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艺术与公共话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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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艺术（PublicArt）是自西方引入中国的概念。随着现代城市生活发展，以及现代人公共意识和审美水平的提高，公共艺术近年来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诸多学者在讨论公共艺术概念时，或强调视觉的共享性，或强调思想共识下的开放性，或强调公共空间和公共场域的权力话语方式，不一而足。其中，顾丞峰将艺术的公共性归结为“公众对艺术的平等参与”和“公众对艺术的互动理解”两层含义。（顾丞峰《艺术公共性与公共性的误区》，《文艺研究》2004年第5期，第114页）而公共艺术强调公共性，并以此为基础展开形态拓展和观念介入。本文将从以上两个层次出发讨论公共艺术的发展模式。

一、以在地性为起点的公共项目模式

城市是现代民众日常活动的主要场所。城市的聚居特性使得民众除自己私人生活的空间外，也和他人及社会的活动空间出现叠合，从而为公共性的讨论提供了前提。哈贝马斯（JürgenHabermas）研究指出，“公共”概念是基于近代市民社会兴起后的产物，公共性的提出和讨论都离不开社会的民主和开放，是在公众的自由交流、相互讨论、可参与的条件下形成的。因此，建立在艺术公共性基础上的公共艺术，离不开多方的参与，也必须尊重各方参与者的权利。公共艺术的创作主体是艺术家，面对的受众主体是市民，而政府或者商家或作为组织参与者或管理实施者，各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和评判标准。政府作为城市的公共管理者，首先要统合公共项目各参与方的利益诉求，并在此基础上觅得一个开放的平台平衡各方的诉求形成合力。这其中，政府可以根据不同情况选择不同的参与深度。但总的说来，大型公共艺术项目几乎都离不开政府的参与，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会居于主导性地位，因此，“平等参与”的各方需要在一个可以保证各自权利的协调人下进行有益、有效的互动，达成共识，共同完成在艺术领域的公共话语表达。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执政时就动用政府权力和资源以国家赞助的形式支持公共艺术发展，从而推动了美国艺术发展。在获取社会各方共识上，从在地性出发的思维方式显然有优势。在地性（Site-specific）是基于项目所在地的时空背景联系，在特定历史人文状态下的地域空间中形成具有问题针对性的思路和方法。与全球化带有普适性的解决方式不同，在地性需要根植当地文化、现场空间、居民期待等现实而具体的因素，并在交融和博弈中形成新的共识。这一共识不是被预设和强加的，是在对话中不断被建构和整固而形成的。这种“接地气”的对话方式使得各方可以在同一层面进行交流，除去不切实际的想象，因而更加容易在一致性目标下推动认识，各方利益诉求也具备了“平等”表达的可能。2018年西安美术学院公共艺术系受邀参与西安高新区的双创园公共艺术改造项目。在这个与城市共同生长的公共艺术实践项目中，创作小组将对公共艺术的创作性思维融入城市日常，公共艺术的在地性、功能性和视觉重塑成为了这个项目在构思和执行过程中的重要指标。创作小组在实地考察和调研之后分别对应双创园不同的地块提出问题及相应的解决方案，罗列出人造景观、物派、消失、重组、渐隐、按年龄、可翻转、二次元、视错觉、再布局等关键词对应园区在景观设计和公共家具方面多重焦点、多种视觉形象堆叠和拼合造成的杂乱和拥挤感，同时提出了对应之道。如同《艺术走向公众》的作者布特纳（laudiaBüttner）所说，“项目不再是一种计划、设计，而是一个艺术的概念，它是为了某个特定情况、某个特定地点和时间所设计和上演的。”公共艺术作为一个内涵广大、形式多样的艺术方式，使艺术通过活动和事件介入到公共空间，“社会参与性”和“介入型”正在成为艺术与公众、艺术与城市、艺术与生活之间的有效通路。

