《霸王别姬》。最后，伴随着最后一段旋律《夜深沉》落下来的最后一个音符，老爷子寿终正寝，巍峨地伫立在舞台的正中央。我说这个戏好啊，它生动地说明了一个道理———艺术是养精、气、神的。不像我们有的不懂艺术功能的领导、文化不自觉的领导，逼着艺术去赚GDP，去“化钱”而不是“化人”。所以，《牛子厚》这个戏好，大家看看是会很有教益的。张道一先生的身上就有这一条。当然在坐诸位中与张道一先生关系更深的人有很多，比如黄惇老师是深受张先生教诲的，而我只是一个编外学生。会上很多发言的人说，张道一先生是民间文艺大家，是艺术教育专家，称赞了很多。最后我要说一条:张道一先生首先是个思想家。他是一个思想家，他看到了艺术学的学科建设对整个民族的精神建设的独特作用和重要地位。所以，要为这个事情奔走呼号，所以我们大家要学张道一先生的是，我们搞高等艺术教育的一定要从哲学思维的层面读点哲学、学点哲学，最好是弄通哲学，不如此的话，就会出现可笑的事情。比如说，前一段时间为什么要争论有没有艺术学理论，说只有具体的美术学、音乐学、舞蹈学、戏剧戏曲学、电影学等等，而没有抽象的艺术学。这就是哲学上在一般与个别的辩证关系上搞不通的无知的人才会犯这样简单而愚蠢的错误。因为照这种持论者的学术逻辑，我同样也可以跟你说，也根本没有你所说的美术学。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具体的国画、油画、雕塑、版画，哪来什么美术学?其实也没有什么中国画，而是只有山水画，人物画、花鸟画，等等。还可以往下再分，那就是只有笔墨，而到最后是什么也没有，“笔墨等于零”。如此推论下去，岂不是越来越把自己搞得越微观、学术研究范围缩得更小了，最后什么都没有了吗?所以，绝不能这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要再三呼吁，我们高等艺术教育界的三支大军要协同作战，优势互补。我们的艺术类高等专科学校如中央音乐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中央美术学院等有传统优势，他们对音乐学、美术学、戏曲学的本体研究非常深入，是艺术学学科建设的学科奠基的重要力量，他们有优势，这是无疑的。

因为钱钟书先生早就说过了嘛，“不通一艺莫谈艺”。张道一先生的优势就在于他通了民间艺术，他同时又具备了哲学思维，所以，他的艺术见解就比我辈高出一筹。其实根本问题就在这个地方，我们现在不能固守自己通一门的优势，而是要扩大学术研究的视野，开阔思路，激活思维，要知道如果不增加自己的哲学修养，不提升自己的人文科学思维修养，不努力汲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新鲜思维营养，那是不行的。所以，张道一先生的这条启示极为重要。张道一先生的另一条启示是，与我自己比，张道一先生的古典文学和中华传统文化的旧学功底比我好、比我强多了。我们现在常常是缺这些东西。我读金丹元教授的书，他讲艺术思维，我就看出他的古典文学修养相当深厚，有些问题，没有这个修养他是提不出来的。我今天早晨起来，翻开徐子方老师送给我的书，你就看看他的《艺术与中国古典文学》中所论述的究竟艺术学跟古典文学有什么关系。可以这样说，没有厚实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的修养，就想搞好中国特色的艺术学理论构架，这也是不行的、不可能实现的。你看看张道一先生对汉画像石等的研究，他之所以掘一口井掘得那么深，跟他的学术修养有关。恕我直言，这也常常是我们当今的好多中青年学者所欠缺的。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张道一先生一生坎坷，曾经被划成右派，遭遇很多不幸，但这个老人他自己却能够享受孤独、甘于寂寞、潜心自学，这也是很不容易做到的。南京艺术学院的艺术研究院成立的时候，黄惇老师要我去参加成立大会的开幕式和揭牌仪式，我突发奇想，就提了个口号叫“享受孤独”。黄惇老师对此极为赞赏，说就是要发扬这种“享受孤独”的精神，要学会享受孤独。今天大会闭幕式，在我们主席台上有好多老师如凌继尧老师、田川流老师，不享受孤独能做出这些学问来吗?彭吉象教授不享受孤独，他的《中国艺术学》写得出来吗?

