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一带一路”建设风险和建议

导语：银行“一带一路”建设风险和建议一文来源于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若需要原创文章可咨询客服老师，欢迎参考。

【摘要】2015年以来，“一带一路”倡议不断地得以实施和发展，惠及很多沿线国家。在落实国家战略的过程中，银行积极提供资金与服务，也面临了国别风险、经济风险、合规风险、环境和社会风险各种各样的风险，如何在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的前提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本文从国家层面、监管层面和银行层面提出了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一带一路;银行;风险

2015年，我国《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宣告“一带一路”建设进入全面推进阶段。在“一带一路”建设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大背景下，银行积极提供综合性金融服务，为支持“一带一路”建设提供金融保障，推动企业加快“走出去”步伐。由于“一带一路”建设横跨亚欧非等众多政治背景、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信仰和法律体系不同的国家，我国银行和企业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过程中势必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风险，为确保投资安全，深入研判风险并提出防范对策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主要风险

(一)国别风险

1、部分国家政治投资环境较差，国别风险突出。“一带一路”倡议覆盖了东南亚、南亚、西亚、中亚、北非以及中东欧沿线的64个国家和地区，大多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一些国家正处于新旧体制转轨期、“民主改造”探索期和社会局势动荡期，政权更替频繁化、政局动荡常态化对“一带一路”建设构成系统性风险。如2015年初，希腊新政府组建当天就宣布暂停我国中远集团投资的比雷埃夫港口项目;又如巴基斯坦国内政治派别斗争尖锐，恐怖袭击时常发生，宗教、部族派别斗争暴力性强，反政府抗议激烈。这些国家复杂的国内局势导致许多中资企业对安全风险心存顾虑，主动放弃了一些政治结构变动风险较大地区的优质项目，不但影响我国业务拓展，更是对我派出人员人身、财产安全带来极大挑战。2、宗教信仰冲突和国际恐怖主义风险。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宗教信仰冲突与民族本位主义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表现尤为明显，极易催生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分离主义。一些国家政治团体为达到政治目的，大肆煽动民族情绪，制造大规模骚乱，加剧社会动荡。“一带一路”沿线长期是国际恐怖主义的主要滋生地，区域内的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掀起的反恐战火越演越烈。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全面铺开，中国与地区内恐怖势力的碰撞将不可避免。3、部分国家地缘政治风险加剧，影响商业合作开展。南海地区周边国家因南海争议的存在，与中国政治互信和安全合作难以深化和巩固，部分争端国对“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态度冷淡。2016年出现“南海裁决”事件，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和地区是多个双边合作组织的成员，这些组织由不同的大国领导，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会触动已有区域组织中的大国利益，并引发了部分大国的争夺，沿线国家参与“一带一路”的立场存在不确定性。如韩国同意美国在其境内部署“萨德”，使得本处于历史较好状态的中韩关系坠入冰谷，双边贸易和对外投资随之急剧下降。4、部分国家法律法规不健全，法律风险较大。“一带一路”国家的半数左右在法治建设方面较为欠缺，契约意识淡薄，从规则的制定到执行都相对缺乏公允性、独立性和可靠性，对外投资政策也不够连续和透明，政府行政效率低下、执行能力不强，贸易不够顺畅，投资带来的风险也开始显现。如老挝投资法虽已颁布多年，但与其相配套的法规仍不完善和具体。在农业、通信、电力等行业至今仍缺乏行之有效的关于鼓励外国投资的具体法规，从而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无法可依的局面。因此，与老挝当地企业的合作难以构建有效的信用结构，短期内与当地企业合作的难度较大。法律法规的不健全导致中资企业项目投资周期显著延长，资金成本提升，融资成本加大。

(二)经济风险

1、信用风险。一是境外项目贷后管理风险大。政策性银行和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是为“一带一路”提供金融服务的主力军，其中政策性银行的海外布局与业务发展较为失调，“一带一路”沿线经营网点建设落后。由于境外分支机构不足，为企业开拓市场提供金融服务不充分;通过公共渠道获取的当地经济及行业等信息较为有限，导致对境外项目进行贷后管理时，非现场检查难以全面掌握项目最新情况，而现场检查又成本高昂，因而存在一定程度的信息不对称，不利于风险管理。二是银行的风险管控能力面临更大挑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文化、商业惯例差异极大，相比国内信贷管理，涉外信贷管理对银行的风险意识及风险控制体系要求更严格，受限于现实条件，银行在尽职调查、授信评审、合同签订、贷款发放与支付文件审核与贷后管理方面存在较大困难，“一带一路”相关境外贷款面临更大风险。2、汇率风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经济发展水平低、经济实力弱，外汇储备量少，抗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干扰的能力弱，货币政策缺乏稳定性，汇兑损失风险大。我国银行支持“一带一路”境外项目主要发放的为美元贷款，但较多项目的营业收入为当地货币，因此当地货币的币值波动对项目收益影响重大，进而对银行产生较大授信风险。例如，受美联储加息预期以及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等因素影响，近年印尼盾兑美元汇率大幅贬值。我国银行在印尼融资支持的项目中，大量为美元贷款，而相应借款人大部分营业收入为印尼盾，印尼盾贬值直接影响其美元贷款偿债能力，对银行授信风险产生不利影响。3、利率风险。随着利率市场化进程，利率波动幅度较大，银行利差缩小，收益下降。同时，一些发达国家也瞄准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巨大发展机遇，其所属银行也在担保、利率、期限等方面纷纷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出优惠条件，国内银行难以提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利率水平，同业市场竞争激烈，利率风险日益上升。

