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本审丑艺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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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山本》，通过对秦岭涡镇荣辱兴衰的描写表现了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复杂历史变迁，以书写战争贯穿全文。人性的卑俗与丑陋、血腥的杀戮、死亡的暴烈与凶残成为作品着意表现的对象，展示出作者独特的审美观念，即贾平凹把丑的东西剖析给人看，以此揭示历史与人性的真实，使人感受到历史与现实的复杂性和深广度，从而给读者带来更加广阔的阅读视野和更加深沉的审美体验。

关键词：贾平凹；《山本》；审丑艺术

贾平凹是中国当代文坛的奇才，他具有旺盛的创作能力，仅长篇小说的数量就达到16部之多，并且其创作多次斩获国际国内文学大奖，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山本》是贾平凹的最新力作，讲述了在军阀混战、社会动荡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居于秦岭深处的涡镇愤然抵抗最终陷入毁灭的全过程。小说自问世以来就获得了文艺界的一致好评，陈思和称它是一部向“传统小说致敬”之作，是“一部中国特色的历史”［1］。从作品内容表现来讲，更多的是着眼于一些血腥、污秽场景的叙述，将涡镇中杀伐动乱的丑陋场景呈现于人前，铺天盖地的丑陋现象给人的心灵带来巨大冲击。这显然是审丑艺术的体现，给读者带来了不同寻常的审美体验，其中隐含着作者在创作中所持的独特审美理念。他这样痛快淋漓地描绘肮脏与丑陋，使人感受到历史与人性的复杂性和真实性，使作品达到了美丑对照、以丑衬美的艺术效果。

一、《山本》中的“丑陋”

