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镇公共文化建设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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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是在中国城镇化的不断深化、小城镇公共文化建设的不断推进的语境下，探讨新类型公共艺术介入小城镇公共文化建设的目的、策略和意义，同时还探讨目前实践中的种种问题。本文将以三部分来论述公共艺术介入小城镇公共文化建设的种种层面：公共艺术的新角度、新语境；新类型公共艺术介入小城镇公共文化以及可能遇到的问题。

关键词：新类型公共艺术；城镇化；小城镇；公共文化建设

伴随着近三十年的经济飞速发展，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在不断加快，而作为一个乡村人口占一半的人口大国，城市化的主要力量是小城镇的发展。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到的附着在土地上世代耕作的农民，如今早已呈现高龄化趋势。六亿的乡村人口，实际只有不到一半还进行农业生产，乡村与城市的人口流动，传统生活方式的淡化，使得依附于其上的传统文化也岌岌可危。商品经济的繁荣使得一切都明码标价，而精神世界的贫瘠伴随着收入的快速提升，也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与攀比风气。在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小城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立和健全、完善和创新是至关重要的环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这些要素在城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这个概念中都有所汇集，它是突破城乡二元结构，建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重要节点。这也给从来都具有历史意识和乡土家国关怀的艺术学院中的当代艺术家们提出了新任务，创造了新机遇。艺术家、建筑师、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们都通过自己的方式，在回应这个时代的问题，这些跨学科、跨领域、跨媒体的交流与沟通不断加强。艺术家们不再仅仅关注作品中的美学意义，而把目光投射到艺术世界之外的现实世界。透过艺术媒介，与社会、公众发生关系，或者生产新关系的创作或行动。它是一种政治艺术，但与过往政治艺术仅作为宣传或异议不同。艺术家借由观念、行动、媒体、连接公众、建构公共性，以促成反思和改变。

一、公共艺术的新角度、新语境

1.从城市到乡村公共文化建设作为原本就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艺术又是公共文化建设的重点。公共文化的服务体系其实是双向的，一方面要提供给空间来发展公共文化，另一方面还要让人民群众主动参与进来。这种思路恰恰是公共艺术很核心的一个理念。我们最直观的去理解的公共艺术无非两个层面：为公众而创作的艺术和公众自己/参与创作的艺术。透过这个关乎需求的问题恰好可以看到我们在都市背景下提出的那个公共艺术概念所带的局限性，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将都市中的公共艺术形态原模原样移植到小城镇的空间之中。随着渐渐增高的城镇化速度，介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这块区域在不断的扩大，环境、人口、人群、文化等等都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有些可能是表面的演化，而有些则可能是根本上的转变。一方面，空间定位不同。处于城乡之间的小城镇，无论是在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都无法模仿都市模式，虽然我们是以缩小城乡差距为目标，然而如果仅仅是模式抄袭则会治丝益棼。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是要从特殊性入手来达到普遍性。城镇化要基于文脉，至少我们是无法忽略原本农业产业来推广城镇化的。另一方面，人群基础不同。小城镇处于城乡之间，由于其空间属性，它对于人群是一种双向吸收和双向输出的。从市民基础到市民需求都不同于都市，其人群中涉及到的交往问题也有其特殊性，比如小城镇中的乡土的基因和交往模式就在其发展中起到很大的作用，而大都市则不尽然。2.新类型公共艺术新类型公共艺术是一种区别性的命名方式，在这个命名的过程中含带着一种态度——我如何让公共艺术这个称谓在原始操作方式无效的情况下变得真正有效？新类型公共艺术指的，不是传统陈列在公共空间的雕塑，而是以公共议题为导向,例如青少年、社会边缘人、族群、老化社会等问题。让民众介入、参与、互动，并形塑公共论述的艺术创作，将艺术作为介入社会、改造现状的手段。正如《量绘形貌》的编者苏珊•雷西所言，“这个名称是个策略性的运用，让我们得以透过此来看我们在以社群为基础所进行的公共艺术里的共同经验、位置和问题。”它“在形式和意图上有别于一般所谓的‘公共艺术’……新类型公共艺术使用传统及非传统媒介的视觉艺术，与广大且多样的公众互动、讨论与他们生命直接有关的议题。它是以‘入世’作为基础想法。”1新类型公共艺术是一种社会性艺术。其创作的过程与目的都旨在形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生活中不断出现的协商和争议，能够透过艺术而获得重新的体验和解放。新类型公共艺术的形态包含了社区设计、剧场、对话创作、艺术教育、空间设计、地域规划、生态活化、表演、舞蹈、节日设计、声音等等。艺术家ScottBurton就认为“建筑、设计或公共艺术共同的地方在于其社会功能或涵义……。也许公共艺术的最理想形式近乎某种社区规划。”2新类型公共艺术是一种沟通性的艺术。传统公共艺术与城市建立所谓的“价值”、“品牌”的塑造关系，恰恰忽略了公共艺术的对话性与沟通功能。格兰•凯斯特在《对话性创作》中也提出了沟通作为艺术核心功能的理念，在他看来艺术具有沟通本质，以聆听、对话作为艺术核心，艺术家在此类艺术之中作为一个脉络的提供者，而非内容的创作者，并将艺术作品视为一个过程：一个论述的交流与协商之所在。凯斯特认为“对话性的艺术计划，其实是早期前卫艺术运动的持续延伸：他们所共同关心的是如何对标准的典型和固定的模式提出挑战，以及如何培养出一种对差异应该抱持的开放态度。”3我们可以归纳出新类型公共艺术主要有这么两种特性：其一，在其创作过程中注重长期的在地实践及社群培养；其二，注重文脉及场所精神。这些特性恰恰呼应了上文分析的城镇化过程中小城镇公共文化建设的特殊性。城市不是我们模板，有时也不是我们的目标，在城镇化过程中，那些被定义的、向往的城市的某些特性，恰恰是城镇化过程中要避免的，都市是小城镇的“历史教材”，因为这本书里有正面的知识，也有反面的知识。

