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声演唱艺术发展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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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声是一种载体，它既承载着审美意向，又标记时代的文化力量。每一个个体的歌声背后，都记载着一个时代的文化缩影，都标志着对声乐艺术的继承与发展。记录歌声不仅让我们感受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也能通过记录让歌声转换成一种文化阐释——通过记录，我们可以了解歌者在客观情况下对歌曲的演唱做出的主观调整，如何在演唱技巧上加以改进。通过记录，我们可以找到促使歌者推动声乐发展的源动力，使我们能把握当代的文化脉搏，继承与发展声乐艺术，建立声乐教育的良好生态环境，让歌声与文化相伴世代相传。

一、选择记录——歌者

中国的传统声乐艺术可谓博大精深，其中“民歌”艺术以其鲜活的演唱形式，多变的叙事风格尤为突出。“民歌”因地域不同，演唱条件特殊（多是山野平川，乡间农作时哼唱），是先于乐器伴奏的音乐形式，作为基层劳动人民的声乐载体更加喜闻乐见。民族声乐艺术每一次的发展都为适应新的历史条件与演唱环境，在艺术形式上力求灵活与多变性，在文化上贴近生活，具有一定的文化认同感。在保留原生态文化特色的基础上，灌入新的时代标准与要求，使其形成一套系统的民族演唱风格。20世纪40年代后，“民歌”也从一种声乐艺术形式逐渐转化成为一种演唱方法，并在20世纪后半叶近60年的发掘与继承中形成了较为科学的演唱方法和训练手段。特别是女声的演唱发展到现今为止，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现代演绎风格和完整的学科体系。选取有代表性的“民族唱法”歌者作为记录对象，就在于歌者演绎作品时，既体现了民族歌曲所携带的独特文化特性、文化背景与地域差别，又融入了时代艺术的演唱审美要求，也不脱离社会及文化的普遍需求。另一原因是，在我国历史的不同时期涌现了许许多多具有时代影响力的歌者，为中国的声乐和民族声乐演唱事业发展史写下了浓浓的一笔，他们的出现不仅为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是一个民族的集体精神记忆和家园，更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核心力量。在音乐多元化的今天，所带来的极大惊奇与审美冲击之后，在思索中国文化前行步伐时，无不感到文化归属感的重要性。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性”意识始终决定着“民族唱法”的永久魅力，与此同时也留给中国声乐教育人肩上“永久”重任。

二、被历史记录的歌声

1.歌唱家周淑安、黎莉莉、周漩20世纪20年代—40年代，萌生期的中国民族唱法女声演唱艺术，是在“西乐东渐”以及的影响下，民主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西方音乐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条件。留美女高音歌唱家周淑安，1928年任教于上海音乐专科学校，从事声乐创作与声乐教学，创作儿歌50多首，并培养了许多声乐人才，（1）奠定了中国声乐艺术中西文化融合的“声乐景象”。西洋声乐的传入，“学堂乐歌”与“儿童歌舞剧”的创作表演广泛兴起。这是中西两种音乐文化的撞击，开创了声乐的文化时尚，促进了中国声乐的创新发展。被誉为“中国近代歌舞之父”的黎锦晖，致力于民族特色的音乐创作，采用广为流传的民歌、小调、曲牌作为素材，创作儿童歌舞剧《麻雀与小孩》《小小画家》等有影响的作品，是中国最早产生的歌剧。词曲结构声调准确、曲调单纯流畅而又富有律动线，将歌词的字音、四声与音乐有机地结合起来，体现了中国语言与音乐美的和谐统一（2）。他还举办声乐教学与歌舞表演艺术培训学校，开始我国早期声乐艺术的模式。我国早期舞台、影视演员大多出自黎锦晖的“明月歌舞剧社”。另一位金嗓子周璇，她极具歌唱天赋，音质甜美，吐字清晰，情感委婉，充满独特的审美魅力。在当时上海深受西方音乐文化影响，周璇把中国特色的民歌带上舞台，主唱100多首歌曲，周璇的演唱风格根植于民族的土壤中，将地方小调与曲艺中唱腔融入她的演唱，贴近时代生活，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她的歌声记录了一个时代新旧文化交融的过程。

