畲族民间艺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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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畲族民间艺术的种类和特征

1.民歌

民歌是畲族民间音乐的一种主要形式。畲族民歌又称为“畲歌”、“山歌”。畲族人民喜爱唱歌，他们“俗不离歌”，擅长“以歌代言”。民歌融入畲族人民生活的程度，可以畲族民间流传的俗语形容：“饭以养身，歌以养神”。他们张口即歌，歌词都是对照日常生活常识和劳动情景自编的。无论是祭祀、待宾、婚礼、节日，还是平时生活和劳动中，他们以歌对话，对答如流。他们在歌声中叙世事、陈志趣、寄幽思、诉衷肠；通过唱歌记时令、劝耕织、比睿智、争巧愚、调诙谐，甚至以歌辨亲疏、度优劣、正人心。多少世纪以来，畲族人民就这样唱着山歌，在艰苦的环境中转辗迁徙，刀耕火种，营造一个古老民族的坚韧、智慧和豁达。畲族民歌按内容分，可分为神话传说歌、史事传说歌、小说歌、风俗礼仪歌、劳动歌、时令歌、时政歌、情歌、杂歌、新歌、儿歌、哀歌等。畲族民歌主要有四大基本音调，包括闽浙调、罗连调、顺文调、闽皖调。这四个基本音调虽然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却具有难以割舍的内在联系，“这四大音调各有所别，暗示畲族在漫长的历史形成中不尽单一的民族来源以及分散居住后和其他民族所发生的交相混融。而四大音调互有关联，则显示出一个民族共同体所具有的共同的文化特征。”[1]基于畲族民歌的特征，它已成为畲族一个重要而鲜明的文化符号。

2.舞蹈

畲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畲族舞蹈有特殊的文化背景。它在特定的生态环境中形成，有着本民族信仰、礼俗等方面的表现特征。畲族舞蹈的社会功能，不仅表现在娱乐作用方面，以此满足民众审美和情感宣泄上的需要；而且表现在以这一形体艺术阐释民族的起源和始祖的史绩，唤起民族的尊严和自豪，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振兴和宏扬民族文化。畲族传统舞蹈按内容分，可分为生产舞和祭祀舞，以祭祀舞为主。畲族传统舞蹈与生产劳动和祭祀活动关系密切，由劳动场景和祭祀场景演变而来。生产舞是源于畲族人民生产劳动、表现生产劳动的舞蹈，有猎捕舞、栽竹舞、闹春舞、谷神舞等。如猎捕舞，是与畲族人民狩猎生产关系密切的舞蹈。祭祀舞，与畲族人民祖先崇拜关系密切，集中表现在祭祀活动上。畲族祭祖是最隆重虔诚的全族性民俗活动。祭祀舞一般出现在两种场合：一是在迎祖祭祖活动中，二是在进行传师学师和做功德时，如龙头舞、铃刀舞、安祖舞、传师学师舞、功德舞等。此外，还有迎神驱鬼、纳祥祈福的舞蹈，如浙江文成的打王舞、闽东的《奶娘催罡》等。畲族舞蹈的表演者主要是男性巫师（又称法师、师公）；普通民众一般不表演，在某些特定场合，也只是跟着舞蹈做一些简单动作。参加舞蹈人数，由舞种而定，有单人独舞、双人、三人、四人和多人等。祭祖舞在浙江兰溪市水亭畲族乡相传已有200多年历史。2011年6月11日上午，在兰溪市水亭畲族乡奎塘畈村，87岁高龄的雷长珠老人当众表演了兰溪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祭祖舞，只见他身披对襟赤衫，右手执牛角状鼓角，左手执铃刀，手舞足蹈之际金属碰击铿锵有声。雷长珠老人表演的祭祖舞是从其大伯雷良进那里所学。传说畲族祖先龙麒狩猎时不慎被野兽所害，后来畲族人民为了纪念龙麒，在每年农历正月装扮成师公，载歌载舞。祭祖舞，就是模仿当年亲人拿着各种工具保护龙麒遗体、边哭边赶野兽的情景。祭祖舞念、唱都用畲族语言，表达驱邪赶鬼、超度亡灵和祈求族人平安[2]。祭祀舞在福建畲乡还有一种巫师表演的巫舞，以《奶娘催罡》为代表。《奶娘催罡》是闽东畲族巫师进行驱鬼镇妖活动中的一段祭祀舞。《奶娘催罡》的祭祀法事，由道士男扮女装扮成奶娘陈靖姑的形象来驱妖、驱鬼，有消灾驱魔的寓意。