二、新类型公共艺术介入小城镇公共文化

1.城乡之间城乡之间，给了我们一个“在地”（site-specific）的启示。城镇化是城市化一个面向，这在这个过程中，要不断地缩小城乡差距，逐步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共享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所带来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成果。跟传统的乡土社会不尽相同，新型农村社区不再仅仅依赖于农业，而是在其中揉进工业、手工业、服务业等等，是现代城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既是小城镇发展的方向，也是小城镇发展的限定、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告诉我们，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立与健全要有本土性、本地性。公共服务作为一种政策，是一种不同于宏观经济、市场秩序等调控的举措，这些举措面对的是公民的间接需求，而公共服务针对的却是直接需求。越是直接需求就越具有特殊性，就越有需要微妙把握角度，因此，小城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立和健全一定要讲求落地与在地。2.天人之际天人之际，给了我们一个“交往”（interaction）的可能。与天交往，坐山望水；与地交往，生生不息；与人交往，独乐众乐。赵汀阳对于中国的乡土性有着深刻见地，他说“本土就成为一个精神概念，而守土也成为神圣责任。本土不仅是鼓舞扎根的土地，也是人扎根的家园。自己建立的家园虽然只是世界的一个小部分，却有一份完整的生活，因此，拥有家园即拥有一个完整的世界，而拥有世界的人无需远游。”4我们先从空间的递进角度来分析，会发现在整个天人之际中，有如下几个递进、循环的层次：环境→建筑→室内→人→人与人→环境……，人与环境是相互塑造的。从这几个层级在推演开来，我们就会遇到如下要面对的问题：环境营造问题。环境是一个大范畴问题，它是新类型艺术介入小城镇公共文化建设的大背景与大环境。2013年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文件给我们提供了方向：“要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遗存保护问题。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大量的与“传统”“记忆”“历史”相关的去留问题。从建筑到室内，从工具到工艺，这里面涉及到大量的、碎片的话遗存，比如，实体性的历史建筑、村落、祠堂、古井、庙宇、古树、墓园等等；软体性的编织技艺、冶炼技艺、表演、民俗等等；抑或是更为抽象的村民记忆、家族相册、口述史等等。社区设计问题。设计何为是我们需要进行在地思考的一个关键。既然我们以新类型公共艺术的方式来介入小城镇公共文化建设，就绝不是单纯的以美化为目标来操作，而应由形式主义美学切换至关系美学的角度。社区既是一个空间单位，也是一个人际单位，它内含着人群、人际。民生交往问题。民生是公共文化建设终极目的，正如上文所述，公共服务是一种满足直接需求的举措，民生也是所有政策的终极落脚之处。民生与交往要比社区设计更抽象一些，也是新类型公共艺术介入小城镇公共文化建设的最难之处、核心所在。3.策略梳理及案例解读策略一：环境营造台湾艺术家吴玛悧策划的《树梅坑溪环境艺术行动》就是一个以环境为背景尝试在社群间进行艺术创作的个案。正如这个行动的初衷所暗示的“以水连结破碎的土地”的构想，整个行动就是一场社会编织，它串联起了来自不同专业领域和艺术创作形态的艺术创作者。整个计划包含五场行动方案：“树梅坑溪早餐会”、“村落的形状——流动博物馆”、“我校门前有条溪”、“与植物有染——在地绿生活”以及“社区剧场”。在这个行动中，最直接反思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语境下、场域中，艺术家可以做什么？在吴玛悧看来，艺术并不是为了要去做美化，也不只是让生活变得美好，而可能是思考与人的一种连结。所以在她组织的“树梅坑溪早餐会”中就有所体现。早餐会安排在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周末，依节气选择当地栽种的时令蔬果，沿着树梅坑溪不同的地点，与当地民众一起吃早餐，同时来讨论人跟水、人跟土地之间的关联。