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晚明文化革新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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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家弗朗兹•博厄斯说过，“社会－心理的研究方法提示了文化变革中活跃的动态过程”。[1]所以，要理解文化的任何一种特质，就不能脱离对文化背景和社会心理的考察，而人文生态则是整个文化背景和社会心理的综合反映。明代中期以来，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既是繁盛兴旺的经贸中心，又是开放活跃的文化中心，甚至是明朝廷的人才中心。”[2]这一时期，虽然世风日下，但是“文人文化”反而日盛。处于文化前沿地带的苏州，人才魁倬，汇聚了众多的文化精英，操纵着文化的进退，这对形成“苏式”艺术特有的文化内涵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苏州商品经济的发达，也必然对文化艺术产生深刻的影响，加速了“苏式”艺术的“商品化”过程；商人势力的壮大，使其参与艺术品经营的热情上升，对艺术品的鉴赏能力也有提高，并以此作为跻身文化上层、改变身份地位的重要手段；士商结合，联手推动了“苏式”艺术的形成与发展；而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兴起，他们的思想和审美要求，也为“苏式”艺术注入了鲜活的血液。

一、闲适心态为“苏式”艺术注入了新的活力

从文化大背景看，明代中晚期是一个思想变动激烈的时期，处于文化前沿的苏州，则更为敏感地感受到世风变化所带来的冲击，文人中普遍出现的闲适心态，是对此最明显的回应。这种心态渗透到艺术的创作与消费活动中，就为其注入了新的活力。

1、政治风暴引发的“市隐”心态

北宋天圣年以前朝廷施行的是重北轻南的方针，南方士子多沉抑。南宋情况稍有好转，但随后，由于张士诚在元末曾割据苏州和朱元璋对抗，以致朱元璋建明后对苏州施行了一系列苛刻的政策，如籍没富室豪民的田产，增加田赋税收;许多人甚至遭到杀戮迫害，或者被迁徙出境;士子在长时间的科举考试中都不得录取。急剧而来的政治风暴，再加上随后朝廷的宦官当政、吏治腐败，读书人渐失兼济天下的机会。作为出产文人重镇的苏州，人文心态发生激变，士人开始重新审定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他们弃官归田、“顺情遂性”，竭力倡导个性自由，逐渐形成了特定时空下的“市隐”文化心态，并导致了士大夫文人对趣味化和艺术化生活的追求，这体现在以下几方面:苏州文人的意识形态发生了由“理”到“情”、由“雅”到“俗”的转变。曾任吴县县令的公安派领袖袁宏道慨叹道“:苏郡文物，甲于一时，至弘正间，才艺代出，斌斌称盛，词林当天下之五，然真实学道者似未可多得，至于文人尤难，何也？一生精力尽用之诗中草圣中也”。到明代晚期，此种文化潮流还迅速地波及到了全国其它地方。结果是求学问道者愈来愈少，玩赏享乐、追求艺术化的人生成为社会的普遍风气。苏州文人群体意识觉醒较早，追求精致生活成为风气。早在弘治年间，思想界尚沉寂之时，雅集之风已在苏州缙绅士大夫中兴起，逐渐蔚然成风。从苏州画家多画“雅集图”即可说明他们群体活动的活跃。前期以沈周为核心，形成以祝颢、徐有贞、刘珏、杜琼、史鉴、吴宽、文林、李应桢等为代表的文人交游圈。弘治以后，以杨循吉、都穆、祝允明、文徵明、唐寅、徐祯卿诸子为核心，又聚集了一大批士子文人，其中，祝、文、唐、徐还并称为“吴中四才子”。进入正德嘉靖以后，吴中文人集团依然活跃，各种集会结社，如南社、北社、崇雅社等，无论是规模，还是影响都非常大。而“后七子”之一的王世贞，曾主持文坛十几年，众多士子山人等，莫不奔走门下。万历年间，张凤翼、张献翼、王稚登、钱希言等，更是将苏州士人放浪自适、讲究韵致生活的风尚推向新的髙潮。他们大都多才多艺，集词章、书画、篆刻精绝于一身，又爱好戏曲、工艺品，善于治园修亭、赏珍玩器。台湾学者吴智和在《明人山水休闲生活》中曾把苏州文人集团的文化生活归纳为四类：居家园林、山水揽胜、器物玩赏、艺文流连。可见，讲求闲适、真趣、清赏的生活态度则是吴中文人共同追求的精神消费方式（图一）。苏州园林最能体现当时文人雅士澄怀涤虑、与物熙和的文化品格（图二）。除了园林之外，苏州士人还把此种文化心态寄托于文房书斋、金石书画之中。对士子来说，书斋不仅是他们读书求学的处所，也是怡情养性的自娱佳地。因此，他们特别注重书斋的内外环境。苏州文人大都喜欢在书斋中陈设古雅高洁之物，书画就是书斋不可或缺的陈设。除此之外，他们还多喜书籍文玩。如吴江隐士史鉴书斋中收藏颇丰，“客至，陈三代、秦汉器物，及唐宋以来书画名品，相与鉴赏”。[3]长州士人顾国本，尝筑小园于舍旁，取名“澹园”，据称他家“藏书数千卷，率皆秘本，唐宋以来法书名画，充栋插架，以及尊罍彝器，杯盎几案，入其室无一近今物。士大夫之博雅好古者，遂往无虚日”。[4]在此消费需求之下，苏州家具制造、图书版刻特别发达，收藏、鉴赏古董之风盛行，由此还带动了书画作伪以及仿古铜器的生产。

