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论文范文10篇

一、回归中国美术史研究的“中国视角”

美国中国问题专家马森（MaryMason）在《西方的中国及中国人观念：1840—1876》（WesternConceptsofChinaandtheChinese，1938年）一书中曾对19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艺术作过总结：“从整体上说，西方人并不欣赏中国人的艺术作品。西方的评论家们用欧洲人的艺术原则作为一种标准来衡量中国人的艺术作品。把符合这一标准的中国作品称之为好作品。”①时时处处以西方艺术为衡量标准，“中国艺术”未能得到客观理性的认识与评价。即便是西方大学象牙塔内的学术研究，也无法克服此种偏见与误读，这一问题在19世纪以及20世纪上半叶均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柯律格分析到：“更确切地说，是强调中国与‘西方艺术传统’的差异，而在中国实践领域里跨时空的差异性显得不是那么重要。”②中西美术差异性的过多强调，代表着一种拒绝的姿态。此时的西方学者不愿意或者无法站在中国美术史独立自足的立场上展开研究。在中西美术初次邂逅之时，这种状况是不可避免的。两个截然不同的美术传统，尚未建立平等理性的对话平台。“中国视角”的探索正是西方汉学中国美术史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的关键。图像（Image）、材质（Material）、功能（Function）、类型（Type）、风格（Style）等方面的差异，使西方美术史的现成理论与研究模式难以贴切地运用到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之中。从中西美术的共性出发，或许能搭建一座沟通的桥梁。西方美术史以雕塑与绘画为中心的“艺术”（Fineart）观念是行不通的，势必要扩大视域，采用一个中西美术兼容的艺术定义。柯律格将“自觉的审美意识”认定为艺术的本质特征，并以此作为中国美术筛选、品鉴的标准。然而，必须明确指出的是，柯律格充分认识到了“自觉的审美意识”的复杂性，并没有依此僵化地确定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对象与发展脉络。一方面，对于任何民族的美术史而言，审美意识均有一个不自觉到自觉的发展过程。美术史写作应该清晰地还原这一演变过程。要不然，以青铜礼器与墓葬为主的先秦两汉艺术就有可能被美术史研究拒之门外。因此，柯律格所讲述的中国美术史的起点是萨满观念所驱动的原始艺术，包括青铜器、玉器、陶器等。另一方面，“自觉的审美意识”并非仅对专业艺术家而言。新一代的美术史学者抛弃了高雅艺术优越至上的傲慢，对日常生活中的美术进行了更多系统化的研究。柯律格对宗教艺术、礼制艺术、宫廷艺术、民间艺术、艺术市场等诸多艺术领域均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就是要弥合精英与大众、职业与业余的艺术鸿沟。在重新定义“中国艺术”的基础上，柯律格超越了以艺术类型为标准的划分原则，而是根据艺术功能与使用环境的差异，将中国美术分为五大系列，分别是墓室艺术、宫廷艺术、寺观艺术、文人艺术与民间艺术，它们进而构成了《中国艺术》叙事框架的五大部分。全新的分类原则，实际上是全新研究视角的建立，学者们开始对功能相似的若干艺术门类进行综合研究，为中国美术史研究开辟出了一条新路。例如，在讨论文人艺术的过程中，柯律格是将书法与文人画结合起来的，二者不仅在主题与风格上呈现出共同的美学特征，而且同为文人士大夫自我表达的工具。美国华裔美术史研究者方闻在《心印》一书中更加印证了书画综合研究的必要性。他指出：“对于文人艺术家来说，书法是比绘画更为天然的媒体。早在公元3世纪初，从汉代末年开始，书法作为一门艺术就已经完成了自身发展的全部历程，远在山水画之前就成为占主导地位的艺术形式。以后几个时期里，山水画艺术的兴起得益于艺术家的书法经验和书法知识。”③先行发展起来的书法对文人画的美学风格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方闻甚至提出了“书法性山水画风格”的说法，并以此来描述“元四家”的画法与风格。其结论是否经得起推敲暂且不论，但至少看到了书画综合研究的学术潜力。然而，“自觉的审美意识”也存在着致命的学理缺陷。首先，美术的视觉特征有被忽视或湮没的倾向。审美意识是所有艺术门类的共同特征，因此“自觉的审美意识”对美术而言是一个大而无当的概括。同时，柯律格的中国美术研究也频繁地使用了“图像”（Picture）这一术语，其著作《明代的图像与视觉性》（PicturesandVisuali－tyinEarlyModernChina，1997年)就是以图像研究为中心的。但是，“图像”也比美术更加宽泛。对此问题，巫鸿论到：“新一代学者们并没有退入被重新定义后的‘为艺术而艺术’的缩小范围，而是把更大量‘非美术’的视觉材料纳入以往美术史的神圣场所，其结果是任何与形象（Image）有关的现象———甚至是日常服饰和商业广告———都可以成为美术史研究的对象。”④美术价值的描述与评判，是美术史研究的主要任务，当大量非美术的作品涌入进来，美术史的基本特色、发展轨迹与总体规律就会变得混乱不清。巫鸿、柯律格等学者虽然有学科反思，但在具体学术研究中却无法轻而易举地转向。其次，古今美术观念并未有效协调。审美意识是时移世易的，因此中国美术史写作存在着古代与现代两种视角。古代视角强调的是对中国美术史本来面貌的还原，而现代视角则表达了对中国美术史的重新评价，两者都是美术史研究的学术诉求。柯律格的《中国艺术》确实同时建构了古代与现代两个评价角度，但是在具体的论述过程中没有将两者有条不紊地呈现出了，留给读者的是混乱不清的印象。另外，《中国艺术》并未涉及中国古代建筑艺术，这也是一大缺憾。在古代文人的观念里，建筑仅是工艺而已。正如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所论的：“建筑在我国素称匠学，非士大夫之事，盖建筑之术，已臻繁复，非受实际训练、毕生役其事者，无能为力，非若其他文艺，为士人子弟茶余酒后所得而兼也。”⑤西方美术观念传入之后，国人已把建筑当作重要的艺术类型之一，因此有必要在中国美术史给建筑艺术留一席之地。

