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银企合作方式与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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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金城银行是近代著名的私营银行，以面向工业的贷款和投资比重较大而闻名。作为近代私营银行业的翘楚，在金城银行热衷于工业投资的背后，其总经理周作民将银行资本向工业领域渗透的经营思想正是金城银行经营特色的理论根源。近代中国银行业与产业之间的合作模式与银企关系的走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本文作为个案分析，将着重探讨金城银行与永久黄集团之间的银企关系模式，并剖析近代中国金融资本向产业资本渗透的方式。理论上来看，银企关系模式主要分为市场性银企关系和企业性银企关系。市场性银企关系以企业融资为中心，银企之间保持高度的市场独立性，并由此产生一系列平等的市场性交易制度。企业性银企关系产生于直接的产权投资方式，是以参与/取得企业控股权为目的而产生的间接证券交易，银行与企业表现为同一企业内部产权的委托关系。而兼有企业性与市场性的银企关系制度就是半市场———半企业性银企关系，以日本的主办银行制度最为典型。这种制度以主银行主导关系企业的融资为核心，由此派生出主银行与关系企业的稳定关系以及维系这种稳定关系的其他特殊交易关系。从经济发展的趋势来看，由于市场性银企关系制度建立在自由市场交易的基础上，因此更具有开放性和弹性。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市场性银企关系制度具有更强的生命力，也是未来银企关系制度发展的趋势。但是，市场性银企关系要求社会具有良好的法律秩序和发达的资本市场，因此，在不发达的市场条件下，市场性银企关系非但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反而会损害资金配置的效率。近代中国的经济发达程度有限，市场化水平不高，从理论上来看，企业性银企关系要比市场性银企关系更加适应中国近代不发达的市场条件。根据Petersen和Rajan［1］、青木昌彦(MasahikoAoki)和瑟达尔•丁克(SheardDinc)［2］等学者的研究，企业性银企关系更加适宜与不发达的市场条件相匹配，这种市场多表现为:资本市场流动性差、中小企业占据重要地位、法律制度不完善、政府实行金融约束政策。而中国近代的历史事实也基本反映出这种倾向性。学术界涉及到金城银行与企业之间银企关系的研究稍显薄弱。日本学者久保亨［3］从工业金融的角度分析了金城银行对棉纺工业的融资实践，作者的分析重点是金城银行通过诚孚信托公司来代办托管处于经营困境中的纱厂。诸静［4］的研究关注金城银行的贷款与投资，研究手段偏重历史学方法，在论述中倾向于以行业为主线的宏观分析，涉及微观层面的银企关系分析并不多。刘永祥［5］的研究从棉纺织业、化学工业和农业三个方面实例分析了金城银行对工农业的贷款，讨论了金城银行与民族工业的关系。本文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之上，选取金城银行与永久黄集团之间的资产业务为分析对象，着重从微观视角来分析金城银行银企合作模式，并关注金城银行的风险管理思想与策略。

二、金城银行对永久黄集团的融资支持

金城银行的授信业务一般都坚持审慎原则，当企业出现还贷问题或者投资亏损时，金城银行往往会采取直接的干预措施(例如对北洋、恒源等纱厂进行收购或代管)。但是，金城银行对永久黄集团实行了例外的授信原则，反映出独特的银企合作模式。永久黄集团由近代著名实业家范旭东创办，包括永利制碱公司、久大精盐公司、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以及永裕盐业公司。众所周知，化学工业是技术与资本双密集型产业，而技术也需要巨额资金的支持。自从久大精盐公司成立以来，资金问题就一直成为永久黄集团发展的瓶颈。化学工业在近代属于新兴行业，银行业与社会各界对这一行业发展前景存在顾虑，因此，投资者对于向永久黄集团提供融资保持谨慎态度。就金城银行而言，它的授信业务原则是稳实性、伸缩性，并且对于信用透支贷款的要求十分严格，审批也十分慎重:对于透支户过期的贷款人，必须催收。对于暂时不能催收回来的企业，应提高利率，提供相当抵押品，才能允许再续转一期，但必须将前期利息结清，不得随本滚转。如果不能满足上面的续转要求，则必然会对其严加追索，以早日收回贷款［6］。永利公司自筹建以来，所欠下的金城银行贷款金额已超过数十万元。而且，在生产初期，永利公司内有技术难关尚未攻破，所耗资金巨大;外有英商卜内门化学公司的压价竞争。这样一家债台高筑、前途未卜的民族企业，并不符合金城银行对贷款企业的资质要求。但是，金城银行一反资产业务中的审慎原则，坚持为永利公司提供融资支持，曾在1926年向永利贷放60万元抵押透支贷款，这在当时已经属于相当高的贷款金额了。除了贷款业务，金城银行还入股永久黄集团。1927年，金城银行已持有久大1万元的股票以及永利3万元的股票。1934年4月，永利公司增资扩股，股本总额增至550万元，金城银行购买了487，500元的新股。在此次增资之后，永利公司的股本结构就基本固定下来。从1938年－1946年，永利公司的股本没有发生变化，仍然是法币550万元。1947年由于法币贬值严重，将股本调整为法币100亿元，在1948年国民政府币制改革之后，再次调整股本为金圆券3，333．33元。这两次的股本调整只是计量货币的变化，并没有发生实际价值的改变。按照1947年的统计口径，永利公司股份为1亿股，资本总额为法币100亿元。金城银行持有9，733，088股，持股比例为9．73%，已经成为永利公司名副其实的大股东。此外，金城银行还积极联合同业为永利公司提供银团贷款，并组织银团承募永利公司债。截至1937年6月，金城银行对永利的贷款余额已高达2，455，542元。金城银行与永久黄集团之间的融资业务，可以总结归纳为表2的内容。

