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艺术之乡存续发展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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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化认同作为文化传承的基本依据，不仅是构建中国民间艺术价值体系的心理支撑，也是促进社会转型期民间艺术发展的有效举措。“民间艺术之乡”的建设应以推动民众对民间艺术精华的再认同为抓手，坚持“以人为本”，唤醒民众文化自觉，形成民间艺术的认同体系;营造公共文化空间，为民间艺术传承搭建舞台，让乡民心有所栖，维系民间文化生态，强化民众对民间文化认同的文化‘根’意识，巩固民间艺术的文化阵地，从而使“民间艺术之乡”拥有存续发展的内在活力。

关键词:文化认同;民间艺术之乡;以人为本;公共文化空间;文化生态

文化认同是指个体与群体或个体与个体之间共同文化的确认，强调个体对民族集体文化价值观的认可、接受与融入。文化认同是文化传承的基本依据，也是民族认同、社会认同的基础。文化必须“被群体中的人们所共同接受才能在群体中维持下去”。［1］(P391)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历史上的文化成就，传统文化价值的延续从根本上取决于人们对该文化的认同程度。民间文化作为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被学界视作中国“本原文化”，“从文化的性质上看，它带有民族文化的基础性质。也就是说，任何上层的、高雅的文化，都是在此基础上发展。”［2］(P587)民间艺术是民间文化观念的物化形式，是民间文化一种重要的传承载体。时至今日，伴随现代性而来的城市文化与异质文化的冲击与渗透以及工业化、标准化的价值取向，造成农耕文明中成长起来的民间文化秩序的破坏和文化生态的失衡。民间艺术逐渐萎缩导致“民间艺术之乡”这一文化品牌的“身份”渐以凋敝。如何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冲突中寻求平衡点，重拾民间文化再出发的丰沛能量与活力，重塑“民间艺术之乡”的风采，让民间艺术在当代社会生存境遇中重获新生，成为我国社会文化之根的民间文化建设的重心。根植于传统文化，秉承多元与个性化发展并存的双重张力，推陈出新与合理“扬弃”，最大限度地追寻民众对民间艺术精华的再认同。这不仅是构建中国民间文化新价值体系的心理支撑，更是社会转型期民间文化发展的必然，也是“民间艺术之乡”文化建设的重中之重。没有民众的文化认同，民间文化价值构建就失去它应有的理论外延，完整意义上“民间艺术之乡”建设的历史任务也就无从谈起。