《山本》的整体构架是以宏大的历史为背景，但在具体叙述中却淡化了历史的色彩，重点着眼于描写秦岭中的花草树木、鸟兽飞禽以及涡镇人民的日常生活，在这种平淡的叙述中将浩大的历史囊括于其中。正如作者在小说后记中所说的那样：“《山本》里虽然到处是枪声和死人，但它并不是写战争的书，只是我关注一块木头一块石头，我就进入这木头石头中去了。”［2］525在对日常生活的描写过程中，作者更加注重展现生活中丑陋不堪的一面，表现生活中不和谐的、令人难以接受的丑恶现象。“丑可以显示生活的本来面目，因为实际生活中不仅有美的、健康的、光明的东西，同时也有丑的、病态的、阴暗的东西。”［3］233《山本》所展现在读者面前的就是一种丑陋的人类生存本相，从丑本身出发，挖掘丑中所蕴含的审美因素，从突出其独具的审美特性中揭示其特有的审美意蕴。以丑为美，丑到极处，便是美到极处。《山本》中的“丑陋”具体表现在作品中充斥着的大量血腥杀戮场景。《山本》描绘了一幅复杂的的社会场景，从涡镇一直延伸到广阔的秦岭山脉，将涡镇置于军阀混战的背景之下，所以这个小镇也就不可避免的上演着残酷无情的杀伐场面。作品对于这种变态杀戮场景的刻画是大胆而直接的，血腥的杀戮行为揭示了人类战争的残酷性。作品中运用大量篇幅描写了由于战争而导致的血腥场面，用极其平稳的语气将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血腥场景叙述出来，如：“夜线子和马岱就各拿了一把杀猪刀，口含清水，噗地在邢瞎子脸上喷了，从半截腿上开始割肉。……一个骷髅架子上一颗人头，这头最后砍下来也献在了灵桌上，祭奠就结束了。”［2］494这段描写与莫言在《红高粱》中描写罗汉大爷的死具有相同的惊人效果，使人不敢直视，毛骨悚然。正如李清泉先生在谈到《红高粱》中罗汉大爷的死时说：“我阅读到这部分时毛发耸立，有点惨不忍睹……它对于人的神经刺激过于强烈，久久不能消散……这当然不是不能接受罗汉大爷的死，而是不接受凌迟的具体细致的过程描写”。［4］贾平凹同样竭力将血腥残酷的历史现实呈现于读者眼前，给人带来一种强大的精神震撼。《山本》中的“丑陋”也表现在对人物死亡形式的处理上。作者运用大量的笔墨来描写死亡，作品从头至尾出现了众多人物，但他们大多都没有避免死亡的结局，而且他们死形各异，甚至有些人的死亡十分出人意料。这种叙述模式整体给人带来一种压抑感，作者抛弃了对美好人生的渲染而转向描绘死亡，实际上是对当时整个社会背景的一种反抗，对动乱时代的人类生命之脆弱的深切惋惜。在《山本》所营造的社会背景之中，每个人的生命都十分的轻贱，作者将小说里各个人物的死亡处理的很随意。或如杨钟、唐建、杜鲁成、周一山等死于激烈的战争；或如陈来祥、杨掌柜、莫医生等死于意外。人类的生命被刻画的十分脆弱，大多数人为战争失去了生命。小说中大多数人物的死亡形式通常伴随着屎尿横飞的场景，这是贾平凹小说中的独特现象，也是他审丑的具体变现。如井掌柜掉入粪坑被淹死；王魁在逃跑过程中掉入粪坑，被杜鲁成活捉，继而被割头；土匪玉米遭毒蜂蛰了之后，众人就开始擤鼻涕，白的黄的都抹在玉米身上，并掏了尿往玉米身上浇。这些画面的描写在读者看来不免反感，甚至使人感到恶心。贾平凹在《山本》中对死的描写充满着污秽，他所追求的美是用丑陋、血腥的东西表现出来的，这给人一种带有苦味的审美感受。《山本》中的“丑陋”还着重表现在对人性阴暗面的挖掘。小说描绘了一幅丰富多彩的涡镇市井图，作品描写了各类人物以及他们之间爱恨情仇的故事。在广阔的历史天地中，人物形象被赋予多种内涵，富有层次感。作者于平凡琐碎的世俗世界里，展现了人性丑陋的一面。实际上，人性的扭曲也体现了人性的真实，作品所追求的正是真实人性的美。在传统的文学作品中，英雄人物是作家着重刻画的对象，英雄人物对于推动故事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然而，在《山本》里，对英雄人物的正面刻画相对而言就逊色许多，作者反而不遗余力的将他们人性中的不足刻画出来。井宗秀是保卫涡镇的大英雄，但作者赋予他生命的不完整性和精神畸形，作者对他的性格刻画显示了人性的复杂性与多面性。小说中写到：“井宗秀掏出了枪，他是练习过射击的，却还从来没对着人，他把枪交给陆林。……井宗秀当下下了命令：所有人坚守岗位，与镇同在，凡是上了城墙城楼的，乳妇不得下去喂奶，丁壮不准就地瞌睡。”［2］235这时的井宗秀在长期的权力围绕下已经成为一个不近人情、杀人如麻的人物，与他涡镇守护者的形象大相径庭。井宗丞是小说中又一个英雄形象，他具有长远的眼光，带领游击队在秦岭地带做出一番事业，但在他的性格中也存在冷血无情的一面。小说写到井宗丞追杀恶霸程茂雨的一段：“程茂雨果然从迎春花蔓里往出爬，井宗丞就拽着他的头发拉了起来。……井宗丞一枪打了，说：我不会沾你血的。看着程茂雨倒在那里，身子往外喷血，喷完了，用刀割了头。”［2］94这一连串的动作一气呵成，作者没有对井宗丞的心理活动进行任何刻画，仿佛他杀死的只是一样东西，就像是摆弄了一样器具一般无动于衷。从而显示了井宗丞的冷血与残酷，缺少了人情味。作者着重将审视的点放在人性的不足之处上，小说中对英雄人物的描写毁誉参半，一方面极力将重大的英雄事件置于平淡的口吻中加以呈现，另一方面毫不掩饰的描写他们性格中固有的丑恶之处。对人性恶的突出描写表现了战争环境的残酷，极力挖掘人性中阴暗丑陋的一面显示了人性的真实。