2、士商结合牵动了“闲雅”之情

中国古代分民为四:士、农、工、商，商人位居最次。然而这一根深蒂固的观念在明代中期开始动摇，在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苏州更是如此。商人的成功对于士人有着莫大的诱惑，读书人仕途的自尊又常被颓败的政治所阻挠，所以传统的价值取向开始变化，甚至出现了崇商的趋势，也促进了士子与商人的结合。苏州文人黄省曾的《吴风录》一言以概之“:自沈万三秀好广辟田宅，富累金玉，沿至于今，吴中文人竟以求富为务，书生惟藉进士为殖生阶梯，鲜与国家效忠。”富商大贾力图跻身地方名流之列。苏州客商以徽商势力最大，本地则以洞庭商帮为主。这些富商大贾，为了抬高自身的地位，以跻身地方名流之列，“也大都风雅好客，借结交名士显宦以自重。”[5]如明初的顾阿瑛“日夜与客置酒赋诗，其中四方文学之士若河东张翥、会稽杨维桢、天台柯九思、永嘉李孝光、方外之士若张伯雨、于彦成、琦元璞，与一时名士，咸主其家。其园池亭榭之盛，图史之富，与亭馆声伎，并鼎甲一时，而才情妙丽，与诸公亦略相当，风流文雅，着称东南。”[6]清康熙年间的古文大家、苏州东山人汪琬在其《尧峰文钞》卷十五中记载“:万历以来，山中高贷者推许氏、翁氏两姓为甲。其人率以文雅相高，喜结纳四方贤士大夫，非仅纤吝拥财自卫者也。故凡春秋佳日，远近篮舆画舫争集其门。如华亭董尚书（御名）宰、陈征君仲醇、常熟钱尚书受之、嘉定李进士长蘅、太仑张内翰天如、仪部受先之局，类推翁、许为湖山主人。一切管弦歌舞之娱．牲宰酒醴供张之盛，所资殆将不赀，绝无分毫顾惜。”所有这些人都是当时声名显赫、呼风唤雨的巨鼎名流，他们本身也是士儒出身，文化水平相对较高，更容易与上述地方名流交流。所以翁彦升与其子翁庄升两代合力构筑的“亭柑水石之胜甲吴下”的集贤园，就成为董其昌、陈继儒等人吟风赏园、流连忘返的佳地。

二、“苏式”艺术与流行文化结缘

明清时期的太湖地区是全国文化的精华所在“。浙江与江南——江苏、安徽同为近代文化中心点……实近代人文渊薮，无论何派之学术艺术，殆将以兹域为光焰发射之中枢焉”。[7]明代中叶以来，作为东南都会的苏州，汇集了众多的文豪诗杰、英才学子，特别是吴门书画独主艺坛，加上商品经济的发达，这里俨然是当时物质文化消费的中心，上层与下层的浪漫主义彼此渗透，相辅相成，使这里成为时尚、品味与流行的滥觞地，也使“苏式”艺术与流行文化相结缘。