二、“原境”重构与中国美术史的学术转型

“中国艺术”在内涵上的重新调整也受到了后现代主义学术理念的启发，从而全方位改变了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模式。在20世纪30年代，以滕固、李朴园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美术史研究者，接受了温克尔曼（JohanWinkelmann）、海因里希·沃夫林（HeinrichWolfflin）等西方学者所创建之风格理论（StyleTheories）的影响，形成了以“风格”为核心的分析架构。在《艺术史的基本原理》（PrinciplesofArtHistory,1915年）一书中，沃夫林认为以视觉图形为基础的“风格”是艺术史研究的核心任务，而“风格”的发展变化主要受到民族、时代与个人三大要素的制约。其中，随着文化时期而不断演变的时代风格是艺术史理应关注的焦点。⑥风格理论超越了以具体艺术家、艺术品为中心的微观的印象式艺术批评，提供了更为宏观而理性的研究模式。这正是滕固等美术史家引入风格理论的初衷。在《唐宋绘画史》中，滕固首先批评了中国古典绘画史的研究方法，它未能“广泛地从各时代的作品抽引结论”，未能出现“较可人意的绘画史”，只“屑屑于随笔品藻”，然后倡导由“风格”统领的艺术史研究模式，“绘画的———不是只绘画，以至艺术的历史，在乎着眼作品本身之‘风格发展’”。⑦在图像分析与文化史的辅助下，滕固对“风格”的起源、发展、繁荣、衰落与转向展开了深入细致的描绘与阐释，并以此确立了中国美术史的分析视角与叙事线索。在随后的半个多世纪里，风格理论成为了现代中国美术史学科的通行研究模式之一，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步伐，大量高品质的著作与论文已经清晰完整地勾勒出了中国传统美术的发展历程与演进轨迹。尽管如此，在后现代主义解构思潮的语境之中，以“经典”（Classics）为重心的风格理论及其研究模式，受到了新一代美术史家越来越多的质疑。实际上，英美汉学界的中国美术史研究引领了这一次学科反思。巫鸿概括到：“新一代的艺术史家试图摆脱以艺术家和作品为中心的传统思维方式，而把艺术品放在社会、经济、思想史的大环境中去观察，或在理论层次上把哲学、语言学、心理学及文学批评中发展出来的概念和理论用以分析和解释艺术的形象和表述。”⑧美术史不仅是按照自身逻辑发展演变的独立自足体，而且是不断与政治、宗教、哲学等外部要素交流互动的开放体。跨学科的审美维度因此对美术史研究而言是绝对必要的。巫鸿认为，美术史要注重艺术品“原境”（Context）的重构，要发掘“历史物质性”（HistoricalMateriality）与艺术品视觉属性的互动关系。⑨柯律格在理论与实践上均和巫鸿有同样的研究思路。柯律格所主张的“借脉络来定位之术”（ArtofContextual－ization)⑩，实际上和巫鸿的“原境”重构是如出一辙的。对“原境”的关注与研究，使中国美术史研究顿时视野大开。首先，艺术活动的整个链条与诸种要素得到了全方位的观照。美国文艺批评家艾布拉姆斯（M.H.Abrams）在《镜与灯》（TheMirrorandLamp，1953年）中认为艺术具有四大要素，分别是作品、艺术家、世界与欣赏者，并以此确立了艺术批评的坐标体系。輯輥訛若依照同样的思路，我们就会看到，完整的美术批评应该综合四大要素对艺术进行全面的考察。但传统的美术史研究偏重于艺术品与艺术家，而忽略了世界与欣赏者这两大要素。此种缺漏在英美汉学界的中国美术史研究中得到了弥补。比如，高居翰所著的《画家生涯：传统中国画家的生活与工作》（ThePainter’sPractice:HowArtistslivedandWorkedinTraditionalChina，1994年）通过四大要素的交叉分析，具体而微地还原了中国传统画家的真实生活状态。高居翰解释到：“晚期世纪的中国收藏家和绘画爱好者常常以颇脱离作品原始情境的方式去欣赏绘画作品，以及写文章评述它们。这一中国绘画传统的审美化和非情境化，使得我们现在许多时候，均难以还原作品的本意和功能。”輥輰訛高居翰对中国传统收藏家与鉴赏家的艺术批评是不满意的，它们侧重于艺术品的感性分析，对艺术品的创造与流传有所忽略，因而显得过于主观随意。画家生涯的学术目标就是要还原传统书画的创作环境与传播状态。古典绘画的存在状态与传统画论所宣扬的“美学理想”是不尽符合的，事实真相要远为复杂多样。柯律格也有类似的文人画研究思路。在《雅债：文徵明的社交性艺术》（ElegantDebts:TheSocialArtofWenZhengming,1997年）一书中，他发掘出了文人画作为“社交性艺术”（SocialArt)的面向。文人画既是士大夫抒情言志的独立审美空间，又是世俗社会中应酬交际的礼物或者养家糊口的商品。艺术家不得不面对的两难处境，以及文人画可能具有的商品性，在传统画论与鉴赏之中是被隐没的。这些先期的理论与观念最终汇聚到了《中国艺术》之中，柯律格专门辟出“文人生活中的艺术”与“艺术市场”两章对中国传统艺术的生产与消费进行了详细解说。其次，“原境”的还原呈现出了艺术功能的多样性，拓宽了美术史的研究范围。柯律格在《中国艺术》一书的导言中对其艺术史研究理念进行了清晰的解释：“它站在自己的出发点利用背景材料，即创造和使用这些艺术品的社会与物质环境。关于这点的争议之一是，在中国艺术的研究中这一方面此前很少受到关注。事实上，在中国和西方的知识传统中，‘艺术’和功能的问题直到最近才有了相互独立的范畴。”輱訛輥传统的美术史研究是以“艺术性”为中心的。然而，除了审美价值，艺术品同时也具有宗教、哲学、日常生活等多层维度的实用价值。艺术与其诞生、传播的时代自始至终处于互动关系之中。20世纪50年代起在国内学术界普遍接受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也着力于这一互动关系的研究。但是，它展现的仅是呆板、肤浅而模糊的互动表象。在跨学科的视野中，英美汉学家们将视觉形式的分析与思想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将时代与艺术的深层联系揭示出来了。葛兆光曾高度肯定文物、书画对于思想史研究的价值：“视觉上的问题常常也是观念性的问题，图像的布局、设色、主题中不仅有审美的趣味也有生活的趣味，甚至思想史的内容。”輲輥訛严密而审慎的图形分析，既解释了艺术品美感的生成方式，又再现了一种被历史尘埃所湮没无闻的“历史”或“思想”。

