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创作论文范文10篇

艺术符号化方面，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希尔于1944年在《人伦》中提出：“艺术可以被定义为一种符号语言。”；美国符号论美学家苏珊•朗格认为：“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美学家卢卡契•捷尔吉认为：“艺术是表象性符号系统的最高的、最适当的表现方式。”，“通过艺术实践以及这一实践所培养的感受性，使反射系统不断地普遍化、扩大化、精细化和深化。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人民平时不加注意地忽略了的事物才能被感知、被表现。”；安伯托•艾柯等等。“艺术符号作为认识论的隐喻的作品”等等。在这些论证中，他们都将艺术符号与概念性符号做了区分。明确了艺术符号在激发美感的形式媒介中的表现是相对独立的。指出了艺术是用形象说话的，它所涉及的是与心理表象相关联的形式语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国外学术界对其的研究并未像国内一样深入和成系统，其突出特点是：政府主导与民间组织参与相结合；各国政党成为各国倡导和建设社会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发起者与统领者；宗教、法治、教育、舆论等是建设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强有力手段。艺术是一种独具魅力和影响力的具有广泛传播效应的大众媒介。一种思想观念的传播，如果能够借助艺术的手段与途径，便能获得更为广泛而实在的效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兴国之魂，如果凝练出融会中外、言简意赅、为人民普遍理解、高度认同的艺术符号，并最终形成国家的艺术形象，就更容易让大众掌握并自觉践行。而这种艺术符号化的过程，必然可以为体现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独特的影响和作用。

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艺术符号化践行的研究，目前总体的研究成果中，研究对象或相对零散或关于集中，指向明确、针对性强的研究理论并不多见，在知网以“艺术符号”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为关键词进行搜索，没有相应的研究文章，只有少数的论文中部分章节有所体现，如童福磊硕士论文《多元文化语境下中国当代油画发展现状研究》等。基于对众多文献资料和作品的考量，我们发现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艺术符号化践行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深入挖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艺术符号化是指：将核心价值观念及其取向用艺术手段在作品中凝练与表现出来，并形成可以被广泛理解和接受的艺术符号。十八大报告用24个字，分别从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提出了反映现阶段全国人民“最大公约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习2月17日讲话指出，把核心价值建设和制度的现代化、和传统文化的弘扬紧密联系起来，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提了出来。他指出，核心价值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最深层次要素，是一个国家凝神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我体会，的讲话，指明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在艺术领域的践行方向，核心价值观在艺术领域的符号化体现与研究，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的组成部分，是国家形象与国家文化软实力提高的途径之一。强调，“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因而将核心价值观体现在艺术符号中，更为人民所喜闻乐见的践行研究也就显得格外重要。艺术符号化践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艺术中凝练与体现的基本原则，如果要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进行凝练与体现，首先要对凝练的原则进行揭示，只有如此，凝练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首先在艺术符号的基本内涵上，要反映和表征社会主义的“内在价值”和“精神特质”。其次在表现形态上，随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的深化，那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表现形态上就应该包含理论、思想、道德、行为等在内的一系列既体现社会主义性质，又表达历史文化传承，还要表征时代精神的价值概括，而这都应该是艺术创作中需要注意的。

综上，本文作者认为（1）核心价值观是一定社会的性质、本质和发展趋向的集中体现。是指能够体现社会主体成员的根本利益、反映社会主体成员的价值诉求，对社会变革与进步起维系和推动作用的思想观念、道德标准和价值取向。（2）“艺术符号”是能指与所指的结合物，具有广泛传播的特性。人们在审美活动中,自然物并不是被看作含有多种认识或价值属性的实际存在物,而只是摄取其感性形式而赋予人的心灵旨趣,这里实际上暗含一个符号化的过程。艺术符号既以自然符号为前提或基础,又是对这类符号形式的提炼和改造，既具有形象性、非指称性和意旨无穷等特点,又具有超越性、中和性等内在的性质。（3）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艺术符号化践行的研究，反映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艺术的影响。社会主义价值取向体现和继承了中华文化对生命价值的尊重与对和谐理想的追求，从建国初期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艺术发展历程中，社会政治环境以及审美取向的变化始终是艺术客体转变的根本原因。

作者:杨x阳韩禹锋张天单位:绥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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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想到的，是影视艺术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及美学建构中的定位问题。

记得上世纪早期，伴随着人类工业革命的行进，作为苏维埃红色政权伟大领袖的列宁就曾据当时的历史条件明确表示过：“电影是教育群众的最强有力的工具之一”，“在所有的艺术中，电影对于我们是最重要的”③。究其缘由，是因为电影这门新兴的视听艺术，凭借着工业革命带来的新技术成果，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视听觉，创造了放映厅里虚幻的影像世界，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思维方式，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和新奇的艺术感染力。列宁是看重电影艺术的教育功能和美学效应的。如今，历史跨入新世纪、新阶段，伴随着信息革命的深入，电视艺术凭借着现代化电子技术普及的优势，以其覆盖面之广、影响力之大、渗透性之强，更深刻地解放了人们的视听觉，创造了进入亿万寻常百姓家的空前广阔的影像新世界，改变着当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思维方式，在整个国家的文化建设和美学建构中发挥着别的文艺形式难以企及和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电视艺术生产和消费大国。这正如一部中国文艺发展史所反复证明了的：“时运交移，质文代变”。一个时代，往往会形成一种主要的文艺形式彪领这个时代的审美思潮，楚之辞，秦之文，汉之赋，晋之字，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明清之小说，都是如此。这些在各个时代分别创造了辉煌的文艺形式，交替繁衍，互补生辉，传承着中华民族的艺术生命和审美思维。电视艺术是一门全新的当代文艺形式，具有独特的艺术品质和审美优势，其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任务艰巨。它要真正成为彪领当今审美思潮的时代艺术，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无论是秦文汉赋，还是唐诗宋词，抑或是明清小说，之所以能彪领一个时代的审美思潮，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它们都吸纳了所处时代纵横双向各种文艺形式创造出的审美思维成果，并在交融整合的基础上勇于创新。惟其如此，从中华民族审美思维发展的历史长河看，功不可没，其作用是积极的。当今的影视艺术，是否真正自觉吸纳了中华民族优秀审美传统的营养和我们所处时代百花齐放的文艺形式所创造出的有价值的审美思维新成果呢？这的确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必须深思和回答的严峻课题。