一、坚持“以人为本”，唤醒民众文化自觉

众所周知，文化建设的主体是人，文化事物的产生、存在和发展，大都适应着人们生理上、心理上、社会组织上的各种要求。文化一旦在人的大脑中形成认同，便会建立起支配自我思想和行为的认同体系。在文化认同的影响下人们衡量不同文化的价值，使文化沿着文化主体的意愿，朝着符合自身文化认同的方向发展，从而形成文化认同的内向维度“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换言之，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造”。［1］(P190)“文化自觉”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前提，贯穿于文化生存和发展的始终。因此，在“民间艺术之乡”建设中，应沿着“以人为本”的营造理念并贯穿始终，立足于优秀民间文化的根基，使民众对地域社会民间艺术的发展历程和未来前景有充分认知，激发民众参与文化建设的主体意识，唤醒民众的“文化自觉”，形成民间艺术的认同体系，使民间艺术真正成为民众所享用的精神财富，并在价值观念、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上发挥广泛而持久的影响，从而使民众主动承担起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的使命，方能实现“民间艺术之乡”永续发展的目的。具体而言，“以人为本”的营造理念包括:第一，充分尊重乡民文化主体地位。我国基层文化建设习惯于政府决策自上而下“植入式”建造，这种单独依靠政府力量“植入”基层土壤的文化观念往往忽视地域文化实际存在，忽略乡民文化主体地位，很难在基层社会生根结果，并造成文化建设千篇一律的不良局面，而且政府力量一旦撤出，这种“植入式”所产生的“无根”文化犹如昙花一现迅速凋零。“民间艺术之乡”的建设应从尊重民众实际需求出发，由政府以公共财政、技术协助或其他服务等引导的方式，激发乡民内发性的力量，主动参与、主动创造并努力提升自身的生活品质，自下而上依靠自身优势进行建设，从而使文化主体真正成为传统民间艺术参与者、创造者、传播者与受益者。第二，充分发挥民间艺人的骨干力量。“民间艺人”是生活在基层、具有某种文艺技能的职业或半职业的人。民间艺人长期扎根乡村，活跃乡里，他们的技艺贴近基层、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在基层长期形成的文化习俗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民间艺人掌握与承载相关类别的优秀民间艺术传统知识和精湛技艺，不仅丰富民众的业余文化生活，也深刻影响民众内心世界，从而巩固优秀民间文化艺术的思想阵地。因此，保护并发挥民间艺人的骨干力量，建立科学的民间艺术传承机制，是建设“民间艺术之乡”的香火命脉。第三，注重文化传承中“儿童意识”的培养。优秀的民间文化遗产是靠传承而延续的，这种传承不仅仅是“个体”的传承，还包括“群体”传承的培养，其中“儿童”是培养“群体”传承的核心，因为人在童年时期所接受的文化教育与审美取向对未来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影响深远。如果传统文化与优秀民间艺术教育长期缺位，使儿童对于民族文化艺术产生隔膜，导致文化认同培养体系不健全。只有强化对儿童优秀民间文化艺术遗产重要性的教育，把优秀民间艺术纳入学校人文素质教育，逐渐形成国家政策引导、全民重视、学校教育与儿童自觉参与的交叉融合立体教育模式，才能让儿童真正担负起传承者的职责，民间文化传承才不会断层，“民间艺术之乡”的发展才有希望。第四，呼唤新乡贤对“民间艺术之乡”建设的引领示范与管理作用。“新乡贤”是指在当代乡村长期扎根乡间，有爱乡情怀和高尚道德伦理情操，并拥有现代知识技能和新的文化视野的人。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进新乡贤文化建设，有利于延续农耕文明、培育新型农民、涵育文明乡风、促进共同富裕，也有利于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3］“新乡贤”的影响不是来自行政力，而是来自人格的感染力，他们具有“文化自觉”的意志力，能够担负起优秀民间文化传播的责任。作为乡民在现实生活树立的贤德标杆，“新乡贤”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积极担当，以及言行举止的榜样力量是“民间艺术之乡”的发展的精神生产力。