三、中国美术史撰述模式的探索

和其他历史类学科一样，美术史最终呈现为一种叙事文体。美术史的撰述方式，鲜明生动地表现了研究者的美术史观。后现代主义叙事理论拆穿了“历史叙事”客观公正的假面具。所有的“历史叙事”都带有某种程度上的主观性，撰史者若不依照特定标准对原本庞杂纷乱的历史事实进行筛选、梳理与重构，一部清晰完整的“历史”是绝对完不成的。恰如菲利普·史密斯（PhilipsSmith)所论及的：“为了理解世界，人们和机构会创造出关于世界的故事。这一类分析的目的，是详细描述这些故事的特点，用理论对其进行归纳，并考察它们的言外之意。”輥輳訛美术史便是一个拥有开端、发展、高潮、结尾的故事，对其叙事结构的深入考察，修史者的美术史观就会浮出水面。单从目录上看，就立马可见柯律格的《中国艺术》在叙事方式上的别出心裁。“组合”（Com－position)和“聚合”（Aggregation）是叙事框架的两大构成方法。前者是叙事单元内部诸多要素的历时性排列，而后者是若干独立叙事单元的共时性排列。美术史的通常写法是先“组合”、后“聚合”，即首先以时代为序将中国美术史划分为若干阶段，然后在某个阶段内则并列地对诸种艺术类型进行逐一解释说明。而《中国艺术》则独辟蹊径地采用了先“聚合”、后“组合”的叙事策略。本书五大部分的相互关系是“聚合”式的，墓室艺术、宫廷艺术、寺观艺术、文人艺术与商业艺术是依照艺术功能而区分形成的类型。而在某种功能类型内部，它遵循了“组合”的叙事原则，按照中国历史的朝代更迭对其发展演变史展开论述。美术史的传统写法着重考察时代与风格两大要素。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美术，因此社会历史的变迁往往带来美术史的跃进或转型。这一研究思路受到了19世纪法国学者丹纳（Taine）文艺发展“三要素”（即种族、环境和时代）理论的影响。随着丹纳的艺术哲学遭遇了越来越多的诟病，传统的美术史写法也变得问题多多了。陈平在《西方美术史学史》中论到：“丹纳单纯用种族、环境和时代来解释历史与艺术，易于导致循环论证和错误的结论，因为他所谓的‘三要素’，本身也是历史的产物，需要作进一步分析和解释，并不是终极原因。”輴輥訛换言之，时代的文化特征如何影响、表现于美术作品的视觉形式，始终是“三要素”理论没有完满解答的问题。相比之下，功能类型（TypeofFunction）是柯律格美术史研究思路中最为核心的概念。对功能类型的分析，详尽地再现了艺术品生产与消费的全过程，因此艺术品、艺术家、欣赏者与社会历史这四大要素全部囊括在这一分析架构中了。由此可见，柯律格以功能类型为中心的研究模式，要比丹纳“三要素”理论更为严密周全。在具体描述特定艺术功能类型之发展史的同时，柯律格间接地表达了颇有见地的中国美术史观。每一个叙事单元时间点的划定，都潜含着对中国美术史“延续”与“断裂”的独特判断。首先，为什么墓室艺术的历史只讲述到650年，唐、宋、明、清诸代的墓葬艺术却根本没有提及？柯律格并未着力于中国古代墓葬的研究，其相关论述大量地借鉴了巫鸿等汉学家的研究成果，但是二者的关注点与结论是略有不同的。巫鸿在《黄泉下的美术》（TheArtoftheYellowSpring,2007年）等著作中对中国古代墓葬展开了共时性研究，其聚焦点位于墓葬艺术的观念性。他论到：“墓葬艺术千年不衰的一个原因在于它吸纳不同信仰和实践以丰富自身的能力。受到绵绵不绝的祖先崇拜和孝道的支持，它在中国古人的社会活动和艺术创造中保持了一个核心位置，在黄泉世界造就了变化无穷的建筑结构、图像程序和器物陈设。”輵訛輥基于墓葬艺术物质性、视觉性、叙事性三大层面的综合分析，巫鸿在思想史的视角上展现了中国文化“彼岸世界”的构建方式与思想支撑。而柯律格则历时性地重点考察了墓葬艺术的美学特质。在陈述完“昭陵六骏”的美学价值之后，他论到：“墓室是居住空间的观念现在已经稳固地建立起来，并且被视为个人的居住空间，个人的趣味在此之后将持续发展。”輶訛輥在先秦两汉，墓葬艺术风格的主导因素是宗教信仰，而到唐代，这已经转变为个人趣味了。其次，宋代在《中国艺术》的叙事框架中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间点，柯律格将宫廷艺术、文人艺术与民间艺术繁荣发展的起点确立为宋代。稍显遗憾的是，柯律格并没有把这一趋势明确地概括出来。由唐入宋，中国历史发生了质的变化。日本中国史研究领域的巨擘内藤湖南指出，宋代社会结构呈现出一个自由而多元的格局，君主独裁政治更加巩固了中央皇权，科举制和文人政治赋予了文人阶层在政治与文化上的优越地位，平民的力量随着农业与商业的巨大发展而日益增长。輷訛輥力量逐步壮大的三大社会阶层，成为艺术品的潜在消费者。社会地位与理想价值的差别，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审美趣味，宫廷艺术、文人艺术与民间艺术便是其具体表现。值得特别关注的是，美术史意识也表现在微观层面的叙事方式之中。柯律格既然采纳了更为宽泛的“中国美术”定义与以功能类型为核心的分类原则，就必然在具体的论述中使用与传统美术史有所不同的撰述方式。不论西方读者，还是中国读者，在阅读完《中国艺术》之后都会有一个疑惑：到底哪些艺术家与艺术品在中国美术史中是一流的？这种状况一点也不难解释。因为柯律格完全舍弃了由“经典”排列而成的论述模式，将关注点投放在最能说明功能类型相关信息与特征的艺术家与艺术品之上。他更加重视的是对中国美术史艺术现象与规律的分析总结，而不是“经典”的展示，事实上后一方面的工作已经被传统的中国美术史完成了。功能类型是受制于艺术赞助模式的，柯律格对具体艺术品的鉴赏便充分地考虑了这一点。在西方美术史中，艺术赞助（SponsorshipoftheArts）是推动艺术创作的重要因素，尽管面对着赞助人对题材与风格的设定，艺术家不得不牺牲一些创作个性。那么，中国美术史有没有类似的艺术赞助制度呢？越是忠实地还原艺术品的生成环境，就越是能清晰地看到中国式的艺术赞助方式，它才是刺激诸种功能类型逐步走向成熟的关键因素。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中国艺术》虽然观念性很强，但依然是一部饶有兴味的著作，因为它善于“讲故事”。英美汉学界的美术史研究擅长于原境分析（ContextualAnaly－sis），柯律格亦不例外。他尽其所能地以讲故事的方式去描绘艺术品的视觉图形与存在环境。栩栩如生的原境再现，使我们更深入地认识到了中国古典美术创作与流传的原始语境。综上所述，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与学术理念是使中国美术史研究思路大开的关键，而对新理论的敏感与探索，恰恰是英美汉学界的优势所在。对英美汉学界学术成果的译介与分析，势必会极大地推动国内学界的中国美术史研究。然而，跨学科挪用而来的新理论与艺术理论并不是“亲密无间”的，能否客观而理性地对中国美术史的现象与规律作出解释，依然存在着诸多疑问，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一