不这样潜心研究肯定是不行的。都要享受孤独、潜心治学，而且不要浮躁。所以我想，虽然我参加这次会议来晚了，但是我发现从张道一先生那里可以悟出一点“道”，我很怀疑这个名字是不是他令尊大人给他起的还是他自己找的，道一道一，他就是传道的，对不对?就是要从他那里得到“道”嘛。他最得意的门生是山东的潘鲁生教授，现在是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山东省文联主席、“四个一批”人才。现在潘鲁生在中国美术馆搞的“手艺农村”展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同志作出批示，全国政协副主席孙家正同志也作出批示，去参加这个展览的开幕式。我在参加完开幕式、并且仔细看了这个展览之后就很受感动。潘鲁生教授从他老师张道一先生那里学到东西，就跑到农村去搞田野调研，结果发现很多中国农村文化的血脉都扎根在农民的这双手上，而心灵才能手巧，例如鲁东南的编藤子，现在把编藤子的手艺转化成了编藤床、藤椅，维系了中华民族植根在民间的文化传承，这才是真正的非物质文化。在参观完“手艺农村”的最后，潘鲁生院长非得叫我给他写几个字，我就给他留了五个字“得道一真传”。我跟他开玩笑说，共有两种念法，得道一先生的学术思想的真传可以，得道并且得到一个真传也可以。说到非物质文化，我们直到目前有些东西还是一直没有弄清楚其定义和内涵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到非物质文化，它是指在人类的文化传承当中有一种文化形态是难以用语言和文字来表述并加以传承的，但为了人类文明的传承和发展，它可以而且常常是靠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得以传承。比如简单的一张红纸，乡村的一个农村老太太经过几折几折，具体你都不知道她是怎么折的，只看到几剪刀咔嚓咔嚓下去，展开一看，呈现出一个精美的艺术品。这东西你把它写下来给后人来看，写不清楚，继承不了，只有在她旁边跟着学怎么剪才行。这种文化形态千万别断档，因为断了档，文明就难以继续完整的延续。我们现在翻译过来，把这种文化形式叫做“非物质”，我想，这张纸是物质，这把剪刀也是物质，那个老太太也是物质，怎么叫“非物质文化”?尤其可怕的是，后面加上“产业”两个字。这一下被有些政府官员的看见了，正好出政绩，出文化经济“GDP”，妙!于是就把这张剪纸拿到电脑上经过拷贝，制成一大摞印刷品剪纸抱到旅游点上去卖钱。结果呢?卖掉了工业化生产加工的剪纸产品，但是毁掉了要你真正需要保护的传统的工艺美术。也就是说，当当地政府主管部门把大批的民间工艺作品简单的当作工业化产品生产出来的同时，钱是赚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工艺文化却在这时失传了。

我们当下盛行的“文化创意”也一样。我上次在一个学术会议上也说了，文化创意怎么提出来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说的文化创意主要是根据英国的创意产业概念率先提出来的。那么是什么原因要提创意?国家发改委系统在北京曾经办过一个高级研修班，请了几个副部级的领导和大型央企的董事长一同参加研讨会授课，把我也叫去了。整个会议的前面有人在讲什么电影过了一百个亿了，哪一部电影又创几个亿了，都讲这些，似乎定义为“创意”就是“创钱”。他讲完结束之后叫我上去讲，我只有说我只认识这个字———意义的“意”，怎么成了“文化创钱”了?根本不对嘛。“创意”是什么意思呢?是说人类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出现了一种隐患———科学技术迅猛地发展，已经有些失控了，科学技术的非理性发展突破了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底线，已经妨碍了人文科学的发展，对人类社会产生了污染和破坏，造成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不和谐。因此，要提倡各个地方各个民族的领导人、决策者，要重视文化对提升人的基本素质的重要意义，这叫文化创意。大家都是高校的老师，我们都是同行，大家都明白，不能否认，我们现在中华民族面临着两种严重偏向的思维倾向已经悖离了科学发展观，很值得警惕。一种是用经济思维、工具理性思维、科技至上思维去钳制人文思维，妨碍艺术思维;另一种是长期以来习惯于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单向思维，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而不习惯于用考虑两端、把握中端，用全面辩证、兼容和谐思维来处理问题。二者是相互联系的，而且是从哲学层面上应该重视的课题。我们不能无视这种哲学思维上的悖论与严峻的社会现实。现在的文化创意，我不敢说是全部，铺天盖地的文化创意产业园，至少我已经去参观过的几个地方，其现实和内容的实质实在令人惊讶。恕我直言，一说文化创意产业，政府可以批地，批了一块大田地，仔细一看，仅仅有一小块在搞动漫产业。我也不明白，这个民族遍地开花都是动漫?难道要吃动漫?竟然有一所东北的学校招动漫专业的学生，竟然一下子招了七百多个，这究竟是要干嘛啊?文化创意产业园区里面，那些空闲下来的、大片剩下来的田地，却是都在搞房地产开发。当前我们这些文化创意产业园的内容和实质，仔细一看，其实就三项内容:第一，商人要地皮，地皮就是经济的GDP;第二，政府官员要政绩;第三，剩下的几个我们可怜的同行学者要研究课题。这三个因素加起来就是文化创意产业园。我们千万可不能这样做。