3.工艺美术

畲族民间工艺美术源于畲族人民的物质生活需要和精神需要，畲族民间工艺美术的创造有着很大的自发性。在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中，畲族人民根据实际需要，创作出各种民间工艺美术品，如刺绣、编织、剪纸等。大多数畲族民间工艺美术品具有自作、自用和自娱的性质。

（1）刺绣。畲族刺绣又称“做花”或“绣花”。畲族刺绣工艺源于畲族女性服饰。明清时期，畲族妇女穿花边衫，花边一般为妇女自绣，但复杂的植物、动物图案刺绣，则由裁缝师傅完成。畲族裁缝师傅不但要成衣，而且要精于刺绣，人们品评其手艺之高下，不但取决于其做衣的手艺，更决定于其刺绣的技艺。畲族刺绣艺人多为男性，但大多畲族女性都会刺绣工艺。畲族刺绣有衣裤、肚兜、五谷包、童帽、烟袋、鞋帽、帐帘的刺绣，主要是服饰刺绣。最常见、最突出的是妇女在自己的上衣和围裙上刺绣，上衣刺绣在领口、服斗和衩角，围裙刺绣则在裙身。以刺绣工艺为主要特征的畲族女性衣裙，既是令人称羡的服饰艺术，又是引人注目的一大民族标志。畲族刺绣有明显的区域差异。广东、江西、安徽和浙江的多数畲族地区刺绣都比较简单，而浙南、闽东靠温州的畲族刺绣则十分复杂。这大概受温州瓯绣的影响，也与该地区经济文化相对发达有关。畲族刺绣的纹样很多，最常用的是尖牙纹和蜈蚣脚纹。植物图案有牡丹、梅、桃、荷、菊、兰、松、竹、石榴、佛手、忍冬藤（金银花）等；动物图案有龙、凤、鹿、羊、喜鹊、鳌鱼、蝙蝠、蝴蝶、鸳鸯、麒麟、狮子等；此外还有一些戏剧、传说中的人物形象、宝剑、葫芦等八仙所持的器物，以及琴、书、珠、球、如意、花瓶、山石、亭阁、龙门等。畲族绣品，色彩鲜艳明快，对比强烈。大多以红色为基调，配以黄色、绿色、白色、蓝色，有时还用金色增其华丽。一般“做花”用五种以上的颜色，做边只用红、黄、绿三色。色彩使用，大胆随心，不拘素材原色，富有装饰效果。花纹主体轮廓线用白色，使整个花纹图案在黑色的绣底上，显得分外明晰醒目。畲族刺绣的最大特色在于，完全采用手工平绣（细绣），针法以工整的齐针（平针）为主，掺合抡针、套针、扭针、抠针、参针、长短针等，线条细密、绣面细致入微，纤毫毕现，富有质感，针脚平齐，坚牢耐磨，往往是衣服已破旧，而上面的绣品尚完好。同时，无论是专业艺人还是普通妇女，畲族刺绣时不描画图稿，直接刺绣运针，每每以假托、转喻、谐音等手法，绣出一定寓意的画面，即所谓“花（图案）必有意，意必吉祥”，文化内涵丰富[3]36。