每一个民族、时代、社会的文化，都有其不同于其他民族、时代、社会的特征，表现出不同的民族性格，不同的时代精神，和不同的社会思潮。所谓艺术的民族气派与民族风格，不过是特殊的民族精神在艺术中的一般表现而已。每一个民族的艺术都是丰富多彩的，甚至于形成许多不同的流派。但是与其他民族的艺术相比，这些不同流派又都显得近似。

在一定的意义上，这“近似”之处，往往正是它的价值所在。一件艺术作品，不仅表现出作者的思想感情，也表现出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共同的心理氛围，和一种文化共同的价值定向。表现得越多，作品的艺术价值就越高。无所表现的艺术，也就是没有价值的艺术。

人们常常用“镜子”来比喻艺术，这个比喻并不恰当。艺术不同于镜子。一面镜子是一个死的物理事实，它所反映的事物，事实上存在于它之外。而一件艺术作品则是一个活的有机体，它就是它所反映的事物。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要求、理想、信念与价值在艺术作品中获得的意义与表现力，离开了艺术作品就不复存在。所以艺术，尽管与哲学有许多明显的区别，还是有共同的基础。

一个民族、时代、社会的艺术，必然与这个民族、时代、社会的哲学相联系。哲学是民族、时代、社会的自我意识，伟大的艺术作品总是表现出深刻的哲学观念，它不仅是民族性格、时代精神、社会思潮等等的产物，而且也能动地参与形成民族性格、时代精神、和社会理想，是自己的民族、时代、社会的代表。我们很难设想，如果没有艺术和哲学，我们到哪里去找一个民族的灵魂。

艺术与哲学的联系，在中国古典美学看来，是不言而喻的：“画以立意”，“乐以象德”，“文以载道”，“诗以言志”，最广义的艺术也就是最广义的哲学。自觉地强调这一点，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二个重要特征，也是我们探索艺术的民族形式、建立现代化的中国美学时必须认真研究的一个问题。

五、道、舞、空白：中国艺术意境结构的特点

庄子是具有艺术天才的哲学家，对于艺术境界的阐发最为精妙。在他是“道”，这形而上原理，和“艺”，能够体合无间。“道”的生命进乎技，“技”的表现启示着“道”。在《养生主》里他有一段精彩的描写：

“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响然，奏刀騞然，若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尧乐章)之会(节也)。文惠君曰：‘嘻，善哉！技盖至此乎？’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道大窾，因其固然，技经肯棨之未尝，而况大軱乎！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虽然，每至于族(交错聚结处)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

“道”的生命和‘艺”的生命，游刃于虚，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音乐的节奏是它们的本体。所以儒家哲学也说：“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易》云：“天地絪蕴，万物化醇。”这生生的节奏是中国艺术境界的最后源泉。石涛题画云：“天地氤氲秀结，四时朝暮垂垂，透过鸿濛之理，堪留百代之奇。”艺术家要在作品里把握到天地境界！德国诗人诺瓦理斯(noValis)说：“混沌的眼，透过秩序的网幕，闪闪地发光。”石涛也说：“在于墨海中立定精神，笔锋下决出生活，尺幅上换去毛骨，混沌里放出光明。”艺术要刊落一切表皮，呈显物的晶莹真境。

艺术家经过“写实”、“传神”到“妙悟”境内，由于妙悟，他们“透过鸿濛之理，堪留百代之奇”。这个使命是够伟大的！

那么艺术意境之表现于作品，就是要透过秩序的网幕，使鸿濛之理闪闪发光。这秩序的网幕是由各个艺术家的意匠组织线、点、光、色、形体、声音或文字成为有机谐和的艺术形式，以表出意境。

先秦哲学家荀子是中国第一个写了一篇较有系统的美学论文——《乐论》的人。他有一句话说得极好，他说：“不全不粹不足以谓之美。”这话运用到艺术美上就是说：艺术既要极丰富地全面地表现生活和自然，又要提炼地去粗存精，提高、集中，更典型，更具普遍性地表现生活和自然。

由于“粹”，由于去粗存精，艺术表现里有了“虚”，“洗尽尘滓，独存孤迥”(恽南田语)。由于“全”，才能做到孟子所说的“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虚”和“实”辩证的统一，才能完成艺术的表现，形成艺术的美。

但“全”和“粹”是相互矛盾的。既去粗存精，那就似乎不全了，全就似乎不应“拔萃”。又全又粹，这不是矛吗？

然而只讲“全”而不顾“粹”，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自然主义；只讲“粹”而不能反映“全”，那又容易走上抽象的形式主义的道路；既粹且全，才能在艺术表现里做到真正的“典型化”，全和粹要辩证地结合、统一，才能谓之美，正如荀子在两千年前所正确地指出的。

清初文人赵执信在他的《谈艺录》序言里有一段话很生动地形象化地说明这全和粹、虚和实辩证的统一才是艺术的最高成就。他说：

“钱塘洪昉思(按即洪升，《长生殿》曲本的作者)久于新城(按即王渔洋，提倡诗中神韵说者)之门矣。与余友。一日在司寇(渔洋)论诗，昉思嫉时俗之无章也，曰：‘诗如龙然，首尾鳞鬣，一不具，非龙也。’司寇哂之曰：‘诗如神龙，见其首不见其尾，或云中露一爪一鳞而已，安得全体？是雕塑绘画耳！’余曰：‘神龙者，屈伸变化，固无定体，恍惚望见者第指其一鳞一爪，而龙之首尾完好固宛然在也。若拘于所见，以为龙具在是，雕绘者反有辞矣！’”

世界是无穷尽的，生命是无穷尽的，艺术的境界也是无穷尽的。“适我无非新”(无羲之诗句)，是艺术家对世界的感受。“光景常新”，是一切伟大作品的烙印。“温故而知新”，却是艺术创造与艺术批评应有的态度。历史上向前一步的进展，往往是伴着向后一步的探本穷源。李、杜的天才，不忘转移多师。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追摹着希腊，十九鞍经的浪漫主义憧憬着中古。二十世纪的新派且溯源到原始艺术的浑朴天真。