所以我要说，要去张道一先生那里感受一下上一代学者他们的精神、他们的情操、他们的治学思想。研究治学思想不能只研究它具体的形式吧，还要深入到它的骨髓、血脉里面去探究一下它到底高明在什么地方。所以，这一条我想给大家汇报一下。昨天在开会现场那儿，临走的时候，张道一先生跟我说，呈祥啊，你们这个艺术学学科现在部署的还不完整啊。我说，怎么了，张先生?他说，你们把曲艺杂技弄到哪里去了?他说，现在这样是不行的，曲艺很重要。所以，我们大家都要重视这个事情，现在确实没有曲艺，也没有杂技，他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还说，听说上次有一位本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学科评议组的成员，在作报告的时候，题目就叫“跃进形势下的艺术学学科建设”，你们注意，千万不要搞冒进主义。现在决不能用的办法来搞学科建设。学科建设有它自身发展的规律，一定要日积月累，水到渠成。这是我跟大家汇报的第二条体会。

三、第三条，我想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学术会议的大背景是党中央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小背景是广西艺术学院在艺术学学科建设当中要凭借这次会议实现一次新的飞跃。把两者结合起来，我想给大家汇报一下刚才四位召集人所汇报的内容。我们要把党中央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所提出的号召，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着眼于提高民族精神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落实到艺术学学科建设的全过程当中去。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是有非常现实的社会针对性的。什么叫文化自觉?大家知道这是费孝通先生提出来的、经常用的话，后来咱们的党内刊物《红旗文稿》上面发表了《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的三篇具体署名为云杉的文章，再后来，《新华文摘》把这三篇文章连接起来进行了转载。文化自觉，简单说来，我理解共有三层含义:第一层，自觉地认识和把握文化艺术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和促进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历史进程当中独特的功能和作用。简单说就是，自觉认识文化的功能和作用。再简单一点说，就是《牛子厚》里所深刻表述的那个思想，文化是化人的，艺术是养心的。应当靠文化把人的素质化高、靠艺术把人的境界化高，高素质高境界的人保证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就是科学发展观。而不应该倒过来，急功近利地拿文化去“化钱”，拿艺术去自娱、养眼，甚至于花眼乱心。结果呢，低素质、低境界的人会把搞上去的经济吃光、花光、消费光的。

刚才楚小庆主编说，我们当前有些年轻的学者不安心于学术，而是仅仅着眼于掌握技法，学些花架子，急于创作作品，慌张于把创作技法转换为经济GDP，急于卖字画，急于卖剧本，急于卖自身，总之是急于要赚钱，那我们看就不要再念书了，那就去打工吧，钱来得更快!我们搞学问的人不能这样去急于赚钱。只想赚钱干脆就不要搞学问。讲个实在话，比如我曾是搞电影艺术的。我给大家汇报一下，现在电影艺术的发展已经到了要大声疾呼的时候了。我那天在一个学术会议上听一位大学老师侃侃而谈，说中国当前的电影票房已经过百亿，好像很了不起，从未有过的辉煌。我倒过来问他一句:电影过百亿，观众上座人次有多少呢?他说不出来了。我说，我告诉你是十亿人次，不到十一亿人次，现在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局长童刚提出要向十一亿次挺进。我再问一句:三十年以前、20世纪80年的时候中国电影的观众上座人数是多少?他也答不出来。我说我告诉你是293亿人次，是现在的近30倍。当年每张电影票两毛五分钱，儿童票一毛钱，现在卖六十元、八十元、一百元、一百二十元，就是这样悬殊的票价，按照当年的上座率和票价统计计算，30年以前的票房都要逼近五十个亿了，而你现在才勉强一百个亿。我们做学问要实事求是啊，学者就是要讲真话，诉真情，求真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不要就跟着起哄、跟着瞎吹。要实事求是，我就给老师们说，现在有些电影已经走得很远了。最近我连续看了几部电影，都是内地的煤老板、开发商们出钱请我们国家港台地区的电影编导进行翻拍的历史题材，目标很清楚———解构民族的文化经典。解构到什么样的程度?简直让人无法容忍。你们不信就找两三部来看看，解构、篡改、扭曲到最后，到底像个什么话。这不是文化上的盲目是什么呢?

