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博科夫思想意志艺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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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纳博科夫的作品中，《斩首的邀请》被后世人们认为是最能体现他意志的一部“超现实主义”小说，小说中表现的是诺斯替教的思想，体现了作者对世俗存在的超越意识和对终极关怀的思索。以纳博科夫的作品《斩首的邀请》《洛丽塔》《天资》等为例，对纳博科夫的独特的时间意识与其自身艺术的独特性进行解析。

关键词:纳博科夫;超现实;斩首的邀请;时间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1899—1977)，俄裔美籍作家，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20世纪最重要的文学家之一。

一、纳博科夫思想意志形成背景

1.流亡背景对纳博科夫思想及作品的影响。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是一位俄裔美籍双语作家，他的一生充满着流亡、追寻和对故国的想象，有人称他为“非常不典型的流亡者”［1］。纳博科夫先后经历过俄国革命和二战，并背井离乡多年在美洲大陆及欧洲游走，从克里米亚、柏林、巴黎、美国到瑞士。他的游历不可避免地对他的思想及作品产生影响，在他的小说中或多或少地可以折射出他在异国他乡流亡的形象以及复杂矛盾的心理。纳博科夫的作品人物大都是流亡人物或艺术家形象，是对他前半生的颠沛流离、背井离乡、辗转各国的生活写照。纳博科夫笔下塑造的人物大多是海外流亡的知识分子的形象，人物大部分是在实现摆脱现实流亡的痛苦而走向无形的自我放逐式的精神流亡。作品人物为了摆脱自己精神上的空虚和生活现实上的受难，转而回忆、沉浸在美好的往事或其他的反常行为中，纳博科夫的笔下记忆和时间无时无刻地穿插在故事中，甚至有些作品可以认为是用时间和记忆构建现实，并且作品中总是有意无意地流露出精神受压抑感、失意感甚至精神崩溃感，形成一个独特又复杂的超脱现实与艺术的精神世界。基于自身艺术创作经验与科学研究经验，纳博科夫提出了文本中的“细节优于普遍”的观点，纳博科夫认为整体中的个体细节超越了与客观现实的相似性，普遍化经由想象力的重构，细节通过隐喻的方式与主体取得了联系，在创新性中获得存在的标志，获得了基于人性的审美感染力:“这些心灵的旁白，这些生命的鸿篇巨著中的小注脚，乃是意识的最高形式。”［2］2.纳博科夫在文学作品中的思想体现。1940年前，是纳博科夫创作的“俄语时期”，其间他完成了九部长篇小说。以1941年《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的发表为标志，纳博科夫文学事业出现了转折点，1940—1960年，纳博科夫转而改用英语写作，其间也完成了九部作品，包括八部长篇小说及自传《说吧，记忆》［3］。1958年，《洛丽塔》的出版使得纳博科夫赢得世人的瞩目，同时也伴随着众多的批评与非议。在此之后，纳博科夫在创作新的英语作品的同时，还将自己的俄语旧作译为英语、将英语作品译为俄语出版。纳博科夫极为主张艺术家的自主性，认为艺术家最应被关注的是其自身作品、艺术、风格的独特性。然而，他虽将富于独特性的天资置于认定、评价作家的首位，也并不能排除文学的地理学因素的影响。由于坚持文本的独立性与作家的自主性，纳博科夫反对将风格各异的作家、艺术家们依照各种理论框架来分类，他在作品及评论文章中主要嘲讽、驳斥了传记式的研究方法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纳博科夫认为，“研究一个作家及其作品时，首先让我感兴趣的有三点:个人天才、他的作品在艺术观的历史演变中所处的地位、艺术家与大众意见及其时流行观念的斗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对我毫无意义。”纳博科夫的文艺观点有的并不新颖，他受柏格森哲学思想影响颇深，如他的“彼岸世界”观、对艺术作品不朽的观念，都透露出一种古老的形而上学的影子。纳博科夫并不追求理论的整体性，他的观点与理论是开放的，他的评论文章并不掩饰对作家、翻译家、评论家、理论家的意见，甚至时有激愤之语。因此，纳博科夫的评论文章亦常常洞见与偏见互见，尤以《尼古拉•果戈理》为典型。在《堂吉诃德讲稿》中，纳博科夫声明了对文学本质的观点，即文学的本质是虚构性、想象性的:“我们应该经历避免犯致命的错误，在小说里寻找所谓的‘真实生活’。我们不要调和事实的虚构和虚构的事实。《堂吉诃德》是个童话，《荒凉山庄》是个童话，《死魂灵》同样如此。”这是对机械的文学反映论的有力反驳。不同于福楼拜与乔伊斯所关注的作者的中立、客观，他所强调的是作家拥有虚构、超现实思想、创造文本世界的能力，他在访谈中说:“我是那个世界的主宰，只有我能为这个世界的稳定和现实负责。”［4］