现代的中国站在历史的转折点。新的局面必将展开。然而我们对旧文化的检讨，以同情的了解给予新的评价，也更形重要。就中国艺术方面——这中国文化史上最中心最有世界贡献的一方面——研寻其意境的特构，以窥探中国心灵的幽情壮采，也是民族文化底自省工作。希腊哲人对人生指示说：“认识你自己！”近代哲人对我们说：“改造这世界！”为了改造世界，我们先得认识。

一、意境的意义

龚定庵在北京，对戴醇士说：“西山有时渺然隔云汉外，有时苍然堕几榻前，不关风雨晴晦也！”西山的忽远忽近，不是物理上的远近，乃是心中意境的远近。

方士庶在《天慵庵随笔》里说：“山川草木，造化自然，此实境也。因心造境，以手运心，此虚境也。虚而为实，是在笔墨有无间，——故古人笔墨具此山苍树秀，水活石润，于天地之外，别构一种灵奇。或率意挥洒，亦皆炼金成液，弃滓存精，曲尽蹈虚揖影之妙。”中国绘画的整个精粹在这几句话里。

恽南田题唐洁庵的画说：“谛视斯境，一草一树，一丘一壑，皆洁庵灵想之所独辟，总非人间所有。其意象在六合之表，荣落在四时之外。将以尻轮神马，御泠风以游无穷。真所谓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尘垢0糠，绰约冰雪。时俗龌龊，又何能知洁庵游心之所在哉！”

一、五四时期中国艺术歌曲的历史价值

1．有助于提升歌曲的水准

中国语言是悠久文化的再现，学唱五四时期的艺术歌曲，有助于练习歌唱中的咬字、吐字。五四时期的艺术歌曲作为中国艺术歌曲的开拓者，它的语言与曲调的结合方法为五四之后中国艺术歌曲语言结构的发展和进步奠定了基础。五四时期的中国艺术歌曲具有民族性，其特点在于汉字语言是由字头、字腹、字尾组成，又有“四声”、“四呼”等要求。在演唱中，要突出中国语言魅力，做到“字正腔圆”。通过语言的准确把握才能提升中国艺术歌曲的艺术水准。

2．有助于中国声乐的发展

五四时期的中国艺术歌曲，丰富了我国的声乐艺术，有助于中国声乐的发展。其旋律组织、和声、织体等技巧与手法，都达到了令人刮目的艺术高度，例如《教我如何不想他》、《问》、《大江东去》等歌曲都以它们严谨的技法和很强的歌唱性为大家所喜爱。因此，演唱这些艺术歌曲，必定会使我国声乐发展更加丰富多彩，同时，还有利于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陶冶情操。

二、五四时期中国艺术歌曲的音乐风格

一、水墨动画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中国水墨动画的艺术风格，来自于中国文人脱俗的审美观，中国文人画家的审美观则都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思想强调“中和”“中庸”，而这种思想在绘画上面就是一种平和的创作心态。中国古代水墨画的作品则都呈现出一种和谐、宁静、淡薄的意境，给人一种“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的艺术境界。水墨动画继承了中国水墨画中的儒家思想，如《山水情》作品中，影片中的一景一物都蕴含着儒家文化的特质，凸显出“天人合一”的思想境界。同时通过巧妙的故事情节，从艺术和道德两方面揭示中国文人身上的气质，展现出中国道家文化的精髓。道家强调无为而治，顺其自然。中国文人的性格狂放不羁或愤世嫉俗，或游憩山林，参禅论道，或仕途坎坷，不得志，所以所画之物表达的多是慵懒疏淡的气象，逍遥自在的心境，清真灵现的景观，以及闲愁无尽的情趣，都与道家思想联系密切。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一切情语皆景语”都是真实的写照。中国水墨动画在运用中国水墨画技法的同时，也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孕育其中，借助于幻想、想象和象征，反映人们的生活、理想和愿望，净化人心。

二、中国水墨动画的艺术审美特征

近些年来，伴随着中国动画文化产业的高速发展，其形成的影响力度也常常超乎人们的意料，较之其他种类的影视作品，动画影响力更加具有延续性。而这种动画观赏延续性的背后，往往是传统的审美情趣的默化。

（一）虚实相生，素净典雅

中国绘画与西方绘画在审美趣味上有根本的不同，中国的哲学思想是“天人合一、顺乎自然”，中国绘画也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多采用散点透视的方法，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视野开阔豪壮，笔调充满诗意，构图灵活，山水画素净典雅，人物画传神风韵，空间留白，局部渲染，为观赏者留下无限的遐想空间，表现出“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的艺术效果，形成虚虚实实的艺术格调。中国传统水墨动画也采用中国水墨画的技法，运用墨色代替各种颜色，把实景化为虚境，虚实相生。例如中国水墨动画《牧笛》牧童骑牛过河一景，以虚当实，画面大量空白除了水牛和几条游动的小鱼别无他物，就把小溪流的湍急真切的表现了出来。牧童寻牛时展现出的江南的景色，飞流直下的瀑布，用虚表现出水势的浩大，烟波的遥远，用实表现出山的豪迈，引发出人们对自然力量的神秘敬畏与对宇宙空间人生幻想的哲学思叹。

一、中国艺术歌曲的特点

艺术歌曲具有雅俗共赏的特质，在《牛津简明音乐词典》中是这样解释的：“富有伴奏的独唱歌曲”。说明了艺术歌曲的两个特点：1.独唱歌曲；2.富有伴奏。独唱歌曲的基本原则是充分发挥演唱者的声乐技巧、艺术表现力。声部包括：激越的女高音、明亮的男高音、饱满的女中音、浑厚的男低音以及稚嫩的童声。正所谓孔子在几千年前就概括出“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世界上最美丽最有魅力的声音莫过于人声，受过专业训练的各种独唱无疑具有摄魂落魄之功效。中国艺术歌曲多以音乐性、文学性较强的古典诗词或现代诗为主。其中，以古典诗词为题材创作的艺术歌曲，十分注重中国诗词的韵律美，在和声进行和织体编配上，始终保持中国诗词特有的清雅高洁之美。因此，中国艺术歌曲演唱不仅要追求美好的声音，更需要通过美好的歌声去传达诗歌和文学的真谛。其技术含金量颇高，要求严格遵从曲谱上的要求来诠释作品。尤其对歌唱家综合实力，包括声音、音乐、语音及表演能力的考验。因此作为演唱者的“二度创作”必须把握歌曲的类型。在把握作品的内涵的基础上运用恰当的音色来表现作品的初衷，不同的旋律风格、音乐形象的塑造，更依赖于演唱者自身的音乐感悟能力和综合艺术修养。