(三)合规风险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当地经营环境的不熟悉、对当地客户了解程度的不深入、对当地金融监管尺度的估计不足，都会扩大我国银行的在东道国经营的合规风险。例如，如果未深入调查客户甚至是“客户的客户”是否存在洗钱、恐怖融资、偷税漏税、违反劳工法、侵害知识产权、制假售假、违反海关管理规定等违法违规或不良行为记录，就可能带来东道国监管当局的严厉处罚。

(四)环境和社会风险

由于“一带一路”沿线的许多国家存在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与空白性，东道国可能会采取环境规制措施，对外来投资过的项目设置绿色壁垒和障碍，导致项目进程的停滞，中国许多大型海外承包曾发生过由于社会环境的不稳定因素而中止的情况，带来了难以估计的损失。一些东道国也可能会以保护环境和生态为名，对外资企业征收更高的税负，加重外资的社会责任，变相限制海外投资，使得利益冲突复杂化。2015年初，墨西哥叫停了中国投资的坎昆龙城项目，原因为项目建设影响加勒比海岸的生态平衡、触犯了该国的环境保护规则，且未缴清罚款。

二、相关建议

(一)国家层面

一是加强对接，营造良好投资环境。政府应主动牵头，通过对话、谈判等方式，公平合理的与沿线国家协商制定规则，并监督规则的执行。为企业境外投资提供便利、保驾护航。通过为企业提供出入境、税收、融资、安全等方面的便利和法律保障，切实保护企业在境外的合法合理权益，增强企业“走出去”的信心和意愿。二是做好服务，夯实对外投资基础。建立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加强对重点国家和地区的风险评估和风险信息，探索制定国家风险指数，帮助企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认识在国际市场尤其是新兴市场从事投资、生产和贸易面临的国家风险，从而促进企业理性决策，及时调整经营战略，有效控制对外投资风险。完善“一带一路”信贷的风险分担与补偿机制，提升我国银行风险承受能力。三是配合人民币“走出去”，降低汇率风险。积极推动双边本币结算，降低沿线国家贸易和投资的汇率风险和结算成本。条件成熟时，推动双边结算向三边甚至多边结算扩展，逐步建立“一带一路”多边结算体系。推动沿线国家相互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不断扩大互换规模，延长互换期限，提高双边货币金融合作水平，逐步推动双边货币互换机制向多变化发展。建立多边的货币挂牌交易、相互贷款和货币互换合作机制，构建多层次货币合作体系，为沿线国家贸易和投资合作提供更多便利。

(二)监管层面

随着国内银行支持“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持续推进，我国银行境外业务将快速发展，同时相关风险也更加突出和复杂，这对监管部门的能力，特别是境外业务监管能力水平提出了新的挑战。一是加强队伍建设。当前监管队伍对境外业务还缺乏相关监管经验，对境外业务风险预判的信息来源较少，不利于制定更具前瞻性与针对性的监管措施。在必要时且条件允许下，应进一步增加作为银行“走出去”主力军的大型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监管力量，并加强境外业务的实地培训与交流，提升监管队伍的国际视野。二是加强跨境协调。监管部门应该搭建跨境交流平台，充分发挥谈判、磋商、对话以及监管联席会议的作用，加强与境外监管当局的信息功效与合作，就双方关切的问题加强交流与协商，共同提高监管有效性。三是加强监督检查。监管部门对银行分支机构境外业务的监管仍主要是非现场手段，也较少参与境外业务现场检查，对境外业务的具体风险及合规情况掌握不够深入，对境外业务的监督检查需要进一步加强。

(三)银行层面

一是抓住机遇，提高金融服务水平。银行应抓住这次难得的发展机遇，完善发展战略，落实好“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业务方向上，应切合国家和企业的需要，提供融资解决方案和风险管理方案;业务结构上，在坚持传统信贷产品的同时，高度重视投资业务。不同类型的银行应加强在银团贷款方面的合作，通过大型海外银团项目加快优质资产项目布局，在“抱团”出海的同时，各银行也要强调差异化经营。同时，银行要科学运用远期外汇合约、外汇期权、本币计价和结算、外币债务工具等各种金融工具，以防范东道国货币政策变化和国际金融市场汇率波动给自身和企业带来的财务风险。二是加强金融合作，搭建跨境金融服务网络。积极与境内外监管部门沟通，在业务分布相对集中的国家择机设立分支机构，提高境外项目风险管理能力。加大与国际开发性机构(如亚洲开发银行、欧洲复兴银行、世界银行等)以及国际知名商业银行开展合作，借助其他合作机制实现多渠道融资，并积极参与国际银团招标，借助辛迪加贷款方式降低风险，扩大贷款规模。与沿线国家金融机构加强对话与人员交流，积极发展行关系，加强在汇付、托收、信用证等国际结算方面的合作，拓宽合作范围，学习风险管理经验。三是加强风险管控，提升风险管控能力。银行要建立与国别风险暴露规模和复杂程度相适应的国别风险评估体系，对已经开展和计划开展融资业务的国家或地区逐一进行风险评估，按国别合理设定覆盖表内外项目的国别风险限额，制定国别风险准备金计提政策。此外，针对境外融资的贷后管理存在监控不到位、时效性不强的缺陷，要加强同业沟通交流，完善贷后管理机制，提高风险预警和风险补救措施的有效性。充分发挥银行业协会作用，根据企业违法违规及不良行为情况，建立境外投资合作企业黑名单制度，明确列入黑名单的企业标准，定期向各银行，银行及时将符合黑名单标准的企业信息报送给银行业协会，充分共享信息，共同防范合规风险。

作者:黄欣 单位:广东银监局

【参考文献】

［1］谭畅．“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风险及对策［J］．中国流通经济，2015(7)

［2］于津平，顾威．“一带一路”建设的利益、风险与策略［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

［3］张曼菲．我国“一带一路”战略下的环境风险与解决路径［J］．智能城市，20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