这个活动是整个环境艺术行动的最关键一步，因为这个活动是一次结缘计划，似乎成为了整个计划展开的可能性，因为在此过程中认识了当地居民、以及不同领域的人。5策略二：遗存保护遗存主要涉及到“传统”“记忆”“历史”相关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资源。物质遗存包括宗祠、工厂遗址、庙宇等等，而非物质则包括以技艺为主的手工艺、历史、民俗节日等等。而这些资源归根结底还是软性的，因为我们要保存保护的恰恰是附着其上的记忆和文化。对于手工艺的保存与发展目前策略虽然很多，却往往本末倒置。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一个继承与创新的问题。看似一脉的问题，却含着深刻的矛盾，这组矛盾就是匠艺传统与原创精神的矛盾。如何辩证地处理这组问题很重要，这涉及到我们将如何提倡“工匠精神”的问题。民艺是一种根植于日常生活的技艺，它的造物原则是实用性的，与触觉有着深深的关联。在柳宗悦看来，“工艺之美就是实用之美，所有的美都产生于服务之心”6。他言之凿凿的，正是被塑料、不锈钢等日常工业制品填满的现代生活所缺乏的亲切温润之美。统一标准、机器生产、化学合成，生活的温度就在这些面目模糊的器物中渐渐冷却。艺术工作者们通过工艺改良、设计改进、教育培训方式，希望让工艺之美重新回归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策略三：社区设计长期从事社区设计的日本设计师山崎亮，在其社区设计一书中，重新思考了“社区”的定义，在他看来，设计是用来解决社会课题的工具，设计师需要重新思考“社区”的定义，不仅仅是设计物理的空间，还要设计“人与人之间的连结”。其设计中最大的特征就是，在整个设计实施的过程中，将使用者转化成积极地社群，或者说，整个设计的目的主旨在于培养在地的社群，来持续性的深化理念。就像始于2007年《海士町综合振兴计划》。“综合计划”是日本行政单位的最高指导原则，里面一般包含了一个行政单位未来十年要着手实施的各种政策，内部包含了教育、福祉、产业、环境、建设、财政等方面的未来计划，但是，这些“综合计划”往往是委外制定的。山崎亮的这个计划就是始于一次偶然的海士町的委托制作。由于这类委外制作过程中往往既没有职员，也没有当地居民，导致这类制作沦为一种形式。结合了他以往的案例，他提出让当地居民一起来参与综合计划，以此为契机来培育一个社区总体营造的中间人才。事实上海士町原本的社区营造已经相当成功了，岛上2400为居民中，有250位落脚的移居者（I-turn），重返的居住者（U-turn）也相当多。但是，山崎亮发现，移居者、重返者以及原住者之间却是存在缝隙的，他们缺少交流、互动，相互观望。这就成了他们展开工作的契机，同样是坚持他们工作的核心理念——培养在地居民，来持续长久的展开工作。他们将居民的兴趣分为“人”、“生活”、“环境”、“产业”四个方面来深化讨论，并以此作为“综合计划”的架构，形成了名为《岛的幸福论》的“海士町综合振兴计划”。在这个企划书中，有一个十分有趣的操作方式的策略，那就是，他们将整个事情分成了1个人能做的事情、10个人能做的事情、100个人能做的事情、1000个人能做的事情。不同的社群分组中，还有更细密的策略，比如“人组”的“海士人宿专案”“产业组”的“镇竹林专案”“生活组”的“邀请者专案”“环境组”的“惜物市场”等等。正是由于他们的着力之处不是在于物理空间，而是着力于在地社群的培养，再加上漫长的时间，才使得他们的“设计”绵延不觉得、持续生产。7策略四：民生交往当我们返回观望当下的城市规划与设计，我们似乎只能看到一块块被切割出来的区块，看上去似乎很均衡的各种区块以及似乎很合理的功能划分，事实上却是割裂性的。在区块与区块之间，在社区与社区之间的边缘地带是否有被考虑过？2002年成立的“工友之家”，是由聚集在北京的外来务工人员自主发起的非营利性机构，以文化教育作为方式，旨在维护打工者与其子女的合法权益。“工友之家”2005年进入北京金盏乡皮村，并且在随后的的几年中通过与当地基层政府的沟通与协商，皮村先后开设了同心实验中学、同心互惠公益商店、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同学创业培训服务中心（工人大学）。新工人剧团的成员正是生活在皮村的外来务工者们。他们自编自导自演，将自己的遭遇作为剧本的素材，讲述一代外来打工人们的酸甜苦辣，并且在每年的打工艺术节期间演出。后来逐渐形成自发组织的打工春晚，成为了新工人们自我表达、内部生发、互助合作的重要平台。