二、中国艺术歌曲的演唱和教学

1.宏观上把握旋律风格和音乐形象谈到中国艺术歌曲的演唱，首先要严格遵守曲谱上的要求来诠释作品。最大限度地、细腻地、发自内心地用音乐来描绘诗歌音乐所创造的意境，一首艺术歌曲就是作曲家内心世界的精细刻画，演唱者要具有较高的文学底蕴和丰富的想象力。作曲家在进行创作之初一般都会对歌词进行深入的探究，提炼出个人独到的理解。不同时期的艺术歌曲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在教学中要求学生要认真读谱，从宏观到微观上分析歌词及旋律的特点及变化过程，捕捉作曲家创作的高潮动情点，演唱中始终保持含蓄、内敛风格，真正做到有层次，有条理，有依据，使艺术歌曲的整体处理趋于完美。

2.细节中注重气息和吐字的控制和运用中国艺术歌曲在歌唱语言方面，要做到“依字行腔”，即将每一个汉字汉语拼音中的声母和韵母分为字头和字腹两个部分来完成，声母字头部分咬字要清晰、有弹性；韵母字腹部分要建立声腔，吐字时随韵母的变化而保持声腔的通灵、圆润。“依字行腔”除了逐字逐字的练习和反复体会才能逐步形成，还需要依据各类作品风格，用不同音色、气质来展现。中国艺术歌曲多以抒情为主，运用大幅度对比，强烈的音量变化，会导致音乐的协调性和诗意的破坏。声音始终依附在气息上，注重气息的平稳、连贯、流畅富有弹性，口腔、喉腔的空间保持力度要适中，过猛、过强的喉音、鼻音都会使造成声音的不稳定，导致演唱干涩、苍白和费力。统一的声区、美妙的音色、音量、速度、力度的控制是歌唱水平的重要表现。对于在校声乐专业学生来说，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只有平时多练习、高要求、反复琢磨，以正确的方法为基础，培养良好的声音感觉，这样声情并茂的演唱才能打动听众心灵。

3.整体上强调演唱者和演奏者之间的二度创作要唱好一首经典艺术歌曲，除了要求演唱者精准的二度创作外，钢琴伴奏的作用也是至关重要的。演唱者与钢琴伴奏必须对作品从历史背景、人文美学、语言规律等方面取得统一的认知。对作品细节的处理、有层次的铺垫达到高度的默契。中外艺术歌曲中钢琴伴奏占居重要地位，主要体现在渲染气氛、烘托意境上，演奏者在演奏过程中通过彩色变化、速度的急缓、音量的轻重、音高的对比，句法的勾勒，对歌词的内涵进行更深层次的挖掘，为演唱者营造出特定的意境，加深艺术渲染力，从而与声乐旋律一起完成对音乐形象塑造，形成二度创作“水乳交融”的境界。因此，演唱者和钢琴伴奏的交流十分重要。在艺术歌曲演唱能力的教学中常以往“声情并茂”，“以情带声”为声乐教学重要原则和方法。李曙明先生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情化声，声情合一”的观点。以这个理论方法论作为基准，经过推广和实践，逐渐改变演唱中为了声而唱的机械性的肌肉运动，将艺术表现的能力作为教学重点，以歌唱技术带动歌唱表现艺术，将歌唱技术化入歌唱表现艺术。这对于培养学生的艺术歌曲的演唱能力不失为良策。

一、艺术史学体例的文化脉络

中国艺术史包含了中国整体艺术文化所有共性的内容，而不是部分的或某个类的艺术文化体现。也因此，中国艺术史的体例不同于门类艺术史的体例。何为体例？清代史学家姚仲实在《史学研究法》中说：“史之为法大端有二：一曰体；二曰例。必明乎体，乃能辨类，必审乎例，乃能属辞，二者如鸟有两翼，车有两轮，未可缺一也。”①中国古代史书的体例大致有三种：编年体、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三种体例方法不同，侧重点不同，描述的形式也不同，体现的是不同的体例思路。我们以往看到的门类艺术史的体例，基本上都是按照朝代划分的编年体。譬如，中国美术史，以朝代为体，以种类为例，是以美术史料的类别围绕朝代编年体安排的，在文人书画这一块加进传记体的方法。实际上这是一种不规范的编年体———可称之为“朝代体”逐一展开体例方法。主体内容部分主要以传统文人和宫廷绘画为主，参照古代文人撰写的绘画史的传记和品评体例为范本，构成了以朝代为断的体例模式。突出了文人绘画和皇家宫廷绘画的“主流”形态。在绘画作品中，山水画又是主体部分，人物、花鸟次之。实际上是以文人的艺术形态为主导的历史路径撰写和描述。石窟雕塑、石窟壁画以及陵墓石刻，占有一定比例。