最近一描写刘邦、项羽楚汉相争的作品，有时间可以去看看。他才不管你太史公写的《高祖本纪》、《吕太后本纪》、《项羽本纪》，也不管你司马迁总结的历史经验，一条是刘邦是用萧何、用韩信、用张良，项羽是不会用人才;一条是用萧何约法三章、秋毫不犯，项羽是史传“烧阿房宫”，再一条是刘邦得民心、顺潮流，项羽是“四面楚歌”。《史记》上明明写道:“高祖曰: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人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但该片的关键的一场，刘邦在垓下与项羽对话，非常地荒诞，台词就这样写:你不是说了吗?天无二主，你说对了，现在大局已定，你输定了，我现在只要求你第一给我认个输，第二把虞姬还给我，我放你回江东。不仅仅一下子把一段严肃的历史解构、而且还庸俗地戏说为两个男人抢一个美女。光这样已经够低俗了，他还不止步，觉得必须要有所谓的西方人性的光辉，接下去就写:项羽，好样的，男人!要为情而死，宁死不屈。于是花了一个多亿拍大场面，鲜血淋漓，项羽被打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宁死不屈，倒在那里。虞姬不知道从哪儿钻出来了，嗖地一下扑到项羽的怀里，抱头痛哭，痛不欲生，说，要死大家一起死，接着拔出剑来自刎在项羽怀里。它直接告诉我们，梅兰芳先生毕生演绎的《霸王别姬》这件艺术作品好像有些不对啊，此处分明应该是“姬别霸王”，已经把历史给倒过来了。就这样篡改完了还嫌不够，刘邦面对着惨烈的一幕，最后终于反思了战争对人性的伤害，杀害了自己心爱的女人，决心反战。心想:仗谁打的?韩信打的，先把他处死了;再一想:主意谁出的?张良出的，箭杀张良;之后，自己一想，我也有责任啊，干脆我也自刎了算了;旁边的樊哙一看，主公都死了我，我还活着干什么?接着樊哙也跟着死了。都死了，谁来做坐汉室江山啊?在这里，中国的历史简直就是一滩烂泥啊!中国的历史在由你们几个蓄意制造视听感官刺激的人随便搓捏啊?居然还有人在说:真可以，这样才是大制作，这样对人性的反思才会变得很深刻，说这是“皇家历史的江湖读解”。这种误导让我们如何面对历史、面对后人?我们对待自己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精神，能采取这样的方式吗?我们都知道，解放以后现代新编的历史京剧最好的，一个是李少春主演的《野猪林》，一个就是杨秋玲主演的《杨门女将》。现在去看看新编电影《杨门女将》变成什么样了?在那里，杨宗保没有为国捐躯，而是战败后躲在西夏，挂帅的不是百岁佘老太君，而是年少气盛的杨文广，穆桂英阵前夺帅，犯了死罪……简直把一部历史经典篡改得不成样子。最新出的大片《白蛇传》，上山去盗仙草的不是白娘子，是许仙!真的是一部接一部的篡改，一出接一出的荒唐。

为什么要把深入民心、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华民族的这些优秀的经典艺术形象一个一个地解构掉?这样对得起祖宗吗?我们这个民族的艺术大厦不是靠一根一根的历史文化和艺术精神的强大支柱支撑起来的吗?支柱是什么?是经过历史和人民筛选了的文化经典著作及其经典艺术形象。现在有人在一根一根地拆卸，拆卸完了，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大厦也自然地垮了。以后我们这个民族靠什么屹立于世界民族的先进之林啊?中华民族还有文化艺术之根吗?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精神和灵魂在哪里?荒唐啊!像我们历史上这么好的元杂剧《搜孤救孤》，各种戏曲名作的《赵氏孤儿》都顺势丰富、深化、发展了“忠战胜奸”的主题，这正是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所言的“道德的抽象继承论。”但2010年上映的新编电影《赵氏孤儿》却改得一塌糊涂，把历史原型的忠臣程婴形象，把“忠战胜奸”的历史精神主题完全篡改了，已经把程婴“成功地”矮化成了庸俗的小市民形象。像《赵氏孤儿》这样的篡改历史的电影，在我们的政府奖评奖中居然颁给“优秀电影奖”，矮化马连良先生所塑造的深入民心的程婴形象的男演员也被颁给“优秀男演员奖”。当前的文化导向与艺术引领的方向问题确实是非常的严重。