我的回答是：不很理想，不尽人意。电影过完了它的百岁诞辰，虽然曾拥有过数次辉煌，尽管当下年产故事片可望逾300部，创下了历史新高，但其中真正能在电影院线或电视台播放与广大观众见面的，却仅有十分之一左右（2005、2006两年参加“百花奖”评选的影片，即票房收入达500万元人民币或在电视台播放观众人次达2000万的共49部）。电影观众的年上座人次已从上世纪80年代最高达到293亿、即平均每人每年看24场电影，下降到2005年的年上座人次仅2亿多、即平均每人每年才看0.2场电影④。电影与人民的关系，可见一斑。几部大片、贺岁片喧嚣炒作，畸形地占据了年票房的一大半，但从题材内容到风格形式，似乎都与“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相悖，更何谈按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电视艺术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上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从总体上说，还是平庸之作多、精品力作少。大量思想品位不高、文化内蕴稀薄、审美格调低下的作品作用于广大观众的鉴赏心理，所营造出的，势必是一种肤浅、浮躁、畸形、油滑的群体性审美定势。这对于提升中华民族的整体精神素质，显然带来了负面效应。

成就显著，不说跑不了；问题不少，不研改不了。同志《在中国文联第八次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为《讲话》），是新世纪新阶段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纲领性文献，当然也为我们检视中国影视艺术创作现状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方针和理论武器。遵循《讲话》精神，对自己亲历其间的影视艺术创作现状认认真真来一番断想和反思，很有必要。

1舞蹈艺术创作与音乐的统一互补关系

（1）舞蹈艺术创作与音乐在节奏互动上的诉求关系。舞蹈动作的安排必须是在一定的节奏行进中进行，同时为观众提供速度、节拍、风格等信息，最能直接感染观众的情绪，启迪观众的思想。不同的节奏，体现舞蹈作品不同的精神气韵，舞者对于节奏把控力的好坏直接决定舞蹈的表现效果，决定舞蹈形象的准确表达。每一部作品都有自己的节奏发展特点，舞者在揣摩作品的节奏性格时，要充分了解音乐的结构、发展方向及内心的节奏韵律。这种韵律是由若干的点贯穿起来的，是一种位于不同旋律位置的内心动力。不同结构层次的音乐将这种内心动力集中发射到舞蹈演绎的动作中，使动作娴熟连贯，充满张力。同时，也能更好地帮助舞者正确去理解和记忆舞蹈动作的基本连线。因此，音乐与舞蹈必须相互依托，只有发生并具备了相互依存的诉求关系，才能共同挖掘舞蹈自身所要传递的内心情感，才能很好地抓住心灵感受、极力渲染掀起绚丽多彩的情感波澜。

（2）舞蹈艺术创作与音乐在视觉和听觉上的诉求关系。好的乐感能帮助舞者更好地理解音乐的内在思想，提高自身的表现能力，通过舞感增加舞蹈的韵律美。乐感不好的人抓不住音乐上本质的东西，当然舞也肯定跳不好，往往表现为理解只停留在表面，进不到更深层次，以至于扣不准节奏，形似而非神似，或者动作上不够灵巧。这就要求舞者必须热爱音乐，学习音乐，懂得音乐语言的表现方式和基本规律，并学会从内心去理解、感受音乐。这样，音乐与舞蹈的通感就一定奏效，也可以感受到其情感发展脉络。在音乐进行的每个细节下想象与之对应的舞蹈形象，进而展开想象，运用肢体语言准确地把握作品的精髓。

2音乐作用于舞蹈艺术创作

舞蹈作为一种综合的艺术，音乐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也是十分重要的。在舞蹈表演艺术中，优美的音乐配合，可以帮助舞蹈在整个表演过程中表达情绪，体现个性，烘托气氛，从而塑造完美的舞蹈形象。另一方面，音乐有助于舞蹈元素、舞蹈短句、舞蹈组合以及各种舞蹈语汇之间的连贯和流畅，增强舞蹈艺术的表现力，这是音乐对舞蹈所产生的主体作用。从这个意义来讲，决定了舞蹈创作本身是离不开音乐的，这就是舞蹈艺术中舞蹈对声音本能的需要。就表现形式而言，在舞蹈的创作表演过程中，舞蹈所表现的肢体动作绝对从属于舞蹈音乐。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加强舞蹈音乐的作用只可能对舞蹈艺术产生积极后果。一部优秀的舞蹈或舞剧作品，必须要有好的音乐来与之配型，只有真正把握好这个前提，才能引起观赏者的共鸣，才能被观众所认可。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在从事舞蹈艺术创作、表演时，或者是站在鉴赏者的角度，都必须去更深入地学习和认识音乐，因为在舞蹈艺术中音乐永远是舞蹈的最佳搭档。

3在舞蹈艺术创作中音乐与舞蹈的契合关系

一、数码媒介制作版画的必然性

1.在版画创作中引入数码艺术可以加速版画的发展

将数码艺术引入版画艺术创作，对传统版画的继承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体现了当今时代的需求，给版画艺术带来了生机与活力。传统的版画艺术全部由手工完成，程序复杂繁琐，数码媒介高科技手段的引入，大大简化了版画的创作过程，节约了大量的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有利于版画艺术的快速发展。

2.数码媒介引入版画艺术能扩展版画的欣赏范围

数码新媒介与版画艺术的结合在丰富传统版画内容与传播途径的同时，给传统版画艺术带来了生机与活力，使得版画艺术与欣赏者之间的距离不断缩小，数字版画艺术因此具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具体来说，版画艺术家在版画创作过程中引入网络流行语言，使得版画艺术所要传递的情感更形象具体，在丰富版画内容的同时，通过数码媒介简化了创作难度，使得作品更容易被欣赏者理解和接纳。