二、营造公共文化空间，让乡民心有所栖

公共文化空间是满足民众日常公共文化生活所需的场所，既是民众生活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文化意义上的传播与文化价值生产功能的文化空间，同时也是实现民族文化认同不可或缺的文化因子。“认同的建构所运用的材料来自历史、地理、生物、生产与再生产制度、集体记忆及个人的幻想、权力机器及宗教启示等。”［4］(P4)在知识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传统的公共文化空间往往是一个地区独特的地理资源和文化标签，延续地方历史文脉，是乡民心中最熟悉、最热闹、最有乡土味道的公共文化场所。既具有地理学意义上的空间概念，又包括社会学意义上的文化归属意识。比如传统遗留的祠堂、戏台、场院、庙宇等场所，不仅是民众日常闲暇生活中思想文化交流与互动的地方，也承载着乡民集体的文化记忆。公共文化空间横向上把朝夕相处的乡民团结在一起，并以丰富的公共文化形态承载民众的情感寄托，主导民众认知情感、审美态度、价值观念等，为先进文化建设提供精神资源与文化根基，由此产生自我文化认同感与归属感，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向心力维系与凝聚着国家民族情感。纵向上公共文化空间则是民间文化传承的重要平台，赋予“民间艺术之乡”的发展以历史文化的涵养和责任。事实上，民间文化作为一种潜隐不露的社会文化规范普遍存在于民众社会生活之中。从民众日常生活基本所需，到置身其中的各种团体、机构以及所参与和接触的信仰、说唱活动等日常会话。如同鱼儿生活在水中一样，民间文化无不浸润在各类民俗文化活动之中。正因如此，包括“民间艺术之乡”在内的基层社会公共文化空间的建造，必须根植乡土，发挥优秀民间文化内发性力量，汲取现代性的社会文化意识，重新建构民间文化的精神与价值，为民间文化传承与记忆搭建生动的舞台，为乡民打造心灵栖息地。公共文化空间包含两个层面:公共空间与公共文化活动。公共“空间”是基础，公共“文化活动”是关键，二者有机结合共同构筑公共文化空间。第一，公共“空间”是村民进行公共文化活动各种设施和场所。除却传统遗留的文化设施与场所，也包含地方政府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过程中修建的文化礼堂、广场、书屋等各种文化设施与场所，还包括乡邻约定俗成的房前屋后一些原生态的休闲空间。事实上，传统遗留与原生的公共文化空间是乡土文化和智慧的集中体现，实现对传统遗留与原生公共文化空间的保护，为乡村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保留人才和空间，才能构建出更加科学与人性化的公共文化物理空间。为此，地方政府应发挥民众文化建设的主体作用，对基层民众文化需求进行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对空间进行分析、分类，以便选择更好适应民众文化需求更好发挥公共空间效益的建造形式。与此同时，公共“空间”应遵照“本土化”原则，努力打造公共“空间”物理属性上的唯一性。“本土化”不是简单保留过去空间形态，更不是刻意复制流行样式营建，而是力图在原有自然环境基础上，营造具有地域特质的公共文化空间。第二，公共文化活动空间的构建。公共文化空间不只是物理形态空间，更是文化生态空间。如果没有文化活动注入，公共“空间”只是躯壳，没有灵魂。台湾华梵大学建筑系徐裕建教授曾形容:“政府为了政绩和自我宣传所建的图书馆或其他文化场所，由于只重视实体建筑，只注重保存外形，而忽略其中的‘软件’部分，大多难以逃脱沦为门庭冷落、人迹罕至的‘蚊子馆’厄运。”［5］(P117)公共文化活动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传统的民俗和节庆活动。目前，国家为了更好更多地把优秀传统文化内涵融入民众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并要求各地深入“开展‘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实施中国传统节日振兴工程，丰富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等传统节日文化内涵，形成新的节日习俗”，［6］用以彰显传统文化内涵的精萃，唤醒人们的文化信仰，增强群体归属感，实现族群文化认同。另一种是地方政府针对公共文化服务有组织、有计划举办的各类文化活动。现阶段，由于政府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采用自上而下的单一的供给模式，与群众需求之间缺乏一种良好的文化沟通机制，民众只能被动接受，导致这类公共文化活动吸引力低、群众参与率也低的局面。地方政府要顺应时代的冲击与挑战，把民众的文化选择和喜好作为公共文化活动开展的重要参考指标，从文化和历史传统的视角切入并举办公共文化活动，鼓励民众的文化参与，以期找回一个地方特有的文化气质与文化自信。总之，“民间艺术之乡”的建设要深入挖掘地域历史文化价值，选用保有地域文化特色的经典性元素和标志性符号，合理应用于公共文化物理空间的建造。再以地域文化艺术资源为强力支撑，在公共空间中植入有代表性的传统文化艺术活动，让各类民间文化艺术活动都有一个展示舞台和传承空间，让民众作为文化的享有者与消费者快乐参与其中，从而营造出健康、积极、永续发展的文化氛围。