二、《山本》审丑艺术形成的原因

“审丑”进入现代文学的领域，是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的一大突破，在西方与中国文学史中“审丑”都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审丑”从字面意思来理解，即把丑的事物当做审美对象，而在其中蕴含了艺术美。作为一种美学范畴，它是审美观念的拓展和深化，是对人的精神和意识层面的深度开掘，也是对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审美观念的反叛和突破。丑以其奇特的表现形式给人们带来全新的审美感受，给一成不变的审美领域带来了全新的风格。法国雕塑家罗丹认为：“自然中认为丑的，往往要比那认为美的更显露出它的‘性格’，因为内在真实在愁苦的病容上，在皱蹙秽恶的瘦脸上，在各种畸形与残缺上，比在正常健全的相貌上更加明显的呈现出来。既然只有‘性格’的力量才能造成艺术的美，所以常有这样的事：在自然中越是丑的，在艺术中越是美。”［5］也就是说，现实中丑陋的东西呈现了生活真实的一面。丑的艺术不似美的艺术那样给人感官上的愉悦，但它超越了单纯的美，在丑陋的外表之下隐藏着真善美的光芒。文学艺术要想真实地反映现实社会，就不可能避开现实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丑陋现象。审丑艺术在中国现代文学领域影响较为广泛，给传统审美领域注入新的活力与生机。因此有学者指出“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生活被认为不能进行审美的对象和领域例如丑、荒诞等，现在几乎全都变成了审美对象进入了审美领域。”［6］80年代的先锋作家和寻根作家率先对审丑艺术作出了实践性的发展，这种审美观念的拓展使得审丑在当代文坛中得到发展。贾平凹文学创作中的审丑理念既是对当代文学发展潮流和西方现代派文学理念的吸收，又是个人在文学创作中对传统审美观念和审美心理的大胆反叛，是他个人的人生观、文学观、审美观发生改变的结果。正如有学者提出“贾平凹一直倡导艺术大境界，反对作家闭门造车，故步自封。艺术的大境界，自然需要长远的眼光与独特的风格。若一直沉迷于书写美，排斥丑，便会陷入自我重复，失去创新与活力。”［7］作为当代文坛的创作者，他的文学创作与时代书写是密不可分的。自长篇小说《废都》之后，贾平凹逐渐建立起了一种新的审美观，他开始追求原生态的现实生活，展现生活中美与丑的真实，由此可以看出贾平凹对艺术的深刻理解，世界原本就是一个矛盾体，生活是美丑相互关联的。正如雨果所说“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粗俗藏在崇高的背后，善与恶并存，黑暗与光明相共”。丑与美是人类生存的本真状态，人类社会中不乏美的事物，而与之相对的丑的现象也层出不穷。“审丑”艺术的表达在贾平凹近年来的小说创作中愈加深刻，他在文本中构建属于自己的文学天地，决定了小说整体的“审丑”风格。《山本》的叙事风格则延续了这一审美理念，小说中出现了许多让读者无法接受的丑陋现象，运用大量笔墨描写了如排泄、粪便、生殖器等十分低俗的对象和变态杀戮的血腥场景，但作者并非是为了写丑而写丑，而是要把复杂的生活面貌展示给人看，“审丑”的终极目标是为了追求历史的真实与人性中的真善美。《山本》对丑陋现象的大量刻画给读者带来巨大的感官刺激，但掩卷深思，留在人们脑海深处的还是涡镇人民相互协助的淳朴友情；是井家二兄弟之间血浓于水的亲情；是井宗秀陆菊人之间遵守礼法的爱情；这些都是秦岭广阔历史的真实再现。历史是宽容的，正如小说后记谈到的那样：“巨大的灾难，一场荒唐，秦岭什么也没改变，依旧山高水长，苍苍茫茫，没改变的还有情感，无论在山头或河畔，即便是在石头缝里和牛粪堆上，爱的花朵仍然在开”［2］523。