二、利用数码新媒介进行版画艺术创作的途径探索

艺术作品是由内容与形式两个要素构成的。在艺术理论中，长期以来把“内容决定形式”看作是一个现实主义创作必须遵循的规律。这种说法似乎已经过时间的检验，毋庸置疑。20世纪初,形式主义倾向在艺术理论和艺术创作中崭露头角，在造型艺术领域内，克莱夫·贝尔和洛杰·弗莱都是上世纪西欧具有代表性的形式主义理论家。贝尔的《艺术》中提出“有意味的形式”①，全面肯定了绘画艺术的精髓全在于形式结构之中，而内容、情节都无关紧要。内容与形式问题，在我国80年代以来艺术理论界的争论有增无减。自吴冠中先生的《内容决定形式?》一文发表后，理论面临着实践的挑战。二十多年来，随着唯美艺术品和各种观念艺术在艺术市场上的兴起，人们似乎进入了一个艺术创作过程的自觉状态，淡忘了艺术创作过程中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一些艺术品以取悦部分富裕人的审美情趣为能事，以华丽的形式与材料表现苍白的内容与情节。作为艺术创作过程的两个构成要素，内容与形式在艺术品中哪一个更为重要。我们不妨作一下探讨。

艺术创作的源泉

艺术作品是由艺术家创造的，艺术作品是由可触、可视的形体、色彩等构成的。从宏观的角度看，任何时代、任何民族的艺术都是这个时代、这个民族的社会生活的反映。特定的社会生活首先造就了属于特定时代的艺术家，而且，不管艺术家自身怎样离群索居，他仍然是属于社会的人，是属于社会生活这个有机体上一个活生生的细胞。因此，艺术作品作为人的精神产品，就不可能不反映这个特定的社会、特定的时代，艺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形式，也就不可能不为社会存在所决定。

这里要弄清艺术与生活的这种关系，即生活对艺术的先决地位，并不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因为它们不是同一事物，不是统一体内的两个方面。我们肯定生活与艺术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是因为它们之间是存在与意识的关系，而不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因此，生活本身不等于艺术的内容。艺术内容不是客观存在着的生活，而是对这种客观存在的反映，它仅仅是一种意识、一种审美意识，它来自客观而不是客观自身。因此，在艺术中，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不能被误认为是存在与意识的关系，进而推演出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作为一种意识的艺术内容，在没有形成艺术作品之前当然还是假定的、非现实的，当它需要回转到客观时，那就必须借助于物质材料来加以体现。而这种体现的方式，就是所谓艺术的形式。正如艺术的内容来自客观一样，艺术的形式也同样来自于客观，而非内容产生出来，从中足见客观存在既是艺术内容的源泉，也是艺术形式的源泉。

内容与形式的对立统一

在艺术的内容与形式这对范畴中，把内容看作始终居于决定地位、支配地位，或把形式看作高于一切、起主导作用，其实这两种观点都是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相悖的。

了解当代中国艺术发展历程的人，大概谁都不会忘记1989年男子群舞《黄河》在北京演出的盛况。那是《黄河大合唱》的旋律勾起了人们对于祖国的无限深情，舞台上舞者们尽情挥洒着一种高亢的激情，婆娑而舞的身躯互相激励，传递着一种信息，那就是：中华民族将在黄河岸边演绎全新的生活，将要创造一个时代的奇迹！人们屏息观舞，幕落时许多人热泪盈眶。演出盛况的消息很快在全国各地传播。而那一年正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之际！

回顾20世纪90年代中国舞蹈艺术的发展历程，真可谓大河浪涛连天涌，花雨缤纷话神奇。这是中国舞蹈家们乘东风，张大帆，鼓干劲，争上游，创造当代中国舞蹈奇迹的年代。

首先，中国舞蹈艺术前所未有地探触当代中国人的时代精神，以动感的肢体语言表现出极其丰富的社会精神风貌，以舞蹈艺术之美勾勒着中国社会精神生活之旅。1989年问世的《黄河一方土》以鲜明的个性勾勒出黄河人的内在情愫，虽然仅仅是婚姻生活的幅幅画面，却极力地将艺术的目光聚焦在人的内心深处。随后，1991年问世的大型舞蹈晚会《献给俺爹娘》，更是整个90年代舞蹈创作的先导。其中对于民族情感、民族性格、民族气派和民族风格的艺术表达，得到了众口一词的高度称赞。它深刻影响了后来的舞蹈创作发展，也几乎可以被看作是自延安新秧歌运动以后中华民族精神在舞蹈领域的又一次昭彰。《俺从黄河来》、《黄土黄》等作品或用大群舞构图中充满渴求力量的身影，或用浓烈的鼓声和奋跃的舞蹈姿态，积极反映了中国开放初期人民群众从闭守心理到张望远方的急切目光和冲动心理。《东方红》、《阿莫惹妞》等一系列作品则比较深入地探索了华夏民族不屈不挠的坚韧性格和容纳百川汇成大海的胸襟与气魄。

另一方面，为了更深刻地揭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90年代的舞蹈创作不得不打破原有舞蹈艺术的样式和风格，采用新鲜的手法，大胆探索新的表现理念和表达方式。《长城》、《绿》、《地平线》等作品，也都将艺术创新写在了自己的艺术旗帜上。2001年创作演出的《我们看见了河岸》、《我要飞》等现代舞作品，更是将中国人大胆吸取外来艺术，创造全新自我的时代风貌勾画得生龙活虎。演出中那紧握拳头的速写，让每一个观舞者都深切地感受了历史前进的巨大冲动和力量！