二、在社会介入中发生的公共艺术

汉娜•阿伦特（HannahArendt）在强调公共与私人概念的对立性基础上，构建起由人的言行互动形成场域的公共领域概念。这种场域构成在个人之间搭接起一个交流互通平台，艺术于是具有了在各种关系之间相互介入的可能。布尔迪厄（PierreBourdieu）提出“场”（field）的概念，对行动者在社会中的地位涉及多维社会空间关系与作用进行阐述。与行动者文化知识背景有关的习性因素和与经济状态有关的资本因素综合作用，形成具有半自主性的地位场，场内部与各场之间的作用也影响到行动者所处地位。习性被指向为在文化定向性中产生的即兴创作能力，也是各个场相互转换的动力因素。故在场域关系的构成中，艺术因为这种对规定性的改变能力显示出其重要的价值。公共艺术在这方面的作用尤其显著。与以往艺术形式拘泥于美术馆或博物馆内部空间的展示方式不同，公共艺术一开始就将公共空间纳为自己的创作元素，不限于本体化的语言呈现，而更多从公共关系中建构艺术语言。它可以是雕塑、绘画等传统架上形式，也可以是装置、行为、影像等更具行动性的当代艺术形式。公共艺术与公共雕塑区别开来，在越来越多的公共艺术项目实践中，公共艺术的概念边界和形态创造在不断拓展，民众对公共艺术的认知和接受能力也在不断扩展。如克里斯托夫妇（ChristoandJeanne-Claude）在1995年实施的《包裹德国国会大厦》，成为当时一项轰动的公共事件和一件重要的公共环境景观，柏林政府专门为此向两位艺术家致谢，当地民众和舆论反响热烈。对公共空间的视觉关系和权力关系隐喻的改变是这件作品最引人瞩目之处，艺术家的创作提供了一个接口，使得民众可以“平等自由”进入公共话题的谈论与思考中，并通过公共领域的互动交流使个人的意见得以表达。因此，公共艺术提供的介入方式为公共话题的发现和延展以及公共意识的形成和推动做出贡献。不仅是城市这个公共领域有艺术发挥的空间，在现代社会中逐渐被边缘化的乡村同样需要新的文化建构力量。乡村不只是都市人精神放牧的田园，也不是等待社会改造的落后对象，而是具有独立文化形态的社会空间。区别于政府推动的“美丽乡村”计划或者资本参与的“乡村旅游”项目，艺术家希望用公共艺术的介入方式使乡村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重新找到自己的定位和建构文化力量。毕业于西安美院的艺术家靳勒在家乡甘肃天水市的石节子村建立了石节子美术馆，通过个人的艺术实践带动整个村的乡亲们加入到用艺术改变生活的活动中去。经过多年努力，村民们跟随靳勒走出大山，参与全国多地的艺术活动，也引来许多艺术家和批评家的关注和参与。与其他乡村艺术计划相比，它的特色在于出自本土去到他地接受教育后返回乡土的艺术家主持者。靳勒身上所具的对本乡本土的感情和在地性思维与其他外来“念经和尚”截然不同，故而他愿意持续性地、局部性地、渐进式地实施这项非功利性计划，保证了艺术自然生长，也使得艺术起到了其他行政和资本方式无法达到的公共空间与文化力量建构的作用。由此可见，公共艺术的社会介入前提仍然是对各参与者的平等尊重和建立起良好的互动理解。

三、公共话语的建构

在当代艺术的视域下，个人化的语言表达逐步向公共性的社会关注和介入方式过渡。敞开话题是艺术思维边界打开的前提，公共艺术将艺术家自我的阐释和表现权力部分分享给公众，换得公众艺术意识的趋同性效力，改变了话语的制造方式。不过，顾丞峰也指出，这种艺术的公共性并不一定是艺术评价的唯一标准，个人性与公共性如何获得平衡也是考验艺术家和批评家智慧的事。美国艺术家塞拉（RichardSerra）的作品《倾斜的弧》（TiltedArc）在1989年被美国法庭裁定从纽约曼哈顿联邦广场上拆除，是因为被投诉其阻碍了日常通行。尽管艺术家坚称其意图就是要带来一种压力感，但一部分民众的反对还是使这件作品最终从现实中消亡，只能存于艺术史书写中。关于这件作品的争议带来的艺术公共性话题贯穿了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美国社会。艺术家是否有权力主张自己作品的归属与民众是否有权力判断艺术作品价值都成为有意义的话题。与克里斯托的“包裹”作品取得的社会反响相异，塞拉的作品作为永久性的公共雕塑陈列于公共空间，必然使民众在短期视觉冲击造成的新奇感和日常生活行动的长期不方便之间面临矛盾的选择。显然，塞拉忽视了这一对矛盾，在某种程度上也忽视了参与者的平等权利和互动理解的基础。就此而言，艺术家创作公共艺术作品时，需要分享自己的部分创作权力，并保持某种程度克制，使参与者获得平等交流和互动理解的机会。因此，公共艺术于某种程度而言不再只是艺术家的个人创作，应是公共话语的交流、公共意愿的呈现，正确的方式可以使作品意义有效传达。艺术家进行公共艺术创作，也是与公众进行的一次艺术认知交流。克里斯托的成功与塞拉的失意差距恰恰在此——一个是将整个项目作为一次公共艺术活动，另一位只是将自己的雕塑作品放到了公共空间中。虽然我们不能否定塞拉作品的艺术成就，但站在艺术公共性的角度出发，他并非没有疏漏之处。由此，他这件作品的更大意义正是提示了艺术公共性话题的重要性。

综上所述，公共艺术在将艺术本体语言形式转化为公共话语方式时，需要艺术家从个人化思维创造到建构公共性话语之间有良好地转换，适时建立起自由平等的对话交流机制并获得互动理解，推动认知。创作权力的选择性分享是使其他参与方获得平等对话的途径。或许按塞拉的说法“艺术不是民主”，但公共艺术确是一种公共话语的建构方式，它使得公众具有平等思考和讨论公共话题的可能及深化。

作者:王檬檬 单位:西安美术学院公共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