2.歌剧家张权、李波、王昆20世纪30年代—40年代，歌唱家张权成功地饰演歌剧《秋子》，显示出她很高的艺术修养和扎实的演唱功底，尤其是在西洋声乐艺术怎样结合中国语言风格特点的处理与把握方面。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解放区广泛开展秧歌剧的创作。“秧歌剧”是一种小型的歌舞剧，原流行于陕北农村的一种歌舞形式——秧歌。以其主题鲜明、风格简朴、短小精悍、载歌载舞，民风强烈而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和欢迎（3），李波等一批民族声乐演唱家正是由此成长起来，铸就了自己灵活多变的演唱和表演技艺。她们的演唱吸收传统戏曲字正腔圆的发声技巧，又融合西方声乐腔体共鸣的方法，较好地实现了声情并茂的演唱艺术效果，也推动了中国新歌剧演唱“戏歌唱法”的形成。作为揭示社会主题、弘扬民族气魄应运而生的“新歌剧”《白毛女》，开始了民族声乐艺术创作的探索。艺术家王昆为真实地刻画剧中“白毛女”人物形象，创作新歌剧的艺术，深入学习研究传统民间唱法、传统戏曲唱法，形成了她独特民间韵味音色、自然生动表现风格的歌剧表演特点。王昆是“改洋从土”、“戏歌综合”时期民族声乐艺术的代表。

3.歌唱家郭兰英、邹德华、才旦卓玛郭兰英是对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的声乐表演艺术家，她戏曲科班出身，凭借大量汲取民族传统戏曲艺术丰富营养的优势，为“改戏从歌”的新歌剧艺术铺设了前提条件。郭兰英唱红全国的歌曲包括《妇女自由歌》《翻身道情》《南泥湾》《绣金匾》《我的祖国》等，她的声音有着浓郁的民族色彩和质朴的艺术魅力。20世纪50年代初毕业于美国朱里亚音乐院歌剧专业的女高音歌唱家邹德华，在歌剧《草原之歌》演唱中，采用西洋与民族风格相结合的戏剧性演唱风格，自然、科学、均衡地展现出人声艺术独特审美力与感染力，为当时中国民族唱法女声的演唱艺术注入了新的活力，使民族声乐艺术进一步科学化。1957年“全国声乐教学会议”后，掀起了民族歌唱的教学，上海音乐学院王品素老师培养了以才旦卓玛、何纪光为代表的优秀少数民族歌唱家。他们的演唱既有科学的发声方法，又有浓郁的民族特色。此时，中国民族声乐女声的演唱艺术已经由“土洋之争”向“土洋结合”过渡。但由于政治空气的紧张和“”的步步逼进，这种良好的开端变成了中国民族声乐女声演唱艺术发展的尾声。