90年代以来，舞蹈艺术不仅是时代的号角，吹响着当代中国进步的主旋律，还用舞蹈艺术特有的心理刻画力量揭示着人类内心的丰富世界。换句话说，如何深入开掘人类内心世界，是这一时期当代舞蹈艺术发展历程上最重大的课题之一。舞蹈艺术创作积极探索了多种社会层面的丰富社会心理，以及不同性别者的精神之旅。《暗战》用双人舞的形式表现了生活中普遍发生着的对抗、冲突及其复杂。在国际上获得很高声誉的《也许是要飞翔》、《和梦一起上岸》则表现了人在现实中所遭遇的暂时挫折以及那不可放弃的永恒追求。也许是舞蹈艺术语言富于优美动感的缘故吧，许多优秀作品都将视觉焦点集中在女性心理的刻画上。《天边的红云》以中国工农红军伟大长征中的女性战士为表现对象，用浓重的浪漫主义手法塑造了艰苦绝地上的牺牲之于女性战士所潜藏的解脱意味，以及正是在牺牲中所蕴藏的精神之壮烈、追求之高尚！杨丽萍的名字，自80年代开始响亮起来，达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它不仅证明着一种舞蹈艺术被普遍认可的社会现象，还证明着让舞蹈艺术走进千家万户的艺术理想。这在当代青年舞蹈家中并不多见，也是新时代以前中国舞蹈界所梦寐以求的事情。如果我们深究其理的话，除去杨丽萍所创造的特殊舞蹈形态美之外，我们不得不承认她非常善于创造具有独特心理色彩而又非常富于民族性的舞蹈艺术形象，舞台上时有即兴发挥部分而至自由状态，能够触及人心和生命底蕴。她的《雀之灵》、《两颗树》等，都可以当作女性心理的独白去细细解读。

10余年来，舞蹈者们穿行于历史的时空里，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人民群众日益高涨的审美需求的鼓舞之下，以独特的思考力量和极大的创作热情，创作了大量的舞剧和舞蹈诗。据不完全统计，1950年至1978年间，近30年里舞蹈界共创作了70余部舞剧。自1989年至今的10余年来，共有约120部舞剧问世，是此前舞剧创作的近两倍！这也就意味着中国舞剧创作的年产量已经达到了10余部。在整个世界范围内，这也是个惊人的数字！如此众多的当代舞剧拥有一批鲜明的艺术形象，极大地丰富了中国舞剧人物之画廊。如由黄豆豆主演的舞剧《闪闪的红星》，以巧妙的舞蹈艺术手法，用一个孩子般的眼睛观察事物，塑造了一个充分舞蹈化的“潘冬子”。舞剧《妈勒访天边》，对一个简单而富于象征意味的壮族传说做了大胆的加工和改造，以超越自我、战胜人性中的弱点为艺术表现的大主题，在传统故事里做深入开掘，成为一部当代人心灵历程的诘问史。《阿炳》、《大梦敦煌》、《妈祖》等舞剧和大型舞蹈诗作品，都在各种角度上塑造了多样的人物，或以神奇的民间艺术家生平故事为底本，或以沿海人民普遍尊崇的神灵人物为表现对象，或以古代文化遗产为创作的依托，给我们的舞剧艺术舞台增添了相当美好的形象。

一、儒家仁爱思想在张大千人生经历中的体现

孔子提出做人的最高道德理想是“仁”。什么是“仁”？“仁者，爱人”，就是关爱别人、帮助别人、体恤别人。孔子还进一步提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实行方法。孟子提出了“仁者爱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观点。仁爱思想是传统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被视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之一。张大千一生的人生经历，充分体现了儒家仁爱思想。张大千的女儿张心庆在《我的父亲张大千》一书中提到：张大千在20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常在各地开画展，收入不少。但是张大千却并不富裕，他的收入主要用于购买古画、抚养子女以及助人为乐。张大千对朋友、乡亲、学生，以及他认识的甚至不认识的人，都非常热心慷慨。不管谁有困难，只要他知道，都会伸出援助之手，尽最大努力帮忙，常常是倾囊相助。1944年春，张大千向朋友借了二十个银圆作为两个女儿的学费，得知刘君礼的妻子患了急性盲肠炎送进了医院，为了抢救刘妻便用两女儿的学费应急。当时，张大千向女儿解释“爸爸知道你们读书重要，可人的性命更重要，对不对？爸爸知道，你们一定会懂得爸爸的心。”张大千就是这样通过自己的一言一行教子女怎样做人的。张大千关心爱护帮助他人的事迹还有很多。1938年夏，张大千携杨婉君和儿子到桂林，计划从桂林坐飞机返回四川。当时正值抗战爆发，大量民众从桂林转移到重庆，飞机票特别紧张。等了一个多月，朋友才给张大千找到两张机票。得知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带孙子正在四处寻票，张大千将好不容易得来的机票让给了祖孙二人。事后，张大千还宽慰杨婉君说：“你是明理的人，应该懂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道理。”[1]56另一件事就是1943年前后，关山月刚从美术学校毕业，逃难到成都，身上的钱都用光了，正值穷困潦倒的时候，张大千把他从困境中解救出来。当时关山月在提督街豫康大楼举办了一次画展，有一天张大千带了一个学生路过便进去参观。参观出来后，在路上张大千又专门让学生返回画展去购买了三幅价格最高的画。由于张大千购买了三幅画，关山月的画很快就卖出去了，这便帮助了关山月渡过难关。当时，张大千与关山月并不认识，张大千是这样解释的：“我看这个青年的画不错，功底很好，创造力也很强，我也是从那个阶段过来的，我们年长的不关怀他们谁关怀？要关爱年轻人，扶持他们的成长。