1、文化商品化潮流推动了“苏式”艺术发展

明代中后期，苏州优美的自然环境、繁荣的商业文化、闲雅的人文气息，吸引了众多因致仕、赶考、交游等原因而闲居的士人，聚集了无数来自四面八方的商人豪贾，还有大量从农村土地赋役中解放出来涌入城市的手艺人。而此时的苏州既是文化艺术爱好者的中心，又是艺术赞助者的活跃之地，还是鉴赏收藏家的乐园，他们合力推动了文化的商品化潮流。苏州许多艺术家和学者特立独行的思想和行为，为15－16世纪的文化商品化留下了持久的影响。吴门书画家大都以出卖书画为生，如文徵明，靠卖画得筑玉盘山房;唐寅不仅卖画还卖文，并干脆在作品集上题“利市”二字;祝允明直言不讳地向求字者索取报酬;当时苏州城内还出现了许多公开营业的画坊，为顾客定制书画，这在“仇本”《清明上河图卷》中可以看到（图三）。在《清宫散佚国宝特集》“清明上河图”前言中这样写道：“此卷以‘清明上河’为题，以苏州城为对象，细致入微地描绘了明代江南城乡景色与社会生活。构图严谨有序，人物刻画入微，设色明快，为作者代表画卷之一”。另据《戒庵老人漫笔》记载:苏州的古董商金克和求沈周为其店书写对联，沈周写道“:小门面正对三公之府，大斧头专打万石之家”，[8]戏谑其专以有钱的仕宦豪门作为赚钱对象，其中也透露出，古董商已有选择地开店及用名人做广告的商业意识。商业利益的驱动，不仅使苏州精致的工艺品成为销售重点，而且使许多工匠的名声不胫而走。正如《陶庵梦忆》所载“:吴中绝技，陆子冈之治玉，鲍天成之治犀，周柱之治嵌镶，赵良璧之治梳，朱碧山之治金银，马勋、荷叶李之治扇，张寄修之治琴，范昆白之治三弦子，俱可上下百年保无敌手。”[《9]识小录》《、觚不觚录》等都有类似记载，能工巧匠之作皆数倍于常价，有的还流入宫掖，成为皇室宝藏。当然，明代中后期，文化产品的商品化是一个普遍的流行趋势，但是苏州特别发达的商业、浓厚的文化艺术氛围以及收藏买卖之风的盛行，使上至名流画家、下至工匠贩夫都被卷入其中。以家庭为单位的艺术品收藏，俨然是苏州开启先河。

2、时尚品味渗透到“苏式”艺术中

在明代中晚期的品味竞赛中，苏州的士人和商贾是两大主力。他们一方占有文化资源，一方拥有财富和市场，共同把“消费观”以及“雅俗观”的解释权控制于手，使自己成为时尚的核心，使苏州成为流行文化地发源地。首先，为示与商人富豪的区别，文人通过占有知识与艺术的文化资本，倡导一种标新立异的生活模式，使苏州成为独立于官方系统之外的文化中心。如苏州的许多士人不仅行为怪诞，而且穿衣打扮不拘礼法常规。沈明臣“好衣绯衣，与二三曹偶踞坐长林之下，或白日行游市中，市中哗谓绯衣公，至观者如堵，先生自若也。”[10]张献翼的行为更是“吊诡自放”“:冠赤色帻，服方袖袍，腰有大。复取门联‘仙人’二语书两垂带，而题其后，曰宽博。”[11]此君之行为，风闻四野，所以沈德符说他“至衣冠亦改易，身披采绘荷菊之衣，首戴绯巾，每出则儿童聚观以为乐”。[12]一些人还穿起了大红、大紫的衣服，甚至有内衣外穿的。为了标新立异，许多人可谓穷极花样，一些年轻子弟“嗜尚乖僻”“，专欲立异上人”。[13]如苏州人卜孟硕，曾经在夏季首挽高髻，身穿红苎皮袍，跣足行歌市井。所用“障面”，长三四尺，而袖很小，仅方广数寸。[14]在中国古代，服饰是一代等级制度最突出的反映，以往官民服式，俱有定制。但是从苏州这些士子的服饰打扮来看，不仅特立独行，不合常礼，甚至也有逾礼越制之举。其次，富裕起来的店主、地主和商人们也试图利用财富，通过提倡精致和奢侈的生活风尚，来弥补社会地位和个人声望的不足，由此也推动了流行文化的繁荣。在苏州，架设豪宅、构筑园林、搜集善本书、名画以及稀有的工艺品，成为当时城市流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由此“引发了社会各阶层的心理躁动和追求物质利益的欲望。”[15]荷兰旅行家马丁•马丁尼（MartinoMartini）甚至认为，这里对于酒色的享乐已经达到了最高的层次，特别是在“花船”中，这些花船的奢华甚至是很多精美的豪宅都难以相比的（图四）。[16]而由富裕的地方官员或其它朝廷高官修建的众多私家园林，大都由画家或者园艺家设计，充满了人造假山、人工湖、花卉植物、小型建筑、怪石、小桥、曲径等，而且园林之好几乎风靡于苏州大大小小的市镇。就连妇女也走出来，以华美艳丽的服饰加入时尚的前列。如钱泳就曾言道“:不论贵富贫贱，在乡在城，俱是轻裘，女人俱是文绣。”[17]正是由于上述力量的牵引，苏州成为了流行文化的策源地。这种流行文化，与高档艺术品也有瓜葛。由于苏州大鉴赏家特别多，且有独特的爱好，因此，除了传统的收藏品类之外，一些工艺美术品，即当时被当作“时玩”的东西，也被列入收藏把玩的对象。如宣德炉、漆器、窑器、紫砂器、折叠扇、蟋蟀盆等。由于收藏本是一种爱好，收藏家之间共同的雅尚和爱好，易于形成文化的交流，从而加速了“苏式”艺术品的传播。再加上苏州收藏家之间多为家传、师承、世谊、姻娅关系，这对于收藏家人群的持续涌现、收藏品味的日趋高雅、推动工艺美术品的制作和消费，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事实证明，苏州的收藏家群体形成之后，便获得了一种文化动力，影响到周围的环境。毗邻苏州的一些地区，收藏家亦陆续出现，苏州因此成为主导全国收藏风气的中心。