少数民族（或族群）的美术较少提及，民间画工的作品基本不提。如，南京博物院收藏的无款人物肖像画册，作品画得非常精彩，因为没有名款，疑为画工所为，进入不了中国美术史。徽州明清民间容像，同样写实绘画技法非常高，也因为佚名作品缘故，没有纳入中国美术史中。固然，以朝代为断作为体例，连接前后美术发展的关系进行描述，有相当的理由。每一个朝代的艺术都会因朝代的更迭使其艺术的趣味发生变化，无论是皇家宫廷的艺术趣味、文人的艺术趣味，还是民间的艺术趣味，都会因朝代的更迭影响到艺术的变迁。一个朝代自然有一个朝代的艺术模式、风格或趣味，新的朝代会变迁为另一种但与此前朝代有某种联系的新的艺术模式、风格或趣味。在某种程度上，朝代更迭虽然不能说是一个主流的艺术文化形态与观念的终结，但有时又显示了一个朝代文化艺术形态与观念开始变迁的节点。如，北宋与南宋，尽管都属于大宋王朝，但因为发生了较大变故，加之地域和统治阶层的原因，偏安一隅的南宋使人们的心理结构产生较大的更变，北宋与南宋不仅仅在主题方面，而且在山水画形态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南宋出现的大斧劈皴基本代替了北宋的披麻皴、雨点皴、卷云皴等多种皴法，“半边”、“一角”的图式，代替了五代北宋的“大山大水”图式。异族统治、朝代更迭，文化艺术形态和观念的变迁更加突出。譬如，元代绘画与宋代绘画迥异。不过中国历史上的异族统治，同时也被汉艺术文化同化，元代如此，清代亦如此。这又说明文化的脉络一直没有因为朝代的更迭而中断。建立在文化基础上的中国美术形态，不会因为朝代的更迭而中断，它的延续和变迁构成了中国美术的历史。当然，作为门类的中国美术史，以及其他门类的艺术史，如，中国音乐史、中国舞蹈史、中国戏曲史等等，按照朝代编史为体，是有效的方式之一，而且现在的门类史几乎都是这样做的。那么，我们提出的基于“艺术学理论”的中国艺术史，它既不是门类艺术史也不是“拼盘”艺术史的形状，它是整合复数的中国艺术史的形状，整合的复数大于相加的和数。即所有艺术史料重新整合为复数的中国艺术史的形状，不是简单相加的“拼盘”式的中国艺术史的形状。整合复数———就意味着是具有整体的中国文化形态的中国艺术史。中国艺术史的体例及其自身的结构脉络，就是从整合复数这个前提出发的。这个前提也告诉我们有三个必须遵守的文化和学科原则：其一，不能用他者的文化思想、哲学意识形态来框定、剪裁中国艺术材料与相关文献史料，以防止沦为削足适履的中国艺术史形状；其二，中国整体文化思想脉络就是中国艺术史的脉络，以中国文化脉络建构中国艺术史，其体例与结构就应该在中国文化历史中寻求，并由此区别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艺术史；其三，中国艺术史是基于“艺术学理论”这个学科基础上的，它是综合地、宏观地和整体地探究中国艺术史学具体文化整体感的体例，不是分门别类的史学的体例。前面我们提到了中国历史中纪传体、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三种体例，但我们不能生搬硬套，这三种体例也仅仅是中国艺术史学的体例参照。我们强调中国艺术史的五大要素，核心要素是艺术作品，也就是说中国艺术史围绕的轴心是艺术作品。作者（艺术家）是艺术作品创作的主体，是很重要的元素，但我们不能以作者为轴心。原因很简单，就是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绝大多数的艺术作品是佚名的，能够留下姓名的毕竟是少数。如果以那些少数的文人画或宫廷画的创作者为主体，必然使用单纯的纪传体的体例，这显然会遮蔽多数的艺术作品本身。纪事本末体始创于南宋的袁枢，他的《通鉴纪事本末》采用以事件为主线的描述方式，纪事本末体的事件都是历史上一些重要的大事件，每个事件组成一篇纪事体，将这些相关的事件史料连贯在一起，这是纪事本末体的基本方法。中国历史上也有较多的艺术创作事件，但毕竟不是每一件作品的产生都与大的事件相关联，也不是每一个事件都被史家记录下来。因为艺术创作的事件在史家看来未必是事件，或至多看成小事件，除非与宫廷有关的事件，才被史家记录。如，唐代的《步辇图》就是一个事件。该图传为阎立本（601－673年）的作品，图中描绘的是贞观十四年（640年）吐蕃使者禄东赞朝见唐太宗时的场景。

这个事件据《旧唐书》记载：弃宗弄赞平定叛乱后，创立了统一的吐蕃王朝，成为吐蕃王赞普。贞观八年（634），弃宗弄赞对大唐朝贡，并在大唐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影响下，赞普对吐蕃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促进了吐蕃社会开始向封建制过渡。这一年，弃宗弄赞派使者向大唐求婚，“太宗未之许”。后来“弄赞与羊同连，发兵以击吐谷浑。吐谷浑不能支，遁于青海之上。……率其众二十余万，顿于松州西境。遣使贡金帛，运来迎公主，又谓其属曰：‘若大国不嫁公主与我，即当入寇。’遂进攻松州”。①这就是贞观十二年（638）弃宗弄赞再次派使者带金帛等贡品入唐求婚，并对其前往的使者说，如果大唐不许嫁公主，就攻打大唐的松州（今四川松潘），还没有等到大唐朝廷的答复，弃宗弄赞就带领20余万军队攻打松州。结果被大唐军队击败，斩首千余人。弃宗弄赞至此惧怕唐朝，意识到必须诚心与大唐和好，他又于贞观十四年（640）派大相禄东赞到长安谢罪，带黄金珍宝献给唐朝，再次提出通婚的请求。“弄赞乃遣其禄东赞支礼，献金五千两，自余宝玩数百事。”②再譬如，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出征平定西域之战，被宫廷画家创作出来。《乾隆平定准部回部战图》《平定伊犁受降》《格登鄂拉斫营》《鄂垒札拉图之战》等，这其中的作品还被清宫洋画家意大利人郎世宁（GiuseppeCastiglione，1688—1766）带回国制作成为铜版画。不过这些事件连贯不起来整个中国艺术的历史。所以，如果简单地套用纪事本末体的体例作为中国艺术史的体例，也是不现实的。编年体被较多的艺术史家采用。按照年代记叙艺术演变的历史，当然包含了古籍文献记载的作者和一些事件，但是，编年体又容易陷入“流水账”的记录方式。文化自身的演变和发展与它自身的规律相联系，其他外在的因素是推动力。因此，中国艺术史的体例与结构需要依据艺术作品（史料）为轴心，并把艺术作品（史料）置入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考量其文化价值、艺术价值的历史定位，在中国自身文化演变脉络的历史路径轴线中，整体考察艺术变迁的内在动因以及外部的推动力因素。这应该是我们建构中国艺术学史学体例的思考路径。我们整体地考察中国艺术的历史，就会发现它自身的规律。这就是有一种隐形的文化思想观念，是牵引着中国艺术走向的力量，并不一定是按照朝代更迭的变化，构成中国艺术走向的路径。无论是中国的绘画、书法、音乐、舞蹈、雕塑、工艺，还是诗歌、文学，都被这种文化思想观念的力量贯穿牵引，这种力量就是中国艺术文化中昭示出的特有的意境，也是中国艺术追求的最高艺术境界。中国的意境观念与西方的审美观念相对应，因此，我们把中国传统艺术文化中关于意境的探讨和研究称为意境学，以对应西方的美学。意境（意境学）就是中国艺术总体演变的规律主线，中国的意境（意境学）是我们思考中国艺术史学的体例与结构的文化脉络。当然，中国艺术演变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意境。任何早期艺术的初始发生，都是从“实用”功能开始的，逐步上升到“礼仪”功能，然后经历“教化”功能，最后演变到“意境”的境界。这几个阶段主要是中国的社会结构所决定的，并与不同时期统治阶级的上层思想相联系，也与民间思想相关联，这就构成了中国艺术史大致这样几个阶段：原始时期主要以“实用”为主；夏商周主要以“礼仪”为主；春秋至唐代主要以“教化”为主；宋元明清主要以“意境”为主。即：实用———礼仪———教化———意境这样一个演变脉络。当然，每个阶段都不是简单生硬的，每个阶段的变化都是渐变的，有重叠交叉的部分。就是说，各个阶段艺术的主要特征不是突然就变为另一个阶段的主要特征，它是渐进的过程，渐进中自然有重叠交叉。有的艺术形态是早熟的形态，如，书法。在具体的体例中也是需要考虑这类艺术形态的。虽然我们提出的这个体例是一个大致的方法，还比较粗线条，尚需进一步细化。但是这个体例具有中国艺术整体性和文化整体感，本质地、综合地和宏观地反映出了中国艺术的观念、思想和形态。即通过中国传统文化脉络体现出中国艺术史的文化整体感，是中国艺术史体例的基本要求。当然，中国艺术史学的文化整体感，涉及建构者对艺术作品和艺术文献等史料的掌握和运用的问题。