二、儒家思想中自强不息、积极进取精神在张大千人生经历与艺术创作中的体现

传统儒家思想非常重视个人的人生理想和志向，把树立远大理想和志向作为激励人们前进的精神动力，如孔子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人立志后要实现远大理想，必须有勤奋刻苦的实干精神，儒家思想中有着丰富的激励人们自强不息、积极进取的内容。“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鼓励人们树立勇于进取、勇于开拓、勇于向自己的惰性宣战的积极人生态度；孔子为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的乐观精神，以及“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好学态度；荀子劝学提出的“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的进取精神等。张大千一生在学画和艺术追求道路上正是体现了儒家思想中自强不息、积极进取精神。张大千对大风堂弟子的谈话讲道：“要成为一个真正的画家，不仅需要在绘画上勤学苦练，在书法、文学、理论、生活等多方面都必须下功夫，而且必须终生学而不厌，老而不辍。要使自己画的画，能够在社会上站得住，不从难从严不行啊！”这个谈话可以说是张大千自己勤学苦练的写照。张大千九岁时开始随母、姊、兄等学习绘画，后又随秀才四哥启蒙读书，在传统古文上打下了良好的根基，十二岁时已能画出较好的花卉、人物。二十一岁，在二哥指引下，张大千投师上海名士曾熙、李瑞清学习书法。当时年轻的张大千每日苦练临摹、背临等过硬功夫，学习古代名家笔法，后来养成习惯每天凌晨五点起床，伏案临帖一小时，直到晚年。在二师指点下，加上自身勤奋刻苦，张大千的书法艺术不断精进，在中年逐渐形成自己风格，被人称为“大千体”。绘画上受曾、李二师的影响，张大千以石涛为中心，广泛搜罗古代名迹，刻苦临摹，以师法古人。1927年夏，张大千与二哥一起赴黄山写生，开始了他“搜尽奇峰打草稿”的频繁旅行，标志着他学画从师古人进入到师造化的阶段。为了提升自己的画艺，张大千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与危险，广泛的游历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并以此为基础，创作了大量的山水画作品。正如张大千所说：“山水画一定要求实际，多看名山大川，奇峰峭壁，危峦平坡，烟岚雪霭，飞瀑奔流。宇宙大观，千变万化，不是亲眼见过，凭着臆想是不上笔尖的。”张大千的足迹遍及我国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游历了峨眉山、雁荡山、青城山、天台山、天目山、罗浮山，以及长江、黄河、钱塘江、新安江、洞庭湖等。随着对名山大川的不断写生游历，张大千的山水画作也日臻成熟。1941年，为了让自己的绘画技艺更进一步，也为了探寻中国绘画的源流，张大千率家小门人奔赴敦煌临摹壁画，在沙漠中苦苦面壁长达三年之久，期间的艰辛苦痛，更是一言难尽。张大千的儿子张心智回忆：“当临摹壁画的底部时，还得铺着羊毛毡或油布趴在地上勾线着色，不到一小时，脖子和手背就算得抬不起来。”张大千的弟子刘力上回忆：“每日清晨入洞，藉暮始归，书有未完，夜以继日。工作姿态不一，或立或坐，或居梯上，或坐地上，因地制宜，唯仰勾极苦，隆冬之际，勾不行时，头晕目眩，手足摇颤，力不能支，犹不敢告退，因吾师工作较吾辈尤为勤苦，尚孜孜探讨，不厌不倦，足为我辈轨式模范。”处在我国大西北深处的敦煌，夏天炎热，冬季冷风刺骨，张大千忍受艰苦的自然环境，坚持临摹笔画，3年时间，张大千共临摹了276幅画作，负债5000两黄金。去敦煌之前，张大千已经是名声显赫的画家，在北平、上海、四川，他都有着非常广泛的影响力，在敦煌，经受孤独，耐受寒苦，体现出他超乎寻常的远大抱负以及对绘画事业的无比热爱。张大千旅居巴西期间，不慎眼睛受伤导致视力衰退，最后竟致几乎失明，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张大千仍是手不释卷，笔未停挥。由于受中国古代画法启发，再加之西方现代抽象画派的影响，张大千结合中西，经过反复研求摸索，逐渐由粗笔发展成为泼墨泼彩。1956年起，张大千开始创作泼墨画作，如《山园骤雨》《青城山》，60年代开始，泼彩法成为他最为主要的创作手段之一，这一时期，他创作了《谷口人家》《幽壑鸣泉图》《横贯公路》《瑞士雪山》《秋色》《泼彩山水图》等大量作品，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长江万里图》。张大千认为自己的泼墨泼彩画法来自中国传统绘画，他说：“早在唐代，王洽的泼墨山水就显示出泼墨画的端倪，不过那个时候还没有用上颜色。我观察到自然气候的变化，到欧洲看到云山，太阳夕照的时候，那个色彩给我启发。”张大千衰年变法，意义深远。20世纪上半叶，林风眠、徐悲鸿、刘海粟等一批画家致力于中国绘画的创新改革，在那次浪潮中，张大千身体力行，不断努力在实践中变革自己的画风，在侨居异国他乡时才开始脱茧化蝶。从创造性、从对中国化发展所做的贡献这一根本来讲，张大千创作高峰期的标志就是与泼墨泼彩相结合的作品。张大千师古、摹古、搜尽奇峰打草稿，足迹踏遍祖国的大江南北和亚、欧、美各国。他心胸开阔、善于学习各家之长，兼收并蓄，反映出张大千丰富的底蕴和极为自信的心态。