面对我们当前的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第一要自觉认识文化艺术的功能，第二要自觉把握文化的规律性，不能够逆规律而上。文化建设和艺术学科建设都不能搞，也不能够制造荒诞，悖离历史发展规律，绝不能仅仅靠商业宣传、金钱打造。唐诗宋词是一首首写出来的，黄惇教授的字是一笔一笔练出来的，不是生硬地打造出来的，不是靠商业宣传炒作出来的，不是机械化生产出来的，而这是要靠下真功夫、日积月累“化”出来的。只有自觉地认清了文化功能，自觉地把握了文艺发展规律，才谈得上自觉地承担历史的使命。张道一先生说得好:艺术学升门类不是哪一个人的功劳，是历史使然，时代使然。发展到今天了，中华民族还不明白这个真理就真的没有前途了。所以，我们是在前辈学者奋斗十余年的基础上顺势把这个事情完成了。我们接下来的建设和完善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历史的使命也是非常光荣的。我们一定要自觉地认识文化艺术的特殊功能和特殊规律，自觉地承担时代担当和历史使命，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文化自觉，还有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根本的一条，是要自信与时俱进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一元化指导作用。我们现在有些事情究竟应该怎么办，是要向马克思讨教的。比如说，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艺术究竟怎样发展的问题。我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可以有产业，但决不能产业化。因为，中国艺术研究院有一位长我十余岁的老学者，在一次发言中认为世界上文化产业化是趋势，我不以为然，就反问了他一句:老先生，你那个学术文化能产业化吗?你这几年都在研究马一浮，马一浮研究能产业化吗?所以，我要大家一定要团结起来，要说真话，讲真情，求真理。如果在中国的高等院校里面不能够敞开思想探讨艺术的独特功能、把握艺术的独特规律、承担艺术的社会担当，不能够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充满自信，艺术的自强是很难实现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边说得很清楚，一切资本生产最大的原则只有一个———利润的最大化。他说得很清楚:资本这个东西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每个细胞都流淌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而人类艺术地把握世界，他老人家说得很清楚，其他美学家也说得很清楚，艺术即审美，审美活动的最佳境界是超功利。一个要利润的最大化，一个要超功利。所以，马克思说:资本生产对于精神生产的某些部门如艺术、诗歌相敌对(有的翻译为“是死敌”)。我们不要不承认这个客观规律。有人说那是指的资本主义社会，我说不对，那本著作叫《资本论》，不叫《资本主义论》，马克思写《资本论》的时候，世界上还没有完整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我们一定要学会辩证法，不能只是强调发挥市场对文化资源配置的积极作用，不能看不见市场对文化资源配置的负面的消极作用，而后者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所面对的迫切问题中恰恰是主要的关注点。中国电影当前的单纯依靠商业化市场配置来运行的体制机制所导致的恶劣结果就是一个鲜活、生动的反面的典型例子。现在一年配置五百多部，恕我直言，相当数量的影视艺术作品都是文化垃圾。所以，我认为，在当前国内高校以至艺术教育界、文化界的艺术学学科建设中，既要有学理的思考又要联系当前的社会实际，就是必须要积极面对并且回答我们当前社会中存在的各种客观的文化现象和现实问题，关注并且准确回答我们所面临的这么一些很实在的严峻的社会现实问题，从而保证我们当代中国的艺术学学科建设能够健康、顺利地向前发展。我上述的意见都是一孔之见，请大家原谅一个下岗职工的胡言乱语，说错了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