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陶刻艺术创作中的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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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紫砂陶刻伴随着紫砂艺术文化的发展，点缀着众多的紫砂器，留下了一个又一个的经典，在紫砂陶刻艺术中，总会诞生一些让人一眼就获得触动的雅趣，正是这些雅趣支撑起陶刻艺术的轮廓，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青睐。

【关键词】紫砂；陶刻；文化艺术；雅趣

紫砂笔筒是文房紫砂器中相当常见的类目，紫砂笔筒造型各异，但基本的功能性是一致的，那就是作为放置毛笔的器物，其功能性对器物本身的造型几乎没有要求，所以方的、圆的、六方、八方皆可，关键在如此简单的造型中要如何做到吸引人并有内涵。陶刻创作是紫砂笔筒最为常见的创作选择，这是因为笔筒本身往往有大面积的空白，适宜陶刻创作的发挥，加之陶刻装饰只需一把刻刀即可创作，符合文房用器低调内敛的文化风格，而在如此不张扬的条件下，刻画出精彩的内容，那便会使人感到惊叹，“趣”便油然而生了。“少小名惊紫砂陶刻与紫砂器造型之间要具有关联性，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首先我们要思考什么样的关联性才适合出现在紫砂艺术创作中，一些平平无奇的内容即便做出来也是寡淡的，既不会显得“雅”也不会产生趣，要想创作出具有雅趣的作品，那么就需要从器物本身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中去发掘创作内容。作品六方笔筒《铁面判官》的创作就是循着这一思路设计制作的。

在生活中，日常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信息，有些信息一带而过，而有些信息却总是会让人印象深刻。艺术的创作就是在这些信息上下功夫，有些是将日常忽略的信息提取出来，加以放大，重塑，让人获得新的体验；有些则是在原本印象已经深刻的基础加以引申、诠释从而获得新的感悟。这也是为什么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紫砂艺术塑造的是人文情趣，是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心灵境界的期待，不过单纯的造型所能表现的毕竟有限，这时紫砂陶刻就应运而生，陶刻融入了中国传统的书法、绘画艺术，用更加直观的画面在种种紫砂形体上增加光彩，当造型和陶刻相辅相成、彼此之间构成紧密联系的时候，那两者就变得浑然天成，既显得“雅”又带有“趣”，本文就通过作品六方笔筒《铁面判官》的创作来谈一谈紫砂陶刻创作中的雅趣。

翰墨场,诗书无用且扬狂。我今欲借先生剑,地黑天昏一吐光。”作品六方笔筒《铁面判官》上短短的一首诗，便可以轻易地将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这是一首赞扬钟馗的诗，借用的是一位在广大民间耳熟能详的人物形象。钟馗在历史上流传有很多故事，宋《事物纪源》中有：“钟馗者，终南进士也。”他的这些故事普遍带有传奇性，是一位虽然相貌丑陋，但却文武双全、舍生取义的人物。钟馗的形象也流传甚广，并不仅仅局限于中国，作品六方笔筒《铁面判官》上的刻画就借鉴了日本、东南亚许多钟馗画像中的人物特点，以简化的线条，流畅地刻画出一位智慧且充满威严之士。“士”在中国古代是对文人的一种统称，士大夫阶层即是指中国古代的社会上层，并随着历史文化的传承衍变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文人”，中国的文人有着独特的传承和传统，其中审美就崇尚“雅文化”，这个雅并非是指空洞单纯的高雅，而是指人性的追求，古代士大夫普遍有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崇高理想，并以圣贤为师，以君子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钟馗便带有这种理想的影子，所以历代以来钟馗都不断被加以美化，最终衍变成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样子，而正是这种形象背后的“雅”，为后续的艺术加工提供了富有深度的创作素材。在一件普通的笔筒上，刻画钟馗以及他背后的故事，就会产生充满魅力的“雅趣”，同时作为“文人”的一份子，钟馗手中的判官笔也与“笔筒”本身构成了联系，这种文化上的紧密关联，顿时让作品的艺术性得到升华，笔筒的造型与陶刻装饰相互融合为一。

作品六方笔筒《铁面判官》人物形象只是一个引子，其表达是人性中的刚正不阿，是文人的傲骨，作品本身又是六方造型，进一步强化了这种骨子里的坚硬，强化了其背后的骨感精神触觉，其立意也就变得更值得追求，“雅”就这么自然而然地产生了。雅趣本身是建立在文化的基础上才会产生的，陶刻中的雅趣实际上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理解和诠释，通过创作者自我的解读，再用陶刻的艺术形式来进行表现，当然这同时也要与陶刻的载体紫砂器之间形成联动，如此一件优秀的紫砂陶刻作品便诞生了。

结语：紫砂陶刻需要从文化中发掘内容，在内容的呈现上加以创新，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为当代紫砂陶刻提供了无穷无尽的素材，从中我们可以发掘出那些深层次的具有正面意义的内容进行加工、组合，用符合中国文化观念的方法呈现在世人眼前，用既有趣又富含文化韵味的作品去打动人的内心，刀笔之下就如同向天地挥出一剑，翰墨扬狂。

作者：卢战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