三、儒家思想中爱国与气节在张大千人生经历与艺术创作中的体现

爱国和气节是传统儒家思想中最为重要的内容。儒家思想非常重视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并且提出必要时不惜牺牲个人利益保全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例如《礼记》里提到的“天下为公”，孔子提出的“杀身成仁”，孟子提出的“舍生取义”，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儒家思想的这些内容和我们今天讲的爱国主义内涵是一样的。儒家思想也非常崇尚气节，提出君子人格应当具备较强的民族自尊心和刚正不阿的浩然正气，正如孟子所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张大千的人生经历便充分体现了儒家思想中爱国与气节的重要内容。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占领了北平，张大千因为愤怒揭露日军的残暴罪行，被日军扣押一个月，经历九死一生。日本侵略军为了笼络人心，逼迫张大千担任北平故宫博物馆馆长和日本艺术画院院长等伪职，面对凶残日军的逼迫，张大千大义凛然、坚持民族气节，坚拒担任日军提供职务。张大千说过：“我张大千是中国人，绝不给日本人干事，我不想留下千古骂名。”“我决不当亡国奴。”张大千还画了一幅《三十九岁自画像》，画中的他头戴东坡高帽，穿汉代服饰，坐在一棵挺拔强劲的松树之下，神情严肃，表明自己坚守民族气节、不畏强暴，忠于祖国爱国情操。为了不被日寇利用，张大千冒着生命危险于1938年逃离北平。同年10月，张大千与二哥在重庆举办了“张善子、张大千兄弟近作画展”，专门用于鼓舞人民的抗战斗志与爱国热忱。同月，张大千又与晏济元在重庆举办抗日募捐画展，收入全部赠给救济难民机构。1943年夏，张大千完成敦煌临摹壁画工作，先后在兰州、成都、重庆举办了规模浩大的“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战精神，激发了全体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1950年，张大千离开了大陆开始了旅居国外的生活，在国外期间，张大千通过自己言行展现了他的爱国之心和民族气节。从20世纪50年代起，张大千不辞辛劳奔走于世界各地，向全世界宣传中国的国画与传统文化。1950年张大千在印度新德里举办个人画展，1952年在阿根廷举办个人画展，1954年旅游美国举办画展，1956年4月到日本东京举办“敦煌作品展”，5月到法国巴黎举办“敦煌画展”，1958年，被纽约国际艺术学会公选为世界第一大画家，授予金质奖章。60年代，张大千先后在巴黎、日内瓦、新加坡、曼谷、伦敦、圣保罗、纽约、洛杉矶等地举办画展，作品受到世界各国当地民众与官方的高度赞扬与肯定。张大千不辞艰辛，担负起“中国文化大使”的职责，以个人的辛劳与汗水，在世界各地宣扬着中国的文化，这体现了一位画家高尚的爱国情操。张大千在海外漂泊三十余年，期间他创作了大量诗词画作表达自己对祖国及故乡亲人的思恋之情。他曾经告诫子孙说“：我们的根在中国！我们是炎黄子孙！我们的血管里奔流着长江和黄河的汁液，华夏神州上埋藏着我们的根！”张大千移居巴西期间，在圣保罗牟吉镇买下了一块农场，为了纪念故土，他将圣保罗音译为“三巴”，寓意为四川古时的“巴、巴东、巴西”三郡。又花了数年，张大千按照中国园林特点修建了自己的“八德园”，他每天在八德园里按照中国的传统生活，喝中国茶，吃中国菜，按照中国传统过年，与全家人说四川话。即是在自己的八德园里生活，也难减张大千对祖国故乡的思念，张大千自作诗《怀乡》写道：“不见巴人作巴语，争教蜀客怜蜀山。垂老可无归国日，梦中满意说乡关。”《青城老人村》写道“：万里故乡频如梦，挂帆何年是归梦。投荒乞食十年艰，归梦青城不可攀。”怀乡，思念故国故乡，是客居异国异域的游子爱国情怀的具体表现，张大千浪迹海外30多年，时时处处不忘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时时处处保持着中国人的尊严和国格。张大千对祖国的热爱、对自己民族的自尊、自信都通过他的身体力行表现出来。在国外三十多年，不管是出席各种活动还是日常生活，张大千总是一身长衫，满口汉语，昂首拂须，保持着传统的炎黄古风，展示着中国人和中国艺术家的堂堂风度与气节。

1要有扎实的基本功

刻瓷作品是通过构图、刻制、着色三个步骤进行的，刻制属于中间环节。其技法直接关系到作品的优劣。如果刻制技术不精良、不到位，即使画得再好，无法创作出好的刻瓷作品。因此，在进入创作之前，打好绘画、雕刻基础，是不可逾越的阶段。即使进入创作阶段，也必须不断提高这两项基础素质。

2要不断进行创造实践

绘画基础与雕刻技术是刻瓷艺术的基本功，但最重要、最根本的基本功，则是想象力。有无想象力，是区分艺术家与匠人的分水岭。缺乏想象力，就谈不上创作。想象力是需要锻炼的，即是从实践中不断地发现总结，经验积累多了，提供想象的底子也就深厚了。刻瓷艺术创作的实践活动，主要有临摹和写生两种形式。临摹与写生是手段，创作是目的，艺术作品越有创造性，就越有生命力。通过临摹、写生，去奠定创作的基础，去发现和区别，去体会，去感悟，去启发灵感，去获得创作的冲动。没有发现就没有创造，没有区别就没有独立。要从生活中捕捉感觉，从传统中寻找语言，从创作中发现自己。这三者之间互为因果，缺一不可。刻瓷艺术工作者始终要把创造放在第一位。李可染先生讲：“要精读两本书：一本叫做传统，一本叫做大自然”。我们的刻瓷艺术家同样如此，也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深入生活，深入社会，深入大自然，广泛掌握一手资料。通过对这些原始资料的分析研究，加上艺术家的灵感物化，方能逐渐进入创作过程，也即是刻瓷创作的实践过程。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样长期坚持下去，才能不断提高刻瓷艺术的创作水平。任何艺术家都离不开实践，只有通过长期不断地创作实践，才能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创作的关键是发现美、创造美。发现美是艺术家要具备的第一要素。刻瓷创作是关于塑造形象的艺术，也是刻瓷者发现美、创造美的过程。吴冠中先生指出：“画家要具备描绘物象的能力，但关键问题是能否敏锐地捕捉住对象的美。”刻瓷工作者必须不断擦亮自己的眼睛，不断提高自己的审美认识，为创造美提供营养，使作品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3要有创作的激情