三、金城银行与永久黄集团的银企合作模式分析

基于上述史实资料，笔者认为，金城银行与永久黄集团之间实际上已经形成了类似于日本主办银行制度的银企合作模式，即银行资本主动向产业领域渗透，银行与企业通过融资关系而互相扶持。这种银企合作模式的独特性主要体现为以下四点:第一，金城银行积极防范和化解关联企业贷款业务中存在的信用风险。在永久黄集团内部，由于各关联企业之间资金流动频繁，贷款的出借者与使用者分离是不可避免的现象，银行不易把握贷款资金的流向，从而增加了银行控制贷款风险的难度。金城银行为这样的贷款对象提供授信业务，在坚持审慎原则的同时，它所承担的高风险就体现为贷款产品的高收益率要求，并对贷款对象提出附加限制条款。永久黄集团的借贷行为一般是由集团的“老大哥”①久大公司出面，然后将贷款资金转给集团内的其他成员企业使用。对于这一点，金城银行内部虽然均有所知晓，但却并未因此封锁对久大的贷款，究其原因，正是因为金城银行看到了久大成功经营所产生的丰厚回报以及久大公司的企业价值［7］。一方面，久大公司盈利丰厚，在1920年出现过股息2分4厘的高回报分红，因此金城对久大的股权投资也获得了较好的回报。另一方面，金城银行在向永利公司提供贷款时，要求久大公司担保，这样就大大降低了贷款的信用风险。例如，金城在1926年向永利发放60万元抵押贷款，其中明确规定，“此项借款利息按月一分计算;……本借款以公司全部房屋、机器、原料、出品及附属财产为抵押品;……本借款除前条抵押品外，并由久大精盐公司负担保偿还责任;……久大公司倘一部分或全部不能履行，则以久大公司本身在银行抵押财产之余额为第二担保品，至本借款本利偿清时为止”［8］。从这些严格限定的贷款条款中可以看出，这项贷款虽然金额较大，但是，金城银行不仅通过高额利息来补偿贷款的风险，还通过规定详细的抵押和担保条款来进一步保证贷款资金的安全性。为关联企业提供融资虽然面临风险，但同时也获得了向集团内部其它企业追索贷款的权利。金城银行对永利公司的投资，是在久大公司为贷款提供全额担保的前提下，权衡过贷款的风险与收益之后所做出的决策，而绝不是非理性的投资。第二，金城银行对永久黄集团的支持方式不仅限于提供资金。一方面，金城银行以贷款和持股两种方式为永久黄集团融资。除了抵押贷款和透支等传统贷款方式外，金城银行还积极牵头组织银团贷款，以满足永利的巨额资金需求;金城银行还购买永久黄集团股份。金城银行对永久黄集团的股权投资是通过主动购买企业的股份而形成的，与债券转化为股权的被动持股存在本质差异。主动投资的目的是以获取股息或分红、取得企业的决策权等，属于长期投资，是金融资本主动渗透于产业的积极表现;而有债权转化为股权所形成的被动投资，是企业经营不善、银行贷款形成坏账的无奈结果，反映的并非是银行向产业的渗透过程。另一方面，金城银行还以其他形式为永久黄集团提供发展的便利。例如，永利筹办硫酸铔厂一事曾受到一些政府部门的阻挠，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为此曾亲自致函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工商部次长郑韶觉，“旭东兄办理有年，以其平日稳练、确实之精神推测，应有可以取信之处……此次公司与大部合作一节，尚祈始终赞助，早观厥成”［9］。金城银行利用自己的政治关系代永利公司为向政府说明情况，这种行为正是对二者之间所形成的密切的银企关系的最有力诠释。第三，金城银行注重对贷款风险的掌控。首先，金城银行精于成本核算，对于贷款与投资的风险和收益进行匹配，高风险的资产业务必然要求高收益率的投资回报，这在第一点中已有所说明。其次，金城银行强调分散风险的管理策略。例如，金城银行往往联合若干家银行共同为企业提供贷款。这种做法不仅使金城银行有机会获得大额贷款业务所产生的丰厚利息收入，还有利于分散巨额贷款所带来的高风险。通过分散风险策略，金城银行在对风险的管理与掌控之中获得了利润。第四，金城银行的银企合作模式兼顾社会责任。化学工业属于基础工业，为其他工业的发展提供技术和产品，也是近代中国民族工业向近代化过渡的开端，而这一点恰好契合金城银行授信业务兼顾公益性的原则，因此，“凡能有裨于社会建设者，虽薄利亦所不辞”［10］。另外，金城银行支持化学事业，也达到了塑造金城银行良好社会形象的效果。金城的总经理周作民曾经说过，“我们金城在永利的投资从业务观点来看，很不划算，分的红利很少，可是永利事业的成功，对于金城来说，也大有好处，替我们做了很好的宣传”。的确，金城银行在20世纪30年代的发展如日中天，社会各界对其投资工业的做法赞许有加，这无形中为金城银行赢得了较好的社会声誉，必然会有助于金城银行各项业务的发展。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正是日本近代化开启的时代［11］，近代工业开始起步，而由于市场发展并不健全，资本市场并未完善，而工商企业的资金需求比较旺盛。在这种经济条件下，实行主办银行制度正是适应了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对于发展经济和扶植产业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中国近代的情况与日本存在一定的相似性，金城银行借鉴日本经验的做法使得金城银行的业务范围不断扩展。金城银行在业务中十分注重银行资本向产业的渗透，对永久黄集团的主动投资也是金城银行向工业领域扩张事业、实践主办银行经营体系的一次尝试。这种尝试带有银企一体化的色彩，是近代中国银行业对工业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实现产融结合的一种发展思路。