三、贾平凹审丑的艺术表达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贾平凹运用不同的表达方式将审丑的艺术理念贯穿于作品之中。首先表现为作品中存在着大量荒诞怪异的内容，使得小说充满了一种神秘的色彩，同时也是对于丑陋现象的大胆刻画。“一切怪异、荒谬、离奇等都是丑的特征。而不和谐、反和谐的极度发展导致无序、混乱和颠倒的，从而产生了荒诞，荒诞进一步把丑的极端化推到极限。”［8］因此荒诞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丑的体现。《废都》以四朵奇花隐喻与庄之蝶有关的四个女人，通过对她们命运的刻画，揭露了知识分子的沉沦以及现代社会阴暗的一面；《山本》中充斥着的血腥场面以及各种荒诞怪异的死亡形式实际上是对战争年代现实社会的再现；种种荒诞现象正是人物与现实的丑陋之所在。同时小说中还大量存在一些灵异的现象，作者通常是通过一种神秘的心灵感应来达到人物之间的沟通。比如在《山本》中井宗秀让陆菊人管理井家茶行，陆菊人犹豫不决，将希望寄予到做的饼上，如果能将饼摊得完整就答应井宗秀的要求，否则就坚决不去。她以前摊过几次，都没有成功，神奇的是，这次竟然完完整整的做好了。而后又心中暗想如果院门口能走过什么兽，那就去，而恰好此时门口来了一个猎人背着自己打死的豹猫和狐狸；类似这些神秘莫测的感应现象在贾平凹的作品中多次出现，这种神奇的力量给小说笼罩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这种极其荒诞大胆的写法，凸显了作者对审丑艺术的追求，表现了贾平凹对于艺术形式的突破与创新。其次，作者在小说中还运用了美与丑的对比来表现人性的美好与真实。《山本》中充斥着战争画面的描写，所以在作品就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各类血腥与丑陋的场景。小说铺天盖地的血腥杀戮场景以及对人性深处丑恶的挖掘给读者内心带来强烈的冲击，但与此同时作者刻画了一个淳朴、善良、坚强、宽容的陆菊人形象。她是小说中美的代表，她的品格就像她名字中的“菊”一样高贵典雅。陆菊人在丈夫去世后精心操持家事，照顾儿子和公公。她与井宗秀互相爱慕着对方，但仅仅是“发乎情止乎礼”的精神恋爱，她又能给与井宗丞无限的包容和安慰，她的身上体现了传统妇女的淳朴与善良。花生是作者在小说中着力刻画的又一个美好形象，她美丽善良而又单纯可爱，但最终还是随着涡镇的毁灭而丧生。在与各种丑陋现象的强烈对比之下，彰显了作品中所蕴含的人性之美，这正是作者极力想要展现给人们的“爱的花朵”。此外，贾平凹还将审丑的目光集中于人性的揭露中，对人性的阴暗面进行深入的挖掘。20世纪90年代以来贾平凹的小说塑造了众多不完整的人物形象，他们或是外貌丑陋，如《高老庄》中身形短小的子路和《秦腔》中疯疯癫癫的引生；或是身体和性格上有所残缺，如《废都》中的庄之蝶；《山本》中的井宗秀井宗丞二兄弟。丑往往最能显示一个人的个性特征，小说中刻画的这些丑陋的形象，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相貌丑陋，他们的行为也是丑陋不堪。《秦腔》中的夏风是从乡村走出去的知识分子，他被大城市的利益文化所熏染，注重利益，对家庭与亲人都显得十分冷漠，甚至在得知白雪生下了一个先天残疾的女儿时主张将其遗弃，由此体现了他的冷血无情。《山本》中的井宗丞也是如此，他是乱世背景下不可缺少的英雄人物，但在他的性格中也不乏自私与冷酷的一面。井宗丞在最初得到陆菊人的三分胭脂地时隐瞒了真实情况，将古墓中的文物占为己有；利用五雷的势力消灭了岳掌柜并且巧妙地霸占其家产；利用五雷和王魁的矛盾瓦解了土匪团队并结合保安队设计歼灭了土匪；为了巩固涡镇的势力和自己的地位极力拉拢麻县长等，这种种行为表明了他人性中的阴暗面。贾平凹从情节内容上的荒诞怪异、美与丑的鲜明对比、人物外形与心灵的丑陋等方面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真实而又充满着丑相的现实世界，还原了人性的真实和人类生存本相。通过这些无比丑陋的现象，表现了他独特的审美观念和对现实中美的追求。

四、结语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生活与美学》中论证了艺术的作用在于再现自然和生活，他认为文学是生活的服务者；别林斯基也认为艺术应当再现生活本身的各个方面，而不是作为一种充满假象的装饰。《山本》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文学作品的这一特点，小说描写的对象都是真正的现实，大胆的揭露生活的美与丑。不论是对血腥杀戮场景的刻画，还是对人性阴暗与丑陋的揭示，带给读者的都是一片污秽、肮脏、恶心、触目惊心，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象，它们都是对历史和生活的再现，是一种真实的美。作者描写了大量的丑恶现象，但是更重要的是他把丑的事物当做一种审美对象，将艺术丑转化为现实的美，发挥出巨大的文学审美功能。因此我们说，“丑作为一种美学评价，在揭露丑的时候并没有远离美，而是在真正意义上创造美。在丑的自我否定中升华出美，结果越是远离美才越是接近了美。”［9］《山本》的审丑倾向不仅仅是对审美艺术的深入拓展，更多的是凸显了在暴乱与动荡之中历史的真实性和人性的真善美，同时更是体现了作家心灵深处对于现实人生的深刻思考和人生价值的终极关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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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清义．论莫言小说的得失［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1978（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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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陈一军，韩玉蓉．“破缺”的文学观———贾平凹创作新论［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5）：107．

［8］黄舒姻．论审丑的美学意义［J］．时代文学，2011（12）：240．

［9］潘知常．美学的边缘：在阐释中理解当代审美观念［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205．

作者:陈娟娟 单位:陕西理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