三、维系民间文化生态，巩固“民间艺术之乡”文化阵地

我国“民间艺术之乡”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优秀独特的民间艺术样式，承载地域文化生命密码，维系地域社会传统纽带，凝聚民众的家国认同。正因如此，我国“民间艺术之乡”的划定不仅是地区文化品牌，也是民族精神文化体系重要标志，更是完整的、富有意义的文化生态系统，在其生存发展过程中与自然环境、社会制度、宗教信仰、伦理道德以及经济技术形式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每个子因素所呈现的发展状态多少都会在“民间艺术之乡”存续发展过程中有所体现。然而，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转型期，根植于农耕文明的民间文化生态极其脆弱、极易异化。“乡村的村民与较早的民间艺术的代表者已毫无共同之处了。现代交通工具、报刊、路牌、广告、电影、广播和电视使城市文化得以传播和普及。而民间艺术已无法跟上它的脚步了。现在村民唱的是城市的流行歌曲，而已经忘了自己的歌曲;他们开始复制机制的手工艺品，而对老式的农民花样已经不感兴趣。”［7］(P230)一旦民间文化这一动态的、开放的、发展的生态系统呈现失衡与无序的状态，也就意味着“民间艺术之乡”存续发展的环境将面临着严峻考验。日本“一村一品”倡导者平松守彦说:“传统的民间艺术品，乡土色彩浓厚的民间节日，是永恒的宝贵财富。不管时代如何发展，我们都不能让它们消失，特别是不能让它们湮没在经济繁荣的阴影里。”［8］(P127)“民间艺术之乡”建设的核心，就是通过文化建设协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己内心世界的关系，维系并保有民间文化生态系统整体的协调性，正确对待民间文化传统，培养健全的文化土壤，保持乃至强化民众对民间文化认同的文化‘根’意识。传统民间文化才能得以传承并获得新生，“民间艺术之乡”作为一种文化品牌模式才能获得一种良性循环的存续发展环境。第一，强化对民间文化艺术资源的挖掘、整理与保护。“民间艺术之乡”建设不是完全回归农耕时代，更不是只顾经济限于一种或几种农特产品开发，而是在建设过程致力挖掘隐匿乡间的文艺资源，择取精华，保护和丰富与地区环境密切有关的历史文化财富，为“民间艺术之乡”的建设注入新的文化活力。地方素材孕生地方价值。优秀的民间文化是“民间艺术之乡”存续发展的精神血脉与延续基因。在谋求“民间艺术之乡”发展的前提下，应强化民间艺术的搜集、整理和保护的工作，努力挖掘趋于湮灭的文化遗产，复活渐以消失的传统民俗文化活动，为传统民间艺术的生存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为“民间艺术之乡”其存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第二，尊重现有自然环境与历史文脉。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滋养一方文化。对民间文化认同的构建正是建立在相应的环境土壤之上。“民间艺术之乡”的建设要避免为追求政绩过度开发与设计，应兼顾一方水土的自然肌理与历史记忆，保护民间文化艺术茁壮成长的土壤，合理适宜为传统民间文化艺术创造生存空间，保存地域社会民间文化艺术原有的文化性、精神性与艺术性的同时，融合新时代的审美理念从内容、形式和技术手段对传统民间文化艺术进行新的创造，努力营造保有历史文化深度又适应现代生活需求的新“民间艺术之乡”。全面展现出民间文艺所特有感染力与温润闲适的人文情怀，把“民间艺术之乡”建设成人、自然与文化和谐共存的理想家园。第三，打造“民间艺术之乡”自身文化创新机制，实现文化创造性发展。文化的本质是创造，文化的生命是创新。国家文化部副部长项兆伦在《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发生重大历史变迁的时代，也是一个文化传统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时代。既要正视时代变迁给非遗保护带来的挑战，把各项保护措施落到实处，也要看到非遗传承产生新的风格、流派乃至时代大作的机遇。”［9］并鼓励实验区以及传承人群在保持既有文化艺术特色的基础上要与时俱进，创造出新的与现实相融合的文化艺术内容与样式。时下，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民间艺术遭遇的现实境遇有目共睹，无论是外来文化的渗透，还是传统民间文化的自然消亡，这些因素的变化使得“民间艺术之乡”的发展空间受到制约。这就要求“民间艺术之乡”顺应时展，牢牢根植于传统文化基础之上，借助政府的宣导、民间力量的支撑、受众群体的广泛参与，打造以民间艺术为源泉的文化创新机制。从而在多元文化的交流汇通以及各种文化思潮、价值观念的激荡与冲突之中，保持自然、社会与人文环境和谐有序的文化生态，实现民间艺术自身文化创造性发展，“民间艺术之乡”才有可能迎来更美好的发展未来。民间文化是“民间艺术之乡”建设的生力军，民间文化的兴衰关乎“民间艺术之乡”的存亡。

当我们在文化认同的视角下审视“民间艺术之乡”的发展时，必须着眼于传统民间文化本身。遗弃了优秀传统就等于隔断了发展的血脉，“民间艺术之乡”的建设便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传统是人类文化的遗存，是历经千余年、百余年乡土文化积淀的结果，承载着民众民族心理和审美价值的情感诉求，维系民众精神的记忆与生活的图景，是民族文化乃至文明赖以延续和升华的基础。同时也是唤醒民众文化认同的价值凝结，并由此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民众集体文化认同和凝聚力的重要载体。换句话说，传统也是作为一种文化身份区别“他者”文化的生活方式。我们必须努力保护这些储存民众集体历史文化记忆“活化石”，并在民众的生活中延续它的生命存在。借鉴传统是历史发展的规律，但沉醉于传统、固步自封势必导致文化发展的僵化。我们尊重传统，更应该将其生存和发展与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政策联系起来，以传统为源泉，不断创新，才能维护我们文化身份认同的文化。实际上，文化认同虽然强调文化主体对所属文化的认可、接受与融入，更主张把文化主体综合实力的发展和创造通融起来，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文化的自信与自觉，守护文化砥砺前行。所以，“民间艺术之乡”的发展，要追随时代的步伐，立足地域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文化状况，融合新时期人们的审美观念、审美理想和审美标准，创作出“淳风之美”的新民艺作品，从而引导“民间艺术之乡”在文化、空间、生态、产业等方面展现出“春和景明”的图景。

作者:刘伟 单位:安徽财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