4.歌唱家邓玉华、朱逢博、李谷一20世纪70年代随着“”结束、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民族唱法女声的演唱艺术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歌唱家邓玉华的声音圆润、甜美、清亮醇浓，成功地演唱《情深谊长》《的话儿记心上》《映山红》等深受欢迎的歌曲作品，标志着中国式的演唱形式和浓郁民族风格的新时期到来。中国新民歌领路人与中国现代流行音乐开山之人——歌唱家朱逢博，演唱的作品题材广泛，包括中外民歌、艺术歌曲、电影歌曲、校园歌曲、流行歌曲。她以民歌唱法为基础，很好地结合西洋发声方法，音色柔和、圆润，高音清朗流畅，风格多样、抒情而富于变化。她演唱的《白毛女》《美丽的心灵》《请茶歌》外国歌曲《尼罗河畔的歌声》《宝贝》，特别是《红杉树》《橄榄树》加入了流行音乐元素，追求一种贴近时代的节奏，开阔了人们的审美视野。富有开拓精神的著名歌唱家李谷一，把精妙的唱功寓于华美的浓情爱意之中，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现代新民歌演唱风格。她演唱歌曲、影视歌曲达几百首之多，湖南花鼓戏《打铜锣补锅》《边疆的泉水清又纯》是其较有影响的民歌代表作品。她运用“气声”唱法及港台流行音乐演唱元素演唱的《乡恋》《绒花》《妹妹找哥泪花流》，创新演唱表现手法，对后来民歌演唱及流行音乐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5.歌唱家、吴碧霞、宋祖英20世纪80年代随着我国经济建设与音乐教育发展及文化的不断交流，“中西融合”的民族声乐艺术得到充足的展现与发展，“学院派”成为当时的发展趋势和主流，所谓“学院派唱法”是西洋唱法的中国化。歌唱家是“学院派唱法”标志性的人物，20世纪80年代末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师从金铁林教授，演唱既有西方审美追求的“通畅、集中、穿透力强的”特点，又兼有传统民族唱法“质朴、柔美、亲切、传神”的特征（4），是现代中国民族唱法的典范。她成功塑造了《白毛女》中的喜儿、《党的女儿》中田玉梅等现代歌剧中的人物艺术形象。她演唱的《阿里路亚》等外国声乐作品得到了国内音乐界一致好评。20世纪初的抒情花腔女高音——吴碧霞，她演唱了《包楞调》《洗菜心》《春江花月夜》和《八月十五月儿圆》地方民歌和极大难度的创作歌曲，声音高亢优美，韵味浓郁，特色鲜明。她演绎的外国古曲艺术歌曲《夜莺》、歌剧咏叹调《亲爱的名字》《林中的小鸟》，完整地展示她高超的花腔技巧、准确的语言发音、圆润甜美的歌唱艺术。同时唱响国内外的歌唱家宋祖英，继承和发扬民族声乐演唱的风格，演唱了很多经典的中国民歌，如《小背篓》《辣妹子》《茉莉花》《好日子》等，还有外国歌曲《告别时刻》，歌唱家达琳•吉德评论说：“她的歌声甜美，把中国的民族音乐与西洋的音乐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6.歌唱家祖海、汤灿、王丽达世纪之交，我国全面进入市场经济与信息发展时期，中西文化深入交流，影响了人们的艺术审美观念的转变。民族声乐界也开始了民乐与流行乐、民族唱法与通俗唱法相结合的多元创作，逐步形成了传统与现代并轨的“民通”派时期。凭借一首《为了谁》享誉军旅的祖海，从形象到演唱风格都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她张扬年轻而时尚的个性特色，作为新一代军人的形象代表，她一直坚持走民歌和通俗相结合的“民通唱法”的道路，她演唱的歌曲《抛绣球》《好运来》《我家在中国》《爱在天地间》给人以深刻印象。汤灿凭一首《祝福祖国》成为与祖海齐名的民歌界“四小名旦”之一，演唱了《开门红》《幸福万年长》《梦里水乡》等歌曲，成为受瞩目的民歌新浪潮女歌手。王丽达是实力雄厚的歌唱家，音域宽广，嗓音甜美、高亢洪亮，韵味十足，演唱的歌曲《亲吻祖国》《沂蒙山我的娘亲亲》《爱无眠》《黄河渔娘》《和谐大家庭》等都表现出气势恢宏的演唱风格，她大胆地将流行、民族、交响甚至西班牙弗朗明哥舞曲等不同风格的音乐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区别于传统民歌唱法的混合型唱法，这种类似“无界音乐”的唱法将当代多元文化若即若离的文化关系阐释得极为充分。我国培养和造就了一代代优秀的歌者，同时他们也用歌声记录了整个时代的变迁与发展，从单一到多元，他们都在通过歌声记录着。通过歌声我们也可以看到，歌声不仅作为一种实在的力量，参与一种文化，乃至一个社会的塑造，其变动迅速，传播广泛，并由此预示着新的社会关系的产生。作为声乐教育人，我们仅仅从声乐艺术角度来审视歌声是不够的，我们更应该将歌声视为一种媒介，更好地记录社会发展和文化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