二、从作品分析纳博科夫的意志

任何一个伟大的作家，他的作品必然带着个人生命历程的烙印与意识以及人类道德在特定时间和历史阶段的精神特质。纳博科夫创作的作品可以很明显地看到时间与记忆的影子，他将自己在某段时间的特殊感受及特定的时间观念融合到一起，在自己创作的人物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如《斩首的邀请》中，辛辛那提斯被监禁在牢狱等待不定期的死亡日期，他的每一天都充满了焦虑、恐惧。在《防御》中，卢辛为了让自己从象棋世界的虚幻中挣脱出来，砸碎了玻璃窗从楼上跳下去。而在纳博科夫诸多的作品中，能够较好地体现出对现实世界的认知与特殊时间观的小说人物，包括《斩首之邀》中的辛辛那提斯、《天资》中的费奥多尔、《洛丽塔》中的亨伯特等。1.以《斩首的邀请》为例分析。《斩首的邀请》是1935年纳博科夫在希特勒执政期间用俄文创作的，是一部极其荒诞却又极具反极权政治色彩的作品。在几十年之后当他准备将其翻译成英文的时候，他吃惊地发现自己的这部俄语小说当时完成时的语言已经十分精当地描绘出了他想要表达的感觉，所以它几乎不用再次修改。纳博科夫称《斩首之邀》为自拉自娱的小提琴。主人公辛辛纳特斯因一系列荒谬的“原因”被判死刑，却无法知道行刑的具体时间。他在狱中苦苦等待最后期限的到来，同时获救的希望却如心灵深处一颗湿润的种子，在周围各种奇异事件的引诱下暗暗萌发。这部小说无论是语言，还是结构、叙述方式，都是极度抽象的，纳博科夫鞭挞的不单是具体的政治制度，而且是某种抽象的极权专制的精神状态。在纳博科夫笔下人物的身上，人们可以发现一种持续存在的悖论形式:现实与超现实的对立，正如本•海默尔所言，福尔摩斯虽致力于发现日常的神秘性，最终目的却是破解、消除神秘性。而纳博科夫笔下的人物反其道而行之，试图从日常的荒野中构建起艺术的巴别塔，重获一个日常性之外的奇迹。日常对于亨伯特、赫尔曼之流是毫无吸引力的，他们对一切都闭目塞听，正如对具体时间、场景的失去习以为常，人们将此刻转变为人类记忆可储存的抽象概念，在生活中不自觉地复制着某种行为模式。纳博科夫笔下的人物试图打破这一悖论，却发现“时间之狱”无法逃脱，超现实的奇迹最终将毁灭艺术家自身。在隐含着死亡与自由的《斩首的邀请》的结尾，死亡击破了生命的限制，成为跃向某个上层彼岸世界的阶梯［5］。2.以《洛丽塔》为例分析。与纳博科夫“向死而生”的绝望时间类似，昆德拉也思考了人类无法领悟时间这一虚无存在的本质的局限性，对于重建认知现实与过去时间所呈现记忆的真实形态，昆德拉的解决方法是将时间的旋律线延长，而纳博科夫则将时间做空间式的凝缩，《洛丽塔》这一形象就体现了纳博科夫构建文本世界中的永恒所做的努力，代表了永不逝去的时光，出版后的《洛丽塔》在欧美引爆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洛丽塔狂潮”。《洛丽塔》中的主要人物是亨伯特，小说描述了亨伯特由于种种原因爱上了十三四岁的继女洛丽塔，强制拥有并囚禁洛丽塔但最终付出自己生命的故事。在《洛丽塔》中，洛丽塔代表的是时间，是亨伯特记忆中美好的过去。亨伯想拥有洛丽塔，一直将洛丽塔绑缚在自己的生活中。然而他的想法是一厢情愿并且荒诞的，他在与自然规律、时间的斗争中败下阵来。洛丽塔有自己的主见，她不愿意被束缚，很坚决地离开了亨伯特。亨伯特最后一次见到洛丽塔时还抱有希望，请求她和他一起回去，回到过去的时光，但是遭到了洛丽塔的拒绝，亨伯特不能接受无法回到过去的事实。在小说中纳博科夫使用的笔法较为隐晦，并且主题的意向也比较分散，但是不难发现在整个故事中时间和记忆一直贯穿始末。时间是将人的意识囚禁在现在的牢笼，使人们只能回忆而不能回到过去。故事中亨伯特的做法就是一直为了挣脱时间的牢笼，回到记忆中的过去。在现实中，纳博科夫的前后生活强烈的对比，让他眷恋过去的时光，想要脱离现实的世界回到过去，而现实是他无法突破“现在”时间的禁锢。因此，纳博科夫把期待的过去时间与现实时间的冲突，淋漓尽致地表现在《洛丽塔》中的人物亨伯特的身上。3.以《天资》为例分析。《天资》是关于青年费奥多尔成长的小说，它既描绘了费奥多尔为创作一部杰作而奋斗的过程，也暗含着时间的隐喻。纳博科夫在《天资》中借鉴了间性的意识分裂手法，“有朝一日，他暗自思忖，我得用此情景开头，创作一部厚厚的、出色的老派小说。”通过“有朝一日”的时间提示了一种朝向未来的叙述时态，这里的“他”相当于在时间中始终落后的主人公而非叙述者，自由间接引语的使用，造成了“他”即为叙述者的错觉。费奥多尔能够清晰地意识到作为艺术家的自我———“他内心深处那个代表他、却又超然于他的某个人已经吸收了这一切。”这个“他”是费奥多尔在同一时间分裂出的超自我，又似在暗指不同于费奥多尔的小说作者的实际存在，因此在整部小说中出现了人称、语态、视角的多次转换，且同一场景常常催用不同的聚焦来穿插描写，时间空间性的分裂比较明显［6］。在《天资》中，作为作者的纳博科夫及作为作者投影的费奥多尔一同隐去了，直到小说结尾，现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在逐渐消失。在小说的结尾，主人公费奥多尔俨然成为了小说的作者。然而，主人公到作者的转换并非沿着单一维度的环形进行的，文本内部空间和外部空间奇妙地连在一起，组成了一个拓扑学意义上的“莫比乌斯环”。