艺术源于冲动，冲动是创作的原动力。刻瓷艺术与其他艺术一样，无论创作什么，都应有感而发。生活中的感受有赞美、有感伤、有柳暗花明、有阴晴圆缺，抓住这种感受并把它表达出来，这便是艺术创作。灵感、感受需要积累储存，当有所感时，就应拿起画笔记录下自己的所“感”，不让所“感”白白溜走，这才是真正的艺术家。这样才能保持艺术家旺盛的艺术创作的敏感与冲动。创作的作品则是对自然及生命的理解和概括，是艺术家对内心世界的表白和期望。为了保持创作过程中的冲动，我经常告诫自己，要力争做到像王羲之创作《兰亭序》、颜真卿创作《祭侄文稿》那样，想的是如何表达思想内容，而忘记怎样用笔书写。在构图时，我只画出大体布局框架，细节部分随时按想象进行创作表达，这样，刻瓷语言往往表达的更加生动。在创作过程中，如果没有创作的冲动，或者过于注重刻瓷技法，都无法产生感人的艺术效果。特别是后者，当你满怀冲动进行创作时，一旦受到刀法限制，气韵必然会受到阻隔，直接影响创作的效果。如我在创作《大海颂》时，将我亲临感受的激情直接在瓷板上进行创作，全神贯注地表现潮浪腾起下落时的方向、弧度、节奏与气势，忘记了手中的刻刀和表达的顺序，刻刀随着想象走，节奏随着情绪冲动变，随心所欲，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这里，我要讲的是，刻瓷只是方法，不是目的，把强调控制刻瓷技术层面转化为强调内容效果的艺术层面，不要做一个只懂使用刻刀的技术人，而要做一个会灵活运用刻刀，通过刻刀能表达情感的艺术人。

一、中国艺术歌曲发展概述

艺术歌曲是一种特殊的音乐体裁。在德国，由舒曼、舒伯特等知名作曲家创作的歌曲称之为Lied；在法国，与之相同的创作歌曲则称之为Melodie；而在中国我们将其译为“艺术歌曲”。“Lied”原本的意思是“这种微妙的艺术用不同于歌剧的方法，令人领悟到歌词中戏剧性的内容”。与“Lied”意思相近的“Kunstlied”指的是：“不同于民歌的歌曲”。因此，艺术歌曲是有别于歌剧与民歌这种歌曲形式的音乐体裁，是诗歌与音乐完美结合的一种表现形式。艺术歌曲在我国一直被人们当作是一种高雅的音乐。长期以来，我国人民创作出许许多多优秀、经典的艺术歌曲，为我国音乐教育事业提供了很好的理论依据。在20世纪40年代，更多的艺术家以不同的形式、素材、题材创作了更多优秀的中国艺术歌曲，使我国艺术歌曲的发展有了较高的水平。至80年代，歌曲与诗歌的结合、音乐艺术风格与技巧的灵活运用，都有了更高水平的发展。有人说：“艺术歌曲是流动的诗歌，充满着诗歌的美感和韵味，需要我们不断进行学习和探索”。艺术歌曲发展及产生的影响对中国乃至世界各国都是深远的，全面了解艺术歌曲的本质、风格和特征，有助于推动我国艺术歌曲向更高层次发展，使我国艺术歌曲更加民族化、多样化，更具有时代性和艺术性。中国艺术歌曲发展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到新中国成立之前和新中国成立以后至今。“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1920年诞生了首批优秀的中国新型艺术歌曲，中国艺术歌曲有了很好的发展基础。以吴梦非和萧友梅为代表的音乐家和音乐教师，在蔡元培倡导的美育思想影响下，先后在全国建立了一些新型乐团，从某种程度上为中国艺术歌曲的发展做了铺垫。继聂耳之后，冼星海利用更丰富的音乐题材、音乐创作手法、音乐表现形式，创作出大量的艺术性歌曲，从多方面反映了中国民族解放的革命事迹。“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艺术歌曲创作、发展空前繁荣，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以郑秋枫、尚德义、王志信等创作的《我爱你，中国》《牧笛》《母亲河》等优秀艺术歌曲，都有很好的口碑。音乐是我国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当一些音乐家用简单的伴奏形式演唱歌曲，一种高品位、不同于传统民歌的艺术歌曲随之出现。艺术歌曲的出现不仅得到大众的一致好评，也得到一些专家的高度认可，在我国音乐事业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随着科技的发展，以及电影电视、广播、网络传媒等传播媒介的出现，为我国艺术歌曲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成长环境。随着国家不断强化对民族音乐的传承、保护和开发，民族文化以及民族音乐得到了很好的发展，这也为艺术歌曲的创作借鉴提供了帮助。艺术歌曲是一种音乐表现形式，更是一种被社会所认知的音乐行为。民族音乐的创作元素、创作手法，艺术歌曲也可以借鉴应用。现在越来越多的艺术歌曲都尝试采用民族音乐元素展示歌曲艺术，或者是以艺术歌曲的表现形式对民族音乐进行翻唱，以展现传统民族音乐中所含有的戏剧文化的特色。从某种程度上说，民族音乐是艺术歌曲民族化回归的一种途径，未来艺术歌曲也将会同民族音乐一样，更加突出传统文化的价值。

二、中国艺术歌曲创作中的民族音乐元素的运用

中国艺术歌曲中民族音乐元素的运用，涉及很多方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音乐创作者们都做出努力和尝试，且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推进了艺术歌曲与民族音乐的融合，对民族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也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民族音乐元素的运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采用民族乐器、配器伴奏

我国艺术歌曲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深受西方现代音乐的影响，许多音乐乐器、配器都是直接借用的。在我国艺术歌曲的创作过程中，对民族音乐元素的运用主要体现在音乐的乐器和配器上。艺术歌曲在创作过程中采用民族音乐乐器和配器，并对其加以创新，得到了一部分人的认可。除此之外，近年来，琵琶、二胡、古筝、竹笛等民族乐器，也逐渐成为艺术歌曲的伴奏乐器，提升了青年一代对民族乐器和民族音乐的喜爱。这种全新的艺术创作手法和表现形式，对我国民族音乐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作者隐退：创作主体身份归属的复杂性