二、中国艺术史学结构与艺术史料

我们强调中国艺术史学应该是具有中国文化整体感的史学。体现中国文化整体感有两个关键要素是紧密相关的，这就是艺术史料与史学结构。这里我们重点讨论中国艺术史的史料与艺术史的结构之间的关系问题。即如何运用艺术史料架构中国艺术史的结构。换句话说，缺乏整体地、综合地和宏观地运用、驾驭中国艺术史料的能力和视野，就难以构建成我们所说的具有文化整体感的中国艺术史学的结构。所谓“拼盘”式的艺术史学的结构，实际是按门类艺术分类选取艺术史料，分门别类撰写的门类艺术史，以重叠的方式拼合而成，显示的是各艺术门类史之间的“平行”史学结构。即按照门类的美术史、音乐史、舞蹈史、工艺史、戏曲史等，拼合成的艺术史，每个门类艺术史是平行而独立的。以往我们看到的名义上为艺术史的著述，不是门类史就是“拼盘”的艺术史的结构与体例。因此，我们提出“打乱”门类艺术的界限，重新整合，整体把握中国传统艺术的史料，按照我们前面提出的体例建构中国艺术史学结构，使其获得中国文化的整体感，从而构建中国艺术史学体系。譬如说，在“实用”功能的艺术形态结构中，所选择的材料无论是何种门类，都应该是体现“实用”功能的艺术史料。在“礼仪”功能的艺术形态结构中，所选择的材料也不管何种门类，都应该是体现“礼仪”功能的艺术史料。“教化”功能的艺术史料如此，“意境”功能的艺术史料亦如此。把能够体现出文化整体感的这些体例中共性特征的艺术史料整合置入在一起，从而构成我们这里强调的艺术史的体例与结构。而那些体现某一方面文化特征的具有特殊性的艺术门类史料，则用来建构门和体现门类艺术史的体例和结构。从这个角度讲，史学研究者以文化整体感的高度去驾驭和运用艺术史料，不仅是关系到建构艺术史的结构与体例的重要方法，还是区别艺术史、“拼盘”艺术史与门类史体例与结构的本质属性。中国艺术史料包含所有不同的门类艺术史料，并显示各自的形态特征。从今天的艺术学科的角度看，传统艺术史料，可分类为不同的门类属性的艺术形态，它彰显的是某一门类特殊的特征。故此，人们在认识这些门类艺术特征的历史变迁时，采取的是以门类属性的分类方法，来梳理和架构门类艺术史的体例和结构，其描述方式是以属性的个性为轴心的。

新中国成立后，美学界、文艺理论界就“形象思维”问题展开过两次大规模的论争。第一次是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历时十年左右；第二次是七十年代末期至八十年代中期，持续了七、八年时间。两次论争的时代背景、知识背景不同，但理论使命相似，即探讨“形象思维”是不是独立于并相对于抽象思维（逻辑思维）的另一种思维形式？“形象思维”是不是艺术创造的特殊规律？前一个问题带有浓厚的哲学尤其是认识论色彩，后一个问题则试图探讨美学尤其是艺术创造心理学的真谛。

一个来自异域的美学观念（第一次论争：1955—1966）

中国第一次关于“形象思维”问题的论争，发生在本世纪50年代中、后期。这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段，冷战的国际格局，规约了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基本态度，也严峻地影响并规约了当时中国的学术界、思想界，促使他们在学理价值取向方面趋于单一，思想资料来源过于偏枯。现在回顾中国当时那场关于“形象思维”问题的论争，就会发现它实际上只是前苏联关于同一问题论争的移植和接续。

“形象思维”作为诗或艺术定义，出现于1838-1840年间的俄罗斯思想界。前苏联文艺理论界一般认为：俄罗斯批评家别林斯基发表于《莫斯科观察家》1838年7月号上的（《<冯维辛全集>和扎果斯金的<犹里·米洛斯拉夫斯基>》一文里，首次提出“诗是寓于形象的思维”这个定义。实际上，他在前一个月发表于同一刊物的书评《伊凡·瓦年科讲述的<俄罗斯童话>》里已经提到这个定义了。两年后，别林斯基在《艺术的观念》（1840年）中对这个定义展开论述，将“诗”改为“艺术”，即“艺术是寓于形象的思维”。别林斯基还曾加注说明，在俄文中是他第一个使用这个定义。[1]

别林斯基艺术定义的思想之源，可以追踪到黑格尔关于艺术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美学思想。黑格尔认为：“就艺术美来说的理念，并不是专就理念本身来说的理念，而是化为符合现实的具体形象，而且与现实结合成为直接的妥贴的统一体的那种理念。”[2]因此，黑格尔关于美的基本定义就是一句话：“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研究别林斯基的学者认为：1836年末到1840年这段时期，是别林斯基的精神探索期。这期间他崇拜黑格尔。[3]所以别林斯基1838到1840年间把“形象思维”作为诗乃至艺术定义，可以理解为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美学思想的俄文版本。

“形象思维”观念诞生后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没有引起非议。但是，本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前苏联文艺界在创作上出现了粉饰现实的倾向，相应的在理论上提出了“无冲突论”的观点。这种创作上和理论上的错误倾向和观点，促使当时的苏联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思考：究竟什么是文学艺术的特性正是在思考和阐释文学艺术的根本性质问题，寻找艺术区别于其他意识形式的主要特征，使艺术沿着艺术自身规律健康发展的时候，前苏联文化界围绕别林斯基关于“形象思维”的观点，展开了一场深入持久的理论论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