三、纳博科夫对超脱现实艺术独特性的探索

纳博科夫在他的作品、文章、访谈中强调作者的独特性、个体特征。纳博科夫作品中转叙手法的运用十分熟练，在叙事中有意制造“不在场”，即作者的不在场与文本的空缺。纳博科夫在作品中运用整个可见文本暗示另一个不可见文本的存在，后者是前者投射的幻影，真实与真实的“影子”，被束缚的主体无法认知真实。纳博科夫也体验到人类受到时空双重束缚的存在的有限性，而有限性导致了被囚禁的主体性，是古往今来的哲学家、艺术家纷纷试图突破经现实世界有限的主体，将自我释放出去，从而超脱现实世界，实现纳博科夫所描绘的诗人谢德的“宇宙同步”意识。身体所代表的空间意识被割裂为互不相连的碎块，个体时间意识则从三叠纪至石器时代横贯了整个人类意识的发展时间。值得注意的是，时空不论如何混乱破碎却始终被限定着，与主体意识紧密相连，这个支离的“我”的形象代表了主体自发的隐退，“我”不再是作为整体的“人”，通过死亡或变形，“我”被转化为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经验场，而作家所做的就是将死亡的力量转变为诗歌的生产力。纳博科夫自身始终处在一个侧面的位置，而非保持着一种介入的姿态，在小说与人生中，他都从一个局外人的角度反观自己，在“删除了自我”的小说中，纳博科夫自身获得了存在，他成功地隐藏了自我，超离了现实，仅仅留下复杂、斑满的人生图样供人解读。纳博科夫强烈意识到主体对于客体的独立性，如同研究大自然中的生物现象与秩序，纳博科夫将自我视为某种工具，借由叙事行为所进行的文本编织，他致力于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的“昆虫学”、系谱学式的研究，形成了一个基于其创作主体性之上的文本网络，作家的自我被成功转移至文本的变形游戏中。普鲁斯特在与圣伯夫的论战中择卫了作者的绝对独特性，“一本书是另一个我的成果，而不是我们在平时习惯中，在社会中，在我们的恶习中表现出来的那一个我的成果”，“作家的我仅仅体现在他的书中。”［7］圣伯夫的历史考据或审讯式的研究方法无视了作者建构的文本世界，文本始终是另一个被悬置的世界，虚构与日常性的现实并不能直接等同。文本世界仅仅是一个仿象，是非现实的、象征的、被编码的文本空间领域。诚然，任何小说家都或多或少地从生活中汲取创作的元素，然而纳博科夫并不像某些现实主义小说家们一样试图将自己的作品塑造为近乎无瑕疵的幻觉，他的作品编织多重意识的幻觉，同时拆解幻觉，这是纳博科夫的诗性思维使然。

四、结束语

纳博科夫曾于哈佛大学当众撕毁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他在评价《堂吉诃德》时认为，“这是一部被过高评价，天真、重复、充斥难以忍受和非真实的残酷的书”，“这本充满稀奇古怪魔法和残酷骗术的小说，野蛮而令人痛苦”，“堂吉诃德比塞万提斯构思时要伟大得多。”他一方面对堂吉诃德的理想主义和追求崇高的精神非常欣赏，一方面又对这种在残酷现实中自我创梦的毁灭式追求深感不安。正是因为他既明白这种追求与幻灭的残酷性，又深刻理解这种理想主义的必要性，才如此矛盾。在纳博科夫的作品中，我们既能感受到纳博科夫所描述的独特的现实主义标记，又能发现纳博科夫超脱现实的思想意志，这不仅仅是其自身流亡生存经历的体现，更是他的超现实意志与现实世界文明冲突带来的文化艺术，艺术家的职责不再是从虚幻的现实世界寻求真理，而是超拔现实之上观察世界本身，创造新的精神与生活世界。

作者:林曙梅 单位:罗定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