三、可能遇到问题

艺术介入乡土早已不是新鲜话题，然而真正有效的实践却并没有那么丰富，因为这里陷阱重重？我认为主要涉及三个问题：其一，“介入”的陷阱；其二，囫囵的调研；其三，创作中将劳作的浪漫化。尼古拉斯•伯瑞奥德（NicolasBourriaud）的《关系美学》中写道，“关系艺术是一种将人类互动及其社会脉络所构成的世界当做理论水平面的艺术，而不限于只是宣称某种自治或私密的象征空间，这种艺术证实了对于现代艺术所操弄的美学、文化与政治目标进行彻底颠覆的可能性。”“社会功能的全面机械化逐渐限缩着关系空间。”“当代艺术通过追问关系世界而致力于世界的努力，精彩且完善地发展出一种政治计划。”8可是，伯瑞奥德标榜的这类贴着“关系美学”标签的当代艺术是不是又反过来成为一种“景观”呢？曾经时髦的“介入”，现在说起来，难免脸颊一热。“介入”的概念本身就把自己设置成了一种局外人，通过某种机缘穿插进去。但是，倘若我们真的把它放在公共艺术之中来考量，这种时髦的“介入”就显得太景观了。方法与策略可以有很多，这些策略的提及试图展开更多可能性以及更多的实践面向。回归到落地的操作中，会面临很多更具体的问题，接触很多的在地因素，就还需要建立更加丰满的社会调查与分析方法。有很多的艺术创作避开社会调研直接策略性的展开，抑或有一些直接将调研成果作为艺术创作。这两种极端做法都存在很大问题，忽略了在地性特征，忽略了本土性，我们是无法有机的进行公共艺术实践的。将劳动过程浪漫化恰恰是这种囫囵调研的直接结果，忽略了劳动的真实性，及其劳动所携带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便无法彻底理解劳动，而误解了劳动就会在“城镇化”中迷失方向。

作者:谭彬 单位:中国美术学院上海设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