（2）编织。畲族编织工艺有织彩带、织土布、竹编、草编和线编。畲族编织工艺实用性强，且具有观赏性，织彩带和竹编堪称为工艺美术品。织彩带是畲族女性的女红，也是她们独具一格的工艺。彩带又称“花带”、“腰带”，它们既是生活用品又是精湛的手工艺品。一是彩带的原料、颜色各地不一。福建一般为棉纱，大多为蓝、白、黑，在罗源、连江等地有大红或红灰等；浙江基本用蚕丝，有的也用棉纱，有红、绿、黄、黑、白、紫等多种颜色。二是织彩带没有专门的织带机。工具非常简单，用一条长约4尺宽约3寸的木板，两头横钉上用5寸长木条，做成“工”字形的木架，就是带弓。但多数不用带弓，而用2根5寸长的小竹管，再加上约5寸长的尖刀形的光滑竹片，畲语称“耕带竹”。三是织彩带不讲究场地，屋内屋外，只要有一个拴丝线的地方就行。如在屋内编织，腰间扎一条丝带，把丝线的一端拴在桌档、凳脚、门钩或屋柱上，另一端“耕带竹”套入腰中的丝带，坐在凳上就可编织。四是彩带图案丰富多彩。主要纹样有“十三行”、“十二生肖”、“水击花”、“五字带”、“铜钱帮”、“万字花”等。从畲族彩带的纹样，可了解畲族的文化体系，如山居，开荒耕田，主要侧重于狩猎，具有对龙、太阳的崇拜和理解水的重要性，并反映了民族的迁移和相爱的民族大团结。此外，畲族彩带纹样的特点还在于一条带内有多种花纹单元，这在其他民族的织品中很少发现；而且有与甲骨文形和商代符号类似的纹样，包含祖先传给后代的一定信息，表达祖先的期望和嘱托，实为神奇之物[4]。彩带的粗细，尤其是图案的复杂状况、文字的多少是衡量一个畲族女子是否心灵手巧的标志。织彩带多在劳动之余、节日期间或晚上进行，妇女和姑娘们三五成群围坐在一起，互相传艺。彩带在畲族人民日常生活中有多种作用，如实用，可作爱情信物，甚至织彩带还是畲族妇女识字的一种途径。精巧的畲族竹编工艺品，从选材、破竹，到染色、喷漆，需要几十道工序。除日常生活用的屏风、挂联、枕头、席子、椅子等外，还有许多造型生动、美观精巧、色彩鲜艳的筐、篮等。这些竹编造型新颖，色泽古朴、稳重，制作精细、别致，花纹图案丰富多彩，富于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福建宁德民间竹编工匠中多有佼佼者，如大坪村雷益成、猴盾村雷永纪人。在1949年之前，他们的竹编工艺品如“双喜”枕头、梳妆盒、“喜”字回纹篾席、“重人”花笼和米笼等，名闻遐迩，汉族富裕人家常请他们上门编织。竹编中堪称畲族一绝的是斗笠。斗笠是畲族人民生产、生活用品，平常用来挡雨和遮阳，但经加工后成为工艺品，又称“花笠”。闽东的花笠，尤为精致美观。霞浦县崇儒乡上水村，能工巧匠们传承着先人留下的斗笠编织技艺。其竹篾细若发丝，一顶斗笠的上层篾就有220至240条之多。花笠曾是畲族姑娘出嫁时必备的嫁妆之一，花笠夹层的竹叶，有“虎牙”、“斗云”、“舌子”三种形状，它们都是畲族特有的文化符号，寄托着对出嫁少女的殷切祝福。畲族妇女在外出赶集或走亲访友时，都要戴上花笠。斗笠除自用外，也作为商品在市场出售。

（3）剪纸。畲族剪纸工艺简练、古朴，富有浓郁的装饰情趣。多数剪纸以原色纸张剪成，以黑白组成对比，多用于刺绣鞋帽、烟袋、包袱等日常生活用品上图案花纹的底图。从刀法看，畲族剪纸线条流畅，秀丽挺拔，富有民族风味和地方特色；从内容看，大多表现民间喜闻乐见的花鸟走兽、人物、吉祥图案等，尤其是人物和动物图案，形象生动，栩栩如生。畲族剪纸多用于婚礼、寿诞和祭祀场合。福建宁德畲族民间剪纸多为妇女特技。如猴盾村妇女蓝清莲，能一刀连剪“双喜”、“寿”字等。故各地村寨每逢婚庆喜事，这些会剪纸的妇女即成大忙人。浙江畲族举行传师学师仪式和老人死后做功德时，祭师以五色纸书写悬挂大厅的联词顶端，都用尖刀凿刻八卦形花纹，以增加联词美观，工艺精致。丽水、青田畲族民间尚保留此工艺。温州文成县西坑村的钟彩柳是远近有名的剪纸能手。钟彩柳剪纸擅长裁、折、钉、剪、拆、修、拼、串、糊、插等手法，她的剪纸已进入一个花鸟鱼虫、飞禽走兽、神话故事、山水风景的艺术境界。