三、自觉的尚文之风提升了“苏式”艺术的品格

苏州自孙吴、东晋之后，逐渐发展出对于品味、格调、境界等细腻的文化敏感，渐成“金粉六朝”的腹地，后经唐宋的发展，到明代之时，衣冠鼎族，繁盛异常。所以钱谦益曾对苏州的人文性格有一个定义“:吴中人士轻心务华，文质无所根抵。”[18]张履祥也指言苏州人“地不娴弓马，天不授膂力”，而“文胜其质”。[19]苏州尚文之风的浓郁，明显地提升苏式艺术的品格，其表现是多方面的:

1、文教发达与尚文之风的培育王锜曾盛赞苏州学校：“吾苏学宫，制度宏壮，为天下第一。人才辈出，岁夺魁首。近来尤尚古文，非他郡可及。自范文正公建学，将近五百年，其气愈盛”，尤其是到成化、弘治年间，更是“人才辈出，尤为冠绝。”[20]现代研究表明，王锜之说绝非夸耀。据范金民先生研究结果显示:江南八府中，文教之盛，苏、松为最。理由来自他对明清进士数量、地域分布及其特色进行的统计和系统分析。而这种文化盛况也着实令苏州人感到骄傲，它又进一步增强了文化意识。所以苏州出现了一些在文化界振臂一呼、群起相应的领袖也就不足为怪。如吴宽、王鏊等，“以文章领袖馆阁，一时明士沈周、祝允明辈与并驰骋，文风极盛，而徵明主风雅数十年。”[2（1]图五）

2、教育的多层面发展苏州的重教风尚，不仅仅表现在精英教育，还体现为多层面的教育，从家庭教育到义塾、社学、书院、县学、府学层层而上。这种崇学好学的风气自唐宋以来就十分兴盛，虽然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办学动机有所“不纯”，但是“得功名后即可享受免除徭役、豁免赋税等特权和优惠”，[22]因此崇学之风有增无减，人们对文化教育的重视程度也不断提高。明人李诩记道“:余少时见苏城妇女祭奠所谓太妈者，献酒，拜伏，必祝曰‘:今夜献过太妈娘娘三杯酒，愿得我家养子像陆南、王涣①、文徵明。’偏城皆然，习以为例。今人所皆知者，亦唯文耳。”[23]可见当时苏州人对教子成人的迷恋程度。

3、中下层社会受文风的熏陶“苏式”艺术闻名全国，也有从业人员文化水平的影响。明代苏州工艺美术匠师群体存在一个鲜明的特点，即文化修养普遍较高。一是士人炽热的清玩之好使得他们与手艺人的接触日渐增多，使手艺人提高了文化修养。如钱谦益与濮仲谦的交好[24]、造园师张涟悠游在名流之间、魏学洢兄弟与微雕艺人王叔远友善等。二是这些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手艺人善于传达知识、总结经验，从而有利于形成衣钵的传承、范本的累积。如造园师计成年少时即以工诗善画名闻乡里。正如他自序所言“:不佞少以绘名，性好搜奇，最喜关仝荆浩笔意，每宗之”。从其《园冶》行文的典雅骈骊分析，必然是具有相当文化修养的。另据《明宪宗实录》记载，蒯祥不仅木工技术纯熟，而且还有很高的艺术天赋和审美意识。苏裱大师孙鸣歧，不仅雅善装潢，而且颇喜读书。三是在文风浸染下，苏州一般的手艺人也多少具有一些文化修养，从而提高了“苏式”艺术的工艺水平和审美水平，也有利于“苏式”艺术知识和经验的快速普及。如闻名全国的苏州香山帮营造匠人自有一套建筑歌诀，其中有“厅楼高止后平坦，如若山形再提步;切勿前高与后低，起宅兴造切须记”等，这些都有效地推广和普及了香山帮营造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