传统艺术并不太热衷于对新技术的拥抱而执著于传统艺术的表达方式与创作。新媒体艺术则与此相反，它立足于技术进步，以技术变革为进行新的艺术实践可能性之契机，与技术进步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具有敏锐的观察力、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艺术家意识到新技术给艺术界带来的强烈冲击及由此引发的深刻意义，积极投入到新媒体艺术创作中去，对传统艺术的一系列艺术原则和审美准则、审美趣味发起挑战，尝试建构与传统艺术美学体系迥异的属于当代的新媒体艺术美学。在新媒体艺术中，作者权威正在逐渐消解，作者隐退于作品之中，创作权发生转移。艺术品的原创者是谁已变得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作品及其形态本身，贡布里希艺术史观强调，“现实中根本没有艺术这种东西，只有艺术家而已”［1］。那个主宰一切的作者在新媒体艺术中逐渐被解构。这种变化与后现代主义思潮和接受美学不无关系。后现代主义解构神话，反对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尤其是解构主义颠覆权威，去中心化，追求多元、差异与不确定性的思想和接受美学强调读者在文学创作中的能动作用及参与文学创作的一系列思想，对新媒体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作者的创作权向接受者发生转移，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新媒体艺术的交互性特点和未完成的、开放性的结构召唤着接受者进入作品之中参与作品的形态和意义建构，引起作品主题、意义和价值发生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接受者成为创作者；另一方面，许多新媒体艺术作品并不是由艺术家单独完成而是由多人合作完成的。这些变化极大地分解了创作主体对作品的绝对控制力，接受者与参与者分享其权力，颠覆了传统艺术中“创作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关系。艺术创作主体的身份嬗变，是当代艺术思潮的一个显著特征，它伴随着艺术品“原创性”的消失一起上路。从本雅明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到罗兰•巴特惊呼“作者之死”，一些艺术理论家已经注意到创作主体的权威地位的动摇，并作出卓越的理论预示。在本雅明看来，不同的生产方式导致不同的艺术形态或艺术构成方式。现代社会的大工业生产和技术进步导致机械复制方式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传统和文化的面貌，导致艺术作品的“原真性”和“韵味”消失。因为“即使是最完美的艺术复制品也会缺少一种成分：艺术品的即时即地性，即它在问世地点的独一无二性”［2］84。

他进一步指出，“一件东西的原真性包括它在问世那一刻起可以继承的所有东西，包括它实际存在的时间的长短以及它曾经存在过的历史证据”［2］86，从手工制作的独一无二的艺术品向大批量复制生产的一模一样毫无个性的艺术品的转换，表现为艺术品个性和原真性的丧失，即使是最完美的机械复制手段也无法实现对艺术品原真性的复制，其直接后果是“韵味”或者“光晕”的终结。这种大批量生产的丧失“原真性”与“韵味”的工业产品（即复制的艺术品）导致原作或原本的权威性消失殆尽，无差别的复制使得人们已经无法甚至不愿意去区分哪一件作品是原作，哪一件作品是复制品，传统艺术的膜拜功能让位于现代艺术的展示功能，韵味式的静观让位于震惊式体验的直接性和即时性。这种无差别、无个性的艺术品成为接受群体直接面对的艺术消费品，结果是艺术消费者对“工业”艺术品的快餐式消费。他们不愿也不会有意识地去追问作品的原创性问题。原创者是谁？原创者是否存在？这些传统艺术的核心问题已不能在他们内心深处激起涟漪，创作主体的核心地位受到严重挑战。在数字复制时代，依然存在着这样的现象，不同的是，新媒体艺术作品更多的是一种动态影像或未完成的开放结构，要求接受者参与艺术作品的创作，召唤其共同完成艺术品。这极大地分解了创作主体对作品的绝对控制力，改变了传统艺术中“创作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关系。俄罗斯文学理论家米克海•M•巴克廷提出“原创者的危机”（Crisisofauthorship），认为并非只有“唯一”的概念与个体以及其创作过程相联系，这个概念恰恰是在文化艺术中关于作品所具有的“地位”的再定义。［3］185互动多媒体艺术、虚拟现实艺术、网络艺术和遥在艺术更是将接受者的反应与参与纳入作品内部成为其有机组成部分，打破传统艺术创作与接受之间的明显界限，解构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之间的身份概念，艺术遂由作者的“独白”转向“对话”。

另一种情况是，新媒体艺术在创作方式上出现新变化，突出地显现为艺术家与技术人员等其他人员的合作。新媒体艺术与传统艺术最大的不同在于对高科技的依赖，它要求完美地将艺术与科技成果最大限度地结合起来，找到两者的最佳结合点。这就给艺术家的创作带来挑战，在技术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和专业知识学科的系统化，像达芬奇式的全才已被历史淹没。“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加深的分化过程，宗教———形而上学的宗教观被不断细分的专业领域和知识所取代。———伴随着现代社会剧烈的分化过程，———这一分化过程既给艺术家带来了限制，又给他们带来了自由。”［4］分化过程带来的限制主要是指艺术家很难做到“跨行”或“跨领域”进行艺术创作，“自由”则主要是指艺术家可以像其他专业领域里的人一样封闭在自己狭窄的专业领域里从事艺术创作。新媒体艺术的实践则要求超越这种社会分工和专业细分所带来的“限制”与“自由”，运用新媒体和新技术进行艺术实践，这潜在地昭示着新媒体艺术家必须掌握最新的科技成果并将其运用于具体艺术实践中。这何以能够？面对这样的现实，艺术家们认识到通常单凭个人的经验和知识很难完成一件艺术作品，新媒体艺术不同于架上艺术和雕塑艺术可以由艺术家独立完成。对于许多新媒体艺术家来说，要想将其艺术构思和创意借助于最新的媒体技术表达出来，就需要与其他人合作，当然，与专业技术人员和科学研发人员的合作往往是实现其艺术构思与创意的最佳选择。

英国当代艺术研究中心新媒体部主任BenJaminWeil一语中的地指出：“艺术作品首先需要提出艺术家的观念，然后再由技术提出最为巧妙和聪明的解决方法并将其完成。”［5］在当代新媒体艺术实践中，这不失为一种解决策略。一件新媒体艺术作品意味着有多个作者，这不可避免地消解传统意义的那个“独一无二”的作者身份及其权力，作者隐退于创作权的分解之中。针对这种情况，有人甚至提出“主要创作者”［3］191的概念，认为作者已不是作品独一无二的创作者，作品是作者与其他参与者/互动者共同完成的，只不过，他是“主要创作者”。这表征着作者权的衰微———作者的权威地位被众多的参与者和合作者打破与分享。

二、新媒体艺术创作媒材的非物质化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