四、启示

本文分析了金城银行与永久黄集团之间的银企合作模式，本研究的主要启示有:第一，银企合作模式的选择要适应客观经济条件。金城银行与永久黄集团的合作模式是倾向于企业性银企关系的，这种模式适应了当时的社会经济现状，因此是一种具有经济效率的合作模式。而市场性银企关系并不适合在近代中国的市场条件下应用。第二，市场性银企关系制度是未来银企合作模式的发展趋势，但是，这种制度仍然存在弊端:在微观层面上，在这种制度下企业和银行之间的短期契约关系会加大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和不确定性。而且，银行和企业之间较为松散的利益关系也使得在不利的宏观经济环境下银企之间的互助变得不可能;在宏观层面上，市场性银企关系制度存在助长虚拟资本和泡沫经济的膨胀的可能性。因此，在发挥市场性银企关系制度的优势的同时，如何才能尽可能地减少这一制度的负面效应，金城银行与永久黄集团之间的银企合作模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借鉴:一方面，要增强银行业的经营实力。我们可以在市场性银企关系制度的基础之上，确定适当的银行业经营规模，促进银行业有序竞争，避免过度竞争造成资源浪费，从而削弱银行的竞争能力。另一方面，要强调银行业的社会责任感。具有社会责任感的银行，会在银企关系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从而保证良好的社会金融秩序，维护企业客户的信任。第三，商业银行应当加强风险管理意识，主动承担风险管理责任，提高风险管理水平。风险即不确定性，包含盈利与损失的双重含义。风险管理水平已经成为现代商业银行竞争的核心要素。而接连不断的国际金融危机也为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能力提出了警告。在审慎经营中谋求发展，将是商业银行成功经营的必然选择。