二、畲族民间艺术的文化透视

1.畲汉民族交往、文化互动的见证

畲汉民族交往体现在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民间艺术方面也烙下了痕迹。以织彩带为例，畲族女性除了在彩带上织各种花纹和图案，还织汉文字。据《宁德市畲族志》记载，宁德市猴盾村妇女都能织汉文字，如“一去二三里，前村四五家，山楼六七座，八九十支花”，“王子去求仙，丹仙入九天；山中方七日，世上几千年”，“甲乙丙丁火、壬癸水生甘”，“品目端方、天成佳合、身心中良、人才出众、田肥禾壮、年岁丰收”等[5]。另据《畲族风俗志》记载，由于历史上畲汉民族有着密切联系，畲族民间工艺从风格、花样、种类都吸收了汉族的艺术传统[6]。如汉族传统的吉祥图案鱼跃龙门、八仙过海、喜上眉梢等，也常出现在畲族服饰的刺绣工艺上，或成为畲族剪纸的摹本。畲族竹编工艺，同样受汉族民众欣赏。据《宁德市畲族志》记载，解放前，畲族竹编工匠，为福安、宁德汉族富裕家庭编织精致的竹器，如竹枕、篾席、米箩、糠筛等。

2.畲族女性勤劳智慧的象征，也是她们表达情感的言说方式

畲族民间工艺美术品的制作者大多为女性。勤劳智慧的畲族女性，不但在生产劳动中不让须眉，而且也是编织、刺绣、剪纸的能工巧匠。旧时代的女性在漫长的历史中始终保持着一种缄默，女红常常是一种非常有效的书写和言说方式。畲族女性虽然不象汉族女性那样退守家园，囿于家庭内部空间，而一直活跃在生产劳动的第一线，但自从畲族定居并逐渐接受汉文化影响之后，她们的家庭地位和社区影响也日渐式微，她们“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来自汉人家族伦理中的既有的清规戒律的枷锁”[7]。畲族女性编织、刺绣、剪纸，她们的思想和情感，成为剪刀下那永不凋谢的花；她们的愿望和祈祷，则变成绣品中那没有声音的鸟。畲族民间艺术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今天，其传承人大多为女性。笔者在浙闽两省的田野调查中，遇到不少畲族女性，如浙江苍南的蓝瑞桃、景宁的蓝延兰和蓝陈启，文成的钟彩柳等，她们或织带，或唱畲歌，或剪纸，成为畲族民间艺术传承的中坚和主体。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她们虽出身农家，却多才多艺。如蓝瑞桃以织带而闻名遐迩，但她刺绣的技艺也很精湛。蓝延兰不仅在织带技艺方面有所创新，她的畲歌也同样令人陶醉。钟彩柳的剪纸更是一绝，同时也擅长刺绣。

3.畲族民间艺术具有独特的功能和特点

民间艺术与民众生活水乳交融。畲族民间艺术在畲族人民生活中发挥着独特的功能。以畲族民歌为例，畲族民间艺术具有独特的功能和特点。民间音乐是功能性很强的艺术，畲族民歌也不例外。长期以来，民歌在畲族人民生活中有着不可替代的文化功能。雷弯山《畲族风情》将畲族民歌的文化功能归纳为：娱乐功能、宣泄与补偿功能、认识功能和教化功能[3]232-233。在畲族人民社会生活和民众心理的需求过程中，畲族民歌的文化功能不可或缺。从某种意义上说，民歌是畲族的历史，是畲族节日的语言，是畲族人民交际的手段，是畲族青年男女爱情的表白，是畲族人民生活的希望。“歌言”是畲族的文化符号，歌场则是畲族的文化空间。畲族小说歌是珍贵的文化遗产，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闽东畲族，将民歌称为“歌言”；浙南畲族，则将民歌称为“歌源”或“歌缘”。尽管说法不一，但都有传承祖先之礼、以歌代言之意。畲族只有语言而无文字，常借用汉字记畲语音法手抄歌本。旧时畲族人民把学歌唱歌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生活。畲族姑娘出嫁前，有一种“做表姐”习俗，实际上就是斗歌比赛。畲族民歌具有民族性和地域性。一是民族性。畲族民歌内容具有民族性。堪称民族史诗的《高皇歌》，是畲族祖传的历史长歌，反映了本族的斗争历史，歌颂了民族祖先的英雄业绩。根据本民族历史人物编写的《钟良弼》，描述钟良弼打官司，告阻考，形象地反映了畲族人民反抗民族歧视的合法斗争。《种田歌》《采茶歌》《哭嫁歌》《敬酒歌》《拦路情歌》等山歌内容都极富民族特色。畲族民歌在歌词、曲调、节奏、旋律等方面有鲜明的民族风格。歌词比较齐整，多七字一句，四句成一段（又称“一条”）。一首民歌，少则一二条，多则七八条，一般在—、二、四句押韵；旋律多为单句变化体，一般由两大句组成，第二句常是第一句的变化重复。畲族民歌的演唱同样体现浓郁的民族特色。男女唱歌普遍喜爱的发声法是“假声”，这种“假声”恬静、纤嫩、清秀、古朴。由于唱法的不同，一般同一首歌可出现三种不同的曲调，即“平讲调”、“假声唱”和“放高音”。除已搬上舞台的畲族歌舞外，一般畲族民歌演唱很少伴随动作，同时也无乐器伴奏。二是地域性。按区域分，畲族民歌可分为安徽省、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江西省和贵州省的畲族民歌。按同一区域不同调区分，如福建省畲族民歌可分为：闽东片、闽南片、闽西片和闽北片的畲族民歌。按同一区域不同曲调分，如浙江省畲族民歌的曲调存在地域差异，有丽水调、景宁调、文成调、龙泉调、瑞安调。

三、畲族民间艺术的当下性

随着时代车轮的前行，传统社会土壤中产生的畲族民间艺术，在今天已日渐式微。新中国成立以后，畲族使用全国统一的教科书，昔日的畲乡走出了无数知识分子。这种生产和生活环境的改变，以及教育的普及和文化的变迁，使畲族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却也使畲族民间艺术几乎处于“失语”状态。会唱畲族民歌早已不再是年轻人择偶的优势，会跳畲族传统舞蹈的人都年事已高，年轻人外出求学或打工，民间艺术技艺后继乏人。在现代化、城镇化和全球化的浪潮中，畲族民间工艺传承将受到严峻的挑战。挖掘、保护和传承畲族民间艺术，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1.政府的重视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大背景下，政府以节日为载体，采取各种保护措施，为畲族民歌等畲族民间艺术搭建表演舞台。在福建的“三月三”畲族民俗文化节和广东一年一度的“蓝大将军招兵式”中，都有畲族民歌或歌舞表演。在全国唯一的畲族自治县浙江景宁县，“三月三歌会”更是成为品牌，人们会成群结队前去观看畲族民歌比赛，参加对唱歌会，观看织彩带表演。在各方的积极努力下，越来越多的人们意识到保护与传承畲族民间艺术的重要意义。

2.学者的研究

在学术界，许多热爱畲族民间艺术的有识之士自发地为保护畲族民歌做出自己的努力。他们在申报课题、田野调查和带领学生社会实践等环节上，都首选畲族村落，并把目光聚焦于畲族民间艺术。有学者从民间艺术价值的转化和转型着眼分析问题，认为从文化的角度看，畲族民间艺术的价值正在悄然转化，即从民间生活实用价值转化为文化价值[8]。有学者从文化内部视角分析问题，认为民间艺术体现中国文化内部显与隐、雅与俗等相辅相承因素的辩证统一[9]。有学者从社会转型与文化价值的关系分析问题，认为民间艺术在精神上所表达出来的纯真情感的文化价值，还会随着人们物质条件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而发生转型；由转型带来的变化，既有质的变化也有量的变化，由过去的实用品转化为现在的欣赏品和旅游纪念品也是一种变化[10]。在畲族重要集聚地—浙江和福建，学者们对畲族民间艺术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厦门大学、福建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和温州大学，不少学者积极申请对畲族文化和艺术研究的课题。温州大学民俗学和音乐学专业的师生们，不仅以特定的畲族村落为教学科研基地，还与我国唯一的畲族自治县—浙江景宁县联手，打造教学实习和科研基地。

3.畲族人民自身的努力

畲族学者蓝雪霏《畲族音乐文化》被认为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扛鼎之作。该书的出版，为畲族民间艺术研究谱写了浓笔重彩的篇章。钟维禄坚持义务在家乡文成县培头村民族小学教畲语、畲族民歌，还独自完成了18万字的著作《畲语山歌•三条边选编》，成为畲族文化研究专家。笔者在广东增城畲族村落采访时，目睹了该村民族小学的孩子们表演畲族舞蹈，虽然舞步稚嫩，但艺术的种子在发芽、生长。更多的畲族民间艺术传承人，正在各自的艺术领域默默耕耘，为传承畲族民间艺术做奉献。

作者：邱国珍工作单位：温州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